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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子留学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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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岩是本刊的忠实读者,在不断地学习与探索中,蒋岩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又一个的孩子送出国门留学。在不断同使馆、留学中介打交道的过程中,蒋女士感触颇深,于是她把自己办理儿子出国留学的经历书写出来供读者分享。本期的中心内容讲的就是蒋女士陪儿子如何成功地获得签证的。

(接上期)

元旦后,我带着儿子登上北上的列车,几十小时后,一清早列车在宋祖英“今天是个好日子”的悠扬歌声中进入北京西站。到达北京,我和儿子重要的是首先找到新西兰签证处,10点多到达亮马河南路塔园外交大楼,摸清了签证处的准确位置,在附近渔洋饭店休息了几个小时。

儿子闯关 妈妈陪伴

下午2点我们准时到达。进入新西兰签证处,感觉很小,中间是一个小过厅,有一张桌子,左右两个门,接待的是个中国小姐,她很热情,指着墙边一排椅子说“你们坐那儿等吧。”有八九个人,我估计都是来面试的。一个外国面孔的签证官从右边门出来将一个约30岁的男子叫进去。上过两次签证战场的儿子一定也不紧张,但我不放心,心想儿子面试最好我也能进去。这时从左边门里出来一个年轻女签证官,中国人,叫儿子名字,我和儿子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急忙朝她走去,她看见我也要进去,很严厉地说:“我叫××”我说“我是他妈妈。”她有点生气,声色俱厉地说:“请你明白,今天是××面试。”我急忙指了一下夹在右臂下的文件坚定地说“我明白,但我是他的经济担保人,你需要的材料原件都在我这里,我有权力当面给你递交。”我看她一愣,略迟疑了一下,说“好吧,你等一会儿。”扭头带着儿子进去了。

我很纳闷,儿子的签证官是Van Tran,维维小姐说从名字上看,不是新西兰人,好像是荷兰、奥地利人,绝对不是中国人,但怎么是个中国人?听说中国签证官不好说话。又想,不过对我,中国签证官更好,我可以和她说话,万一遇上不会讲中国话的外国签证官,我就不能说话了。

很长时间儿子才出来,“妈妈,签证官叫你进去。”我走进里面是一间敞开式的大办公室,有好几张办公桌,当我走到签证官面前,她正全神贯注低着头看材料,我说“签证官您好”主动上前和她握手,她立即站起来,微微一笑,很友好地说“请坐吧”,我说“很高兴见到您”,赶紧把材料递交给她,她非常认真,一张一张地审核着,然后站起来,到旁边复印机前去复印,复印完过来坐下时,对我说:“你的资金没问题,但您孩子学习不怎么样。”我说:“是的,所以我要把他送到国外去,你也知道,我们西北英语教学比北京落后,为了让孩子学英语,我也花了不少钱,但他总还是学不进去,只好把他送出去,希望您能给他一个机会。”接着她又问了很多,我一一回答,很轻松。我感觉她很满意,于是对她说:“根据新西兰留学政策,留学无年龄限制和英语要求,我认为我孩子完全符合签证条件。”她说“15天后,我们会把决定告诉你的”,接着她又对我说:“你孩子的材料不是我受理的,是Van Tran签证官,因为我审理的一个材料今天面试,来时才发现是我们家以前的邻居,所以临时和Van Tran签证官更换了。”我恍然大悟,急忙问“签证官您贵姓”“我姓王”,我和她握手道别,临走时对她说“王签证官无论我儿子签上签不上,我都非常感谢您给我这次谈话的机会。”她很客气送我出来。

我和儿子高高兴兴地从新西兰签证处出来,儿子边走边给我讲签证官给他面试的经过,当听到儿子说:“妈妈签证官问我申请过别的国家没有。”我一惊,急忙问“你怎么说了?”儿子说“我老老实实地说了,我申请过美国,被拒签了两次。”“坏了。听别人讲若被别的国家拒签过,就很难给签证了。”儿子有点紧张,问我“妈妈能不能签上?”我说:“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

1月22日,我们收到Veronica Wang签证官来信,不知是福是祸,拿着信急忙去找维维小姐,当维维小姐飞速看完信一把抱住我激动地说“祝贺你,批准了”时,心里真像“飞流直下三千尺”一样畅快。在经历长达一年给儿子办理出国留学的过程中,曲曲折折,几度柳暗,几度花明,而申请新西兰留学不到两个月,很顺利获得批准。激动之余,我在心里一直默默感谢Veronica Wang签证官。

获得新西兰批准,按说应该松一口气了,但在给学校汇学费时,又遇到麻烦,中国是外汇管制国家,办理外汇必须得有关部门批准,没有护照签证不能办理,而新西兰签证处规定交了学费,才能给正式签证。我又给外地朋友打电话咨询,回答“很简单”。但在西北办理“很复杂”。主要的是,出国的人太少,审批部门几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无奈我拿着新西兰批准信三番五次去审批,有关部门一级一级请示,一直请示到北京,几经周折,才将学费汇走。接着又为订国际机票而犯愁,当时在西北根本买不到国际机票,好不容易托人近7000元在香港买了张单程机票,但香港另外一个买机票的小姐说,单程机票不能入境,学生一定要买往返机票,否则取消签证。无奈给了这个香港小姐12000元,又买了一张不能退的特价票,事后才知道上当了。

折腾了近两个月,才办好了一切,很快就收到新西兰正式签证。

儿子终于要走了。

送儿出境口 临行千叮万嘱

儿子自理能力强,他将自己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将学习用品、生活用品,整理好装箱。整装待发,儿子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妈妈等我一下,我还要买个东西。”匆忙跑出去,一会儿拿着一面国旗跑回来,气喘息息地说:“妈妈,我要带上国旗,不论走到那里,我都永远记着祖国,记住我是中国人,绝不干有损于祖国和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儿子原来的班同学要去火车站送儿子,我对儿子说,你是学习不好,才出国,不是光荣的事,咱们悄悄走。当我们到达车站,班里的几个男女学生代表以及小学、中学的一些同学,一大帮人已在那儿等候,他们个个哭成泪人,难舍难分,火车开了很久,儿子还在伤心地哭。

到了深圳

朋友送我们到罗湖口岸,填好了出境卡,排队出境,按顺序儿子递交上护照机票,边检审查完,问儿子“出国留学?”“是。”“在那边等着。”说完把护照放在一边,我和儿子莫名其妙,等了十几分钟,看着几个通道的人们鱼贯而过,一个个都很快出境。我开始着急,送我们的几个海关朋友也很纳闷,过来问为什么不让走,我说不知道。这时,我开始胡思乱想,怀疑地审问儿子“为什么不让你出境,走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把谁收拾了一顿,会不会公安局通缉到这儿?”儿子一脸镇静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我绝没有打架,不会有事的。”又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拿起护照看了一下,在出境卡上签字,我急忙问原因,原来出国留学出境负责人要签字,真是虚惊一场。

通过海关通道,跨过罗湖桥,又填写入境卡,很快入关,乘上罗湖至九龙的香港列车。

从维多利亚港口迷人的夜色中回到住宿旅舍,我和儿子翻看着深圳报纸上出国留学的悲惨故事,讲一些家长花了几万元中介费,满怀希望送孩子到国外读书,到了国外根本不是什么学校,而是远离城市,在荒凉郊外一个小破楼上,只有几个老师,旁边是坟墓,吓得孩子们晚上不敢睡觉。儿子忧心忡忡地问我“妈妈我去的学校怎么样?”我说:“不知道,你要做好思想准备,说不定学校也很破,很有可能你流浪街头,晚上睡在马路上。妈妈摸着石头过河,稀里糊涂把你办出去,明天只能把你送到机场,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再不能帮你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苦自己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你就给维维小姐打电话。”儿子一脸迷茫地点了点头。

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最先进、最繁忙的机场,像个小世界,不同的人种汇聚在候机大厅,飞向世界各地。儿子从香港飞往韩国,转机到新西兰奥克兰再从奥克兰转机到惠灵顿。本想在机场给儿子找个同路,结个伴,但根本找不到,急得我不停地给省内一外办主任打电话,问怎么转机。办理登机手续的小姐服务态度非常好,她不但安慰我不要着急,还将超了10多千克的行李全部托运走,耐心地给儿子讲转机注意事项。

送儿千里,终有一别,在出境口,很想抱住儿子亲亲,但又怕他伤心,我就严厉而坚定地教导儿子说“男儿有志在四方,是虎,妈妈放虎归山;是雄鹰,妈妈让你展翅高飞,以前学习不好,我不怪你,现在给了你出国这条路,你一定要记住: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出关跨过这道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如果是窝囊废,哭着回来,我不会管你,你就到牛肉面馆端牛肉面去。”此时的儿子已经麻木,脸无表情,一声没吭地走进去了。

第二天,我匆忙从街上赶回来,旅店老板告诉我,儿子已来电话,说平安到达,详情写信给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