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平先生为我画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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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应约写《难忘的1978》,30年前那个深秋,1978年10月11日至21日那十多个日日夜夜,在江西参加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时与新老朋友相聚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似的从脑海里浮现出来。那年在庐山,见到了许多新朋旧友,我首先想起的便是张乐平先生。

乐平先生以画三毛名世。凡是读过《三毛流浪记》或看过同名电影的人,无不喜爱这个头上只有三根毛的流浪儿。

1947年初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乐平先生在一个里弄口,发现有三个冻得瑟瑟发抖的流浪儿,单薄的衣衫挡不住凛冽的北风,身上披着几片破麻袋,围着一个刚熄火不久的烤山薯的炉子,用嘴吹火取暖。乐平先生驻足默视很久,心里十分痛楚,当时他自己也实在无力帮助他们,只得黯然离去。当他第二天一早再经过那里弄口时,三个流浪儿已冻死了两个,另一个骨瘦如柴的也冻得只剩下一丝微弱的气息了,一辆收尸车正要把尸体运走……

这幕场景使一向热爱儿童的张乐平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憾。他要用手中的笔,画出这些流浪儿的悲惨命运,向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提出控诉。就这样,乐平先生笔下的三毛活起来了。从1947年6月15日开始,《三毛流浪记》开始在上海《大公报・现代儿童》上连载。一个鲜活真实的流浪儿,没有用一个文字,全用线条表现出来,他那心地善良、嫉恶如仇、乐观自信、机智伶俐的性格被刻画得活灵活现,让读者感到可亲可爱。我就是在《大公报》上认识这位三毛的。

而“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却早在1938年就在金华见过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乐平先生便在上海参加抗战,组织了抗日漫画宣传队,担任副队长。他于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带队到东南抗战前哨的金华从事抗日宣传,在金华举办画展。一天,我到金华八咏门外紫岩路一号《刀与笔》社另一画家万思(姚思铨)处玩,有幸见到这位“三毛之父”,这时《三毛流浪记》尚未面世。我那时只是个喜爱文艺的孩子,而乐平先生已是声名很大的青年漫画家了。他是我崇拜的对象,给我留下了一个十分美好的印象,深深地镌刻在心中。而我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个十三四岁不谙世事的小孩,想来不会留下任何记忆的。当我在庐山会议期间第二次见到他,谈及这段往事时,他感到有点惊讶。他谈了许多在金华时的人和事,例如万思、金逢孙、《刀和笔》、《浙江潮》、八咏楼、紫岩路……这些深深留在他的记忆里的金华。

在少儿读物“庐山会议”即将结束的前夜,我又到上海代表团下榻的招待所看望上海儿童文学界的朋友,正好碰上他们向张乐平先生求画三毛。当时围在他身后看他作画的人不少,我也是在“三毛”的教育影响下成长的,当然也急切地希望能得到一幅“三毛”,看到他一连画了四五幅,先后被与他有深交的文艺界朋友喜滋滋地领去了,我才鼓起勇气说:

“张先生,请给我也画一幅,可以吗?”

“当然可以,不过,今天我实在太累了,等我回上海再画好寄去,好吗?”

我随下递过去一张名片,请他按名片上的地址寄给我。说实在的,当时我也并不寄希望,心想他虽满口答应,也许是一种碍于情面的托辞,只不过为了不想让我失望罢了。他回上海后,人事纷纭,有忙不完的事,不可能再起个意为我作画。我的愿望只能一直埋藏在心底。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回家后也没有再收到他的画。这件事就慢慢地在记忆中淡忘。

到了1980年初春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寄自上海华东医院的挂号信。拿在手上虽作了种种猜想,但想不出谁会在医院里给我写信。拆开一看,竟是一幅三毛!如获至宝的我,惊喜得掉下了眼泪,激动得彻夜没有睡着。作为一名平凡的求画者,已早淡忘,而作画的名家却一诺千全,卧病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仍对自己的允诺牢记于心。这时,我才深深感到“一诺千金”这个成语的分量。谚云:“烈火中炼金,诺言上看人”。乐平先生把自己许下的诺言看得比千金还重。现在每看到这幅“三毛”,我仿佛看到乐平先生那颗闪光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