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派、折衷派与全盘西化派的特殊文化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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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文化观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涉及共同文化与特殊文化两个概念，包含如何定性共同文化与特殊文化以及二者的关系，它实际上解决的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
对共同文化和特殊文化的理解不同，形成了特殊文化观的多样性。在20世纪前期，学人们关于特殊文化观展开讨论。陈序经《东西文化观・绪论》指出：“研究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想找出一种途径以为中国文化前途设想的人，大约不出下面三个派别：(一)主张复返中国固有文化的路。(二)主张选择折衷的办法的路。(三)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路。”这段话间接地指出了围绕特殊文化观，有复古派、折衷派和全盘西化派三种观点。
复古派和折衷派的代表众多，他们在外来文化与特殊文化关系上的观点基本相同，而在共同文化与特殊文化的含义上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程天放、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程天放说“吾人可将文化分成两部分：即一部分含有世界性者；一部分含有国别性者。例如，自然科学以及交通工业医药等，则为含有世界性之文化……至若政治制度、教育设施、交际礼仪、生活习惯等，则各国之历史背景，无法强同，并不必强同，此即所谓含有国别性之文化。”(《对于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之意见》)冯友兰也认为文化可以分为共同与特殊两方面：共同的文化就是人类共需的文化，特殊的文化就是每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前者可以改变，而后者却不能改变。这部分学者以文化成分作为区分共同文化与特殊文化的标准，认为共同文化为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各种文化类型都共同具有的；而特殊文化则指各种文化类型本身独有的部分，是某种文化类型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那部分，即某种文化类型的特质。
另一类则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梁漱溟说“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二)社会生活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同时认为文化的这三个方面恰好与印度、中国、西洋相对应，即印度文化是以精神生活为特征，中国文化以社会生活为特征，西洋文化以物质生活为特征。这部分学者也与程天放等人一样以相同文化成分为共同文化，只是他们不再以独有的文化成分为特殊文化，而是以相同文化成分中某一成分的发展程度为特殊文化。比如，中国文化之所以以社会生活为特征。就是由于它比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发展程度高。他们从文化成分的发展程度来区分各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否定每一种文化的特殊性，即拥有他种文化没有的成分。
全盘西化派则以陈序经为典型，他抛弃了复古派、折衷派的前一类观点，继承和发展了后一类观点。陈序经认为“两种不同圈围的文化的差别，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成分上的各异”(《中国文化的出路》)，“学固有新旧之分，却没有东西中外之分；质言之，学固有时间上的差异，却没有空间上的不同”(《东西文化观》)。这两句话包含了陈序经的特殊文化观，包含了他对“共同文化”和“特殊文化”的独特界定。文化“没有成分上各异”，就是指陈序经的“共同文化”，意思是不同种文化之间成分完全相同。
各种文化既然在成分上相同，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别何在?这就是陈序经的“特殊文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陈序经的这种“特殊文化”，按逻辑分析应该有两种类型：一为不同种文化之间，二为同一种文化内部。就同一种文化内部来说，又有三种情况：同种文化在前、后各个阶段的发展程度不同，同种文化内部各种成分的发展程度不同，以及同种文化内部的某一成分在前、后各个阶段的发展程度不同。
陈序经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只能于程度上观察。但是文化程度上的差异，不但是限于中国文化和西洋的比较，就是现代的西洋文化和中世纪的西洋文化，也有这种的不同，其实，殷商时代的中国文化与周秦的文化，若把来比较起来，也非没有这种的差异。”(《中国文化的出路》)这就把文化的特殊性，即文化发展程度上的不同，放在纵横两条线上来比较。从横线上来说，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虽然成分相同，但是这两种文化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从纵线上来说，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洋文化从其自身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来看，也有明显的差异性。此外，文化的特殊性还体现在一种文化内部各具体形态及各成分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上。一种文化可以由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这些具体的文化形态又是由各种文化成分构成的，寻找文化内部的差异性离不开这两方面。比如文化重心，就是由于各种文化成分在一定时期内相互之间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而且文化重心又不断变化。陈序经说：“文化发展的重心，大概是偏重于四个方面。一为伦理方面，一为宗教方面，一为政治方面，一为经济方面。”而且“西洋文化的重心的发展的趋向，固是由宗教而政治，由政治而经济……东方的文化的重心的发展的趋向，是与西洋的差不多一样的”(《文化学概论》)。
总之，陈序经的特殊文化观与复古派、折衷派相比，内容更加充实，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它们的区别：
第一，陈序经的“共同文化”与复古派和折衷派相比，出现了从每种文化类型的成分有一部分相同到每种文化类型的成分都是完全相同的转变。这个转变从内容或范围来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陈序经的“共同文化”才是真正的共同文化。它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从等人的各种文化的成分有部分相同，到梁漱溟等人的各种文化的成分基本相同但仍有各自文化的特有部分，到陈序经的各种文化的成分都是相同的。同时这个转变也涵盖了另一位全盘西化论者胡适的观点。胡适说：“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只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而人类的生理的构造根本上大致相同，故在大同小异的问题之下，解决的方法，也不出那大同小异的几种。”(《读梁漱溟先生的》)把文化定性为“生活的样法”，而“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因而各种文化类型都是基本相同的，各种文化类型的成分都是基本相同的。
第二，程天放等人划分共同文化与特殊文化的标准为文化成分；而陈序经则完全抛弃了这一标准，在承认所有文化的成分相同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认为特殊文化指的是不同种文化的发展程度不同，或者是同一种文化内部的发展程度不同。此外，程天放等人的共同文化与特殊文化是并列的，不存在包含关系；而陈序经的讨论则在不同层面上，它们之间还存在体用关系，当然，这里的“体用关系”是一种共相与殊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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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讨论的重心或目的而言，不管是程天放等人，还是梁漱溟等人，注重的都是特殊文化，共同文化只是附属产物；陈序经则相反，他讲特殊文化只是为了衬托共同文化，特殊文化不过是共同文化在发展程度上表现的差异性。具体到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复古派、折衷派都十分重视中国文化，他们追求的文化出路要么是以中国文化兼融外来文化，要么只是恢复中国文化。而陈序经的特殊文化观则是他论证全盘西化论的有效证据。既然各种文化之间“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种类的各异”，那么“我们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过是做进一级文化生活”(《东西文化观》。
可见，复古派、折衷派和全盘西化派的特殊文化观都是为了解决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流的问题，都是对时代境遇的回应。那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别到底是“成分”呢?还是“程度”呢?或者二者皆有呢?把握这个问题，对当今中、外文化交流将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实际上，从上文叙述可以看出，不管是只讲“成分”，还是只讲“程度”，都不能有效地区别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因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成分”上有些是相同的，但由于各自的形成历史不同，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它们各自具有特殊成分。而就相同的成分来说，由于各自的发展程度不同，又有显著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当前文化大一统还没有实现之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差别不仅表现在文化成分上，还表现在文化发展程度上；如果偏向那一边，都是不完善的。这也告诉我们，中国文化要发展，就必须吸收程度比我们高的文化成分，同时又要保护维持我们民族特性的文化成分。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中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