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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校承受的变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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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压力是学校变革过程的伴生物,有变革才会有压力。学校主要要承受来自资源短缺的行动压力、校际竞争带来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家庭教育缺失带来的教育压力、媒体过度宣传带来的舆论压力和过度承诺带来的社会压力等。变革要获得成功就需要承受压力和调节压力,把压力转化成变革的动力。因此,正确地把握压力的质、量、度,促进压力的积极转化是变革获得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学校变革 压力 变革压力

信息化、全球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现代化与后现代以及社会转型等多重现代因素同时发力于整个社会是学校变革的背景,复杂的社会背景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舆论等方面可以利用的新资源和新机遇,同时挑战也随之而来。但是在老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的情况下,新问题不断涌现,如何摆脱财政困境、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如何提高政府效率、如何节省政府开支、如何应对国家政策制度的变化以及经济制度改革的影响等 [1],是摆在学校面前无法回避的问题,压力也就随着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产生。

一、压力的来源与压力的双重效应

压力的存在是学校变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学校发展中一种健康和必要的现象。对于压力的产生,斯腾纳德和史丹侯夫从变革对参与者的影响的角度提出了“需要—压力”理论,该理论认为主要存在发展压力与控制压力。发展压力因素包括智性气氛、成就标准、实用性、支持性、秩序性,控制压力因素包括反智性气氛、反成就标准、冲动控制。[2] 具体而言,压力是由内外环境引起的机体的反应,是压力源和对压力反应共同构成的一种认知和行为体验过程。有压力必定有施动者和承受者,很显然学校是压力的承受主体,施动者即是压力的来源,主要包括生存与发展性压力源,即来自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包括改变现状的需要、提高绩效的需要、改善内部关系的需要;社会环境性压力源,即由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引起的压力,包括纯社会性的压力,如社会变革、学校内部人际关系的变化,等等,以及由学校自身状况造成的适应问题;物质性压力源,即学校对物质的需要与物质缺乏带来的压力;精神性压力源,即由阻碍和破坏学校正常精神需要的内在和外在事件,如错误的认知、不良的经验、道德的冲突、长期不良经验等带来的压力。

名目繁多的压力并不仅仅只有负面的作用,压力更像是一把双刃剑,其所引起的反应具有双重效应。首先,压力同时隐含着破坏性和生长性力量。压力能够破坏学校变革环境和组织力量,形成或增强抗拒变革因素的效能;同时迫使学校“困则思变”,进行变革以减轻自身所承受的压力。其次,压力潜藏保守性和自我保卫性力量。压力的环境容易迫使学校形成抗拒变革的保守倾向,抵制变革对现有的“稳定秩序”和“舒适地带”的破坏;同时也容易形成自我保卫,维护学校的社会认知和内部关系,其作用在紧急情况下尤为明显。再次,压力蕴涵着消耗资源与增强抵御风险的因素。长期处在压力之下,因无法负荷持续不断的高速运转可能会出现紧张、焦急、害怕、苦恼或不安等不适症状;如果长期不用承受压力意味着抗打压能力会在安逸的环境中渐渐萎缩。总之,压力及其潜在的影响都具有双重效果,关键在于以何种态度对待压力。有学者认为学校承受的压力越大,就越需要变革来减轻压力,但就越不可能启动变革 [3],就可能陷入不启动变革就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的死循环。

二、学校承受的压力的主要体现

因变革的复杂性和棘手性,变革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问题的多样性导致了压力的多样性。尽管压力有很多种,来源也多样化,学校变革压力主要表现为行动压力、生存与发展压力、教育压力、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

1.资源短缺——行动压力

学校改革在所有的方面都以资源为基础 [4] ,缺少必要的资源,其行动必然会受到限制。对于学校而言,对资源的需求是一个综合体,不仅需要经济资源,还需要政治资源、历史与文化资源等,缺少相应的资源,意味着缺少变革的相应条件,学校要背负要求与能力而形成差距的压力匍匐前进。

从现状来看,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一直都未能达到4%的目标,而世界平均水平已达到7%~9%,这意味着教育投入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学校缺少财政资源,直接影响到变革时必要的软件和硬件的更新,因此,当学校想有所作为时必须先考虑袋子里的钱是否能够支持,而不至于半途而废。政治资源则表现为政策层面的支持,尽管改革是在行政部门的统一部署下推进有其内在的优点,但是高度统一的行动计划意味着限制了学校自主性的发挥,在具体的问题前面往往会缺少有效的应对策略。这种行政主导下的改革见得最多的不是对学校的投入和资源的支持,而是各种类型的“红头文件”以及各种规范和要求,以命令式的口吻指示学校该如何做。在我国学校变革过程中并不缺少政治资源,缺少的是如何给予适当的和正确的政治资源。学校文化反映了我们对学校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意义的需要,文化充当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在功能上主要是维护稳定,驱使学校习惯于待在熟悉的“舒适地带”,来抗拒变革带来的不稳定性和对稳定性的破坏。有学者指出抗拒变革是组织文化的“天性”。[5] 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并不适合变革,但是变革依然在推行,学校每一小步都将碰壁。

2.校际竞争——生存与发展压力

一直以来教育都被认为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学校则成为这条道路上的“加油站”,能否成功地达到目标,关键在于能否加到优质的“燃油”。随着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得到普遍的认可,教育培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重视,通过这种投资可以增加受教育者的技能和能力,以便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再加上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教育观念的转变,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择校受到了空前的热捧,每年有上百万的择校生交数额巨大的择校费或是学校建设费、赞助费等。这不仅破坏了教育的公平性,给教育和学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甚至人民网和《 人民日报 》发出了“中小学生择校何时不用苦恼”[6] 的疑问。

如果说以前择校只是在某一地区内进行,那么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更多的家庭有能力把子女送到国外去镀金,因此,择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留学,有统计表明最近几年出国留学人数呈现井喷式增长,1978~2000年22年间,出国留学人数约为34万人,1999年也只有约2万,而21世纪头10年就有190万之多;[7] 最近几年留学的热情更加高涨,留学教育正走向大众化、低龄化,并呈现出自费比率高的特点。留学受热捧的直接后果是国内学校生源不足,据统计表明,2009年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人,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中放弃高考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递增。近几年全国高考人数不断减少;各地高考状元弃内地高校而选择香港的高校。如果说以前是卖方市场,学校可以挑选符合自身利益的学生,但是当前情况逐渐发生逆转,买方市场逐步成型,学校挑选学生的情况将会逐渐转变为学生挑选学校。这种转变反映了竞争主体的转变,以前是学校通过组织考试来筛选,竞争的主体是学生,压力也在学生身上;而现在转变为学校为获得生源主动找学生,竞争主体是学校,压力在学校身上。户籍制度的松绑已是大势所趋,学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将会更大,尤其是在留学兴趣把原本只是某一域内的学校间的竞争推广到了全球范围,竞争比以前更加激烈,某些学校的生存状况将会变得岌岌可危。由于学生和家长有多元化的选择,其“胃口”必然比以前更难满足,因此学校要获得家长的认可,尤其是在变革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只能招来更多的非议,其行动的空间必然要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

3.家庭教育缺失——教育压力

随着多年来人口政策的影响和家庭观念的转变,统计表明2000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3.44人、 2002年为3.39人、2010年为3.10人 [8],家庭规模在逐渐缩小,核心家庭的数量在增长,这种家庭以工作为中心,并且更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往往会忽视家庭生活和子女的教育。核心家庭父母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在工作上,与孩子接触的时间较少,孩子的成长缺乏父母关爱,甚至很多孩子与家长之间没有亲情感;大部分家长觉得平时对孩子的关心不够,亏欠孩子太多,因此对孩子往往是百依百顺,而不予以适当的教育,致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缺乏承受挫折的心理素质和与人合作、与人分享和与人沟通的能力,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这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健康的心理素质的成长,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不少的难题,而家长则希望学校能填补这个缺失,无形之中增加了学校的教育负担,学校不仅要履行好本身的职责,还要担负家庭的教育责任。

家庭教育功能的相对缺失,加之孩子的辨别能力较差,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形成浮躁、傲慢的行为习惯。一线教师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更不愿意学习了,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愚蠢,而是更不愿意当学生——更不愿意掌握基本合作能力和集中注意力的技能、更不愿意倾听、更不愿意协商和分享、更不愿意听从教师要求去完成的学习任务、更不愿意花时间解决那些不能轻易得到答案的问题。尽管学生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家长并不完全认可,一如既往地认为孩子比以前更活泼聪明,对孩子的期望比以前更高,并把这种期望转化寄托在教师和学校上,但又并不完全认可教师,往往会认为“学生成绩好是因为聪明,成绩差是老师教得不好”。

4.媒体过度宣传——舆论压力

媒体是关注和影响学校变革的重要力量,媒体的影响具有面广、传播快的特点,信息一经媒体的报道,容易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认知。在我国,教育和媒体都是在政府的影响下运作,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着政府的意志,因此,政府往往会借助媒体的力量来为学校变革打造舆论基调,为变革统一思想和认知,以便保持行动和方向的一致。媒体为达到宣传效果往往是通过连篇累牍地报道改革政策、理想学校模型、改革的效果等,通过这种“设置议程”式预告公众变革的美好,再加上一种几乎被视为“常识”的习惯性做法便是报喜不报忧,对教育改革的实际进展状况以及公众意见进行加工、美饰与包装。[9] 形成了公众对学校变革的理想型的认知,提高了公众对学校变革的期待。当变革遇到困难或阻碍时,公众就有一千个理由诘问学校,学校也就很难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得到更多的是舆论的不理解甚至是谴责。

在百度里输入“学校变革”和“教育变革”限定“新闻”进行搜索时,分别有24100篇和61700篇相关新闻,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变革的正面报道。为什么媒体会这么热衷于对学校这种既不能很好地吸引读者,也不能像广告那样带来直接利益的报道呢?其中有前面所讲的政府行政上的需要,同时也不乏学校自身以能“抛头露面”为荣的心理作用以及学校领导个人利益的考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正面宣传有显而易见的效果,但也促成了社会对学校变革的认识偏差,潜在的副作用也相当明显。过多的政策宣传、变革造势以及成果播报,把原有的困难隐藏在美好的愿景和成功光圈的闪耀下而被众人忽视,造成了对变革不合实际的过高期待。一旦变革遇到困难,学校必然是千夫所指。因此对于学校而言,需要更多的不是舆论造势和过多的正面宣传来树立良好的形象,而是在关键时刻得到理解和同情,应避免过度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而失去众人的支持和信任。

5.过度承诺——社会压力

媒体过度的正面宣传形成了公众对学校的积极形象并提升了对学校的期待,虽然形成了积极的正面形象,但是社会对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不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加之学校和教师在过去由于缺乏对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以及教育变革难度认识不清以及问题的严肃性把握不准等,把情况和问题简单化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公众面前做的承诺而又无法一一兑现,造成了公众对教育问题的不理解甚至是感觉到学校出尔反尔、言语无常。美国学者萨拉森指出教育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长期以来倾向于向社会过度承诺,急剧上升的期望折磨着学校和教师,接受过多的新目标和目的、规划和计划,并没有怀疑过度承诺的后果和实现各种目标的艰巨性,反而认为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甚至是能迅速实现的目标。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医疗部门一直以来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性以及提醒公众很难避免成本高和见效慢,从而降低了公众期望、减少了指责和批评。如果我们生病,当医生告诉我们治疗费用昂贵并难以治愈时,没有人会怀疑医生的话。尽管教育领域的问题也非常复杂和棘手,但是与医生相比,教师的话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却大打折扣。因此,萨拉森认为,教育部门需要摆脱“言多形少的缺陷”,并“增强公众对为什么学校会有这么多难题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这些问题往往是棘手并惹人烦的认识”。[10]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学校和教育领域的事情更是如此,对于学校而言,需要的不仅仅是铺天盖地的正面宣传,适度的负面报道对于形成正确的社会认知是有利而无害的。多年来的过度承诺形成了公众对学校问题的认识偏差,学校正陷于自己所设置的陷阱之中而百口莫辩。

三、减轻学校承受的压力及其转化

对于学校变革而言,不仅有来自外部的质疑,而且也有来自内部的惶恐,压力是无法逃避的。压力也可以把学校弄得不知所措而导致最终垮塌,同时压力也可以转化成行动的动力,因此,关键就在于对压力的质、量与度的把握。压力会使学校处于一定的兴奋状态,没有一定程度的紧张意味着不在状态,注意力不集中;过度的紧张意味着难以发挥表现出真实的能力和水平,更不用谈潜能的发挥,适度的紧张则有利于学校处于一定的兴奋状态,投入到变革中来。

1.增加必要的资源投入——增强行动能力

变革是昂贵的,没有钱要搞好教育改革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说以最小的投入获得的最大的回报是企业追求效率的表现,那么教育改革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教育因其本身并不产生利润也就失去了行动的原动力。同时,资源是形成能力的基础,就像经济基础之于上层建筑那样,没有资源基础的改革无异于空中楼阁。有学者指出教育改革的社会合法性,认为教育改革的发动与推进本身不能完全建立在要求绝大多数教师无私奉献、无条件牺牲的基础上,尤其当教育改革需要教师进行持续的艰苦探索、需要教师付出超常规努力时,更是如此。在于给予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予以合理的利益回报 [11] ,缺少资源的改革必定会招致教师反对,并不是恪守理念,而是利益权衡是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或支持教育改革的主要因素 。[12] 所以能否获得必要的资源满足日常的行动和教师对利益的诉求是获得教育改革成功的最厚实的基础和关键。

变革压力的大小取决于要求的强烈程度和应对能力的强弱,对学校而言,“要求”是对学校实施变革愿望,能力是学校计划、组织和实施变革的能力。所有的变革,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需要学校有新的“应对能力”,即学校获取“资源和支持”能力。然而由于改革必然会破坏已有的人际关系与稳定的局面,带来新的任务和要求,不可避免地会制造新的压力和挑战,学校必须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式和克服困难的资源,才能在变革的浪潮中挺过来,能够从有压力的环境中获得资源与支持。获得支持不仅有助于摆脱孤立无援的处境,还能促进思维方式的转变,并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2.言行低调——增加话语空间

由于过去学校有意或无意过度地在媒体镜头下曝光,虽然提高了社会对学校的认识,但是学校的缺点也在此过程中被无限放大。尤其是在媒体的过度的正面报道下,形成了公众对学校过于完美的形象的认知上的偏差,但同时也招来了更多的责备和批评。要想摆脱期待和能力的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就需要学会低调行事,学会在媒体的镜头下适当地退缩,形成一定的神秘感、距离感和新鲜感,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形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私人”的空间,也是为学校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不给公众形成口实,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3.家庭配合——扩大社会基础

现代社会家庭向“核心”的方向发展,在家庭教育的功能逐步缺失和家庭对学校教育期待的提升的条件下,需要唤醒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关心和支持,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家长的不配合。一直以来,学校和家长的联系无非是通过班主任,或是一年两次的家长会的形式,很少见到教师主动去联系家长反映孩子的教育问题,无形之中把家长排除在了学校教育的藩篱之外,而得不到家长支持的学校教育就像是人缺少一条腿走路。由于学校平时不注重沟通家长,而在关键时刻也就很难获得家长的理解与支持,变革也就缺少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总之,压力是变革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让变革走得更远更好,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压力的存在,没有压力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只能在风浪中萎靡,而变革本身就是一次充满风险的旅行,因此,一定的压力能提高学校抗拒风险的能力。关键就在于把压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把压力转化成动力。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参考文献:

[1]孙翠香.学校变革主体动力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

[2]许明仁.学校组织气氛与教师行政兼职意愿之研究——以台湾北区国立高职为例[D].台湾师范大学,2006.

[3]Robert Evans.The human side of school change:reform,resistance,and the real-life problems of innovation[M].San-Fransico:Jossey-Bass,2004.

[4][加]本杰明·莱文.教育改革 —— 从启动到成果[M].项贤明,洪成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5]余伟民,余进利.抗拒变革是组织文化的“天性”[J].当代教育科学,2009(6).

[6]人民网.破解难题:中小学生择校 何时不用苦恼[EB/OL]..

2010-08-10.

[7]人民网.中国成世界上最大留学生生源国 90%以上属自费[EB/OL]..

[8]凤凰网.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3.10人 规模继续缩小[EB/OL].http:///mainland/special/renkoupucha/content-2/detail_2011_04/28/6035336_0.shtml.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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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康宁.反思我国教育改革的舆论支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2).

[10]Seymour B.Sarason.The Culture of the School and the Problem of Change[M].New York:John Wiley,1971.

[11]吴康宁.教育改革成功的基础[J].教育研究,2012(1).

[12]吴康宁.中国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这么难[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