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焦虑及其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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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61.5 R 395.6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4-0356-03

【关键词】 时间；组织和管理；焦虑；学生

黄希庭等［1］认为时间管理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是个体在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上的稳定特征，是一种人格特质，并编制了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dolescence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Scale，ATMD )［2］。对于时间管理， Britton等［3-5］作了开创性的研究。焦虑作为一种复合性负性情绪，是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16］。有研究指出，时间管理本身并不能降低负性情绪，但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和缓冲作用［7］。国内外对时间管理倾向主要集中在与学业成绩［8-10］、自我价值感［10］、A型人格［11］、成就动机［10，12-13］等的关系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讨时间管理、焦虑及其关系，进而验证通过合理的时间管理能否缓解或调节大学生在时间运用上所产生的焦虑。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4所高校随机抽取300名学生进行研究。共发放30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91份，其中男生150名，女生141名；大一74人，大二69人，大三89人，大四59人；文科生132人，理科生159人；城市学生110人，农村学生181人；学生干部95人，非学生干部196人。

1.2 方法

1.2.1 工具 (1)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2］。该量表共44个项目，分为时间价值感分量表、时间监控观分量表和时间效能感分量表。时间价值感分量表分为社会取向和自我取向2个子维度，共10个题项；时间监控观分量表分为设置目标、计划、优先级、时间分配和反馈5个因子，共24个题项；时间效能感分量表分为时间管理行为效能和时间管理效能2个子维度，共10个题项。该量表按5点等级记分，得分越高，表明时间管理倾向水平也越高。该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62～0.81之间，重测信度系数在0.71～0.85之间。(2)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简称 SAS）［14］。该量表由Zung编制，包含20个自评项目，按4级评分，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SAS的评定时间跨度为最近1周，评分不受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SAS的效度较高，它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的分数相关为0.365，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为0.341。

1.2.2 施测过程 调查时间为2008年3-4月，调查方式是主试将抽取的大学生集中进行团体测试，统一指导语，并要求被试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全部问题。

1.2.3 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对收集的有效问卷数据使用SPSS10.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和焦虑的得分状况 见表1。

291名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3个分量表和焦虑上的得分分别为时间价值感(30.87±5.71)、时间监控观(80.57±13.17)、时间效能感(31.37±6.11)、ATMD(142.81±22.38)、焦虑(50.55±7.65)。

对291名大学生在时间管理倾向的总分从高到低排列，由高到低取总人数的27%作为高时间管理倾向组，由低到高取总人数的27%作为低时间管理倾向组。结果表明，高时间管理倾向者的焦虑得分(48.35±7.19)显著低于低时间管理倾向者(53.21±8.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890，P＜0.01)。

2.2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焦虑的相关分析 表2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中的3个维度与焦虑均存在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在时间管理倾向上得分越高的被试在焦虑上的得分就越低。

2.3 时间管理倾向各因素与焦虑的回归分析 以焦虑为因变量，以时间管理倾向总分及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时间监控观维度进入回归方程，时间监控观对焦虑的解释量为7.7%，回归系数为-0.277。

3 讨论

时间管理倾向的3个维度是从时间管理的整个过程来区分的，是一种过程性的特征结构。时间价值感是指个体对时间的功能和价值的稳定的态度和观念，包括时间对个体人生和社会发展意义的稳定态度和观念，通常是充满情感，对个体运用时间的方式具有导向作用。时间价值观是个体时间管理的基础；时间监控观是个体利用和运筹时间的观念和能力，通过一系列外显的活动来体现；时间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利用和运筹时间的信心和预期，是制约时间监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分别是价值观、自我监控和自我效能在个体运用时间上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即时间维度上的人格特征［2］。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及焦虑得分在性别、城乡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结论与国内部分研究结果［7，15］一致，但与国外［21］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不同专业大学生对于时间的功能、价值的态度和观念受到现代社会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社会现实的影响，导致不同专业学生在时间价值感维度上无显著差异。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在是否学生干部和年级维度上差异显著，与国内有关研究［17］不一致，可能与大学生的身心在大学这一时期是受到外界影响的重要阶段，不同的年级造成焦虑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学生干部相对于非学生干部的大学生而言，获得工作的机会更多，这样处理工作和学习关系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多，从而在时间的管理上比非学生干部要好。

焦虑量表得分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大一学生和大三学生的焦虑水平明显高于大二和大四的学生。大一学生可能不适应大学生活，而大三学生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考研或就业），与冯建新等［18］的研究结果一致。焦虑量表得分在学生干部、性别、文理专业和城乡上差异不显著。这一结论与李虹等［6］的结果一致。

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焦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高时间管理倾向的大学生焦虑得分显著低于低时间管理倾向者，即越善于管理、利用时间的大学生，其焦虑程度就越低。有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与积极情绪（如满意、幸福等情绪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与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紧张等情绪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2，7，13，19-21］，这在本研究的结果中得到支持。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作为价值观、自我监控和自我效能在个体运用时间上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对学生的焦虑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时间价值感是个体时间管理的基础，时间效能感与自我效能感则是紧密联系的，是个体对自己运筹和利用时间的信念和预期，反映了个体对时间管理的信心以及对时间管理能力的估计，它是制约时间监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个体对自己整个时间管理过程的主观感受，对焦虑有直接的影响，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

大学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管理行为效能对焦虑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许多研究文献指出，时间管理本身只是起到一种调节变量的作用，其本身并不能导致负性情绪的降低［7，15，17］。这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本研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发现，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未能进入回归方程，表明大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对焦虑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这可能由于其间还存在中介变量的缘故。本研究还发现，时间监控观进入回归方程，其对焦虑的解释量为7.7%，回归系数为-0.277。也就是说，大学生时间监控观对焦虑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对于焦虑都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时间管理维度的划分是从管理过程的角度进行的，其中的时间监控观是个体运用时间和统筹时间的观念和能力，是通过一系列外显的活动来体现的，如果时间监控观不高，就可能导致焦虑的产生。因此在本研究中，时间监控观成为焦虑的最好预测指标。换而言之，大学生的不佳时间监控观有可能会给其带来较大的焦虑。面对当今社会的激烈竞争，很多大学生希望自己能够抓紧时间，学好专业，争取优秀，学习知识与发展能力并进，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在人才竞争中取胜，毕业后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这些导致了大学生学习安排较多，加之缺乏科学的时间安排，往往顾此失彼，感觉时间匆匆忙忙，情绪紧张而产生焦虑的负性情绪［7］。时间管理的本身并不能导致压力的降低，但时间管理倾向作为一种有一定调节功能的人格特征，对焦虑有一定缓解和减弱作用。而时间管理的技能是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提高，因此对大学生进行时间管理培训和建议，提高他们运用时间的自信心，有助于缓解压力，从而降低焦虑产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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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11-03；修回日期：2008-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