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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子“不仁与仁”的统一对践行和谐发展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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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公共服务是当前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重新拾起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道德经》中“不仁与仁”的话题与和谐发展观有重要联系,在当前推进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将“不仁与仁”思想统一看待,对国民培养良好、高尚的道德情操,构筑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老子不仁即仁;二位统一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35-02

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公共服务是当前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多数学者认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为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民众的文化素养,重新拾起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本世纪初提出的和谐发展观认为:个人发展以他人和过去的社会发展为基础,以为自我的贡献与自我价值实现为标志。从“不仁与仁”的视角来看,和谐发展观实际在传达一种不仁向仁的转向,倡导民众放弃对虚无自我价值的追逐,转向到对他人施仁,对社会有贡献的崇高价值追求上。

一、不仁与仁

《道德经》中论述“不仁与仁”的章节仅有第五章一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历代文人对“不仁”、“刍狗”等词句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存在争议。三国王弼在《道德真经注》中提及:“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北宋梁迥在《道德真经集注》收录了唐明皇的注解“不仁者,不为仁恩也。刍狗者,结刍为狗也。犬以守御,则有弊(蔽)盖之恩。今刍狗徒有狗形。”北宋苏辙《道德真经注》中认为“天地无私,而听万物之自然。故万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无警吠之用,故无情于仁爱也。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南宋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中提及了王安石父子的观点:“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有爱也,有所不爱也。爱者,仁也;不爱者,亦仁也。惟其爱,不留于爱,有如刍狗,当祭祀之用,盛之以箧函,巾之以文绣,尸祝斋戒,然后用之。”近代学者胡适在《中国哲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认为“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

综上,对仁与不仁的分歧在几个方面:(1)仁是无为,不仁是因天地无为存在,便到了仁的境界,也就没有讨论仁不仁的必要(王弼);(2)仁是仁恩,不仁是不为仁恩也(唐明皇);(3)仁是无私或者仁爱,不仁是因天地不曾承担作用,也即一切与天地无关,故不仁并非说天地不仁爱或无私(即不是否定爱或无私),只是表达天地的仁爱与否同人无关(苏辙、王安石父子);(4)天地的仁或不仁是人为赋予的,或许根本不存在(胡适)。

以上不论何种解释,似乎仁的意义总是美好接近于善,也即仁偏向于慈爱和美善。不仁不是非仁,不是对仁的否定,只是说明一种状态,尚未到达仁或者与仁无关的状态,这种状态并不处于仁的对立面。基于此,有此假设:如果天地缺乏仁,没有做到仁,就会将万物当作是供奉自己的贡品(即),随意支配、享用甚至“愚弄”。圣人(当权者)缺乏仁,不仁时,就会将民众当成刍狗。此假设有一定的偏颇,但仍有借鉴意义。以史为鉴,被视为有仁的明主通常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常施仁政;而残暴乖戾的暴君则施行苛政,陷百姓于水火之中。

老子如何得出“天地将万物当成刍狗”的论断呢?古人生产力低下,没有主观能动性的概念,所以看到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现象后,便产生了对生存无奈的感叹,抑或是对自然“顺天命”的豁达,但不论如何,人与天地自然相比,只能逆来顺受,别无他法,所以在天地面前,不管个人是否愿意承认,本身就像是刍狗一样。因此有智慧的老子,勇敢地承认了“自我像刍狗”的论断。因此所谓“仁或不仁”的论断实际是指“天地不仁或仁,不论你认为它仁或不仁,它依然高高在上”。天地不需功利,天地无思想,无思想便无法衍生出人的情感与知觉,更不能将万物做刍狗。天地不言不语,也无法言语,只能通过先知与之沟通,即使沟通也是单向联络,所以“仁或不仁”是在借助着天地的名义,为了某种目的的“勾当”,可能是劝诫人们向仁善,抑或预示人生运行规律,抑或是为了宣扬个人的学说。

二、不仁即仁的二位统一

圣人的仁或不仁又该如何解释呢?在皇权社会或者现在的法制社会,弱势群体的概念长久存在。与之相应的则是强势群体,高居上位的“贵族”或“当权者”。对于圣人来说,百姓像刍狗,是因圣人的精神状态已脱离人道,没有七情六欲、诸多烦恼,也即处于天地的境界,故此将百姓等同于刍狗也无可厚非。而《辞源》中对“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中的“不仁”释成“残暴,残忍”[2]。钱钟书先生也认为:“圣人不仁,圣人虽圣,亦人,也人有心也,其不仁也,或由麻木,而多出残贼,以凶暴为乐。”[3]尽管钱先生的论断有争议的地方,却有借鉴意义。如自孔圣人之后,为追求入圣的当权者大多误会了老子“圣人不仁”论断的内涵,为了成为“圣人”,希望百姓将他称为“圣人”,错误地按照老子的标准,简单地推理,即“将百姓当作刍狗”,便可成为“圣人”。但老子的初衷只是希望当权者像天地一样、圣人一样,被民众所敬畏,而当权者毕竟是人不是天地,故综观史志,除了三皇五帝,在无一当权者得“圣人”的殊荣,由此可见钱先生的论断确实有过人之处。

也有学者提出将“圣人不仁”的“不仁”释成“至仁”,并提出“刍狗”在传递一种轻视之意[4]。认为圣人像天地一样对万物众生一视同仁,它不偏爱某物而使其生,却不使其死,即本身是一种轻视的状态[5]。但如果将“不仁”等同于“非仁”,则此释意也有可取之处,是较为接近《道德经》整体传达出的辩证统一的精神内涵。然而毕竟“不仁”与“非仁”有所不同,“不仁”是指尚未到达仁的状态,而“非仁”,则是否定,完全地否定仁。因此对于圣人不仁的解释,应该是“不仁即仁”,当刍狗就是不要当,引导人们走向“入圣”,走向“仁”,“不仁与仁”是二位一体的统一体,像阴与阳、长与短,仅仅是状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本质并未有区别,更没有相互对立和否定。

三、不仁即仁的现实意义

配合不仁与仁的论断,老子又提出,“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闻数穷,不如守中。”其意是,就算装得很满的东西,假若是静止的状态,也不易流出,相反就算是尚未装满的东西,假若在运动中,也是容易洒出来的。多闻数穷,“数”通假为“术”,“多闻”是对百姓而言,“术穷”是对当权者而言的,为何多闻数穷,这与老子主张的“无为而治”有着重要关系,在第三章中,他明确提出“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因此,多闻数穷,同“虚其心,弱其志”是同一个执政主张,即强调“愚化百姓”的仁政。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或许对管理社会、治理国家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方法,但也不可否认这一观点也诱使当权者走入“鱼肉百姓”的歧途。而这也只是历史发展的误会和必然,从学术层面来说,老子提出的“仁政”是有前提的,即他的执政主张和观点的基点都是对圣人而言的。只是历史上后来的当权者正像钱先生所说,“也是人,也有人心,因此难以入圣”,故造成了历史的误会。那么,在当今倡导和谐发展观,推行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浪潮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老子提出的“不仁与仁”,又该如何看待其提出的“仁政”呢?

首先,直面自己的本心,看轻看淡甚至摒弃个人所谓的面子、功利、名誉、财富等虚无的诱惑,坚决践行和谐发展观,心存仁爱,心存他人,心存社会,志存高远,把一切精力放在对社会发展、与人有利的事业上来,努力进取,积极奋斗。以平常心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逐渐从对物质消费转向对精神食粮满足之上。

其次,心存敬畏,敬天爱人,尊重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敢于像老子一样承认“自我刍狗”,看到个人能力的有限,保护生态。正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要用行动昭告世界,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敬天爱人,坚持和谐发展,注重对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全社会齐心合力,节约资源,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之路。

最后,对《道德经》等传统典籍的研读,“仁或不仁,仁政,无为而治”等观点的理解,应以评判继承的眼光,这也是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之下,每个文化研究者应该秉持的职业底线和职业操守。“不如守中”是影响中国人至深的观点,中华民族是善于忍耐的优秀民族,我们的百姓是最能忍,也是最勤劳、质朴、善良的。只要让百姓有口饭吃,有家可居,百姓便很满足了,但我们也应该反思,假如真的这样下去,一切都是好的吗?应该辩证地看,一味的守中是没有用的。对于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今,只有倡导和践行辩证统一的和谐发展观,辩证地“守中”,才能逐渐培养起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远离“道德冷漠”,远离各种“诱惑”,实现自我的升华与社会的和平发展。

参考文献:

[1]老子注[M].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共同出版,1988.

[2]辞源[K].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6.

[3]钱钟书.管锥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18-421.

[4]王一胜.“天地不仁”辨释[J].杭州大学学报,1998,28(2).

[5]汤一介.道德经导读[G]//非实非虚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