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的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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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的盐商在疯狂消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市民文化和高度专业化的消费市场。盐商喜欢优美的居住环境，于是形成了成熟的园林建筑市场，养活了大批的花匠、瓦工、木工；盐商喜欢灯红酒绿，于是扬州出现了发达的戏曲艺术和戏院；盐商喜欢山珍海味，于是出现了淮扬菜系和名厨……盐商的消费导致了整个城市的繁荣，他们是为拉动城市的内需买单的人。

有这样一些数据可以说明扬州这个城市在鼎盛时期的地位：

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为例，扬州的盐销售量1529600引。一引等于300斤左右，一引盐在海滨是0.64两白银，运到扬州来以后，加上运费、盐税，达到1.82两左右，从扬州运到东南六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零售价10两左右，价钱翻了十倍不止。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全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全世界8%的经济总量。

“这是就经济规模而言。就人口规模而言，扬州人口50万，居世界第六。就文化地位而言，扬州排名世界第一，第二是北京，第三是罗马，第四是巴黎。”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黄叔成显然为自己的城市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被商人改变的城市。这商人，还不是扬州本地人，而是来自徽州的客商。在近代人陈去病的《五石斋》中有这么一句话：“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商业城市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安东尼亚芬安妮曾经这样描述历史上的扬州：“有时候商人云集，有时候士兵云集，有时候混而有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扬州在发生政治冲突的时候称为军事堡垒，在统一时期又转变为繁荣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扬州成为这样一个舞台：商人和军人交替演出，你方唱罢我登场。

明清时期的扬州无疑是后者，政府把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设在扬州，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这时候，扮演主角的是徽商。

黄叔成说：“在明朝时候，当地有个说法，叫做‘秦腔翕语满街巷’，就是说，在扬州做生意的大多是山西人、陕西人和徽州人。到了康熙年间，情况有所变化―陕退，晋转，徽进。徽商成为两淮盐商的主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和政府的盐业管理政策有关。政策的改变导致大批徽商进入扬州，成为继晋商之后又一批移民到扬州的商人。”扬州学会会长韦明铧解释说。

明朝建立以后，在西北以外仍然有元军驻扎，威胁中原的安全，明朝政府便在那一带驻军。有驻军，就需要长年供给粮草，这成为政府财政的一大负担。于是“开中制”（由商人把内地的粮食、军需运到边防，官府以盐引做补偿，运多少粮草给多少盐引，然后凭盐引到盐场去领盐、销售，商人从中赚取差价）应运而生，后来政府改“开中制”为“折色制”―只要交足一定的银两，任何地区的商人都能够领取盐引进行贸易。这样一来，徽商就获得了介入的资格。

比较这一时期共生于扬州的晋商和徽商是个有趣的话题。单从两地商人的家宅上就能看出这两个群体的气质差异。黄叔成举例说：“不是说晋商没有文化，他也有文化，但是他的文化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文化。你看乔家大院，有气势，结实，但是并不好看，灰蒙蒙的，有一种压抑感。他们才不会懂得造假山假水，种花草树木。”而扬州的徽州盐商住宅显得轻松、开阔、愉悦，以审美的情趣消解了晋商大院中那种权力、等级的森严。

韦明铧则把这两个商帮气质上的差异归结为两点。一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换句话说，晋商不会花钱，“抠”。就是再有钱，一样过着苦行僧的生活：穿老羊皮袍子、吃馍馍、夹大葱大蒜，死了以后在地窖里留大箱子元宝，但是只舍得花二两银子给自己买棺材。晋商再有钱，讲的是仕途经济，缺少一种叫做“旨趣”的东西。“徽州人就不一样了。我看过那么多讲扬州的古书，里面谈论的通通都不是生活必需品，都是玩的东西。单说一样―‘千户生女当教曲，十里栽花当种田。’花和戏，都是没有也不会死的东西。他们关心的就是现世的享受。”

再一个，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也和徽商的经营理念有关系。这个群体在扬州的崛起和皇权对于盐的垄断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他们讲究对皇家的“报效”。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都是由当地的大盐商代替地方官员接待的。当时修建大量的行宫，甚至改写了扬州的城市格局，形成了以这些行宫为中心，以大盐商住宅、盐商书院、商业区、民宅逐渐扩散的城市空间。“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晋商也讲究官商结合，但是他们公关手段的灵活性、主动性远远不及徽商。”韦明铧总结说。

消费城市

并不是每一个商业城市都能够成为消费城市，但是扬州就能。当时的社会上有种说法，叫做“扬气”。“就是扬州味儿，”韦明铧解释说，“什么东西奢华、讲究到极致，就是扬气。”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扬州是领风气之先的时尚之都。18世纪的扬州旅游指南《扬州画舫录》中曾经屡屡提到扬州盐商奢侈的消费风气：选美选腻了，开始选丑，大姑娘大热天在脸上涂酱油，在太阳底下暴晒，比谁更丑些。比有钱，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集体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谁家的金箔第一个飘到扬州。

这些奢侈消费一开始是作为攀附达官显贵的公关手段出现的，后来成为了一种城市习惯。“扬州有个说法叫做乌纱帽和绣花鞋，乌纱帽就是说和当官的交好，自己不能做官也要自己儿子做官。绣花鞋就是好女色。这两个词代表了扬州盐商的政治理念和生活追求。”韦明铧说。

这个城市的盐商在疯狂消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市民文化和高度专业化的消费市场。盐商喜欢优美的居住环境，于是形成了成熟的园林建筑市场，养活了大批的花匠、瓦工、木工；盐商喜欢灯红酒绿，于是扬州出现了发达的戏曲艺术和戏院；盐商喜欢山珍海味，于是出现了淮扬菜系和名厨；盐商喜欢悠闲，于是出现了大量的茶馆和澡堂；盐商喜欢逛妓院，又好打扮，于是扬州出现了香粉业。清末民初最有名的扬州香粉就是汪礼珍的夫家谢馥春的香粉。盐商的消费导致了整个城市的繁荣，他们是为拉动城市的内需买单的人。

来自徽州的盐商们大肆消费的时候，扬州本地人在干什么呢？这就要谈到扬州除了官员、商人之后的其他两个社会阶层：文人和闲人。而这两个阶层又都是依附于盐商的。

先说文人。为什么同样是徽州商人，来了扬州就特别能花钱、会花钱？“这恐怕和扬州的文人、商人的互动有关系，”黄叔成说，“当时的盐商为了附庸风雅也好，真心喜欢也好，都流行养着大量的文人清客。他们除了商人以外，还扮演艺术赞助人的角色。没有扬州的盐商，就不会有扬州八怪。反过来，这些文人也赋予了盐商相当的艺术品味和文化含量。”

再说闲人。因为盐商实在是太有钱了，普通一个家丁挣的钱也足够养活一大家子，导致扬州“盛产”大量闲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于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就是茶馆和澡堂。闲到什么程度？韦明铧说：“那时候，很多人早上一起床就往茶馆赶。为什么？因为他的毛巾牙刷都放在茶馆里，洗漱都在茶馆里。”

于是扬州成为一个“殖民城市”：官、大盐商、小商人、文人、闲人、旅游者构成了这个18世纪城市的社会阶层。在这个城市里，盐商作为外来人口，事实上掌握着社会经济权力，控制着城市腹地的主要贸易资源，当地的土著反而处于从属地位了。“新来的富人”事实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精英的主导地位。当政府盐业政策变化，盐商失去了对盐业贸易的垄断地位而一落千丈的时候，这个城市也就随之衰落了。“至于汪氏家族（参见后文《大乱中总有小静》），不过是城市衰落之后一次小小的回光返照罢了。”

“也许不能说衰落，而是凝固在那个时代了。有时候走在扬州街头，我觉得扬州一百年来，几乎没有变过。”韦明铧说。

最后一个问题

阿城在《威尼斯日记》里把扬州盐商比为威尼斯商人，把扬州画舫比作刚朵拉。那么我们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在18世纪中期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扬州和欧洲宫廷同样处于奢侈消费的风流世纪，为何欧洲骑士能够因为贵妇人的奢侈胃口而开疆扩土，最终诞生资本主义，而扬州只能随着王朝的衰落而自然退化？

再次回到乾隆三十七年。就在乾隆准备再次下江南、扬州盐商为了迎接圣驾大肆修筑园林的时候，几乎同一时期，瓦特发明了蒸气机，开始工业革命；法国人攻打巴士底狱，了一个王朝；乾隆三十八年，亚当•斯密完成了《国富论》的初稿，他在作品中赞叹了中国先贤的自由放任学说和经济的市场调节功效，同时感叹：为什么这个帝国几百年来始终没有变化？

亚当•斯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法国人伏尔泰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哲学家的答案。他在《风俗论》中思考：中国既然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并且已有遥远的历史，他们的进步为什么还是微乎其微呢？他的回答有两个：一是中国人对于古老的东西心存敬畏，认为一切古老的都是好的；二是他们语言的性质，他们使用方块字，而语言是一切知识的第一要素。

韦明铧说：“扬州是一个谜，我的一个朋友，说扬州是亚太经济圈里的一头怪兽。”黄叔成说：“张五常搞制度经济学，但是他也不敢说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