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拍完《二十四城记》他们都叫我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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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的一天，头发寸的不能再寸的贾樟柯以贵宾的身份参加了某中部省份组织的一次文化活动，之前一直以地下和先锋形象出现的他，站在金碧辉煌的讲台上，大谈文化和信仰的力量，“中国在剧烈的变革中，出现了文化信心衰落的问题，我们民族需要重拾自信”，这样的立论深得当地媒体的赞赏。

在演讲的间隙，贾樟柯暂时做回了导演的身份，开始像孙静修爷爷一般和蔼地回答时政记者的愚蠢问题，比如，“有人说您的电影暴露了中国贫穷、落后的一面，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很少有人问他，关于新片《二十四城记》的广告嫌疑和他的个人情感生活。

也许，在这之前，人们已经问得太多了。

贾樟柯在新片《24城记》里设了一个局，有关真实和虚构：一个倒闭的大工厂里，七八个真实受访者和4名专业演员扮演受访人物的访谈讲述，把中国40年的历史变迁清晰地浓缩在电影中。

“我并不留恋那个体制，但那里有我从未触及过的工业记忆”

《24城记》有一根长达七年的副线，拍完《站台》后，我写了一个剧本叫《工厂的大门》，90年代末转制如火如荼，很多大工厂停工，我的剧本讲有个老师傅有两个徒弟，他们同时分到工厂，同时恋爱，同时结婚，特别和睦的两个兄弟。下岗后他们一起摆摊，一起进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掰了。

后来我看到一个地产的新闻，说成都最贵的“标王”地卖出去了，要开发30年。最吸引我的是，它里面有这个工厂的3万职工，加上家属有10万人。他们的第二代都是在厂的职工医院里出生，在厂小学中学，技校中专电大上学，然后进厂工作，再找个厂里的姑娘结婚。这样一个付诸了10万人的生活经验的工厂，在城市化的过程一年时间就拆掉了，50年的生活痕迹就跟弹烟灰一样就弹掉了，那么轻易，那么不重视。

我首先是被这样的数字给惊着了――3万工人、10万家属，生生死死、起起落落，全在那个土地里面，这样的容量体裁让我震惊。再一个，它过去是一个保密的兵工厂，现在却变成了房地产楼盘――这个时代最敛钱、最商业化的东西。真是绝对的两极，太戏剧性了。时间、空间全抹去了，这10万人，有他们记忆的车间甚至厂区都不见了。

这里面首先有我一直关心的所谓当代的变迁，在这样的变迁里面，又有我从未触及过的主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最主要的记忆是工业记忆。围墙背后所有的工人，说白了还活在体制里面，因为直到今天这个体制也还存在，但除他们以外的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体制里生活了。体制的控制跟管理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谁说我拍的是楼盘广告？其实它给我提供了一个考察的模型”

为了《24城记》，我采访了100多人，平均每天3个，按早中晚排班。刚开始，我太自信，以为坐下来随便侃就行，谁知第一次去，“我5分钟没话说了，他也5分钟没话说。让人家敞开心扉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一开始因为不认识人，真不知道从何入手，就跟当地的媒体朋友合作，帮我登个广告，征集420的工人，谁愿意讲这个工厂的生活经历。我第一次去接热线的时候，那个茶几上摆了五六部电话，时间一到，就像作战前线一样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拿起来一听，大致两类：一种是一拿起来，对方就开始讲了。我说师傅你先别讲，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联系，但对方已经刹不住了，已经开始从上高中讲起了；另一种就是刚说上两句就哭了……那天接完热线觉得特别累，我一下子觉得他们的表达愿望其实非常强。

整个采访下来，女性讲述能力特别强，直率的程度很高。比如我采访一些从上海分到工厂的女人，有人就坦然说：我现在的老公不是我喜欢的人。70年代还是分配制度，户口分过去就只能过去，但社会又开始松动，就想调回去。但调动是个很困难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万一结婚就肯定没法调回去了。好多人就这样错过了爱情，到了七八年后，发现自己真的调不回去时，喜欢的人早有小孩了，就因陋就简地找个好人。

我采访过有个工人的两只手指切断了。他说他住院后挺高兴的，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我说是不是当劳模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压根就没当回事，我以为三个月又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