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木经惟:用不停息的快门声抵抗孤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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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宿的灯红酒绿中，花车实在不起眼，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仅容一个吧台，一条长沙发配着两张小桌，另有一条单人沙发嵌在拐角处。顶头是一个7岁女孩的照片，略显婴儿肥的脸庞叠印在这间居酒屋女主人的脸上——她正是照片中的女孩，如今已是满脸堆笑、通体丰腴的妇人。

陪伴着“小女孩”的，是大大小小有着明显意味的照片，被见缝插针贴在墙面上，边缘处点缀着一些名人来访这里留下的拍立得小照片——照片大多出自荒木经惟之手。他就端坐在那个长沙发的尽头，紧靠着卡拉OK播放机。

他已经72岁了，仍然是一身黑外衣、印着自己作品的T恤和鬓角翘起的发型，这身装扮曾经被形容为“像一只猫”，但他现在宁愿不要有人提及这个字眼。“我的猫死掉了。”他对《Lens》记者说。他是在一阵爽脆的笑声后说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听到了悲伤。

在此之前，我们刚要了点啤酒，邀请他时，他先是装作严肃地说，“你们不能让我喝酒，我可是刚刚从医院出来的。”然后话锋一转，“这是一年前的事了，哈哈。”

是的，过去的两年多，悲伤尾随着他：曾与妻子阳子一起出镜的小猫奇洛，在阳子1990年去世后一直陪伴着他，甚至比那些情人们更可靠，它在2010年初离开了；去年夏天，他不得不每天搭出租车去接受癌症治疗；“3·11”大地震也让他有点难受，他每天早起在阳台上朝着东边的天空拍照，以示祈祷，可不久那座住了30年的老房子又拆了，他搬到一个卧室对着西面天空的房子里，所以早上起床后，不得不爬到屋顶上去拍摄。

但也大可不必就把荒木看成一个陷入感伤的老人，年龄的确让他稍微远离了性感的女性胴体，但他仍然乐于和遇到的任何一个女人热情调笑。采访过程中，他从不闲着，利用记者和翻译交流的时间四处“出击”：和助理扯几句中国的话题；回答一个长问题的中途，突然向另一个女士发出邀请，“卡拉OK?”在声称“只要五分钟就能搞定一个女人”后，就侧身问穿黑衣的翻译女孩是不是法官、等会要不要一起去法院……

“现在的日本不再具有这般湿度了”“3·11”大地震发生时，荒木正拿着相机走在东京街头，“我就看着楼在晃，想它会不会垮。地震后，我想回家，但交通有管制，五个小时后才到家，在车里我也在不断地拍摄。”他当时想去福岛，没能去成，后来也没成行：“在遭受海啸袭击的地方，对于被毁坏的场景，我会觉得很雄壮，可能会不小心说出‘真美啊’。但如果说出来，旁边的人会很生气。毕竟死了很多人，不能这么说。想到这一点，就忍下来，没有去。”

他总是在不正经中流露着柔情，又在多愁善感中带着几分戏谑。这几乎从他童年时就开始了。

1940年，荒木出生在东京台东区的三之轮，一个平民阶层聚居的下町地区。“传统的小房子被分割为两个单元，所有的事情都因此变得更紧密。一个人可以从这个屋进到那个屋，后院的邻居能提供给你任何东西。这是一个十分人性化的地方。……再往北一点，就是北野武出生的地方。”荒木介绍说。

附近就是传统的红灯区吉原，临着的净闲寺，最早在1855年大地震时，草草收纳了一批遇难的，后来就成为那些无依无靠的老死安葬之地，所谓“生于苦界，死在净闲”。

“作为一个孩子，就与坟墓(死亡)和相伴，这个环境的特点影响了我的一生。”荒木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生命和死亡对我来说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他认为所有和他摄影相关的东西，都能从童年找到源头。“即使我不住在那里了，我的根也在那里。我浸染在传统木屋的环境下。‘同情’和‘多愁善感’渗透了我。”

他最喜欢红色，也在5岁那年就奠定了。“美国的B-29轰炸机投下的核弹将日本的天空染成红色时，我就发现了红色的美丽”，“这种颜色传达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阴谋。”但直到六年级时，他才从本职是木屐制作工人、业余是摄影爱好者的父亲那里借来相机，拍摄了第一批照片，其中包括了他暗恋的女同学。

从那时起，荒木就沉迷于胶片的质感，他称那是“湿润”的——反之，数码摄影则是“干燥”的。让他动心的记忆常常与“湿润”相关：拐进任何一条简陋的小巷，土质的路上，总是生长着花朵；每一天清晨总是从花朵的绽放开始；草木和细雨；猫和女人如水流动的肢体……

“现在的日本不再具有这般湿度了，到处是石材和混凝土。这里有越来越多的机器，和越来越少从鲜活肉体那里发出的声音。我想拍摄的东西正在消失。世界出了毛病。正在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这是他在60岁时写下的一段文字，庆祝生日时的照片就挂在花车的墙上——这家有17年历史的小店，不仅收藏着各种和荒木有关的资料，连《Lens》记者送给荒木的礼物，也被存放在了这里。对荒木来说，这里就像一个时间的洞穴，可供他窝在沙发里头，查看着记忆的碎片。“最影响我的不是人，而是时间的流动。”他曾如此说道。

卡拉OK还没开始，电视里播放着荒木的纪录片。对着自己穿梭在东京街头的身影，他有时自豪有时自嘲地向《Lens》记者解说，时而还和助理女士耳语起画面中某个熟人的近况。他很少离开日本，甚至很少离开东京——在东京，他也不是什么都拍，他只是定期去那些熟悉的地方。只有一个人愿意待在某地一动不动，直到快要发霉时，才会有类似“潮湿”和“故乡”的体验吧。这种体验不是慢慢经过、旁观、审视，而是一种融入、等待、记录。“东京跟我的生理合拍，是我的子宫，”他说，“因此有一种潮湿的感觉。”

东京历经关东大地震、“二战”美军大空袭，但真正的改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建设，荒木正是在那时走上了摄影之路。他于1963年加入电通广告公司，九年后辞职离开时，已经洞悉传播的奥秘，知道如何为自己设计个性的标签和不断翻新的话题。走在东京街头，连许多老妇人也会认得他——不一定是作为摄影师，还是文化名人或时尚人士。

东京快节奏的变化，让荒木的内心充斥着莫名的乡愁，但也让他即使是排泄式的拍摄，都能得到没有重复感的作品。他并不精挑细选——他已经出了450本以上的摄影集——他的作品似有似无地体现出一种素材感，除了勤奋到来不及停留的缘故，他也有意将这种气质解释为一种生活态度。他多愁善感，能给自己看似平常水平的照片找到动人的解说，或是通过编辑手段让它们惹人瞩目。他总是精力旺盛得像个顽童，并不断劝说拍摄或谈话的对象要放松，他常将“这不是挺好的嘛”挂在嘴边，像是设问，更像是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