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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辛弃疾散文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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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辛弃疾的词作无疑是其文学创作中影响最大的部分,但其散文创作亦很杰出,然而由于作品的大量散佚,使得后人难以对其散文的创作成就作出确切的评价。本文拟从人格与文格的统一、兵法与文法的融合、学养与笔力的造形等三个角度对其散文作品中所具有的艺术特色进行简单的论述。

关键词:辛弃疾散文 艺术特色 立意宏伟 切中时务 结构严紧 章法缜密 文采斐然 善用比喻

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作家,辛弃疾的词作无疑是其文学创作中影响最大的部分,但其散文创作亦很杰出,特别是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文章,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南宋散文的杰出代表。然而历代学者对辛弃疾的散文都未予以深入的研究,其作品的大量散佚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后人难以对其散文的创作成就作出确切的评价。幸有当代学者邓广铭先生补录校订的《辛稼轩诗文钞存》现世,为我们了解辛弃疾散文的一些特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全书共收录了辛弃疾的十七篇散文,其中包括奏议八篇、启札四篇、祭文两篇、题跋两篇、上梁文一篇。这与宋代的其他散文名家相比,虽数量不为多,体裁亦不丰富,但仍不难看出其在艺术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人格与文格的统一:立意宏伟、切中时务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作家的个性、阅历以及他的政治理想等。同样,辛弃疾的散文在立意、境界与格调等方面所具有的风格特色,同他的经历、思想、抱负、学识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辛弃疾出身宦门,祖辈多仕于北宋,但他出生时北方已沦陷于金人之手,祖父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1](P1),却素怀复国之志,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2](P1),并以此影响和教育着辛弃疾,常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3](P1);同时,辛弃疾亲眼目睹了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把抗金复国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在辛弃疾现存的十七篇散文中,竟有十五篇是表现“雪耻报国”“恤民爱民”的文章,其中全面论述和筹划恢复大计的《美芹十论》、《九论》等已为人们所熟知,自不待言,即便是那些应酬文字乃至游戏之笔,也都表现着作者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大约作于淳熙八年(1181)的《新居上梁文》是辛氏因蹈循习俗为带湖住宅中一栋即将落成的建筑而写的一篇抒情散文,此作实际上是作者借题发挥,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无可奈何的悲愤心情。文中“抛梁东,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4](P53)的表白,固然是其爱国之心的直接坦露,而那“抛梁西,万里江湖路欲迷,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5](P53)则以汉代被弃置的飞将军李广自比,抒发内心那种“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6](P53)的悲愤感慨,更可以使人见出其壮志难酬的痛苦心情。不难看出,全文的宗旨和立意,在于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与忧国之愤,这与那些庸俗不堪的上梁文是截然不同的。

辛弃疾的应用文字、应酬文字的立意与境界尚且如此,其他议论文字可想而知,如《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从军事、物资、地理等方面比较敌我双方的实力,建议朝廷“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立金汤万里之固”等,这些议论文字无不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生活作为立论的根本,充分显示出立意的宏伟和较高的境界与格调,显示出作者务实的精神、宏伟的气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对国家前途极为深沉的忧虑。

正因为辛弃疾是一位民族英雄和抗战实践家,所以他的散文与那种为文而文的作品或应科制举的策论等并不相同,它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的结果,而是作者呼吁抗战、谋划收复中原、亲身参加实践的产物,是抗金斗争的艺术结晶。同时,辛弃疾的各篇散文的结撰,都是根据当时抗战复国斗争形势的需要写成的,因此,文章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李濂在《批点稼轩长短句序》中谓辛文“皆切中时务”,确是中肯之论。

关心现实、干预现实、反映现实是一切进步作家的共同特点,也是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散文史上的许多名家无不强调文章与现实的联系,北宋的古文运动更是将密切联系现实作为创作的准则之一,辛弃疾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并把它推向了新的高度,使得自己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性。同时,由于这些作品深深地植根于现实斗争的土壤中,所以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要求,代表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最高呼声,因而又有着广泛的社会性。

二、兵法与文法的融合:结构严紧、章法缜密

辛弃疾精通兵家之书,熟知用兵之道、运兵之术,这在他现存的诗词作品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其散文作品的创作亦受影响。辛弃疾在进行散文创作时,无论是在结构布局的安排上,还是在叙事论理的层次和方法中,都深得兵家布兵行阵秘诀之助,融兵法于文法,使得文章结构严紧,节制有序,布局合理,主客分明,层次清晰且又富于变化,这在他的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芹十论》。

《美芹十论》全文共十章,另设引论,是对宋、金双方国情民意以及和战问题的最全面、最精辟、最系统的分析总结,所论有的放矢,显示了辛弃疾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也凸显出其英伟磊落的文风。首先,辛弃疾在《美芹十论》的引论中起笔写到:“巨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7](P1),此乃本文立论的基础,也是驾驭全篇的总纲。辛弃疾在此引论中并没有进行过多的叙事,而是致力于言理,这样不仅避免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使自己得以立身高处,对全文进行合理的调度安排,同时还表达出自己的写作意图,充分强调了本文的意义,诚如刘熙载所说“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本文正是如此。引论之后的十章的结构布局与次序安排,也主次分明:“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固在吾目中”。这便是作者的框架设计和整体规划,前三章对宋金形势、双方利弊、民心向背作了极为透彻的分析,后七章则提出了绝岁币、都金陵、守淮河、明自治、行屯田、致忠勇、久任用、取山东而后挥师燕赵、收复中原以重振河山等一系列具体的策略。在层次安排上,辛弃疾则采用先敌后我、由虚到实、敌我结合、虚实相间的布局,且节制有序、层层深入。从中可以看出他的长篇政论散文,多属有严密组织、有完整体系的鸿篇巨制,具有雄辩性和逻辑力量,正如许及之《上辛安抚二十韵》所称:“宏谟驱固陋,余论细雕镌”。

三、学养与笔力的造形:文采斐然、善用比喻

辛弃疾虽志在建功,无意为文,但却十分注重文采,且他本人又才高学富,茹古涵今,所作长篇短章,皆能妙语连珠,新人耳目,堪称出色的语言艺术大师。《十论》、《九议》之类的政论文自不必言,其文气如山洪奔泻、势不可挡,且以判断的明晰、语气的恳切、文笔的爽快,给读者一种鼓荡的力量。如果说稼轩的政论文正气凛然,以笔力流畅明快见长,那么他的抒情文,则以情感充沛、下字精美引人注目。上文所提到的《新居上梁文》便是一例,虽系闲逸笔墨,而下字用典之精,出人意料,如写景句“青山”对“白水”,“屋上”对“田头”,极富生活气息,并且善于化用语典来借以抒怀,以陶渊明的“吾亦爱吾庐”与庾子嵩的“卿自用卿法”相对应,仿佛随手拈来,却意趣横生,精当无比,凡此均体现出辛弃疾散文的才藻与功力,即便是那些书启、祭文也篇篇可观,语语可味,如写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任上的《启札》[8](P49)。

同时,在辛弃疾的散文作品中,比喻相当丰富,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使之鲜明可感,娓娓动听,以此来增强说理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收到深入浅出、委曲达情的效果,大大增强了说理的效果,如他在分析“虏人性伪”时,用了很形象的比喻:“辟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惟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实欲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9](P9)在这样的描述中,一方面表现了辛弃疾对外寇的极大蔑视,同时文章对于敌人玩弄和战于两手的狡诈伎俩也作了深入的分析,体现着严谨的逻辑性。此外,辛弃疾也运用比喻使文辞变得委婉,减少其强烈的刺激性,比如在批评朝廷时战时和与用人不专的情况时说:“虏人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终不可以为身安。然其决之也,必加炫刃,则痛鱼而无后悔;而其销之也,止于傅饵,则痛迟而终为大患。病而用医,不一其言,至灶刃方施而傅饵移之,傅饵未几而灶刃夺之,病不己而乃咎医,叮,亦自惑也。”(《十论》)从而使对方易于接受,增强了纠正的可能性。同时,辛弃疾还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抽象的事物或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易懂,如“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在此句中“形”与“势”本来是一对非常抽象的概念,但作者运用譬喻对其作了生动的解释,借日常的自然生活现象比类复杂重大的战争问题,既凿凿可据,又通俗形象。

结语

综观辛弃疾的各体散文,可以说其散文在当时文坛上十分具有典型性,是南宋散文的杰出代表。因为不论是从丰厚的思想内容方面,还是从密切联系现实方面;不论是从结构布局方面,还是从语言锤炼方面,其散文都具有鲜明的特色与风格。辛弃疾以政治家的气度总览全局、谛观时势、深刻了解民情,写出了诸多见识卓越的政论散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对南宋光复故物的统一大业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战术。同时,辛弃疾又是一位感情丰富、品节狷介的文学巨匠,其零星存留下来的各体散文,反映了他感情世界的多样性,体现了其超逸脱俗、耿直纯洁的心灵,足以使我们窥见其的确是一位“散文高手”。

注释:

[1][2][3][4][5][6][7][8][9]邓广铭辑校:《辛稼轩诗文钞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参考文献:

[1]邓广铭辑校.辛稼轩诗文钞存[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2]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出版社,2006.

[3]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王洋 山东烟台 鲁东大学文学院 264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