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官”威拉与上海公共乐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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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刚起步不久的上海公共乐团的指挥家莱缪沙特去世。第二年，西班牙人马尔切奥・威拉（Melchior Vela）成为继任者，他是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演奏会经理，夫人玛蒂尔德（Matilde Milani-Velia）则是斯卡拉歌剧院的第一歌手。他们与意大利皇家演出团体一起于1881年3月到达日本，在横滨歌德剧院及筑地盲人训练学院演奏。
通过1897年12月14日上海的《中国北方新闻》报道，威拉的姓名作为爱乐协会的指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人们知道他既能拉小提琴，又能指挥。威拉最初访问上海的时候正是莱缪沙特去世不久，业余乐手们希望他代替晚年的莱缪沙特对自己进行指导。据1881年工部局的年度报告书记载，由于威拉该年初不在上海，聘请他作为公共乐团指挥者的合同签署得比较晚。他是在完成日本的旅行演出后，再回到上海就任指挥一职的。
就在这个时候，不少职业音乐家居留在上海了。中村理平在《洋乐导入者的足迹――日本近代音乐史序说》中写到，当时在上海的知名音乐家有伊比优尔（J.C.H.Iburg，小提琴）、富埃达温（G.B.Fentum，管风琴）、维兰德（Robert. A.de Villard，钢琴）等。这些音乐家与去世的莱缪沙特一样在欧洲接受过音乐的专业教育。他们在旅行演出中访问上海，因为机缘巧合，就定居了下来，大多在上海担任私人音乐老师。威拉加入了这些音乐家的队伍，直到1899年归国前近二十年间，他一直处于上海音乐界的中心位置。
威拉成为公共乐团的新任指挥是1881年。此时，乐团已成工部局的机构。自此以后，工部局年度报告中一定会登载乐团委员会的报告，记下乐团这一年的概况、决算、第二年的预算等，从1883年开始还附上了由威拉自己以法语撰写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乐团活动的实际情况。工部局年度报告书在传播公共租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动向同时，也是各委员会成员情况及主要决策、活动报告等珍贵的记录。该报告书从1861年一直到由于太平洋战争日本军队占领租界后的1943年为止，照实记录了公共租界发展的轨迹。 当时为上海舞厅伴奏的乐手有不少是菲律宾人
威拉对公共乐团的管理
威拉就任指挥后，替换了早年的乐手。他亲自去马尼拉招募新的人才，可见他的工作热情之高。乐团新团员的总数是二十一名。由于当初团员的宿舍兼练习场被虹口警察占用，因此建设了新的场所。
团员的合同一般是签一年，从预算来计算，月薪大约是十六两银子，而威拉的月薪是一百二十块银元，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雇佣菲律宾演奏家，用很少的经费就可以维持乐团的生存了。根据1882年的年度报告，当时听众对他们的工作态度与音乐水平还不太满意。不过，在威拉的悉心指导下，乐团第二年就有了很大进步。
在1879年设立当初，公共乐团除了演奏为管弦乐创作的作品，同时也演奏莱缪沙特为吹奏乐队所编的曲目以及英国出版的乐谱。值得注意的是，威拉就任指挥不久，就开始筹措引进弦乐器，并对原本作为管弦乐器演奏者招募的团员进行新的弦乐器的训练，在短期内就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就引M乐器的方式来说，他首先是向上海娱乐基金会及法租界工董局借用，不足的部分比如低音提琴等大型乐器则从欧洲订购。为了与乐器的组成相匹配，威拉自己也埋头编曲。与长笛演奏者的前任莱缪沙特不同，威拉原本是修小提琴专业的，所以对弦乐器的运用比较熟悉。
目前世界上的管弦乐队是将弦乐器与管乐器的演奏分开的，但由于十九世纪的乐团人数少，一个演奏者能同时演奏弦乐器与管乐器是不稀奇的。上海公共乐团既作为吹奏乐团，又作为管弦乐团这种方式，到二十世纪后仍然延续。这不仅灵活地满足了租界住民对音乐的需求，从节约人员开支方面来说，也是有必要的。
专业演出与业余演出的分离
那么，公共乐团是在怎样的场合开展演奏活动的呢？从年度报告及新闻报道的资料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在公园晚会活动中举行的演奏会（夏）
2.室内演奏会（冬）
3.在业余演剧俱乐部演奏
4.在赛马大会及各种娱乐团体活动中演奏
5.在义勇队盛装游行等公共庆典上演奏
6.在个人府邸举办的晚会上演奏
7.以营利为目的文化活动中的伴奏等 喝下午茶的外国少女，她们是音乐会的常客
第一至第五项活动与历来的业余演出活动（爱乐协会、管弦乐协会等）是交叉的，也就是住民在需要音乐伴奏的场合自行演奏。公共乐团将此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承担起来以后，就大大地减轻了业余爱好者的负担。随着乐团规模的扩大，专业与业余的活动就分离了。
在年度报告书中没有显示与公共乐团成员之间签定契约的具体内容。第一项到第五项是为住民全体服务。给乐团支付特别津贴的是第六项、第七项，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会给公共乐团经费，特别是第七项工作，可望有丰厚的报酬。一般而言，左右着乐团收入的是演出合同的性质。
根据1883年度报告来看，该年令人期待的剧团及马戏团等的演出很少，只有罗夫塔斯乐团的公演《伊欧拉尼代》（作曲家沙利文的喜歌剧）一台演出，而且该剧团没有向公共乐团支付报酬。结果这一年乐团的收入比1882年少了七百两银子，只有一千二百余两银子。据增井敬二的《日本歌剧史》记载，罗夫塔斯乐团1883年前往了日本，在横滨歌德剧院上演了《伊欧拉尼代》及奥特拉尼的喜歌剧《吉祥物》，大获好评。在上海没有向公共乐团支付报酬，也许是因为客人来得少，收支不能平衡。
乐团的收入上不去，人工费及其他必要经费则日益上涨。1884年，工部局的支出大约为七百五十两银子，是当初预算的一倍以上。为此，在第二年的纳税人会议上，有与会者提出以工部局的预算来维持乐团。提出这个建议还有一个原因似乎是对菲律宾成员演奏水平不太高的不满。据年度报告书上说，虽然乐团成员由于威拉的指导有惊人的进步，但由于死亡、回国、解雇（不续约）等原因，乐团成员一直不稳定。对于从菲律宾来的演奏者来说，上海毕竟不过是打工挣钱的地方。为提升演奏水平，从1883年开始，乐团与职业小号手达・科思达（Da Ksda）（从名字来看，可能是葡萄牙人）签约。此后，达・科思达就与威拉共同担任管弦乐的指导直到到1888年。从1884年开始，由于加入了西方的演奏家，乐团为歌剧的演奏更显活跃。纳税者会议的投票结果是全体同意乐团的存在，但是财政问题在这以后却一直使主管部门费心。 十九世纪末的的外滩公园是上海公共乐团重要的演出场所
上海租界音乐活动的蓬勃开展
威拉在担任公共乐团的十八年间，乐团逐渐扩大规模，到1898年已经拥有三十名成员。乐团的保留节目也大幅增加，其中有序曲四十首，歌剧选曲八十首，华尔兹九十五首，卡德里尔、波尔卡、加洛普等舞曲五十首，进行曲八十首，其他作品五十首，共计三百九十五首。乐团演奏的机会很多，其中作为吹奏乐队的活动每年一百七十一回，作为管弦乐队的活动每年一百三十五回。从以下细目中，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末上海租界音乐活动的丰富程度。
以上演出中，在法租界的演奏就是在公园的野外演奏，私人服务就是为个人派对演奏，二重奏、四重奏、八重奏是指以室内乐的形式演出，由此可见乐团弦乐器水平的提高。从这个统计来看，作为吹奏乐团的演奏，很多是在公园及各种具有公共性质的娱乐活映『暇傩校作为管弦乐队则是在私人性的场合举行。这就意味着举办派对的富裕人群对管弦乐的需求很大，这与十九世纪的欧洲，随着经济的发展，管弦乐（今日所谓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已经形成一个阶层的情况是一样的。
威拉对草创期的公共乐团的尽心培育使乐团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二十世纪，乐团的组织架构更接近管弦乐团。此后，由于从欧洲招聘了专业的音乐家，这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乐团大大地改变了模样。
威拉夫妇的告别演奏会
1899年威拉夫妇举办了最后的演奏会，依依不舍地回到了欧洲。刊登在1899年3月27日《中国北方新闻》中的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星期二在兰心剧院举行的演奏会，虽然大家为音乐会的成功感到高兴，但四周的气氛仍然很郁闷。因为这是在上海的威拉夫妇的告别演奏会。威拉与夫人几天后将离开此地。在上海生活十八年，威拉夫妇的所有活动几乎都与音乐有关。由于他们的努力，才有今天的发展。这不仅源于他们伟大的音乐才能，也源于他们能将事业不断推进的才干。不说其他的事情，他们在爱乐者协会的工作就是一个实例。他们是上海住民值得自豪的爱乐者协会的生命与灵魂。对于长年习惯于每周二在“兰心之夜”听他指挥爱乐者协会演出的观众来说，今天一定有很大遗憾，因为这是这位巨匠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指挥。 正在练声的公司职员
多年来，无论是作为业余音乐爱好者的指导，还是作为公共乐团的指挥，威拉都为上海的音乐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新闻报道中，威拉常被称为“指挥官”（Commander），这表明了人们对他的敬爱。在告别演奏会上，继爱乐协会的演奏后，是威拉夫人的演唱，许多业余演奏家也纷纷展示才艺。演出结束后，作为对威拉夫妇的感谢，主办方向他们赠送了银盆与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