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摘要：m·凯斯·布克的《现代英国左翼小说研究指南》回顾了英国左翼小说的发展演变过程，简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概述了英国重要左翼批评、历史和理论著作，对20世纪英国左翼小说和部分英国左翼后殖民小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讨论。该书内容全面，编写体例系统，视野开阔，堪称20世纪英国左翼文学研究的宝典。

关键词：m·凯斯·布克

《现代英国左翼小说研究指南》

作者简介：陈茂林，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英国是世界上无产阶级诞生最早的国家。左翼文学是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左翼文学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末。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20世纪英国左翼文学取得杰出成就，不仅出现了红色30年代和以“新左派”思潮著称的60年代前后形成的两次高潮，还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和历史学家。然而该传统长期以来一直被学界忽视、误解甚至歪曲，未得到客观公允的定位和评价。1998年，布克出版的《现代英国左翼小说研究指南》对20世纪英国左翼小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是研究20世纪英国左翼文学的一把金钥匙。

《现代英国左翼小说研究指南》是研究20世纪英国左翼文学的重要参考书，具有下列特色：

一、资源丰富，内容全面。全书总共由八个部分组成。前言对该书的中心章节作了简介，第1－4章是该书的主体，内容依次为：对英国左翼文学的介绍、与英国左翼小说相关的批评和历史研究著作选介、对20世纪英国左翼小说的系统梳理讨论、对20世纪后1／4阶段部分左翼后殖民小说的梳理讨论，附录是按照不同主题对书中讨论的英国左翼小说进行的分类，共分出22类，这对于进一步分析评论作品非常有用；第七部分是本书的引用作品，分为两部分：一是本书引用的左翼小说，按照小说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共列出了145部作品；二是本书引用的文学批评和历史著作，都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共列出了393部作品；第八部分是根据字母顺序，按照作家和术语进行的索引，方便读者查找所需具体信息，条目达473项。由此看出，本书内容充实，资料全面，结构完整，方便阅读。

二、编写体例合理，梳理讨论系统。作为一本研究指南，如何做到方便读者阅读和查找所需信息，具备索引性、便捷性，是作者、出版社和读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现代英国左翼小说研究指南》就是该方面的典范之作。该书前言部分对全书内容的简介、第l、2两章对英国左翼文学的概述、对左翼文学理论和历史著作的介绍都有利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全书内容以及英国左翼文学发展概况和左翼文学相关理论；第3、4章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对左翼小说和左翼后殖民小说进行的梳理讨论、附录中对英国左翼小说进行的22种分类、书末按照作家和术语进行的索引等等使该书体现出方便快捷的特点。此外，一本好的研究指南还必须具备系统性，该书在此方面也很突出，例如作者对20世纪英国左翼小说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的评述就非常系统。他指出，19、20世纪之交民主改革的成功以及一战的爆发影响了英国左翼文学创作，但仍有作品发表，如社会主义鼓吹者布拉奇福德的《魔法店》(1907)、特莱赛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1914)，该著作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品，在风格技巧和内容方面为以后的左翼小说树立了榜样。一战后英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促进了192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使文学界再次把注意力转向与阶级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代表作有威尔希的《地下世界》(1920)、霍兹沃斯的《这种奴役》(1925)、格林的《生活》(1929)、威尔金森的《冲突》(1929)等。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对英国社会的笼罩使英国左翼文学在1930年出现高峰，数百部左翼小说发表，“吉朋的小说《苏格兰三部曲》成熟运用现代主义文学策略，成为英国文学的经典”(18)。本时期左翼作家还创作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实验先锋小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同时，考德威尔、福克斯、韦斯特等文论家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出重要贡献。二战的爆发以及其后的冷战使左翼文学创作再度减缓，而1930年代左翼作家倡导的改革目标在二战后得以实现也是左翼文学走向低谷的一个原因。1950－1970年代英国左翼小说向多元发展，有“性别研究和殖民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历史小说”。20世纪后20年左翼文学创作再度减缓，然而可喜的是：有关左翼历史、文化和文学批评的作品依然呈献出勃勃生机，代表有“历史学家汤普森、豪博斯葆姆、格莱斯·史德曼·琼斯”，“批评家克罗夫特、克劳斯、杰罗米·霍桑”，“文论家威廉斯、伊格尔顿、安德森”(19)。布克在第二章对有关20世纪英国左翼小说的批评和历史研究著作按照作家姓氏的字母顺序进行了梳理，可谓层次分明，言简意赅。第三章选取了109部英国左翼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讨论，第四章选取了20部20世纪左翼后殖民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讨论。这样读者对18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英国左翼文学有了总体性把握，基本建立了一个框架，掌握了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左翼文学特点，有助于系统了解英国左翼文学的历史背景、发展阶段和演化过程。

摘 要：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洪子诚以系统明晰的思路，严肃的史家立场论述了“当代文学”的“发生”及特征。作者在讲述的过程中深入浅出，从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高度和深刻性，其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突破学术困惑的努力和不懈精神同样给人以启迪。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靠近历史；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2-01

一、“史”的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一）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性

面对当代文学的困境，洪子诚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问题探讨了不同立场和方法的可能性。就文学史的写作而言，他坚持信仰历史的非虚构性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而且十分关注“历史的真实性”这一问题。

但是，文学史又是一种“叙述”，而所有的叙述有一种隐蔽的目的在引导。在文学史研究中，总会发生一部分“事实”被不断发掘，另一部分被不断掩埋的情形。可见，文学史写作的“叙事性”为文学研究的“真实性”提出了难题。同样，历史记忆的“重构”性质对史料可靠性的动摇也为“真实性”设置了障碍。

对于历史，人们往往认为那些有时间和情感距离的“记忆”才是其真实的构成。洪子诚在这样的压抑下，看到了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不可取代的价值：当代人的亲身参与的“记忆”以及他个人和同时代人的情感、心理反应，不是后来人通过想象和猜测所能把握的；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可能成为固执和褊狭的屏障转化为洞见的优势。

摘 要：就价值判断而言，左翼文学在文学史上居边缘性的次要位置，自由主义文学则具有能经时间检证的中心价值。文学性经验是一种启示经验，左翼文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而是其革命的宗教性情感未能启示出一种恰如其分的形式。

关键词：左翼文学；文学史视域；未来叙事；形式缺陷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9-0021-01

一、重新清理“左翼”和“自由”、“边缘”和“中心”

对于文学史的叙述，文学史家大致有两种层次，一种是对文学史历史现象的描绘，这是记录式的，旨在进行历史现象的呈现；另一种取向则是对历史现象进行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重新整合。现代文学史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史论述通常表现为这样一种总体概括，即左翼文学形态与自由主义文学形态的共存。对自由主义作家而言，他们的“态度”似乎在经受时代的考验，有时显得可疑。总的来说，这是意识形态兴起、盛行时的常见情况。自由主义作家本质上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他们并非不关心历史，只是他们对历史之关心并不诉诸于意识形态威权之上。原因在于，对于新兴的思想威权崇拜的对象，有的人反射出一种宗教情感的交付，即将自我让渡出来，交付于对这一威权形象的信赖，这样即形成一种我们称之为“完美球体”的视阈――这一球体在任一局部都被想象为无暇曲面。这使得意识形态同时具有了自明性和排他性。而另一种人，则更多地进入到了这一球体的各种缝隙，依据他们本能的经验和情感，他们难以让渡自我而付出信仰，因为在他们所见的任一缝隙里，这一对象的自明性、绝对性都在受到质疑。

对文学史叙述而言，更有价值的应是第二个层面的论述，即基于价值判断的重新整合，具有洞见的本质性论述方能出现。基于此，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描述，是应该将“中心”与“边缘”的位置相互置换的。根本上来讲，典型的左翼文学是一种具有根本缺陷的文学形态，终将被伽达默尔所谓的“传统”清扫出去。自由主义文学是价值判断意义上真正的中心，代表着文学的恒久价值，这一点当可诉诸于这一时期一些具有天才的作家的伟大创造性。左翼文学形态本质上的边缘性，在于它难以忽视的根本缺陷，使得它在文学史上只能获得极为次要的位置。

二、左翼文学形态的根本缺陷在于形式缺陷，而非意识形态

我们真正想要重新回答的问题是，这一根本缺陷的根源所在。本文作者曾专文讨论过一种新的文学史视野和方法论的可能性，即形式传统。如果我们把文学视为一种启示性的“语言”，则这一“语言”是经由海德格尔所谓的“诗化”完成的。这一“诗化”，我们以为，实质是“赋予形式”。“如果说人类世界有两大超越的能指，语言和物质，那么，物质的临界点是‘欲望’，意味着从‘所有’到‘占有’；语言的临界点则是‘形式’，意味着从‘指代性’到‘启示性’的过渡。我们理解形式为一种‘超语言’，唯有形式如其所是地触及到事物的本己……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也就必须面对由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形式传统。”左翼文学的根本缺陷的根本原因应归咎于形式的缺席。观念模式化，政治主导文学，这种分析仍停留在描述性层面。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形式传统的阙如。这与现代文学史所处的那一开拓性历史时期相关。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的存在,以及它对自己的命运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也成为现代派艺术作品的焦点和审美中心,而现代派文学也基本被目为都市文学,被认为最充分地体现了城市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较完整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顺理成章地被视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样本,一直是城市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黄德志教授的学术著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研究》探讨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与左翼作家创作倾向相左、创作上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良性海派”为代表、理论上以“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杜衡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全书论述严正、视野宽阔、洞幽烛微、特色鲜明,堪称海派文学研究的新的硕果。

中国的城市文学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掀起热潮,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因其与上海城市的最直接的关联而成为其中当仁不让的宠儿。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海派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系统性、宏观性较强的研究成果,如杨义、吴福辉、许道明、李今等人的著作。但就整体而言,已有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薄弱之处。可喜的是,《海派文学研究》在弥补这些薄弱之处上有着明显的突破。

一是该书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常见的“文化障目、不见文学”的弊病,而充分尊重海派文学的主体性。已有的关于海派文学的论述,往往特别强调和突出城市文化、都市生态的地位和作用,着重阐释上海文化对海派文学的影响,具有把海派文学作为上海文化的反映和组成部分、并通过前者来证实和丰富后者的倾向。它们在花大量篇幅细密地铺述都市风景和文化背景如何如何、回顾与讨论上海城市面貌与上海文化精神如何如何时,却削弱和淡化了海派文学在整个研究中的主体性。而《海派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始终紧扣住海派文学的主体性、独立性而非只是上海文化附庸的性质,把探讨海派文学的规律作为核心任务而非其他。全书共七章约22万字,仅以一章约十分之一的篇幅阐述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学生态环境,其余则细致辨析海派作家的话语立场、摩登而趋向自由主义的文化心态、文学功能观、题材观、形式观等,还作出了约10万字的“刘呐鸥、穆时英小说合论”和“施蛰存小说论”。全书论述去芜存菁,有物有序,远离高蹈和浮泛,精细而实在,显现出作者作为青年学人可贵的严谨平正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基本功。

二是该书避免了以往研究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上海障目、不见左翼”的弊病,始终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的现场感和真实历史氛围中,在与20世纪30年代政治生态、时代精神、文学主潮、左翼文学和文化的参照或对比中凸现海派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任何意义上的对海派文学的探讨,都需要将海派文学放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语境中进行考察。而“上海”因素和“左翼”因素无论从何角度讲都是此语境中的荦荦大者。然而在以往的海派文学研究中,后者经常沦为前者所排斥、限定的对象而缺席。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主要生发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与上海文化的关系,息息相关,密而不疏,甚至它本身就是上海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许一方面因为老上海的“摩登”过于眩人耳目,一方面因为革命和左翼的门庭日益冷落,人们在众语喧哗地讨论和想象上海时,会有意无意地对左翼文化加以漠视和遮蔽,而忽略了左翼文化本来在建构、呈现新的都市文化方面曾是海派文学的同道的事实,典型者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海派文学研究》避免了这种偏颇,在其论述中,海派文学始终存在于与左翼文学的比对语境中。不同于其研究对象海派作家那样在上海城市内部、从纯粹个人性的视角体验上海、迷醉于其声光化电、灯红酒绿,该书作者自己却是一以贯之地以审视、冷静的、宏大的眼光从高处俯瞰海派文学和上海,把海派文学放在一个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历史的宏大视野下和背景中来观照。作者不仅在京海之争的光谱中展现海派文学的色彩,而且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生态的精当剖析、对时代精神和文学主潮的深刻揭示,着重在与左翼文学和文化的对比和参照中展现海派文学色彩的丰富多变,准确表现了“30年代海派只能在话语霸权的夹缝中生存,只能在边缘处无奈地言说”的内蕴丰富的历史姿态。

此外,《海派文学研究》在文本细读和艺术分析方面,也常常能够推陈出新,往往给人以曲径通幽而又豁然开朗之感,体现了作者具有锐意求新的学术识见。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文学则保存了人对城市的复杂体验,这在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作家那里得到充分验证。穆时英曾借小说人物之口,声称离开上海自己“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穆时英《黑牡丹》),然而要触摸到海派文学作家们的真灵魂,仅从“上海”为代表的外部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细腻精微的文本细读和眼光独到的艺术分析,方能最大程度还原海派文学作家的形与神。《海派文学研究》在此方面可圈可点,如“刘呐鸥、穆时英小说合论”一章中,作者将刘呐鸥、穆时英放置于同一时空变迁中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研究,对两者的叙事内容、叙事方法、人物形象等阐述详尽细致而不流于空泛,任何论点的提出都建立在文本细读和知人论世基础上,做足了对材料的消化吸收和对作品的鉴赏感悟工夫。这样既可以真切把握两者的共性与个性,又可以彰显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和嬗迭蜕变的历史流程,从而拓宽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的场域。该书在诸如施蛰存与“新感觉派”的关系、施蛰存小说的叙事结构、与中外文学的关系、与沈从文创作的比较等方面的阐述,也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审美感受的敏锐而细腻,对材料的爬梳剔抉也游刃有余。

整体看来,《海派文学研究》不失为一部“既见一叶、又见森林”的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沧桑今已变,萝蔓尚堪攀”,它让读者得以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历史的丛林中近观海派文学一叶,近观它清晰的叶脉和斑驳鲜艳的颜色。

左翼文化包括左翼期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并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界的重视,在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那里,好像扔掉一个“错误”一样扔掉了中国的左翼文化,而不是在对其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它所存在和发展的那个历史阶段。

非常传媒――左联期刊研究

左文著,北京出版社,2010

关于当代传媒学的理论,我几乎一窍不通,但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却不能不与各种传媒打交道,特别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更不能不接触到各种类型的文学的或学术的媒体。根据我粗浅的了解,传媒除了其他各种不同的分类方式之外,还可以根据其性质分为以下几种类别:政治性的、学术性的、消费性的和先锋性的。我的这种分类,是根据传媒的存在根据而区分的。政治性的是根据国家政治的需要而设立的,其政治、经济的基础也主要来自国家政治的支持和保护。正确、及时地将国家政治的意图贯彻到社会群众之中去,以保证国家政治对社会民众指导或领导的有效性,则是这类媒体的主要作用和意义;学术性的一般是在学校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或科研机关的需要的基础上兴办的。严格说来,学校教育和科学研究也是国家社会事业的一部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也是在国家政治的直接领导下运转的,但学术关注的是国家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其内容未必完全符合国家政治的现实需要,与国家政治的现实需要保持着更大的距离,也与广大社会群众的现实需要没有直接的联系,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学术圈子之内发挥作用的,其作用主要在于知识的传承、交流和创造;消费性的则是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与社会公众的消费需要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类的媒体首先着眼于经济的效益。它或者从生产单位直接取得经济的资助,或者从消费大众的订阅和购买中获得经济的收益,或者二者兼得,但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不能不以赚钱为目的。

严格说来,政治性的、学术性的、消费性的媒体也都有可能具有先锋性质。政治要改革、学术要发展、社会群众希望了解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动向,都有可能将具有先锋性质的文化成果包含在自己的肌体之内,起到传播这些文化信息的作用,但先锋性在所有这些媒体中都不可能成为主导的倾向,这是因为在任何历史时代,先锋性的文化都是少数人的文化,而不是多数人的文化。多数人在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就能顺利接受的文化,就不是先锋派的文化了。他们虽然是少数人,但却不是没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先锋派文化大都首先产生在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是这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少数人。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在主流意识形态可控范围内的现实社会的文化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当他们在现实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仅仅属于自己的新的感受、新的追求、新的思想乃至新的主义,并且又从这个新的角度感受和认识现实社会文化的本体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思想就与现实社会的文化有了根本性的差别,从而也具有了某种先锋的性质。在这时候,他们较之社会上的任何一类人,都有更强烈的表达欲望,因为他们在本能上就需要社会公众对自己的理解和同情。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固有的政治性、学术性、消费性媒体的保守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政治性媒体不能不考虑到现实社会的政治秩序,对那些有可能危及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异端思想加以排斥;学术性媒体是建立在固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之上的,不在固有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基础上,不论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和多么显在的事实,都无法被纳入学术讨论和学术论争的范围。在中国古代,女子改嫁的问题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法权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问题不是一个有没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的问题;表面看来,消费媒体是最自由的媒体,各种不同的文化信息都能够通过消费媒体被传播开来,但实际上,较之政治性媒体和学术性媒体,消费性媒体往往是一种最保守的媒体。其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多数人的媒体,而不仅仅属于这些有着独立社会追求的少数人。少数人不是不能介入这种媒体,而是一当介入便会陷入“人民群众的大海”之中而成为社会公众的消费对象,而带着强烈的消费欲望进入消费媒体的社会公众,很快便会将少数人这种严肃的独立社会追求转化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乃至笑料,只有三分钟的热度,而不会发生长远的影响。在这时,这少数有独立追求的人,就需要有主要属于自己的媒体。这种媒体不是政治性的,不是以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为指归的;不是学术性的,不是在现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对某些具体学术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但也不是消费性的,不是以赚钱为根本目的的。他们要表达和传播的是自己独立的社会追求,是争取社会公众对自己及其独立社会追求的同情和了解。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媒体带有更纯粹的文化性质。政治性、学术性、消费性的媒体都具有文化的性质,但同时也包含着更多的自我异化的特征,因为它们的从业者是根据媒体自身的需要而传播其相应的文化信息的,未必体现自我的内在要求,而只有先锋性媒体不是根据任何外在的要求,而是根据自我的内心要求。这类的媒体(如果有)在当时社会上的处境常常是十分艰难的,但也正是这种艰难性考验着这些人独立社会追求的真实性和真诚性,它本身就具有对其读者或观众的召唤力量。这种媒体并不常常是成功的,但它带给一个民族文化的一定是一种新的质,并且对政治性、学术性、消费性媒体的保守性也会起到一定的消解作用。

依照这种分类方式,我认为,也理应意识到媒体研究的这样一个根本要求,即:依照其媒体自身的存在根据对媒体的作用和意义进行解读。在政治发展的意义上研究政治性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学术发展的意义上研究学术性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经济发展的意义上研究消费性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上研究先锋性媒体的作用和价值。在当前,似乎有一种将所有的媒体混在一起加以研究的现象,这往往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起不到研究活动本身应该具有的研究价值。例如,很多人主要从学术的意义上而不是从提高收视率的经济意义上看待电视上的《世纪大讲堂》,这就把不同的价值混淆在一起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消费性的媒体,而不是一个学术性媒体。就其目的,它是为了提高收视率,增加经济收入;就其效果,它是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文化的一种消费形式。用一个总体的概念来说,它是一个“文化产业”,与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活动的本身是有根本不同的特征的。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纵向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造的过程,是面向未来的一种脑力劳动,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则联系着对新一代人的非盈利性的培养和教育,其接受者也必须调动自身的思维活动的积极性,而不能只是一种被动消极的接受。

文学媒体在其整体的性质上原本属于消费媒体,文学的娱乐性使各种形式的消费媒体都愿意加以利用。但当文学已经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文学媒体也就有了类似于以上四种类别的划分。有些文学媒体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虽然也有某种程度的娱乐性,但从总体上更接近政治性的一类(如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文学期刊);有些文学媒体是以发表在现行审美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为主的,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带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则更接近上面所说的学术性的一类(如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杂志),而像20世纪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则明显属于消费类的媒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20世纪左翼期刊杂志,实际就是当时的先锋派的文学媒体。

毫无疑义,上述四类的媒体,都有研究的价值,但我认为,对于先锋性媒体的研究则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政治性、学术性、消费性媒体都有十分明确的目标体系,它们的运作方式完全可以根据其目标体系推论出来,并且使其从业人员必须适应其具体的运作方式,呈现着相对有序的特征,其研究的价值也就相对薄弱得多,而先锋性媒体就没有这样明显的规律性可循了。它往往以无序的形式呈现出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有序性,像早春的青草一样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又像彗星一样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长长的尾巴,影响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后来发展,但又最终消失在这个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具体研究这类媒体的生生灭灭及其演变轨迹,不但对于媒体的研究,即使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研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关键词] 角膜缘干细胞；移植；翼状胬肉

[中图分类号]R779.6[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7）10（a）-147-01

翼状胬肉是眼科常见病，其发病主要与环境有关，尤其是阳光、沙尘、干燥气候等慢性刺激。手术是治疗翼状胬肉的有效方法，但传统手术方法的复发率高，为降低手术后复发率，我们采用自体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治疗胬肉，取得了较满意的临床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5年1月～2006年1月，随机选择37例50眼翼状胬肉患者，年龄26～72岁，患病年限2～20年，双眼13例，左眼11例，右眼13例。胬肉组织浸入角膜内≥2 mm，体宽>5 mm,充血肥厚，重型者32例45眼；复发型5例5眼。

1.2 方法

常规切除胬肉头颈部及变性增生组织，松解粘连，依据结膜缺损情况取颞上方或鼻上方包括宽0.5 mm角膜上皮和适当大小的结膜作为植片，上皮面向上，用7-0尼龙线对位间断缝合于胬肉区植床上。术毕涂金霉素眼膏包眼。术后第1天起滴点必舒眼液，2 次/d，10 d拆线。

摘 要：左翼文学与电影的性别表述包含明确而相近的观念诉求，形成了特定的性别构形模式。在乡村女性与都市女性的对立模式中，乡村女性因承载苦难而成为革命的代言者，思想性格随情节而发展，而都市女性则为摩登女郎，生活颓靡，思想性格缺少变化。被规划到革命运动中的女性的身体修辞具有去性别化的模式特征，表现出果敢、雄强的美学特质，同时被赋予英雄化的想象性特征。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嵌入了改造与拯救的性别模式。性别构形的改造模式指向革命主题，却基于男女婚恋故事。故事发展中，“恋爱”问题被悬置，私人情感话语被宏大的阶级、民族、革命话语所代替。

关键词：电影艺术；左翼文学；左翼电影；艺术作品；性别；构形模式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早期电影与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界活跃着鸳鸯蝴蝶派作家的身影，诸多影片改编自鸳鸯蝴蝶派小说；30年代的国产电影则明显受到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1931年9月，左联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作出了“兼顾”与“清算”中国电影运动的决定①。之后，左翼作家积极渗透、干预影坛，规约电影的生产，引导电影的发展。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与左翼电影在思想观念的表达上，趋向一致，即通过叙述苦难，暴露黑暗和强调阶级对立以达到反封、反资和反帝的目的。

洪深谈到1933年的国产电影时指出：“对于妇女问题的严重的提出，也是一个值得注目的事象。电影里面的处理女性问题，本来是一件最普通的现象，但是，在这一年里面所提出的以妇女问题为主题的作品，却已经不单将妇女当作作品的题材，而严肃地接触到妇女解放问题与整个社会问题之解决的关系。”②实际上，性别表述是30年代左翼文学与左翼电影的共同现象。性别表述是指社会文化文本对男性、女性性别符号结构的解读、性别象征意义的设定与接受，“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成分；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③。左翼文学与电影的性别表述有着明确的政治观念诉求，形成了特定的性别构形模式。

一、乡村女性与都市女性的对立

左翼文学和电影在观念上宣扬阶级对立，这种观念在文本中得到性别表述和文化空间的支持，具体表现为对乡村女性与都市女性作出截然相反的价值判断。在左翼文本中，乡村女性总是与苦难、屈辱、独立、反抗、纯真自然、朴实真诚、家庭与社会责任感等品性相联系，成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与民族未来希望的象征性符码；都市女性则与摩登、放浪、奢靡、堕落、伪饰、寄生虫、民族大义的丧失等品性相联系，成为都市罪恶的象征性符码。乡村女性与都市女性的对立是左翼文学与电影非常重要的性别构形模式。洪灵菲的小说《流亡》④中的流亡者或为革命、或为生计，无论进城还是出城，他们都在寻找乡村的栖息地。乡村价值在30年代受到热捧，都市文明则普遍遭到质疑。影片《体育皇后》（1934）通过林璎的思想观念变化，表明了乡村女性到都市后容易迷失自我。不过，左翼电影倾向于把乡村女性的迷失看作是走向阶级觉悟的插曲，乡村女性最终会在左翼观念的规约下成长起来。影片《野玫瑰》（1932）中的小凤具有乡下女子特有的淳朴自然，被画家江波带到上海后却不适应都市环境。剧中有一个情节耐人寻味：江波带小凤见父亲之前，特地将其打扮成上海摩登女性的模样，与江波父亲的见面过程中，小凤却偷偷脱掉了时尚的高跟鞋。因为她是乡下人，不习惯摩登服饰的束缚。“摩登”在30年代受到广泛批判，被认为是颓废堕落的代名词。因此，左翼电影在性别表现上扬乡村女性而抑都市女性。

乡村女性在左翼文学与电影中常被赋予苦难与革命（抗争）的双重属性，懂得阶级、民族大义；而都市女性则为摩登女郎，生活颓靡，追求享乐。这一点在左翼电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左翼电影常常构设进城乡女与都市乡女的对照，在对照中诠释女性在动荡的时代该如何自处，如何承担阶级解放与民族革命的时代使命。影片《风云儿女》（1933）中的阿凤与施夫人，《野玫瑰》中的小凤与素秋，《姊妹花》（1933）中的二宝与大宝，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影片在她们的观念对立（或分野）中推动情节的发展。

《空气动力学学报》2014年第三期

1计算方法

1．1桨叶／机身非定常面元

1．1．1面元基本原理除物面附近及尾流区外，旋翼流场可假设为无粘、无旋、不可压。在惯性坐标系下，连续方程可表示成速度势的函数［17］，即式中SB与SW分别为物面（桨叶或机身）和尾迹涡面，n为物面外法线单位矢量，r＝（x，y，z）为空间点位置。

1．1．2边界条件物面边界条件要求相对于物面的法向速度为0，远场边界条件要求物体对流体的扰动在无限远处为0，即假设物体表面由N个面元组成，尾迹涡面由Nw个面元组成，采用等强度四边形偶极子面元，则式（2）可表示成如下：

1．1．3面元压力旋翼流场确定之后，可根据非定常Bernoulli方程，通过速度势和物面速度计算压力分布。非定常项／t可通过求解物体表面速度势得到。对于机身，非定项主要来源于桨叶和旋翼尾迹的影响。桨叶影响可通过速度势直接求解，而尾迹影响为尾迹对面元的诱导速度与尾迹自身速度之积［19］。

1．2时间步进自由尾迹为求解桨叶和机身面元强度分布，在解式（5）或式（8）之前需计算旋翼尾迹。本文采用时间步进自由尾迹［12－14］。时间步进自由尾迹基于不可压假设，并把旋翼尾迹漩涡简化为直线涡线。旋翼涡量场可由三维不可压粘性Navier－Stokes方程描述，表示成速度－涡量采用有限差分近似时间和空间导数求解式（14）。涡线位置由时间步进格式求解得到。文中采用二阶精度的预估－修正格式（PC2B）［12－14］。

1．3旋翼桨叶运动方程旋翼尾迹和桨叶面元汇／偶极子分布与桨叶的挥舞运动方程紧密相连，因此在描述旋翼尾迹时需求解桨叶的挥舞运动。根据桨叶挥舞铰力矩为零建立刚性桨叶挥舞运动方程。桨叶挥舞运动可表示成一组常微分方程，并采用四阶Runge－Kutta求解［14］。

【关键词】 鼻咽纤维血管瘤；鼻内窥镜;鼻咽纤维血管瘤摘除术；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文章编号：1003-1383(2011)06-0826-01 中图分类号：R 766.3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003-1383.2011.06.070

鼻咽纤维血管瘤又称男性青春期纤维血管瘤(JNA)，病因学说主要有：①性激素依赖学说，认为JNA是由过多的雄激素刺激血管纤维组织增生。②胚胎发育期鼻咽部遗留有生殖组织，经雄激素刺激产生肿瘤。③鳃弓动脉退化不全发展为纤维血管瘤［1］。肿瘤可侵入眼眶、鼻腔、鼻窦、翼腭窝、颞下窝甚至颅内，导致面颊部隆起、耳鸣、听力下降、眼球外突和视力减退等症状。往往因鼻腔出血多和侵犯颅内而危及生命。本院最近收治一名男性JNA患者，血管瘤侵犯翼腭窝，给予动脉栓塞后在鼻内镜下成功摘除瘤体，报道如下。

1.病例介绍 患者，男，14岁，主因双鼻通气不畅伴反复出血5年，于2010年1月31日收住院。入院体检：双侧中鼻甲肥大，左鼻腔总鼻道及鼻咽部可见3 cm×2 cm大小表面光滑紫红色肿物，表面血管扩张，偏软，触之易出血，左颌下及颈部未扪及肿块。鼻咽部增强CT显示：鼻咽部新生物，强化明显，左侧蝶窦下壁破坏，侵犯左侧翼腭窝。其余常规检查均未见异常。2月5日先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下颈外动脉选择性栓塞术，经股动脉穿刺置入导管，选择左颈总动脉造影，显示鼻咽异常肿瘤血管及染色，供血动脉为左侧颌内动脉，以明胶海绵颗粒栓塞颌内动脉。2月6日在全麻下行鼻内窥镜下鼻咽纤维血管瘤摘除术，沿肿物周缘切开，探及肿物附着于鼻咽顶后及内外侧壁，前部和下部游离。左侧中鼻甲剪除2/3，暴露瘤体前缘，切除左侧上鼻甲，开放蝶窦前壁，边电凝边剥离，剥离过程中见肿瘤呈分叶状，分别突入蝶窦、部分后组筛窦，也突入左侧翼腭窝，翼腭窝明显扩大，挤压翼腭窝前后壁骨板，小心剥离，于翼腭窝脂肪内侧游离此处瘤体分叶。完整剥离后自口腔内取出肿物，术腔先压迫、电凝止血，再以止血绫、明胶海绵填塞，外用膨胀海绵沿鼻腔向后压迫。肿物大小约7 cm×5 cm×4 cm，呈分叶状。术中出血约400 ml，未输血。术后3天抽出鼻腔填塞物，无出血，病理报告：鼻咽部纤维血管瘤。术后一年随访，见左鼻腔通畅、洁净，蝶窦、后组筛窦等开放良好，未见肿物复发。

2.讨论

选择性动脉栓塞后经鼻内镜手术的技术优势主要有：①视野清楚，可清楚暴露肿瘤根部和范围。②创伤小，出血少。韩德民等［2］认为，病灶局限于鼻腔、鼻咽腔、蝶窦或筛窦，部分瘤体仅侵及上颌窦或翼腭窝者可经鼻内窥镜下摘除。③面部无瘢痕，患者易接受。④利于复查，可清楚观察术腔，早期清理复发病灶。此外，选择性动脉栓塞后经鼻内镜手术基本不必输血，避免了严重并发症的发生，且其微创的观点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心理需求［3］。目前,鼻内镜下JNA切除术的手术技术仍在发展和完善之中，本例血管瘤侵犯翼腭窝，给予动脉栓塞后在鼻内镜下成功摘除瘤体，随访1年无复发，考虑与术野清晰，病灶清除较彻底有关，其远期疗效仍有待继续追踪。

参考文献

摘要：飞行控制系统是飞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程度已成为飞机性能和作战效能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其可靠性进行深入研究。飞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主要由感知对象状态的传感器子系统、实施数据处理和执行控制功能的飞控计算机子系统、操纵舵面运动的伺服作动子系统决定。文章针对飞控系统的伺服作动子系统的特点，引入了故障树分析和马尔可夫过程两种方法分别对传感器子系统建立了模型，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得出该子系统的故障模式、可靠度、关键重要度，为可靠性设计和故障诊断提供了依据。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都是对伺服作动子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飞控系统；伺服作动子系统；可靠性；故障树；马尔可夫

中国分类号：TP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1)13-3151-03

Two Reliability Analysis Methods for Servo Actuation Subsystem

LIU Xiao-dan

(Shaanxi Radio & TV University,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Fly Contro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 aero plane. It is admitted that the fly control system design is the kernel station in the aero plane design, and its' design level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n aero plane. So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fly control system's reliability for the performance and safety of the aero plane. Fly control system's reliability decided by sensors subsystem, flight control computer subsystem, servo actuation sub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ervo actuation subsystem, introduces Fault Tree Analysis method and Markova process to set up models separately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that Both Fault Tree Analysis and Markova process are good method for sensor system's reliability analysis.

Key words: flight control system; servo actuation subsystem; reliability; fault tree; Markova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