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进城怕下乡 理想主义在何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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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 峪
在这大雪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新疆高校毕业生扎堆首府》”，而且还是转载《中国青年报》于2006年11月21日的报道，颇有影响力，分明也是新疆初冬时节的一道风景。我们高校的学生“宁可在乌鲁木齐做个普通工人，也不愿到偏远地区当公务员”，“宁可在乌昌所谓发达地区讨饭，也不在落后地区找黄金”，似乎正是新疆“有志青年”的总体心态。
我不禁回到了十年前。“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也是临近大学毕业时刻，四年来颇感空无所学的我们却也茫茫然得要找工作了，于是到处瞎跑。然而却也有用人单位找到了门前，于是诸多男同学站成一排与他们见了面。那单位负责人清瘦而高，和几个人站在那里，充满热情，也不掩饰他们的急切心情。我记得他说他们是疆内某工矿企业，长期在外工作，正需要我们这些所谓经济人才，以充实他们后备的短缺，希望有志青年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感觉他的言辞很有煽动力，然而，我却暗暗知道，他的自信根本是错误。因为我分明清楚地看到了同学们脸面的平静和内心的“揣测”，那并非“本地单位”和“长期在外”特性的含义，即使对于我们这些虽不成熟也不精明的“天之骄子”，也还是容易掂量出来的。于是结果必然是一厢情愿，虽然他们热情而急切，甚至自信而豪气，却终究是怏怏等了两天，尴尬地空手而归了。
然而我却总有些失落。事后我总能想到那“清瘦而高”所洋溢的热情与豪气，以及总能想象他们最终怏怏而归的巨大失望。这之间的落差总是让我感觉难受。我是单薄的，我无才华，我终究不能填补他们的失望。
现在看来，这十余年来，新疆高校学生的就业心态也并没有什么改观，甚至感觉还越演越烈。期间曾偶遇一个即将毕业的新疆高校学生，闲聊几句，感觉眼镜片后还有几分质朴。他很认真地问我能否帮他介绍单位，唯一条件是在两三年内就可以分到住房。听后我不免重新审视了那眼镜片后的质朴，正分明写着一览无余的功利与世俗。我突然心生一阵厌恶，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言语和讨论。
俗语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怕少年太气盛而豪气，怕老人太阴险而城府。而新疆高校的青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豪气，幼稚的脸上早已写满现实的城府。全国的学生也似乎差不多。
“理想主义”在当代青年精英之中已经鲜有市场，妄谈“理想”者只能被视为愚蠢或精神怪异。于是新疆的青年唯有蜷缩在都市里拥挤的街角，全然放弃自己不知道是否还有价值的书本所学，和那曾经的清高自尊，争抢着廉价的岗位，同时早已忘记了外界广阔天地的存在。中国青年为了理想而奉献的激情，似乎已在数十年前轰轰烈烈的建设边疆、上山下乡的磨砺中消耗殆尽了，“理想主义”仿佛已经进入了尘封的历史。在自我精神的苍白中，青年独立的个性已经淹没在最为世俗的选择之中。
主席曾经说了，人，是需要有些精神的。我们的青年，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总不甘心所谓理想和精神的存在，在现实利益的冲击面前，如此迅速的溃败。尤其是青年，尤其是对于我们高校的精英，总在幻想在他们身上应该还能留存些理想与抱负的空间。近来，中央二套在播放“大国崛起”的纪录片，那日本和韩国的迅速崛起，显然是与其振奋而富有远见的民族精神而紧密联系。急功近利、毫无远见的民族终究是可悲的。当今的时代，当今的新疆，应该也正需要这种振奋的精神与信念。
逢官必骂是畸形心理
文/二 炮
――“你是当官的吗？如果你是当官的，那么你一定不是好东西。”
在当今社会，有一些人对领导干部怀有一种不健康的畸形心理，甚至到了变态的程度。只要谁是当官的，就一定跟他有深仇大恨似的，逢官必骂。
在仇官者的眼里：当官的都没有一个好东西。只要是当官的，说什么都是骗人的，做什么都是为了自己。
我不想用封建社会的包公、现代社会的许多优秀干部等来证例说明当官的也有好人、也有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的。这一切对于极端偏执的仇官者来说毫无说服力，他们会大骂我“谄媚权贵者”，似乎只有大骂当官的才是品德高尚者，是正直不阿的义士，否则都是道德卑下者，都是下流可耻的小人。
仇官者就一定是正直不阿吗?
其实，正直不阿未必要仇官。
在很多仇官者的内心深处，往往都隐藏着一个强烈的当官梦。由于各种原因自己没能当上官，于是对那些当了官的人总看着不顺眼，最后发展成为一种强烈的仇官心理，以至于对社会的各种现象缺乏理性的认识，狭隘、偏执地把是否是当官的作为对与错、是与非、真与假的判断标准，这种扭曲的心理显然是不健康的，必然导致不能理性、客观地评价事物。
我不否认有许多干部是不称职的，甚至是严重腐败的，应当清除出干部队伍；我也不否认社会上有许多丑恶现象，需要全社会的批评和监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还有许多干部是勤政为民的，社会上也有很多感动中国的真实故事。如果只看到事物的一面，看不到另一面，显然是有失理性和客观的，是不公正的。
仇官者的不健康心理，既不利于社会和谐，也不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个人发展。
仇官心理的形成，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仅从个人心理健康和个人修养的需要来讲，多一点理性，少一点没有根据的谩骂，于人于己都不是坏事。
我不是当官的。
其实人人都有一座金矿
文/王 学
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位秘鲁移民，在他的居住地拥有六公顷山林。在美国掀起西部淘金热时，他变卖家产，举家西迁，在西部买了90公顷土地进行钻探，希望能找到金沙或铁矿。他一连干了五年，不仅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最后连家底也折腾光了，不得不重返田纳西。
后来，当他回到西部故地时，发现那里机器轰鸣，工棚林立。原来，被他卖掉的那个山林，就是座金矿，新主人正在挖山炼金。如今这座金矿仍在开采，它就是美国有名的门罗金矿。
有时候，一个人丢掉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有可能失去一座金矿。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潜藏着独特的天赋，这种天赋就像金矿一样埋藏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命中。一个人是否能有幸挖到这座金矿，关键看能不能脚踏实地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去经营自己的人生。那种整天羡慕别人的活法而邯郸学步的人，那种总以为财宝埋在别人家园子里的人，是挖不到金子的。
你吃过无毒食品吗？
文/云水禅心
波及全国的“红心”鸭蛋危机尚未结束，“毒多宝鱼”又游上了食客餐桌。使用多种国际违禁药物导致多宝鱼含有致癌物质的新一起全局性食品安全危机，再次成为媒体、百姓关注的焦点。这已经是国内所发生的第“N”次食品安全信用危机了。现在“多宝鱼事件”已波及乌鲁木齐。
其实，“毒多宝鱼”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回顾这些年，从“瘦肉精”到“大头婴奶粉”、“敌敌畏火腿”、“苏丹红辣椒酱”、“色素红枣”等等。“含毒食品”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不仅是食品，还有“毒酒”，“假药”、“霉米”、“农药蔬菜”等等，现在哪样食品能让百姓无忧？百姓的态度都从最初的紧张、谨慎，到现在的“无可奈何”，继而“麻木不仁”。因为百姓已“司空见惯”，当身边能吃的东西，包括所谓“绿色食品”，都有含毒嫌疑时，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即使担心，又能怎样！？除非不食人间烟火！百姓除了无奈，只剩悲哀！幸好这次的“多宝鱼”毒害事件，百姓还有一丝丝的欣慰：因为“多宝鱼”是一种高档食品，一般百姓消费不起，因而在百姓中还没有普及食用，百姓“因祸得福”，又少受了一些伤害。
本来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本应为百姓带来更多福祉，更多的优越，更多的安全感。然而在某些方面，结果却恰恰相反。现在的“毒”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近年来“问题食品”数量空前，并且呈加速度出现，林林总总的“毒害”层出不穷，究其根源，不外乎一个“利”字驱动。为了贪图一时之利，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可以牺牲他人健康，金钱已经超过了道德的底线，现在仅靠人性的启迪，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他们的人性已经泯灭、良心已经缺失、道德已经沦丧，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惩治,才能消除百姓的心头之恨。
如何让百姓“食无忧”，作为公民的胃之保护神的食品监管部门，再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行不通了，百姓的“食无忧”期待着食品监管部门从源头进行系统化市场监管，唯有监管部门严格制定市场规则，加大力度，严格照章办事，才能防范各种原因造成的食品安全隐患。
何须仰视名人
文/廖仲毛
黄健翔辞职后，媒体上各种虚虚实实的报道都有。《南方周末》发了一篇《狷狂黄健翔》，该文以比较中立的立场，对黄健翔辞职事件及此人性格、为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写得很客观，行文之间，流露出对黄健翔的同情、理解。但黄健翔却在自己的博客里说该报道有编造和诋毁的成分，吴虹飞很委屈，说自己有采访录音为证。孰是孰非，我们不去深究。我想说的是，一个央视前职员的辞职，没有必要大炒特炒，新闻记者也不必把这类名人太当一回事，更不要整天围着名人转，这样才能引导公众正确看待名人，而不是引导大家去仰视名人。
名人也是性情中人。名人也是人，也有其平凡的一面，也会说性情中话，做性情中事。名人能取得一定的成功，往往与先期的成功分不开，但是，正如英特尔公司前总裁葛鲁夫所说的“只有偏执狂才能胜利”，名人能成功，其身上往往是带有一点偏执的。当他们付出辛勤的汗水，好不容易才走上红地毯时，他们身上的自卑意识会暂时隐退，取而代之的是突然之间膨大起来的自大和狂傲。于是，他们要把自己从大众圈子中脱离出来，先搬进高档别墅，再换糟糠之妻，没有什么东西好换了，便换嘴脸，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势，接受追星族的追捧和膜拜。而追星族的追捧和媒体的吹宠，更加助长了明星们的大腕意识。
名人并非个个品德高尚。常人身上的缺点，在名人身上照样找得到。在这个时兴炒作的时代，一些为了出名，用尽手腕，有的甚至是不择手段，他们成功前的经历，并非都能放在阳光下接受道德的拷问。名人成功后的所作所为，也不一定堪为大众楷模。
名人未必比常人幸福。名人，特别是娱乐行业里的名人，他们的生活中固然有极其风光的一面，“钻石婚礼”之类的排场似乎常人难于效仿，但名人的感情生活往往比常人坎坷，离婚率和再婚次数明显高于普通人，虽然有钱有地位，但比常人更难找到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们要把名人拉下神殿，平视他们，而不是用仰视的眼睛去跪拜他们。
总理的忧民意识值得敬仰
文/刘克梅
去年12月13日新华网报道，12日，国务院总理考察北京市粮食市场，并到低保户家里看望困难家庭。表示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9800亿斤，市场供应有保障。这次部分地区粮价上涨，带有农产品价格恢复的性质。提出要加强市场管理，防止少数不法商人哄抬物价；要对低保户和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地照顾。联系到温总理此前曾说过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总理就是最大的民政部长，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民政工作者”，“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总理的这种忧民意识、关注民生值得敬仰。
不难看出，针对近期粮油的价格上涨，不仅媒体批评、群众关注，总理也同样挂心、忧心和焦虑。粮食、食用油、馒头等生活用品更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群众不是社会专家，不一定懂得恢复性涨价的真正用意，不一定能用平常心坦然对待，所以，针对价格上涨，很多地方的群众都有意见，“工资还没有涨，物价却捷足先登了”！
这时，群众最希望得到娘家人――政府的权威解释和释疑解惑。只要政府能将群众当作贴心人，嘘寒问暖，群众的不解、怨言很快就能冰雪消融。看看新闻中的报道，面对物价上涨，老百姓都表示“影响不大”，还肯请总理放心。他们是信任、理解政府难处的。他们是能够和政府决策保持着真挚的良性互动的。只要政府切实将关心群众的温暖达到了柴米油盐程度，群众的担心、怨言就转化成了内在的宽容、支持。
但也有一些官员，关在办公室里搞经济，很少跟群众见面，解决群众实际难题，仍有一些好大喜功、注重形象、追求政绩的行政思维，过分看重“GDP崇拜”和“招商引资崇拜”，注重“区域性形象工程”，其结果是本地区的GDP不断攀升，群众的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实质性进步：招商引资政绩辉煌，地区环境指数、精神生态却受到了严重污染。忧心民生问题“只停留在表面上的热热闹闹，满足于刷标语造声势，喊空口号，搞花架子；真正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扎扎实实为老百姓办的实事却很少”。
在我看来，抛弃了群众问题、民生问题的“政绩追求”这就不算是科学发展观，而是一种庸俗发展观。将民生指数、环境指数和精神指数和能耗指数抛到了脑后，付出了沉重社会成本，留下了很多发展隐患。经济“快”了，却不够“好”，数量、效益和质量关系失去平衡，不够辩证唯实。
国务院总理还能在百忙中忧心群众柴米油盐，我们的基层政府和官员有什么理由不去重视民意，忧心民生冷暖呢？以此为契机，希望我们的各级官员在关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多一些“民生意识”和“米面意识”，将行政决策眼光与老百姓实际生活，贴得近一点再近一点。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
文/王文华
城市老鼠和乡下老鼠是好朋友。有一天，乡下老鼠写了一封信给城市老鼠，信上这么写着：“城市老鼠兄，有空请到我家来玩。在这里，可享受乡间的美景和新鲜的空气，过着悠闲的生活。不知意下如何？”
城市老鼠接到信后，高兴得不得了，立即动身前往乡下。到那里后，乡下老鼠拿出很多麦子和稻子，放在城市老鼠面前，城市老鼠不以为然地说：“你生活得太不幸福了，住在这里，除了不缺食物，什么也没有，多么乏味呀！还是到我家玩吧。我会好好招待你的。”
乡下老鼠于是就跟着城市老鼠进了城。
乡下老鼠看到那么豪华、干净的房子，非常羡慕。想到自己在乡下从早到晚，都在农田上奔跑，以麦子和稻子为食物。和城市老鼠比起来，自己实在太不幸福了。
聊了一会儿，它们就爬到餐桌上开始享受美味的食物。突然，“砰”的一声，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它们吓了一跳，飞也似地躲进墙角的洞里。乡下老鼠吓得忘了饥饿，想了一会儿，戴起帽子，对城市老鼠说：“我想我还是比较适合乡下平静的生活。这里虽然有豪华的房子和美味的食物，但每天都紧张兮兮的，还不如我乡下的日子过得幸福呢。”说罢，乡下老鼠就离开都市回乡下去了。
这虽是一个有关幸福的寓言，但其中包含的寓意却极其深刻。
首先，幸福是知足常乐。进城后的遭遇让乡下老鼠彻底认识到，城里虽然有豪华的住宅和美味的食物，但这些都是别人的。其实，生活中我们人类也是如此，对已经拥有的生活及其他一切，并不觉得珍贵，这山望着那山高，是许多人的心态，但往往真正的幸福是对现状的知足。这不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而是超越贪欲的豁达。
其次，幸福是追求无限。一般人把愿望的实现视为幸福，可愿望实现了，人的幸福感也下降了。心理学家说，如果没有下一个目标，短暂的幸福之后会是更长时间的空虚。金钱是许多人的追逐目标，但在富有后，人们却发现，并不比原先快乐多少，甚至连原先追求过程中的幸福感也消失了。所以说，幸福是追求无限。
第三，幸福是张扬爱好。一个人的生活是苦是乐全凭自己判断，这和客观环境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拒聘独生子女是对娇惯教育的“社会耳光”
文/雷振岳
“我们一不要城市孩子，二不要独生子女。”2006年11月25日，在河南省水利电力行业毕业生招聘会上，有些招聘单位“卡”的不是学历、能力，而是“出身”。
有人会说这种行为“涉嫌就业歧视”，剥夺就业者平等就业的权利，可站在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的角度，我更愿认为这是对娇惯思维的一记“社会耳光”。
都知道教育要注重知识培训、人格发展以及独立自主的钢铁意志的培养，可在城市环境和独生子女家庭，这种“人”格还是受到了轻视：将高考升格为“高考节”，让整个城市为考试“挪时让路”，而不是为孩子的规则意识和统筹意识让路。社会娇惯常态化了，就产生了“将脏衣服寄到家里，让母亲洗后邮寄回的城市大学生”，就产生“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回家的路”的生活低能儿，产生“千里迢迢航空专递馄饨给儿子”的青岛母亲，还产生了“而立之年不愿独立的‘都市啃老族’”等。个案虽有偶然因素，却是社会娇惯的必然折射。
对此困窘，专家和教育界试图力挽狂澜，可面对家长娇惯思维的根深蒂固，执迷不悟，教育力量太弱不禁风。
家庭、学校可能是孩子的温室，可以关照和迁就，企业和社会却不是娇惯的撒野场，不讲情面。人才不是花瓶，独生子女不是少爷小姐，当社会吃够了“独生子女不够独立”的“事实苦头”后，将这种教训反馈给社会，进行社会性判定和理性拒绝，应是一种顺理成章。
不要指责社会戴有色眼镜，企业要讲究人才成本和工作效益，屡屡因“人才失败”带来企业损失，倒不如事先对人才资格进行限制。这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更是对社会惯性娇惯直言不讳的批评痛击，与其说是一种歧视，不如说是一种苦心；与其说是一种保守，不如说是一种激励；与其说是一种打击，不若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爱。要是这种所谓的社会歧视能为自以为是的娇惯思维带来震撼和纠偏，这种所谓的“歧视大棒”倒不失为积极的精神财富。
当然，笔者不是赞同社会对所有的独生子女都进行“就业歧视”，而是说在独生子女已明显存在弱不禁风的社会认知的时候，如果人们能从此类新闻中得到醍醐灌顶，自觉转变过于娇惯的教育方式，进而提升社会对独生子女的歧视性看法，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