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城市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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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有一张未被整容的脸，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视角，既不闭目塞听，也不听风是雨，不像一线城市那样嘴大吃四方，但嗅觉越来越灵敏。

一线城市是黄金、二线城市是白银、三线城市是青铜。现在，一线城市淘金热接近尾声，而二线城市抢钱潮方兴未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逃避。一线城市母体掏空，食有地沟油、住有高价房、行有堵车路、衣则如许巍所唱的那样：“我看到我的身边，他们都比我美。”住在一线城市的身体成本包括：忧郁症、亚健康、免疫力下降、失眠、焦虑、溃疡、单身以及不孕。

许多投奔大城市的年轻人蓦然回首时发现，所有的情绪早被作家丁天在小说《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给出了答案：“黑暗降临以后，我走到安定门立交桥上俯瞰河水，俯瞰从前，内心充满了伤感。”对一代人而言，“青春仅仅意味着是一段虚度的光阴，是一个在路边莫名等待的岁月，一个在夜晚幻想加冲动的年代。”

与其说成是众生逃离北上广，不如看作是在路上的再一次出发。

二线城市长大成人

当一线城市在讨论“溢出的都市”时，二线城市在讨论“捡漏的都市”、“体验之都”、“休闲之都”、“宜居之城”、“会展中心”、“外包中心”。像湖南长沙则不讳言自己是“洗脚之城”，你有首都，我有“脚都”。

一线城市以冷色调示人，二线城市用暖色调迎客：一线城市扮演着“物质的短暂情人”，二线城市则甘为“远方忠诚的儿子”；一线城市背井离乡，二线城市离父母最近。

二线城市的定义，早已从历史时期国防战略的“语境”中脱离出来了，而变成了“经济语境”和“全球化语境”。当一线城市又平又热又挤之时，二线城市宣告自己是“未来”的“湿地”。

围观二线城市可发现，人们既有一线城市情结，又对二线城市动心。一线城市是欲望都市，而二线城市是愿望都市。

中国已经有170座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相比之下，美国有9座，英国有2座。对于中国而言，人口不过100万就不算城市。不过1000万就不算大城市。没有当代艺术、时尚杂志、奢侈品牌、美术馆、创意工、业’房价4万就不算大都会。当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在塌陷之时，中国的二线城市却在M型社会中成为新的动力引擎。

沃尔玛2009年开出超过40家门店，90％以上位于二三线城市。一份名为《2009中国十佳投资环境城市排行榜》的报告显示，分列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大连、徐州、高雄、福州和宁波，前十位并不包括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第一次把一线城市甩到身后。

二线城市开创“第二人生”

美国人在网络游戏上玩SECOND LIFE，中国人在二线城市玩“第二人生”。

《蜗居》热播10年前，台湾歌手郑智化就唱过大城市的居住之痛――《蜗牛的家》：“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当年上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道尽城市发展不均衡的势态与心态。而如今，浦东浦西都令人望而生畏，主动撤离上海选择周边城市如苏州杭州宁波等，是众多白领的选择。

有市场研究者发现，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发展的人才，其共性是；拥有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追求较高的生活品质，希望城市宜居且有更好的职业发展。一线城市混能力，二线城市混待遇，似乎成了开创“第二人生”的生存路径。

与此同时，“飘一代”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没有被一线城市固化的“职业候鸟”，开始了新的一轮迁徙。

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的在线调查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城市中的白领，最热衷的城市分别是杭州、青岛、厦门、桂林、成都、大连。如果有更合适的发展机会，他们考虑到上述城市工作。从2007－2009年近3年时间里，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4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3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后发优势表露无遗。

给二线城市画像

二线城市的眉眼越来越清晰：没有疲惫不堪，而是朝气蓬勃。它的软实力大过硬实力：要幸福指数，不要LY专卖店；要阳光空气水，不要星巴克；要30分钟人际交往圈，不要闷罐地铁：要月薪性价比，不要年薪制；要宜居小区，不要高塔楼王；要超市银行学校，不要世界500强：要每周都有时间看电影，不要IMAX影院；要亲情爱情友情，不要国际友人；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

张颐武在一次影视研讨会上描述《三枪拍案惊奇》的成功：“这部电影的策略事实上是在攻占二线城市市场，当被一线城市观众唾弃时，却受到二线城市观众的热捧。”一线城市领跑地位不容撼动，但却够累；二线城市跟跑、发力、提速，不为天下先，甘当第二名。

二线城市不说普通话，以方言取胜，地域风情浓郁，历史积淀深厚。但也不尽然，大连人不说自己是东北人，青岛人不说自己是山东人，皆已国际化。苏州、杭州人的滋润是连上海人也要艳羡的，不在苏州买个院子，不是成功上海人。天津开通蓝印户口，在北京居住的外地人都动了心。厦门、福州早在民国，就是知识分子远离中心城市口角是非的后花园。

二线城市的CPI低而幸福指数高，心理期待值低而满意度高，城管少而街头发现多，竞争压力小而和气生财多，应酬时间少而回家吃饭多，交通成本低而办事效率高，人口少而资源多，生气少而气色好。

互联网使世界成为一体，住在二线城市，观一线城市闹腾，不亦乐乎?当二线城市人满为患时，退可到三线，进可到一线，二线城市简直成了人们向城市宣战的战略堡垒。故此有人说：“二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低人一等原是高人一筹

“二线”不是城市歧视词。许多二线城市都是一线城市的“超级替补”。

二线城市的市长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绽放期，一线饱和、过饱和、超饱和，二线自然水涨船高。机会、人才、资本、机制与一线城市咬合，高架桥、城铁、快速路、航班也与一线城市接驳。

麦肯锡在《2D09年度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中，已摒弃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划分方法，而代之以“城市群”来研究城市发展趋势：将中国内地划分为22个城市群，其中超大城市群7个，大型城市群10个，小型城市群5个，涵盖815个城市。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补互助。

在一线城市生活过的“白领”，也要忍受二线城市“白领文化”的缺失。只玩斗地主、不玩三国杀；不写PPT，只用WORD文档；上超市多，去商场少。

二线城市被人嘲笑的、丑陋的一面，原来正是它焕发光辉的品质所在：就像丑小鸭总有一天长大成白天鹅。当大城市“门户壁垒”趋向关闭，住房、教育、医疗、户籍使人焦头烂额，而二线城市则脚步放缓，不那么匆忙使人心悸。

“二线”也因此成为美好的代名词，它因为在城市赛跑中跑得慢一点而更受人青睐。

冯科：房价上涨的新通道在二线

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相对还比较理性。它层次比较分明，对于普通人来说，还能找到一些买得起的产品。一线城市几乎是普通市民都退出房地产市场了。

最近很多一线城市的大型房地产企业，都纷纷到二三线城市去发展，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点，它们的到来，给二三线城市带来很多新的产品，是这些城市从来没见过的新产品，而且这些大型企业一般都会投资比较优质的高端产品，不大能影响到一般居民消费的住房，不见得就一定托高房价，反而有可能降低，因为供应的规模在放大，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二三线地方政府也都是欢迎一线地产商去，因为这些企业有实力，能拿下比较大的地块，对它们卖地有好处。

其实现在的二线城市，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了，发展机会也非常不错，只要适合自己，我觉得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到二线去发展。

我觉得未来一线城市处于滞涨状态，二线城市还有一轮补涨时期，年轻人只要理性面对，找好自己的定位，说不上还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机会，毕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机会。

(采访／潘　滨)

郗杰英：不需要教年轻人怎样选择

很多年轻人宁愿在一线城市蜗居，也不愿意到中小城市工作，这是因为，如果在4年大学生活之后他们选择返回家乡工作，等于又回到了原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选择大城市就业有什么过错吗?这是太正常的现象。在中国，主要是大学生增长太快，量太大。现在的政策还不能够容纳太多的大学生到基层就业。“西部计划”每年才1万个名额，在服务期满之后，当地有没有足够的岗位和收入吸引大学生留在当地?大学生村官计划更有吸引九几年之后有可能成为公务员，但容量太小，不能满足需要。我不认为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操作的空间。我觉得，地方容纳这些大学生的岗位是有的，关键看地方怎么做。在这个问题上，国家需要更多的政策配套。在过去大学生很少的年代，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大学生工资要比在大城市高不少。

每一个年轻人都怀揣着梦想。大城市机会多，能帮助年轻人实现梦想。现在需要全社会采取更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这些或许再也不会回到农村的人们真正融入城市。

(采访／潘　滨)

张鸣：去二线解决不了问题

在两会上，许多政协委员呼吁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回到二线城市去。实际上，他们知不知道，这些大学生，他们也是在二线城市找过工作的。二线城市有这类大学生，二线城市也有蚁族，他们家里没什么根基，很多是在农村，或者小县城来的，回家乡创业基本上是不行的，他们只能去沿海的二线或者一线的大城市。他们跟农民工不一样，农民工不是刚性就业随时可以回去，而他们不行。一个普通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这是教育的失败。我没见过二线城市缺人才，连内蒙古、陕西的一个县都挤满满的。如果在二线城市能赚到与一线城市一样多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二线城市。回去创业一没有资金，二没有条件。现在创业的环境那么差，个体户每年在以几万户的速度增长，他们还要挤进去?

国家现在拼命地进行大学扩招，你知道这几年扩招了多少吗?我们是从不足400万的大学生，扩招到4000多万，每年有600多万的毕业生，这不是我们自己发疯吗?什么叫贪恋大城市?他们是贪恋大城市吗?每个月挣一两千块，他这不叫贪恋，这是在想办法活下去!仅仅活命而已!我们能说什么呢?指责也好，什么也好，言下之意是你们要赖在大城市，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采访／汪　璐)

周孝正：“蚁族”不是坏事

人往高处走，他们觉得哪合适就可以往哪儿走，这叫人的自由流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别人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到二线去”应该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我们都要尊重。

我觉得“蚁族”挺好啊，人家愿意留在城市，租一些廉价的房子，然后大家住在一起，在大城市里奋斗，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事，包括“蜗居”，人家说了，他都“蜗居”过。我们这一代也都是“蚁族”，我们当时插队到黑龙江去种地，几十个人住在大工棚里，那不都是“蚁族”吗?一个人基本上，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各种磨难的经历，我觉得这未必是件坏事，要说坏事，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说到城市房价的问题，目前这个高房价既不科学，也不协调，更无法持续下去，地方政府把70年的土地转让金一次性就给收了。70年的租金应该是每年收，来养活这些政府，但是它一年就收完了，这届政府有钱了，下面两届政府可能也不缺钱，但再往后政府就又变穷了，社会问题就会层出不穷。房价的另一端连着利益集团。现在的利益集团非常嚣张，盖都盖不住。

(采访／潘　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