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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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推动城中村改造，推进城镇化进程。但是，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问题日益凸显。本文选取与媒介相关的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城市融入维度，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具有促进作用，且新媒体的不同功能特性对城中村居民的城市融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在社会认同上，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自我认同；在社会关系上，新媒体社交成本较低，其社交功能使得新媒体在拓宽居民社会关系网络上效果显著。但这只是一种弱关系网络，信任度较低；在社会参与上，新媒体赋予城中村居民以话语权，提供了一个接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舆论平台，激发了城中村居民的社会参与热情。

关键词 新媒体；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王晓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450001；陈素惠，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郑州450001

2016年1月2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就《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有关情况表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6.1%，比上年末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比较低，农民存在不积极的现象。城中村居民长期游弋在城市边缘，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困境。与此同时，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其中城镇网民占71.6%。新媒体作为人们广泛使用的媒介，正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真正关注城中村居民向市民的实质性转化，谋求发挥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市民化道路上的积极作用。主要研究的问题有两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1.新媒体使用是否会促进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2.新媒体怎样影响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

一、研究设计

“城市融入”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面、深层次的社会融人。由于其概念的庞大性和复杂性，学者们对城市融入的维度划分不尽相同。本文采用韦路、陈稳曾使用的社会融合分析纬度，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探讨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影响。韦路、陈稳认为，在社会融合的众多维度中，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是最重要的三个，并且，媒体使用与这几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Ⅲ

本文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的测量，包括使用强度和使用模式：上网时间、网龄、使用网络的目的、是否发起参与发起线上活动、拥有的网络粉丝数量。为了更好地反映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情况，笔者针对其群体特征，选取了一些二级指标进行测量：社会认同上主要考察居民的角色认同和自我认同；社会关系上主要考察城中村居民社会关系广度和深度；社会参与上主要城市生活参与和城市建设参与。调查以五级量表的形式从社会认同、社会关系、社会参与三个纬度设计了15个二级问题。如关于社会认同，设计的问题有“我有城市户口，所以我是城市人”、“我会关注城市发展状况，这与我紧密相关”、“我现在的生活比以前高”、“我比以前更有成就感”；关于社会关系考量的问题有“我同邻居、社区外的朋友互相帮助，关系密切”、“我的熟人朋友增多了”、“我更加注重维系我的人际关系了”；涉及社会参与的问题有“我会参加社区活动”、“我知道如何利用身边的公共资源为自己和家人服务”、“我会参加城市志愿者服务”、“我会参加网上的公共话题讨论”、“我会参加政府的城市建设意见征集活动”、“我会参与社会监督和评议政府活动。”。从“不认同”、“不太认同”、“说不清楚”、“比较认同”、“完全认同”依次记为1分、2分、3分、4分、5分，以发现新媒体使用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

鉴于要探讨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影响，本文排除其他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将“城中村居民”定格在已撤村建居、拥有小区住宅和城市户口的城中村居民。笔者选取郑州市西史赵村作为调查研究的样本地区。之所以所择该村，一是因为该村被称为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典型”，“西史赵模式”曾叫响全国；二是该村城中村改造时间较久，居民生活相对稳定。从2007年搬进西史赵小区，居民已有将近9年的城市生活历程，能够对新媒体对其城市融人影响有更深刻的体会；三是该村硬件设施和制度管理较完善，排除了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干扰。

二、调查结果

本研究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2份。问卷共设计29个小题，其中涉及到居民个人的基本情况、城市融入状况以及对手机、互联网的感受三个方面。笔者把数据录入SPSS21.0FOR Widow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以及新媒体使用情况。

（一）基本情况概括

西史赵小区居民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质状况见表1。

从频数分析上来看，调查样本男女分别占46%和54%，比较均衡；年龄A20岁以下、20岁一30岁、30岁-40岁、40岁-50岁、50岁以上分别占比4%、40%、14%、20%、22%，以中青年和中年人居多；文化程度上高中或中专及以下学历占71%，显示出城中村居民文化接受教育程度不高。此外，在调查居民目前的工作性质时，“无固定职业及其他”占比66%，小区居民的就业状况并不太理想。笔者在深度访谈中发现这与其出租屋经济有关，招租的租金使寻找就业机会的动力大大减少。

（二）新媒体使用情况

新媒体使用情况主要从新媒体使用强度和使用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新媒体使用强度包括平均上网时长、网龄时间、线上活动参与和网络粉丝数量。我们可以看出，西史赵小区居民在手机、互联网使用强度上已达中等水平，但网络参与度还不够高。（表2）新媒体使用强度采用等权重法，权重设为0.25，得出使用强度均值。西史赵小区居民以“获取信息”、“休闲娱乐”、“联络他人”为首要上网目的。（表3）

（三）新媒体使用与城市融入维度回归分析

在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维度――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的考察中，笔者分别设立了二级指标来测量西史赵小区居民的城市融入程度。通过分析发现，城中村居民的社会认同程度比较高，身份认同的均值为3.17，自我认同的均值为3.26，但在对市民身份的认同上，存在着“固守农民身份”的现象。在社会关系城市融人维度的考察中，除“与社区外朋友相互帮助”的指标均值为3.04分，其他社会关系的三项指标均值均在4分以上，这说明西史赵小区居民社会关系融人度较高，但居民信任度较低。同时，在社会参与上，小区居民的城市生活参与度较低，均值仅为2.97，而政治参与度相对较高，均值为3.31，这说明相对于城市生活参与，西史赵小区居民对政治参与的意愿更高。

为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笔者将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城市融入维度下的六个二级指标分别作为因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网络使用强度和网络使用目的作为自变量分组依次输人方程。（表4）

结果显示，在社会认同上，新媒体对西史赵小区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自我认同。网络参与度越高，使用目的越趋向于自身能力提升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居民，自我认同度越高，而使用目的越趋向于休闲娱乐的居民自我认同度越低。社会关系上由深度和广度两个指标测量，线上活动参与度越高、网络粉丝数量越多、使用目的越趋向于联络他人的小区居民具有较广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新媒体对社会关系深度的加深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社会参与上，网络粉丝数量越多的居民，对城市建设参与的意愿越高。这些结果表明，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人有促进作用，新媒体的不同功能特性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有不同的影响。

三、研究结论

（一）新媒体的信息功能有助于缩小知沟，提高自我认同

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而反思是主体理性对现实的一种沉淀，它源于主题的生活事件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于城中村居民而言，他们在搬进城市后，各方面与城市市民存在着差距，心理趋低认同成为这个群体身上的一个显性现象。而自我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中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状况和心理融入状态，自我认同的提高对促进城中村居民的城市融入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使用利于提升自我认同。一方面，新媒体作为自我呈现平台，居民在网络上的自我形象展示能够帮助其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提高自我认同感，对其城市融人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居民王女士表示她经常会发公司的一些重大项目信息，来展示自己目前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虽然这些项目和她自己并没多大关系。有学者就把新媒体网络看做是提升“想象中的自身”社会地位的特殊方法。另一方面，新媒体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其信息功能能够使城中村居民及时获取信息，缩小“知识鸿沟”，达到提升自身能力的目的，实现真正的内心认同。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1970年提出了“知沟”理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以更快速度获取信息，因此，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而新媒体降低信息和知识获取门槛，在缩小知沟上具有优势。通过新媒体获取知识提升自身能力，缩小与城市市民在文化水平上的差距，获得自我认同，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新媒体的社交功能有助于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但信任度较低

研究学者梁辉曾指出，手机、互联网作为一种通讯媒介能帮助人们建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不同于现代社会层级体制下的垂直式传播，网络中介传播作为一种水平式传播，再加上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会更有可能克服现实世界中农民与城市市民间沟通的种种障碍，使它们暂时忘掉各自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虚拟网络的新媒体而且完全可能帮助城中村居民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从而促进城中村居民城市融人。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新媒体在帮助城中村居民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时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的拓展来进行的。新媒体的社交功能有利于拓展人际关系网络，但信任度较低。

一方面，在新媒体上通过有价值的信息分享、自我形象展示和线上互动等形式能够促进城中村居民和市民之间交往关系的形成。深度调查发现，城中村居民青睐于新媒体的社交属性来拓展和维系人际关系网络一通过添加微信、QQ，“朋友的朋友成了我的朋友”，朋友圈呈滚雪球式增长，社会关系网络得到拓展，与市民产生交集。并且，新媒体维系人际关系的时间碎片化，成本也大大降低。居民程女士说，不必再刻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维护人际关系，只需关注好友动态就能将关系长期维持在一种良好的状态。可见，新媒体在拓宽社会关系上具有显著效果。另一方面，陈力丹教授认为，依据六度空间理论和熟人的熟人就是朋友的逻辑，社交性的虚拟网络社会变成一个熟人的社会，将人际交往中的感情加入到网络中，会增强网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的作用。但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城中村居民通过网络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的信任度较弱，对其提供深度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较小。许多研究显示，农民在对待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态度上存在着矛盾心理――他们依赖新媒体，但却不太相信新媒体。调查中居民李先生表示：“网络中虚虚假假分辨不清，网上一个样，现实中一个样，给他们提供帮助万一被骗了怎么办。”

（三）新媒体降低参与门槛，激发城市建设参与热情

社会参与是考量城市融入状况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城中村居民游走于城市边缘，社会参与空间有限。而公众也缺乏自我表达的平台和机制，普通人进入公共空间讨论公共事务的门槛较高，表达意见和观点的成本也较高。而新媒体所提供的开放的公众意见平台，势必会对城中村居民的社会参与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深度访谈中，笔者发现城中村居民对城市生活参与的内容较为模糊，社区生活相对单调，休闲活动仍以传统农村式的打麻将、聊天为主，但他们对城市政治生活参与的意愿较高，这大多源于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遍使用。小区居民王先生表示，他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手机、互联网进行意见表达或网络投票，参与城市发展建设。

新媒体不仅为城中村居民提供了意见表达平台，而且有可能使他们的意见转化为民意，引起关注。过去，以电话、为形式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使得公众的意见很难引起政府关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而现今借助新媒体，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城中村居民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意见表达，能够引起网友共鸣，甚至形成民间舆论场，转化为民意，引起政府注意。近年来，“新媒介赋权理论”逐渐兴起。该理论认为在目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阶层的迅速分化与断裂、公共政策和制度尚不完善、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经常性缺位等原因，使得新媒体技术对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社会权利缺失的中下阶层，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于城中村居民而言，他们是长期游离于城市边缘的“失语”群体，也是社会的中下阶层。新媒体的出现，为城中村居民提供了一个最接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舆论平台，使他们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话语权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网络参与成本的大大降低，也最大地提升了城中村居民共同参与的热情，甚至能够促进他们直接发动社会参与，推动事件进程。

本文选取与媒介相关的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三个城市融入维度的分析模式，并针对城中村居民的群体特征，对每个维度设计了具体的指标。通过问卷调查得出调查结果，并通过深度访谈来探究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结果分析显示，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具有促进作用，新媒体的不同功能特性对城中村居民的城市融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在社会认同上，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自我认同。一方面，新媒体可以看作是提升“想象中自身地位的特殊方法”，通过自我形象展示获得自我价值认可，实现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信息功能具有缩小“知沟”的优势，有利于自身能力的提升，达到真正的内心认同。在社会关系上，新媒体社交成本较低，其社交功能在拓宽居民社会关系网络上效果显著，但这只是一种弱关系网络，信任度较低。在社会参与上，新媒体赋予城中村居民以话语权，提供了一个接近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舆论平台。且网络参与成本降低，网民意见有可能转化为民意，更激发了城中村居民的社会参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