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青歌赛”的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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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歌赛”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发展至今，唱法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评比更公正、影响更深远。大家一直盼望着“青歌赛”后能有几首好歌流行，从而丰富“久渴”的歌坛。但即使“灌输”了数百首歌曲后，能留恋的向往的还是屈指可数。有的是好听而不好唱，有的是难听而不想唱，歌手选歌好像走入了一个误区：认为只有高音才能引起评委激动、只有偏音才能引起评委兴趣、只有新奇才能引起评委好感、只有怪异才能引起评委注意。大多歌曲只是一次性消费，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命运。举办歌赛的目的应该是“出人才、出作品”。获奖歌手涌现了一批，留下印象的好歌却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回首历届“青歌赛”获奖歌手的成名歌曲，通过CCTV的竞赛平台，推出了大量的群众喜爱的优秀歌曲。远的不说，最近几届的好歌就收获颇丰，如戴玉强的《我像雪花天上来》、满文军的《懂你》、李琼的《三峡，我的家乡》、王宏伟的《西部放歌》、刘和刚的《儿行千里》、雷佳的《芦花》……这些歌手靠这些歌曲一鸣惊人，这些歌曲也靠这些歌手而深入人心。而盘点今日“青歌赛”的数百首歌曲，能有几首作品延留歌坛吗？值得怀疑。

今年的民族唱法歌曲大多选用多层次、宽音域的大作品。可能是为了展示歌手的情感魅力、可能是为了张扬歌手的演唱功力而贪大求难。“戏剧性” 撞到了一起，“羽调式”撞到了一起，可能是赵季平、孟勇、王祖皆、张卓娅的作品太多，无意中决赛成了他们的作品音乐会。不可否认，他们的创作水平是出类拔萃的，大多歌曲征服了评委，但由于音调色彩的单调，音色风格的类同，再加上高难度的旋律形态，大多歌曲远离了群众。难道民族唱法的歌手就一定要女像、男如阎维文吗？马玉涛以浑厚的音色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郭颂以诙谐的情调演唱的《新货郎》，这种独特的好感觉、独特的好歌曲已经久违了。曾记得董文华演唱了短小精悍、优美抒情的《十五的月亮》也走上了领奖台，随后歌曲风靡全国，也因此记住了获奖歌手。

去年的美声唱法歌曲大多选用外国歌剧的唱段，并运用外文演唱。虽然演唱大多声情并茂，但歌声难以让普通群众接受。应该承认，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水平还难以和欧洲的咏叹调相媲美，这可在最后的冠亚军之争的场面上得到验证。一个唱了中国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插曲（可能不适合他唱），一个唱了外国歌剧选曲《今夜无人入睡》，比赛结果，原先看好的歌手因歌而压抑，原先稍逊色的歌手因歌而张扬。美声歌手不一定总选外国歌曲为上策，曾记得顾欣演唱了短小的《长江之歌》而荣获大奖，让他家喻户晓，所以中国的作曲家应该多写一些让群众听得懂又学得会的美声歌曲，让歌手选择。

去年的通俗唱法歌曲大多选用唱者自己创作的，或是唱者圈子里创作的歌曲，题材大多是个人情感的抒发，可能是创作水平的平庸，虽然唱得情投意合，演得情真意切，但还是难以留下歌曲的印象。当前的现象是作曲家难以走进这个群体，是不是作曲家写不像这类比赛用的通俗歌曲？是不是这类歌手要抓住机遇要表现自己的创作才能？很多歌曲长长的、怪怪的，听听还可以，想要传唱几乎不可能。曾记得短小精悍的《黄土高坡》《中华民谣》也通过“青歌赛”一夜成名，杭天琪与孙浩也因歌走红，所以说小歌曲也能获得大效应。追求新奇，可能打动了评委，却冷落了群众。

今年的组合唱法歌曲大多选用了新创作的歌曲，虽然动感鲜明、和声丰满，但是大多旋律只感到好听而不好记，过耳就忘。曾记得“阿里郎组合”演唱的《阿里郎》、江苏“雪人组合”演唱的《蓝色多瑙河》，由于熟悉的曲调、新鲜的包装而给人惊喜。这次比赛中福建选送的《爱拼就会赢》也是取得了异曲同工的热烈反响，所以说组合唱法的歌曲不宜全新。当然不是绝对的，云南省很重视组合唱法歌曲的创作，上一届的《一窝雀》还让人记忆犹新，本届大赛上“新稻子”组合推出的《女人的呼喊》（印象中的歌名），由于处理细腻，和声清晰，动作优美，配合默契而让人百听不厌。

去年的原声态组首次单列，由于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独领。歌曲大多选用了草原长调，藏族山歌，黄土高原的“信天游”，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歌，反复出现马头琴伴奏，反复出现“阿宝”式的演唱，因此也有单调、乏味感。但“香格里拉”“羌族兄弟”“土家组合”的演唱由于别有风味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悦耳的“侗族大歌”和新奇的“海菜腔”则让人流连忘返。要知道中国的原声态民歌十分丰富，像西北“花儿”、苏南“吴歌”、福建“南音”都还鲜为人听，何不也择优选用，使原声态唱法的歌曲更丰富多彩。

虽然说“青歌赛”主要比的是演唱水平，但不可否认歌曲的选择或能引发演唱、或能制约演唱，所以选歌应三思而行，郑重定夺。0.30分的加分政策激励着歌手演唱新歌的积极性，但不分青红皂白、不分优劣高低统加0.30分也觉得不够公正，有的歌曲精雕细刻能得满分，有的歌曲粗制滥造应该扣分，这样也能鞭策创作者能为演唱者量身定制，精益求精；而不是库存抛售，将就推销。现在有一个倾向，当有一位作曲家的作品在一次“青歌赛”上一举成功，随后创作邀请蜂拥而至，其实未必每次都能拿出好作品；当有一种风格的作品在一次“青歌赛”上一鸣惊人，随后纷纷仿效，其实未必能适合其他歌手。

歌手面对新歌的态度应反思三方面的效应：是否适合自己的演唱风格和演唱特长？是否适应评委的审美内容和审美要求？是否适宜群众的欣赏趣味和欣赏追求？要想获得轰动效应，三者缺一不可。但歌手选歌时往往群众的利益考虑得少了，揣摩评委的心理多了，造成了曲高和寡的被动局面。还应顾及的是在电视媒体上展露风采，越平易近人的作品越能产生影响，我们还可以从“人气指数”上得到一些启发。

对于新歌的要求第二现场多有评点，全国的观众也纷纷来电、来信，献计、献策。最重要的是主办单位的评比结果应预示着导向。这次在民族唱法的冠亚军之争上就体现出歌曲的魅力和审美的取舍。吴娜选唱了新歌《断桥遗梦》，刘和刚选唱了老歌《父亲》，应该说都唱得音色甜美，声情并茂，虽然前者情感跌宕，挥洒自如，让评委倾倒，但后者打动了观众，唤来了满堂喝彩。最后评委把桂冠戴在了刘和刚头上，说明了歌声的平易近人显得多么重要！评委评比的导向是正确的，能让歌手知道打动人心是最重要的。

笔者反复强调的是新歌应体现出群众性特点，并不主张只是低层次的迎合，而要追求雅俗共赏的高境界，这就是评委爱听，群众爱唱。这个“说说容易、做做困难”的使命，要通过参赛的歌手来完成。我们期待着未来“青歌赛”的好歌能“横空出世”，光彩照人。“青歌赛”还要继续，新歌还需不断推出，好歌还在翘首期盼，两年后盼望着获奖歌手脱颖而出，也盼望着传唱歌曲脱颖而出。

杨瑞庆 江苏省昆山市文化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