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当市长时当面挨过五次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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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吴官正担任武汉市市长。上班骑自行车，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穿得也很普通，经常穿得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办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饭也排队，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没有赶上饭，就饿肚子。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即本文作者吴官正之妻张锦裳），说他负担很重，压力大，营养不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让秘书带到办公室，他怕影响不好，怕我耽误工作，没有吃，也不许家里再送饭。他三餐饭都很简单，走了三个省，后来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调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刚到葛店化工厂，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也穿葛店化工厂的工作服。后来，买了缝纫机，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冬天准备夏天的，夏天准备冬天的。他调武汉市科委后，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孩子也转了学。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吃惊，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会穿得这么寒酸。他当了市长，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生活仍然很艰苦。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有时买上几十斤，晒干做咸菜。整幢楼几十家，就我们一家晒菜，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衣服破旧，连小偷都不愿光顾。

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在葛店化工厂，本来可以分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只要二室一厅的。当市长前，6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他的爸爸、我的妈妈、我们俩和三个小孩，共七口人。大约在1985年，市委办公室要我们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面积很大，也很漂亮。但我们考虑到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这么大的房子水电费很贵，特别是那里离我的单位比较远，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路上时间太长，没时间做饭，就放弃了这幢房子。七口人挤在一小套房子里面，上面一拖地，下面就像下雨，有时不知如何为好。老吴说：“莫做声，上面拖完了不就过去了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

他从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车，顺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说儿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辆车，送她到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里去找车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车，开始他不同意，我说：“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钱。”他才同意了。

官正确实脾气不好，但在武汉当市长时，他当面挨过别人五次骂，物价改革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也没有见他发脾气，但能够感觉到他压力很大。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来敲门，官正去开门，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很不客气地说：“我找市长，武汉的服务态度不好，商场、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很差。”官正客气地说：“我没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后，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思考怎么抓服务，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后来听他说，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他就带着那个人，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他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脸前挥舞，他很生气，决心要狠抓服务态度。第二天，《长江日报》报道了这件事，管理该码头的长航领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工作人员，吴官正知道后，写信给长航领导，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加强教育，不要处分他们。他对我说：“我挨骂知道难受，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这一定要改，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有一段日子很紧张。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房子，是违章建筑，要拆除，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说：“这是吴市长的决定，为了火车站运行安全，这房子务必今日拆除。”其实这事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人兄弟好几个，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上学。有一天，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对他们说，吴市长早就搬走了。那几个人找不到我们，又听说吴官正在北京开会，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警察发现带走了。

（摘自《闲来笔潭》，吴官正、张锦裳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