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在哈佛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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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地产大亨潘石屹7月向哈佛捐赠一千五百万美元助学金之后，香港恒隆地产主席陈启宗、集团董事陈乐宗创立的晨兴基金会，日前豪掷三亿五千万美元捐款给美国哈佛大学，用以支持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发展，创下了哈佛建校三百七十八年以来最大单笔捐款。据悉，哈佛大学拟将公共卫生学院改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中国人创了哈佛捐赠新纪录，《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对此颇感自豪，“为华人高兴，三百多年来单笔最大捐款出自华人！”然而，更多围观者对此却持惋惜和质疑态度。

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耶鲁大学双料校友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八百八十八万美元时，也曾遭到国内网友的如潮责问。有人早已概括出了类似事件的舆论发酵规律：一边是责怪富豪“肥水流了外人田”，另一边则是反思中国大学为何总是收不到捐赠。

时评作者郭文婧撰写的文章可能道出了不少人的观点：“无论一个人多么有钱，只要不侵害他人权益，他做不做慈善，在哪里做慈善，他怎么做慈善，都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富豪对他们的财产有充分的处置权，他们的善行应该被鼓励。”然而，对中国大学为何总是收不到捐款的追问却是个值得不断反思的话题。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认为，此次捐赠是“捐者有义，受者无愧”。陈氏兄弟中的陈乐宗毕业于哈佛，并且是读医出身，虽最终并未走上从医之路，但是以捐赠感恩母校的教诲和栽培，乃是令人称赞的义举。而正是后半句中的“受者无愧”，才是不少人拿中国大学与哈佛、耶鲁等校友捐赠较多的世界名校相对比的根源。也就是说，不少人认为，就算有校友捐赠，中国的大学也是受之有愧的。

中国大学究竟愧在何处？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衡量一所大学的好坏，不在于校园有多美丽，教室有多奢华，而要看其是否真正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多的大师，看其是否真能给学生以心灵的启迪和人生的引导。之所以在国内“很少有校友主动给母校捐赠巨额善款，即便有一些校友给母校捐款，也多是在校庆时被动、被迫给母校捐款，而且数额普遍不是很高”，时评作者张立美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很多中国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学教育对自己的成长、成才帮助并不大，因此很少有大学生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

感情不深、收获不丰，仅仅是不愿捐赠的一方面因素。但是，中国也不乏深深感念母校在人生最美年华给予力量的毕业生，之所以不常以捐赠的方式表达这种感恩，恐怕还有另一种更为现实的考量。

网友郭起闻说，捐到哈佛，促进的是整个世界教育的发展；如果捐到中国，很可能只会引起国民的一片哗然，紧接着就是关于资金去向的大讨论。这种怪象听起来似乎很荒唐，却道出了人们对于中国大学对捐赠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忧虑。

在美国，当捐赠者向高校捐款时，他们有权决定如何使用捐赠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和基金。每一笔款项的使用，都会明确地对外公布详细账目，使捐赠资金的使用透明化和规范化。而且，相关基金的管理也是由专业的投资委员会或投资管理公司来操作，这就保证了资金的回报率。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还制定了一整套法律法规及其配套措施，通过减税的方式鼓励对高校的捐赠。

相比之下，中国高校基金会仅要捐赠人慷慨解囊，之后资金流向大多由主管单位决定，捐赠人的意愿难以得到完全尊重。近些年频频出现的高校腐败，更让捐赠者担心善款流进高校里一些人的私人口袋，捐款能否得到有效利用让人无法放心。中国高校基金会的管理人员也多为行政人员转行，缺乏专业投资知识，往往很快就会坐吃山空，只能等米下锅，这是捐赠人所不乐见的。

【原载2014年9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声音》】

插图/“自愿”捐款/张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