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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政治技能内容结构与测量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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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了政治技能构念来源以及内涵的基础上,回顾了现有研究对政治技能构念的操作化和测量研究内容,提出了中西方量表的适用情况和条件,提出了在中国情境下,企业家政治技能内容结构测量的有效方法。本文的意义在于理清了企业家政治技能内容结构、测量方法及其适用条件,可以为企业家政治技能研究领域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家 政治技能 政治技能测量 政治技能结构

政治技能虽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构念,但是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的西方文献已有一百多篇,中文文献也有几十篇,对进行企业家政治技能相关研究而言,一个“省力”的办法就是直接使用现有个体政治技能构念的定义和测量量表。然而,在进行该种选择可能需要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如何定义政治技能的问题,现有研究还未能达成完全一致,基于组织政治的政治技能概念是否可以直接移植到企业家?其次,现有政治技能的西方量表和本土量表存在较大差异,它们是在测量同一个构念吗?选择谁的量表是合适的?在中国背景下进行企业家政治技能相关研究,是否有必要对企业家政治技能的内涵结构及相关测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可以为企业家政治技能研究领域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丰富企业家政治技能研究领域的内容,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为此,本研究将在对现有政治技能定义、测量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研究和回答。

一、国外研究现状

政治技能的概念在八十年代就被提出(Pfeffer,1981;Mintzberg ,1983, 1985)[1][2][3],例如,Pfeffer(1981)宣称需要从政治的视角看待组织,呼吁将“政治技能”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构念进行更深入、广泛的研究[1],Mintzberg (1983)指出政治技能涉及到说服、谈判、操纵等行为[2],但此时政治技能构念还未被严格界定和操作化,仅被描述为一种人际能力、机智或风格,能促使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成功获取资源或影响他人。在沉寂近十多年后,Ferris等 (1999)首次尝试深入研究政治技能构念,开发了一个包含六个题项的单维度测量量表 [4],该量表后来被一些相关实证研究所采用(Douglas,2004;Ahearn等,2004;)[5][6],并被实证样本数据检验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和效度,Ferris等 (1999)的操作化研究得到了一个单维度的内容结构。

为了深入研究政治技能的内容结构和构成维度,Ferris等 (2005)对个体政治技能构念进行了更严格、更清晰的界定:工作中能有效理解他人状况,并能基于该种理解的知识影响他人行为使之能促进自身或组织目标实现的一种能力[7]。基于该种定义和已有文献,Ferris等(2005)[7]提出、开发了四维度内容结构和18条目的量表条:( 1)社会敏锐,即对各种社会情境或人际互动具有敏感和准确理解的能力(该维度有5项测量条目)。(2)人际影响,能够以一种微妙、令人诚服的方式对周围的人施加有力影响的能力(该维度有4条测量题目)。(3)网络能力,即能够熟练开发和利用社会网络的一种能力(该维度有6项测量条目)。4 外显真诚,一种能让周围的人感知自己是诚实可靠且没有隐藏动机或目的的人,因而能够赢得周围人的信任(该维度有3条测量条目)。值得说明的是Ferris在政治技能研究领域的影响均较大,其概念定义和开发的PSI量表在大量西方文献实证研究中也被广泛和普遍采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段、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样本数据反复检验了PSI量表的稳定性,一些跨文化的研究也都支持该量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10]。因此,尽管存在文化差异,本文认为如果是研究组织内部个体的内部行为,PSI量表是国内进行微观组织行为相关研究的不错选择。

进一步,Ferris 等 (2007)[8]指出政治技能具有社会能力的综合方式特征,有认知、情感和行为表现,即直接影响工作结果,又调节二者间的关系[8],政治技能并非完全“天生”而不能改变,他可以通过情景模拟训练来提高(Ferris等,2007)[8],从这一点来说,政治技能构念不仅是一个有效解释个体工作结果或表现的预测变量,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而且还是一个可以通过个体或组织训练实践加以改变的可变变量,因而还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虽然政治技能相关研究文献十分丰富,但该研究领域还未完全进入成熟期(Kimura等,2014)[9]。

二、国内研究现状

管理研究构念内涵结构与测量量表的文化情景适应性一直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重视[11],对于关注组织政治技能研究的国内学者而言,开发适用于我国本土化政治技能量表,是在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者进行了尝试,例如,柳恒超等(2009)[12]提出了处世圆通(5条目)、关系经营(5条目)、人际敏锐(5条目)、表现真诚(4条目)、面子和谐(3条目)五个维度22个条目的测量量表,林忠等(2012)[13]通过深度访谈陈述句收集方法及严格的量表开发程序,也得到了包括和谐人际、面子经营、权术运用、能力型社交和形势机敏性等5维度19个条目的本土量表,蒋斌(2009)[14]也研究并开发了一个包括“政治敏锐性”、“人际影响力”、“关系拓展力”、“组织协调力”四哥维度24个条目的量表。刘军等(2010)[15]从理解组织政治和施加影响的视角理解组织中个体的政治技能,因此开发了一个包括理解组织政治、施加影响两个维度共8个条目的量表。

与西方相比,本土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次数和检验范围,还远未达到国外量表的水平,量表内容和使用均不统一,例如,谢永平等(2015)[16]使用了柳恒超等(2009)的测量量表,程聪等(2014)[17]整合了PSI量表和刘军等(2010)的量表条目,韩翼等(2014)[18]则直接使用了PSI量表。因此,国内研究首要任务是统一量表内容,通过不同时间、地区样本数据反复检验量表信度和效度。

三、本土量表后续开发构想

西方学者对政治技能的定义是非常清晰的,指的就是对他人理解以及基于理解对他人行为施加影响使之与个体或组织目标保持一致的一种能力,该定义的理论边界也是十分清楚的:即这是一种特定的能力,主要包含理解他人、使用这种基于理解获取有关他人的知识来影响他人行为两方面的内容。因此,该定义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含义在里面,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构念。从目前国内现有的量表及测量维度来看,有些维度和测量条目已经超出了现有西方学术界对政治技能所定义的理论边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本土量表最终开发结果和得到的维度往往要比西方文献的多。事实上,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一般对涉及政治的相关概念往往会从政治方向、权力获取、权谋、计谋、谋略等角度进行理解,这实际上比Ferris(2005) 对“政治技能”界定的内容结构和范围要宽得多,因此,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在开发本土量表时,向被试解释、说明清楚政治技能的概念内涵和理论边界是必要但又是比较困难的,例如,柳恒超等(2009)在开发组织政治技能概念内涵时,向被试说明的是对组织中“社会技能”的理解,其目的可能是欲让其开发结果尽量与西方定义接近。林忠等(2012)则直接采用政治技能主题陈述句收集的方式来确定其构成维度,因此,其所得结果可能更接近中国人对“政治技能”的理解。但是,不同的测量和维度会给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带来使用困惑和研究结果的可比较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目前本土量表继续开发可以按照以下两个思路进行:

首先,尝试招集国内相关学者召开学术研讨会,特别是已经公开发表测量及实证研究论文的相关学者,由不同的学者提出对政治技能的不同定义,明确其理论范围与边界。通过反复沟通、协调最终得到一个多数学者认同的本土定义。

其次,基于新的、普遍接受的定义,整合现有量表的测量题目,作为基础条目,并重新按规范、严谨的量表开发程序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由于企业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同于普通员工,虽然,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企业家政治技能直接使用PSI量表应该没问题,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一般测量组织政治技能的量表用在企业家身上可能并不适用,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文化制度背景下,企业家主要或者大量的精力会用在关注组织外部,测量组织内政治技能的量表不能反映外部社会互动的特殊性,二是,在我国,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能力对企业及企业家而言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而现有政治技能量表没有相关内容,三是企业家政治技能的内涵不同于普通员工,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需要对企业家政治技能进行全新的定义和开发相关量表。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首先,现有组织政治技能概念在西方制度文化背景下直接移植到企业家身上进行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国文化制度背景下则不能直接移植使用,其次,现有政治技能的西方量表和本土新开发的量表之所以存在一些差异,主要是因为文化、思维差异,导致它们测量的内容、范围存在不同,本土测量的范围更大,因此,它们可能不完全是在测量同一个构念。国内研究组织内部员工政治技能选择PSI量表是比较适宜的,在中国背景下进行企业家政治技能相关研究,在内容结构至少应该包含环境、社会政治的相关内容,需要通过协商或共同开发,找到一个令人信服并可被普遍接受的量表。

参考文献:

[1] Pfeffer . Power in organizations[M]. Boston, MA: Pitman,1983.

[2] Mintzberg .. Power in and around organization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1983.

[3] Mintzberg . The organization as political are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85,22, 133C154.

[4] Ferris, et al.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59th annual national meeting, Chicago. 1999.

[5] Douglas,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leader political skill and its effect on ratings of leader effectivenes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4 (4): 537- 550.

[6] Ahearn, et al. "Leader political skill and team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4(3) : 309- 327.

[7] Ferris,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1): 126- 152.

[8] Ferris,et al. "Political skill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7(3): 290- 320.

[9] Kimura, Takuma. "A R eview of Political Skill: Current R esearch T rend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 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 eviews, 2014.

[10] Lvina, et al. Measure invariance of the Political Skill Inventory(PSI) across five cultur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2012(2): 171- 191.

[11] Munyon et al. Political skill and work outcomes: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meta- analytic investigation, and agenda for the future[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14.

[12]柳恒超,等. 中国文化下组织政治技能的结构及问卷的编制[J].应用心理学 ,2009(3): 220- 225.

[13]林忠,等. "企业员工政治技能的本土维度确认与测量[J].财经问题研究 ,2012(11): 116- 123.

[14]蒋斌.企业员工组织政治技巧结构及相关研究[D].济南:济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5]刘军,等. 政治技能的前因与后果: 一项追踪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10(11): 94- 104.

[16]谢永,等.国有企业领导政治技能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研究―下属迎合行为的调节作用[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2):36- 45.

[17]程聪,等. 创业者政治技能促进创业绩效提升了吗?――创业导向与组织公正的中介调节效应[J].科学学研究,2014(8): 1198- 1206.

[18]韩翼,等. 领导政治技能对员工组织忠诚的影响[J].科研管理 ,2014(9): 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