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1季度经济:增长通胀均超预期 金融改革有进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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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2年1季度，经济增长减慢超过预期，消费物价上涨出乎意料，既向政府控制目标靠近，也符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也许暂时还没有硬着陆的危险。各个地方雄心勃勃，大干快上，并不表明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增强，更预示着二次启动以后的后果难料。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启动，也许是本届政府在改革上踢出的最后一脚，既有突破和前进，也有不足和局限。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切实保护产权，稳定人们的信心和预期，既是弥补过失的机会，也是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和保证。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缺乏

今年第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总体来看，增速趋缓；连续五个季度呈逐季下降态势。经过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已经明显下降，因此，增长趋缓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调低增长目标和增长实绩下降就是对这种情况的确认和确证。

有些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是关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问题。一方面增长目标下调，增长实绩趋缓，另一个方面，从今年两会上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各个地方都雄心勃勃，大干快上。辽宁今年的增长目标是11%，北京、上海也都在8%以上，8%以下的几乎没有，山东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有40个，整个投资的规模可想而知。有人认为，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增强。其实，此说似是而非。所谓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主要不是政府的能力，而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效力，是投资方式、结构和效率的改善和提升，如果不改变现行政府主导的体制和官员政绩考核的方式，能改变唯GDP的增长吗？如果不抑制国有部门的垄断和扩张，不限制和减少资产泡沫，以及银行金融等部门的超额利润和利益激励，实体经济能得到加强吗？我们仍然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扩大政府权力和增加政府能力方面，而不是市场机制的培育和作用方面，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如何增强？

二是关于经济增长的趋势问题。一方面，经济运行出现某些回暖迹象，如3月份的工业生产、消费品销售、出口增长和信贷投放都高于前两个月，经济运行的先行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也出现回升，于是很多人预测，2季度有望企稳回升。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经济下行的风险依然存在，经济效益下滑，据千户企业快速调查发现，1季度仅四成企业盈利，营商成本上升，中小企业破产跑路的事件接连发生，温州的问题还未解决，江苏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半年来省内已有20多起因民间借贷而起的“跑路”和纠纷，涉及金额60多亿元，今年1季度，南京已有五六个企业家命丧民间借贷，有5000多家中小企业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如果经济增长在短暂回升以后进一步下滑，情况会怎么样？这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有人认为，宏观调控不会再走“放水”的老路。依据的是中国广义货币的余额已达90万亿元，是GDP的2倍多，表明货币水池中的水已经相当深。在体制机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下降超过政府容忍的限度，不放水还有什么办法？目前的政策很明显是稳中趋松，3月份的新增贷款已经突破1万亿元大关，3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57.25万亿元，增长15.7%。在1季度经济增长下降超过预期，物价走势不明的情况下，“稳增长”会受到更大重视，货币政策稳中趋松的方向也不会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间的利益并不一致，多方的博弈也很激烈。中央政策的取向是稳一点，慢一点，加快调整和转型，各个地方的共同想法是，别人慢一点，我的快一点，以便创造更大的政绩和取得更多的利益。因此，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是各个地方的共同选择。只有遇到危机大家才能真正清醒一点。

通胀有长期化的趋势

今年1季度CPI上涨3.8%，其中3月份上涨3.6%，比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如果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下滑超过预期，那么，3月份通货膨胀上升也出人意料。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们希望价格下跌，2月份也的确下降不小，于是把愿望当成现实，而忽视了通货膨胀有可能长期化的趋势。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很难跌落。中国已经走过了低成本扩大的时代，进一步的调整和转型首先需要价格信号的调整，这本身又是一个涨价的因素。因为，资源要素价格的管制和价格扭曲已经相当严重，调整和放开都免不了价格上涨。如果久拖不决，扭曲会进一步加剧，放开时的影响会更大。还是长痛不如短痛，晚改不如早改，进行调整不如早点放开。

在国际油价上涨和国内成品油两次提价的作用下，国内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涨价潮。奶粉涨价先行，国产和进口奶粉涨价10%左右；接着是花生油和菜籽油，涨价8%上下；日化产品也加入了涨价行列，洗发水涨价10%-20%。食品价格与农产品价格高度相关，既受气候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又易于陷入周期性波动，再加上随油价变动而造成的运输成本等因素，现在的价格下跌预示着未来的价格上涨，现在的高价过后也会出现价格下跌。总之，在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无多大进展的情况下，今年的消费物价不会跌至3%以下，但超过4%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

金融改革依然没有迈出关键一步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温州金融改革试验的启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是对去年“温贷危机”和吴英案的直接回应。后两者表明，现行金融体制已经走入死胡同，改革必不可免，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改革试验把规范发展民间融资作为中心任务，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试验成功，对全国的金融改革都有借鉴意义。

在笔者看了，其最大不足和局限有二：一是没有提出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试点。这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有人也指出了这一点。要知道，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早已有之，虽然它们也是民营性质，但其存在和发展及其作用和意义不可能与民营银行同日而语。为什么不能名正言顺地提出设立民营银行？既然民营企业可以存在和发展，为什么民营银行不能堂堂正正地放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大股东是民营企业的民营银行，即民生银行，1996年成立，注册资本13亿元，2000年在上交所上市，目前市值1680亿元，2011年利润增长40.06%，是中国发展最快的股份制上市银行之一。但可悲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可见，近16年来金融业改革的成绩何在？它充分说明，在金融改革的问题上，金融当局和最高决策者的思想仍然固守垄断的老框框不放，不愿走出这根本的一步。

二是回避和删掉了本来就有的利率市场化一项。其实，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改革回避不了的大事，因为，在利率管制之下，银行的基准利率与市场的真实利率必然严重脱节，这就为寻租和扭曲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放开准入，实现民间借贷从“地下暗流”到“地上活水”的身份转变，并不能改善民间金融的运作机制，也无法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要知道，“阳光化”是重要的，但阳光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民间资本其所以希望打破国有金融的垄断而进入银行金融业，与其说是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和通过竞争形成有效的金融市场机制，不如说是由于银行金融业高额利润的激励和吸引。如果不通过利率市场化促进银行金融业市场竞争的发展，也许会造成新的扭曲，而无法达到改革的目的。

产权保护关系到社会稳定

产权问题是一个基本的和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我们国家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很好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产权制度的合理安排、有效实施和切实保护，直接关系人民的福祉、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然而，我们的政府在这一生命攸关的问题上却一再失误，往往不是保护产权，而是侵犯产权，、合作化、公社化的历史就是侵犯产权的历史。而目前的强行征地拆迁，仍然是这一过程的继续。1999－2011年是中国土地资本化最迅猛的时期，全国土地出让收入12.75万亿元，几乎年均1万亿元，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构成所谓“土地财政”。据中国人民大学等对17个农业大省区的地权调查，43.1%的农民至少经历了一次征地，17.8%的农民遭遇了强制征地拆迁。在征地拆迁中，64.7%的农民得到了一次性的现金补偿，平均每亩补偿18739元，而政府卖地的平均价格为每亩77.8万元，是征地价格的40倍。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9.8%的失地农民得到了补偿的承诺而未能兑现。可见，政府侵权严重到何种程度。而巨额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政府向外公布，根本无从监督。财政部的报告显示，2010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2.9万亿元，当年安排支出2.6万亿元，其中，49.7%用于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27.9%用于城市建设，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463.62亿元，占1.59%。

由于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人们对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丧失信心。既然不能用手投票，就会用脚投票，于是，出国移民逐渐成为潮流。据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中国身家1000万元以上的富豪约96万人，其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占1/3。据美国移民局的统计，2010年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申请数量居全球之冠，是移民局全年发放的EB－5签证的1成，共772人，近5年来，移居美国的中国人人数复合增长率达73%。

投资移民是个人的自由，本无可指责。但是，中国的投资移民反映出来的是，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政府官员，将此作为财产保全的唯一手段，映照出来的是中国产权制度上的缺陷。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光系著名经济学家，张弛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