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中国经验的普适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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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到底信什么：中国精神中的商业文明成分

外国人观察中国人信仰与成功的关系，不能停留在印成铅字的东西上，要接触新北京，感受新北京。如果认为中国人什么也不信，算白来了一趟；如果看不出中国人信什么，同样白来一趟；如果认为中国人信的就是中国人说的，那还不如不来。外国人不理解新北京，就是因为在这三个方面都犯了错误。

实际上，一国人民不可能在什么都不信的情况下，会创造出世界级的奇迹。正如美国是在美国精神的引领下实现大国崛起一样，中国崛起的背后也有中国精神的引领。美国精神与哪个党执政是没有关系的，它一定存在于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完全统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地方。对中国人来说也一样。

美国精神的神髓是实用主义，中国人信的是实事求是。实用主义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实用主义。它们是商业文明的灵魂所在，是一种普世价值。商人是最实际的。对于实事求是，古代信，今天信；中国信，美国信；上层信，下层也信。所以是真信，不是假信。美国的成功因素，与中国的成功因素如出一辙。实事求是必然要求与时俱进，随需应变，结果是适者生存。西方人对美国成功心悦诚服，没理由对这个意义上的新北京不认同。

许多人小看了实用主义和实事求是。以为只是一种经验和经验主义，这是误读。实用主义和实事求是，本意是讲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结合，既不偏向普遍，也不偏向特殊，是一种中庸之道的信仰。大多数人都误解“摸着石头过河”。光注意“摸着石头”这一经验特征，忽略了由此岸到彼岸“过河”这种普遍和超验的特征。中国和美国都有一种敢于“过河”的民族精神，而免于象许多古代文明那样因不适应变化被淘汰。

联想精神诚然首先是一种商业精神，但这种商业精神正是一种典型的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中国精神。柳传志传输的真经是：“先慢跑几步，当确认脚下是坚实的黄土地后，发现确实没问题，然后撒腿就跑。”联想能成为中国第一家成为世界五百强的民营企业，偶然中的必然，就在于他具有实事求是这个道行。虽然这样的企业在世界五百强中只有一个，但它代表了新北京的“新”之所在。它已超越了商业，成为一种可以引致成功的民族精神。

世界可以认同中国什么：来自商业的服务精神

中国经验中第二个来自商业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服务。中国是靠为全世界打工服务，获得世界工厂地位的。西方人可以不认同中国的其它价值，但不能不承认服务这个价值。

中国古代老百姓面对两种人，一种是抢劫者，人们称之为官府，即官本位的政府；一种是服务者，人们称之为商人，象晋商、徽商之类。总的来说，抢劫者占主流地位，而服务者一直在夹缝中生存。然而历史潮流是，抢劫者的比重越来越小，服务者的比重越占越多。商业正成为这一历史趋势的推动者。

今天，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方向转变。精英不是政府的导师，但企业却可以是政府学习的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企业来说，虽然不是他们的口号，却是他们的生命。一些公务员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府一时半会儿还倒不了台；一些精英忘记服务，自说自话，人民有难自己先“跑跑”，他们的职称一时半会儿还丢不了。但企业如果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上就会死得很难看。这决定了一个社会从抢夺政权向服务百姓转型，向企业学习比较靠得住。

虽然为顾客服务，不等于为公民服务。但如果连顾客都服务不好，为公民服务能有多高水平可想而知。在海尔经验中，我们看到了服务精神。我有一台空调，虽然最后也没修好，但海尔人员的服务态度，真是好得让人没法说。能力是一回事，但态度更加重要。这种服务意识，正在社会蔓延。

西方人在观察新北京的时候应该可以注意到，整个社会在商业精神引导下，服务意识越来越浓。这是新北京的又一新意所在。

世界可以接受中国什么： 除了低人权，还有竞争优势

在价值上认同，不等于在利益上接受。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许多发达国家心理不平衡。只要找到一个由头，就发泄一番。有些指向的并不是当作借口的那些理由。新北京共识还应有一个主题，是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权利。

秦晖提出的基于低人权的北京共识有一个突出的优点，是表达了一般中国人，而不光是政府的一个看法：人权有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等从低到高之分；发展中国家有权利选择从低到高解决人权问题的顺序，根据发展阶段设置对应议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验并不是所谓“渐进”，而是根据国情条件决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只要条件匹配，渐进还是休克不是原则问题。

华盛顿共识不受欢迎，是因为它强制发展中国家颠倒这个高低顺序，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没解决好低人权问题(生存权)之前，先解决高人权(自由权)问题；它引起的混乱的实质，是低条件与高要求不匹配带来的失序。如果仅仅是失序也罢，发达国家在俄罗斯、拉美、东南亚、中东等所有能引起混乱的地方，趁火打劫，以高人权的名义破坏低人权，彻底败坏了华盛顿共识的信誉。

秦晖提出的低人权北京共识启示人们：如果北方国家拒不接受南方国家反复提出的优先解决生存权的合理要求，非要搞乱南方国家，南方国家可以用商业作为反制，通过低人权对应的低收入比较优势推动廉价出口，强制华盛顿共识向左转(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向工会让步)，强制福利国家共识向右转(压制工会的高福利要求以适应竞争)，最终使北京共识成为“事实标准”。这是商业力量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力量显示。

刘佳提出的“新北京共识”更进了一步。指出了秦晖命题的悖论。如果中国很牛，是因为低、收入低，那么中国提高人权和收入的过程，岂不成了“很牛”的自我瓦解过程?刘佳从新北京、新奥运(寓意新的人权状态)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新视角，提出解决了温饱这一生存权的“低人权”后，中国为什么仍然可以牛的理由。这就是西方人来北京看奥运值得悟一悟的另一个“新”道理。

刘佳指出：“秦晖的‘北京共识’最大的缺陷在于，因为低人权、低福利就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结论。照他的理解，类似于柬埔寨、莫桑比克这样的国家更应该创造出经济奇迹。”这一下就抓住了秦晖观点的要害。印度发展高端信息服务业的例子雄辩地说明，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并不具有成功经验的价值，只有发挥竞争优势，向国际分工的上游迈进，才能实现真正的奇迹。因此，新北京共识应包括两个方面才全面，一方面是秦晖说的起点上的低人权，要求与之匹配的路径设计和发达国家的宽容；另一方面是刘佳说的从低人权向高人权的跨越(竞争优势的发挥)，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中国之所以开完奥运会后还可以“牛”，不是因为他人权低，而是因为他有强烈的从低人权、低收入状态，向高人权、高收入状态跨越发展的选择性努力。否则中国就是莫桑比克。

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先于禀赋。而“选择”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从信息时代的商业开始表现出来的。中国向高人权状态(自主、创新)发展的努力，是透过华为通过研发走向世界、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坚持WAPI标准等一连串事件表现出来的。西方要认同新北京共识，就不能叶公好龙，害怕从生存权，升级为发展权；就不应对中国向国际产业分工的上游发展过分敏感。

中国经验的普世价值不是一个当然的命题，它需要“挖掘”。

中国长期以来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因此近三十年来中国无论何种经验，都或多或少沾上官本位的边，使之显得不那么“普适”。因此挖掘中国经验的普适价值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将官本位因素过滤后“提纯”出来的中国经验。

信息时代的商业，最具有这种普世价值的特征。实事求是、服务意识、自主创新这些来自商业，又改造社会的普世价值，正是新北京共识的核心。这是把五千年的中国文明、三百年的现代化与十年的互联网的精华高度提纯后，总结出的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变“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