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视野下的鸳鸯蝴蝶派电影创作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传播视野下的鸳鸯蝴蝶派电影创作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　向来被丈学界视为“逆流”的鸳鸯蝴蝶派，其电影创作却频频被搬上银幕。在其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并逐渐边缘化的文化背景下，鸳鸯蝴蝶派丈人的电影创作却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离不开文学创作本身的魅力，以及媒介的运作和受众的选择与满足。文章从传播者、媒体、受众三个方面分析了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创作浪潮，理性地指出其对当时代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电影文学创作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传播 鸳鸯蝴蝶派 电影创作

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玉梨魂》、《空谷兰》《啼笑因缘》等电影的热播，鸳鸯蝴蝶派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并引发了一股鸳鸯蝴蝶派电影创作的热潮。但长期以来，人们在考察文学活动时，只注重了对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接受的研究，因此大多数观众对鸳鸯蝴蝶派的认识，仅限于知道该派创作是以才子佳人情节为主的市民小说，不登大雅之堂。从实际情形看，内容只是文学活动中比较重要的环节之一，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传播方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因素综合促进了文学创作、文学文本和文学接受的全方位变化，使文学活动具备了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如果单是从创作文本本身的思想内涵或整体艺术及接受美学等方面加以研究或考察，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似乎一直不被学界认可，甚至被视为“逆流”。但当我们把鸳鸯蝴蝶派现象置于当时代传播的社会环境下，与其电影文学创作、媒体传播方式和受众的选择与满足等因素相结合，对其派别思想及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加以整体的观照时，鸳鸯蝴蝶派电影创作热潮的出现又是必然的。

文学创作本身契合电影的大众文化特色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要始终得益于文学的滋养。作为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就是一个交织着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独特的文学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先生领导下的左翼文联等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理由是他们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和迷惑汤。作品大多标榜趣味主义，内容庸俗，思想空虚。然而，理性阅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些作品后，我们却可以感觉到，这一类作家的所谓靡靡之作，并非全都只是单纯的以描写才子佳人为主，大多表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思想意识，表现了病态社会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它们当中不少，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比如包天笑的《沧州道中》等，或多或少的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借才子佳人或凄婉或悲凉的恋爱故事，歌颂或赞扬了抗日青年，反映了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贫富不均等种种丑恶，在当时来说，与其同时代的一些极端宣扬封建复辟、迷信邪说的文学作品相比，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尽管在理论上受到传统文人的重创，但鸳鸯蝴蝶派仍是现代通俗文化的主潮，具有大众文化的特色。其作品内容既涉及到大众普遍喜爱的古典小说、戏曲故事、坊间说书、民间传奇、稗史侠义等传统的通俗文学，又吸收了《茶花女》等西洋小说的悲情与浪漫创作。创作标榜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正好迎合市民阶层的时尚，拥有极为庞大的读者群，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代表作主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曾创下了再版三十二次，销量数十万的纪录。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曾先后十数次再版，其五大作家“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严独鹤”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曾出现市民排队等候报纸发行的场面，其市场效应远远超过新文学作品。

电影是以娱乐大众为本位的，大众本身充满着对“故事”的渴望。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流行而充满活力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就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源。20年代初，以“明星”公司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影人开始从深受市民喜欢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中吸收养分。1924年的《玉梨魂》是最早一部改编鸳鸯蝴蝶派小说而取得巨大反响的电影。后来包天笑、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文人甚至为电影公司所聘，专门从事编剧工作，早期中国电影和通俗文化的交融自此拉开序幕。继包天笑之后，许多鸳鸯蝴蝶派文人相继加入电影创作队伍，如张恨水、程小青、朱瘦菊、严独鹤、徐卓呆、陆詹庵等等，直接促进了中国电影与通俗文学的联姻。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电影公司拍摄了共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

媒介运作加速了电影文学的大众传播

大众媒介从一诞生起就是契合大众文化的内容要求的，而大众文化也是契合大众传媒的特性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在对鸳鸯蝴蝶派的考察中，我们会发现，自它兴起之初，就与当时的主流传媒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小说几乎全部在报纸副刊上连载过。该派的发源地是自由党人周浩、戴天仇所主办的《民权报》，其代表人物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何海鸣、蒋著超均为该刊编辑，其代表作《玉梨魂》、《孽冤镜》等也是首次发表在《民权报》副刊上。其后的周瘦鹃、包天笑、张恨水、刘云若也都是兼具小说家与新闻记者、编辑的双重身份。他们中多数是在做报业的同时写小说，或是写小说前做过媒体工作，或是小说出名后，被聘为多家报纸的编辑。他们的这种文学创作与报刊的双重互动，使他们的小说与报刊的发行量捆绑在一起，由此也极大的影响了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创作目的和独特的文学传播方式。而这种创作目的在与新文学的比较中显示出了极大的大众接受优势。

由于电影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一种需要大投资的企业产品，它的再创作、再生产是以回笼资金为前提的，所以商业性是其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在鸳鸯蝴蝶派电影创作出现之前，中国电影的商业化操作更多地借助于商业化的经典文明戏，当时就很快失去了观众，失去了市场，使中国电影处境危机。其实不仅仅是出于“故事荒”或“剧本荒”的原因，还有更重要的市场疲软的原因，后来电影公司与鸳鸯蝴蝶派文人合作，运用传播的种种技巧，将中国商业电影或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发展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电影创作上，该派文人先是建立通俗文学叙事模式、创造文学化的影像风格，进一步地创作类型片。从传播角度，媒体成功运用了传播学的“议程安排”功能。安排了一系列令公众感兴趣的话题，如“传奇身世”、“文化汉奸”、“小资爱情”等，以探寻、争鸣、或猎奇等形式，层出不穷、铺天盖地般出现于报刊、电影荧屏等众多媒体。

鸳鸯蝴蝶派创作内容上是通俗易懂的，而不是像经典文学那样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离普通大众很远。传媒为了追求生命力和活跃性，形式也不断的变换花样，求新求变。再经过大众口耳相传，创作者、传媒与接受者形成了面对面的接触关系，使传播不仅 仅是文学活动，而且具有密切的人际交流性质。

另外，近代城市大众媒体的建立和完善，也为鸳鸯蝴蝶派电影创作成为流行提供土壤。从19世纪中叶副刊出现后，大众传媒刊登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文学传播也随之呈现繁荣景象。该派小说首先是在副刊上连载，后又因为各种原因持续不断地成为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如《玉梨魂》就有单行本的版权纠纷)，造成了小说的畅销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了电影，当时时兴的新剧也都从流行的小说中寻找题材。1916年吴双热的《孽冤镜》被编演为新剧，同时，民兴社也祀《玉梨魂)搬上了新剧舞台。这些成功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对后来的电影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带引鸳鸯蝴蝶派电影、海派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开始真正走向商业和艺术的双向成熟。

受众的选择与满足引发新的文学传播方式

从大众接受的角度考虑，鸳鸯蝴蝶派为吸引受众，他们从内容到形式无不考虑庸俗化、世俗化、故事化。他们是打着“游戏”、“消遣”的旗号登堂入室的。因此，题材上涉及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家庭、武侠、侦探、滑稽等各种普通市民喜爱的类型，以达到受众娱乐消遣的目的；创作方式上，该派文人通过建立通俗文学叙事模式，继而与当时刚兴起的电影这一传播渠道相结合，用一种文学化的影像风格，创造了受众乐于接受的创作类型影片。

鸳鸯蝴蝶派的受众是广泛而稳定的。他们的接受者，有文化层次较高者，也有更多的普通市民，甚至一些文盲、半文盲也产生了接受与传播的热情。这些普通大众大多生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大都市中，尤其在上海最为集中。都市生活将人们从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并且使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人们不再需要担心生存威胁而终日惶惶不安，心境开始进入一种闲适状态，消遣与游戏是此时最合适的放松方式。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创作正好是与大众心理需求及接受方式相契合的。从清倌人到先生的变化，花酒的程序与人物的种种作态，各种游乐场所的声色犬马，租界的繁华，政界的权谋之术……种种物与人的社会相，在鸳鸯蝴蝶派作品中都可一览无余。加之通过电影这种新兴传播渠道，为人们提供多种多样的视觉传播系统，普通大众通过观赏这些作品，他们从中找到了释放生存焦虑的出口，得到了极大的感官刺激和心理满足。毕竟，这是他们关心的并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世界。因而，与其说是鸳鸯蝴蝶派作品造就了一批消遣型受众，不如说这是绝大多数市民的自觉选择，普通市民大众乐于也安于作此种受众。

鸳鸯蝴蝶派反复强调“以己身作为读者”、“让读者去研考”，有时，还公开向受众征集素材。这种时时刻刻不忘受众、与受众不断沟通的创作宗旨，使文学走向大众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时红极一时以致被改编为电影达6次之多的《啼笑因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上海市民见面，常把该影片中的故事作为谈话题材。虽然传统的文学观念一直排斥该派创作，并斥之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鸳鸯蝴蝶派不但从内容上获取了大量自己的受众，在雅俗共赏方面确实也取得了成效。该派文人采用新的传播渠道――电影，无形中建立一种适合都市商业运作机制的文化形式，它的类型化影片操作(小说人物、故事、道德以及形式的类型化)得它比较容易找到固定的消费者。同时，通过尝试，它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文化市场：一定的传播者同一定的受众之间的良好供求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鸳鸯蝴蝶派所建立的文学作品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共同关系，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但是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变，也给都市生活创立了新的大众文化形式。

近百年逝去，这个屡遭挞伐的文学流派，与中国的电影业一起发展，几度衰微又几度中兴。回头再看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创作，无论我们说它“逆流”也好，“小资”也罢，但大量受众选择欣赏该派的创作，并从他们的作品当中得以满足，从这一层面上说，该派作品已经被社会大众所接受、认同。尤其是该派文人进行的大量的文学化影像风格的电影创作，为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电影业起步的关键时刻打开了市场，找准了观众，有极为重要的推动意义。因此，当我们盛赞现代通俗电影的“黄金时代”时，不应忽视了鸳鸯蝴蝶派电影创作的奠基作用。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 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