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经济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对三种燃气供暖方式的性运用寿命周期费用法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有无分户热计量，户用小型燃气两用锅炉供暖经济性都优于其它两种方式；燃料费用在燃气热源的经济分析中占较大权重，应充分重视。

关键词燃气供暖方式寿命周期费用

AbstractAnalysesthethreetypesofgas-firedboilersheatingsystems.Resultsshowthatindoorboilerssystemaremoreeconomicalthanothersystems;thechargeofgasconsumeaffectthelife-cycle-costgreatly.

Keywordsgas,heatingsystem,lift-cycle-cost

一、引言

我国以往城市供暖主要以煤为燃料，供暖热源热效率低，燃烧产生大量SO2、CO2、NOX和烟尘，成为北方城市冬季大气主要污染源之一。在燃煤热源的各种供暖方式中，因为大型燃煤锅炉便于集中处理烟尘、灰渣污染物，锅炉效率高于小型燃煤锅炉，故一般公认采用大型集中锅炉房的城市集中供暖优于分散锅炉房供暖，单户煤炉采暖最差。随城市能源结构调整，许多城市已逐渐用天然气替代煤作为供暖燃料。与燃煤相比，燃烧天然气CO2排放可减少52%，NOX可减少45%，无SO2排放和灰渣产生[1]；燃气锅炉效率高，大、中小型的锅炉效率区别不大；锅炉燃烧过程和出力易于调节控制。因此，以燃气为热源的供暖系统方案评价不能沿用燃煤锅炉的结论。

以燃气为热源时，可供选择供暖方式有城市燃气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城市集中燃气锅炉房集中供暖、小区燃气锅炉房集中供暖和户用燃气锅炉供暖等。天然气热值高，燃烧易于控制，燃烧温度很高，火焰温度可达1400℃以上，有条件采用燃气轮机直接发电，燃烧后的高温烟气生产高压蒸汽可用于再次发电和供暖。这种热电联产方式充分利用燃气热值产生高品位电能和较低品位的热能。综合热效率较后三种高，经济效益也最佳，有条件时应优先考虑。但考虑到燃料价格等因素，城市电厂仍以燃煤为主。大多数情况下，可供用户选择的燃气供暖方式限于后三种。这三种供热方式特点对比见表1。

*

1.关注经济管理过程中重点操作环节的现实意义论述

1.1绩效管理中存在的突兀反应

结合传统企业经济管理理念分析，大部分规划主体将注意力集中投射在事后管理范畴之中，对于过程控制下的绩效内容不够重视，缺乏必要的绩效沟通流程。这类问题往往与组织内部文化息息相关，现下我国经济组织文化设定上过于形式化，有关个人崇拜信息全面散播，使得绩效管理实践中偏差比比皆是。单纯透过不合理的绩效管理组织解析，所谓的激励机制已经全面缺失，这势必直接危害管理者的决策执行效率。作为新时代优秀的经济管理人员，必须全面走出核心误区，进而针对计划控制基础加以稳固。

1.2非核心业务的过度考核

管理主体必须时刻关注组织存在动机指标，明白核心业务内容，毕竟一切管理都是围绕业务核心内容拓展，其间获得应有的增值绩效。有关价值水平不高的非核心业务，行政性管理花费书面过高，这样必然导致组织工作注意力的分散结果。具体来讲，管理主体有必要依照既定职责规范标准发挥应有的权力能效，定期观察增值性业务划分状况，利用科学的管理资源结构规划程序的等级特性，避免今后管理出现头重脚轻问题。

2.经济管理过程中的重点操作环节细致解析

2.1核心业务的顺利拓展

组织内部一切管理资源都是极其宝贵的，必须应用到具备特殊价值的业务中，这就要求管理人员针对组织整体战略计划以及业务流程实施深度解析，避免一切模糊认知问题滋生。作为组织管理者，需要针对不同业务模式进行精简、优化，尽量将部分理论空间不高且市场前途狭窄的业务清除，并且将核心发展实力投射在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主营业务范畴之中。上述一切细节需要管理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充分做好战略定位，确保组织结构的紧凑灵活特性，适时进行内部优化，进而针对职能部门做出调整，为后期管理行为有的放矢做好铺垫。

摘要：通过构造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模型，实现了企业经营状态的评判。1引言

企业经济效益是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比值。从生产经营角度分析，经济效益可用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等指标反映；从物化劳动效果角度分析，经济效益可用销售利税率、成本费用利税率、固定资产生产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等指标反映；而从活劳动效果角度分析，经济效益可用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税率等指标反映。由于这些指标在一个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企业中表现出高低错落的状态，而很难作出经济效益的最终判断。为此，本文将运用加权组合方法来综合评价企业经济效益，并以此来全面反映企业的经济实力。

2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构建

2．1评价指标的无量钢化处理

根据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客观性、科学性、可比性和实用性的原则，从投入与产出、效率与效益方面分析，产出效益的指标可分为资产报酬率。权益报酬率、销售利税率、成本费用利税率，这些指标从投入生产要素的不同侧面反映了盈利程度和回收速度；从资源利用方面分析，产出效率的指标可分为固定资产生产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利税率，这些指标从投入生产要素的不同侧面反映了资源的利用效果和运行质量。

为了将不同量纲的数据综合成一个新的变量序列，因此需在综合评价之前对各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法对上述8项指标（分别设为x1、x2……、x8）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如下。无量纲化后数据可制表，表略。

其中：x’t为第t个变量无量纲化数值。

2．2评价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摘要:典型市辖区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县级行政单位,对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起带头示范作用以广西13个典型市辖区作为研究对象,本着实事求是可操作性的指标构建原则和3个层次的指标体系设计方法,建立了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以2006年《广西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数据为依据,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广西各典型市辖区经济综合实力进行评价,并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广西各典型市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三种类型,最后,提出了增强广西典型市辖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典型市辖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因子分析法;广西

市辖区是县级行政单位,是城市化进程中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地级市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辖区经济在广西经济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对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起带头示范作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广西市辖区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但总体竞争能力不强本文选取广西13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的典型市辖区(包括防城港市防城区,钦州市钦南区钦北区,贵港市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玉林市玉州区福绵区,百色市右江区,河池市金城江区,贺州市八步区,来宾市兴宾区,崇左市江州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各市辖区的经济竞争力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广西市辖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思路

1广西市辖区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构建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的原则市辖区是广西重要的县域经济发展区域,其经济的发展具有本身的独特性,因此,设计时要因地制宜,要考虑区域自然区位条件及其发展的实际情况

(2)系统全面的原则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市辖区的综合竞争力,指标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企业状况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选取,概括和衡量市辖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3)适用统一的原则即从现行统计报表制度出发,选择能采集可比较的评价指标,要求口径统一,方便对比[1]

北京上海是我国目前现代化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两者都将自身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具有一流水准的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提出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具有第一流水准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发展目标是建成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城市。我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确需要建设一两座具有国际水准的大都市，北京、上海无疑最具有竞争力。作为我国城市走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先锋，对这两座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加以比较，分析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对两者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竞争力比较

1．综合经济实力比较

北京和上海是我国两个最大的综合产业城市，经济实力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中的前两位。但若两相比较，无论就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而言，上海都占据明显优势。

1998年，上海GDP总量为3688亿元，人均GDP28253元，占全国GDP总量的4.62％；北京GDP总量为2011亿元，人均GDP18482先，占全国GDP总量的2.53％。两者的差距之所以这么明显，一方面表明北京的经济实力尚嫌不足，另一方面也与两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不无关系。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要求突出其两个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作用，强调要加强首都的服务功能，建设具有首都特色的综合性产业城市。中央对北京的城市发展作过一系列指示，一再强调北京不能再发展重工业，而应着重发展高精尖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较而言，上海是中国传统的经济中心，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进一步带动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使其作为中国最大经济中心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作为传统工业城市，上海的综合经济实力稍占优势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强调首都经济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北京不应该不重视城市的经济功能。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即北京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比重有逐渐降低的趋势，而上海则相反。北京的GDP总量在全国所占的份额1990年是2.7％，1995年降为2.39％，1998年略有回升，占2.53％，但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没能充分发挥国内大城市特别是首都经济应有的聚集、辐射效应。反观上海，其GDP总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一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1990年为4.01％，1995年为4.21％，1998年为4.62％，其在全国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当然，与当今世界公认的国际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相比，北京、上海在国内经济中的份额仍然太小，在80年代末，国际化大城市在本国GOP总量中的份额约为17％~27％。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布局较为均衡，同时也说明我国城市化水平不高，城市体系发育不足，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重点城市的集散能力、辐射能力有限。就这一点而言，北京尤其应该加倍努力，奋起直追。

2．经济发展的支持力比较

如果说经济实力是反映城市经济竞争某一时点的状态指标，代表过去：那么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则是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和支点，是反映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代表未来，体现其发展的潜力。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可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考察。支持经济发展的硬件主要指基础设施的发育水平。

Economicalanalysisofheatingsystemswithgas-firedboilers摘要对三种燃气供暖方式的经济性运用寿命周期费用分析法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有无分户热计量，户用小型燃气两用锅炉供暖经济性都优于其它两种方式；燃料费用在燃气热源的经济分析中占较大权重，应充分重视。关键词燃气供暖方式寿命周期费用

AbstractAnalysesthethreetypesofgas-firedboilersheatingsystems.Resultsshowthatindoorboilerssystemaremoreeconomicalthanothersystems;thechargeofgasconsumeaffectthelife-cycle-costgreatly.

Keywordsgas，heatingsystem，lift-cycle-cost

一、引言我国以往城市供暖主要以煤为燃料，供暖热源热效率低，燃烧产生大量SO2、CO2、NOX和烟尘，成为北方城市冬季大气主要污染源之一。在燃煤热源的各种供暖方式中，因为大型燃煤锅炉便于集中处理烟尘、灰渣污染物，锅炉效率高于小型燃煤锅炉，故一般公认采用大型集中锅炉房的城市集中供暖优于分散锅炉房供暖，单户煤炉采暖最差。随城市能源结构调整，许多城市已逐渐用天然气替代煤作为供暖燃料。与燃煤相比，燃烧天然气CO2排放可减少52%，NOX可减少45%，无SO2排放和灰渣产生；燃气锅炉效率高，大、中小型的锅炉效率区别不大；锅炉燃烧过程和出力易于调节控制。因此，以燃气为热源的供暖系统方案评价不能沿用燃煤锅炉的结论。

以燃气为热源时，可供选择供暖方式有城市燃气热电联产集中供暖、城市集中燃气锅炉房集中供暖、小区燃气锅炉房集中供暖和户用燃气锅炉供暖等。天然气热值高，燃烧易于控制，燃烧温度很高，火焰温度可达1400℃以上，有条件采用燃气轮机直接发电，燃烧后的高温烟气生产高压蒸汽可用于再次发电和供暖。这种热电联产方式充分利用燃气热值产生高品位电能和较低品位的热能。综合热效率较后三种高，经济效益也最佳，有条件时应优先考虑。但考虑到燃料价格等因素，城市电厂仍以燃煤为主。大多数情况下，可供用户选择的燃气供暖方式限于后三种。这三种供热方式特点对比见表1。各种燃气供暖方式特点比较表1

城市锅炉房集中供暖小区锅炉房集中供热户用锅炉分户供暖热源建设费用低高无热源设备费低低高一次管网投资有无无二次管网投资有，基本相同无室内系统投资基本相同治理费用基本相同低于前者设备寿命基本相同低于前者系统热损失大较大无热源效率基本相同低于前者可调节性差较差好

二、经济分析如表1所示，供暖系统经济性受建设费用、设备费用、系统寿命、燃气价格政策等许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又因各地而异。因此，进行适用于各地的普遍性经济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只就北京地区行分析，各系统土建、设备和材料等费用均按当地普遍水平考虑。对于实际工程，则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为方便下文比较，将城市集中燃气锅炉房供暖、小区燃气锅炉房供热和户用小型燃气锅炉房供暖分别定为方案一、方案二和方案三。

根据北京市规定，天然气价格商用1.8元/Nm3、民用1.4元/Nm3，天然气增容费1200元/Nm3。集中供热燃气锅炉和户用燃气两用锅炉效率取85%。方案一管网热损失取15%【3】，考虑到方案二只有二次管网，热损失较小，故取10%，方案三无管网热损失。建筑冬季耗热量按40W/m2，采暖期140天，天然气低热值35MJ/Nm3。各供热方式的初投资及运行费用比较表2

【正文】

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界、经济界围绕经济效益评价考核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工作，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考核指标和考核办法。随着经济效益评价考核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要真正做好经济效益评价考核工作，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有一套科学的、为社会公认的、可行的工业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二是要有一种公认的、科学简便的评价方法；三是要有一套完整的、稳定的统计制度。199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由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关于改进工业生产评价考核指标的报告》，国家统计局相应制定了《改进工业经济评价考核指标实施方案》。这套工业生产评价考核指标及工业经济效益综合评价体系，基本上解决了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在这些方面大大的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是我国经济效益综合评价方法的重大改革，也是我国工业生产评价从传统的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和经济效益型的转轨。这套考核指标自1992年一季度在全国正式实行到现在，对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各级领导把注意力转向重视工业经济效益，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税制等在工业企业的全面贯彻执行，有的考核指标已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为了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引导工业经济发展朝着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方向转化，在调查研究和吸收有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改进了1992年制定的工业经济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并于1998年2月在全国正式实行。改进后的新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包括七项指标：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新指标的选择和设置，主要考虑了以下四个原则：

1.综合内涵性。工业经济效益是反映工业经济运行质量的宏观概念。它是从投入产出对比关系上，反映工业品投入、产出、销售整个过程总体效率的高低。因此，从工业生产的再生产循环看，工业经济效益要考察工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广义的经济效益，不但要看本企业和局部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要看全社会和整体的经济效益。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经济管理部门曾经搞了产品、品种、质量、消耗、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等考核企业的八项经济效益指标，改进了单纯以产值评价考核企业的生产型考核模式。1982年，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财政部、人民银行、劳动人事部联合制发了十六项经济效益指标考核评价方法，通过打分的办法综合评价经济效益的高低。在此之后的1988年，宋平同志还提出了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八项经济效果指标。尽管这些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有其不完善的地方，但从它们的共性来看，由于工业经济效益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到工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很难用单一的经济指标来进行总体的定性和定量描述，因此，这些评价方法都采用了反映经济效益各个不同方面和不同环节的多个指标，组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进而体现出工业经济效益的综合内涵。

2.宏观导向性。导向性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带有方向性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以产值增长速度为核心的工业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经营和整个经济运行产生了很大的误导作用，致使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着超越实际情况，争产值，比速度，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的情况，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严重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和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所以，新指标的设置，坚持把“宏观导向性”放在突出位置，舍弃和淡化了片面追求产值增长速度，粗放经营，盲目增加投资，铺新摊子的指标；增加和强化了能反映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指标。不仅设置了反映投入与净产出之比的指标，如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而且根据我国工业企业当前面临的资金、市场、守度负债经营、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等突出问题，设置了流动资产周转率、产品销售率、资产负债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率等指标，其目的在于通过评价考核工作，引导工业经济向着“集约型”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方向发展，从根本上实现中央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

3.科学合理性。指标体系的设置和综合评价方法要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要能全面反映经济效益的客观实际。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是吸收了1992年经济效益评价考核体系的优点，并结合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改进后形成的。因此，从指标设置，标准值和权数的确定，以及综合指数的计算等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测算。指标的选择和设置主要从六个方面加以考虑，即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产出效率、产销衔接状况，重点对以下三方面进行了改进：

一是把企业盈利能力作为经济效益考核评价的中心内容，并扩大了企业贡献的涵盖范围，即在过去反映企业对国家的贡献（税金）和企业利益（利润）基础上，增加了利息支出，这是工业企业所创价值转移到其它领域中的重要部分，它表现为企业对社会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增加了企业发展能力考核指标。通过企业净资产的变动，观察企业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从而考察企业是否具有生产经营发展的后劲，是否具有成长性。

三是增加了反映企业经营风险的指标，即资产负债率。资产总额等于所有者权益和负债两部分之和，两者的比例构成资产最基本的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企业资产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的一般情况，企业负债经营是必要的和正常的现象，但负债过重，不但会给企业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一旦发生市场突变等不测情况，会使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严重的困境。因此，为了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负债应有一个合理限度。设置资产负债率指标正是为了观察和反映这方面的情况。

（1）主要的国民经济指标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反映了该国在该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这一成果可以用几个主要的综合经济指标表示出来，借以考察国民经济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情况，并可用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进行对比，以分别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速度的快慢等。这些综合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物价指数、利率、工人就业率、进出口贸易额、政府支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一系列总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

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其内容为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是指明在统计期内所生产的总值如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第一，产品流动法。产品流动法又称为产品支出法或最终产品法。它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起来，计算出该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即把购买各种最终产品所支出的货币加在一起，得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的总和。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计算作为以后生产阶段投入的中间产品，仅考虑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例如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按产品流动法计算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个人消费支出，

B代表私人总投资，

C代表政府支出，

城市从来就不是一个脱离乡村而存在的封闭的孤岛，其功能意义是在封建社会经济的宏观系统格局中体现的。任何城市的功能也都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当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职能。在中国，城市的功能向来就具有政治和经济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是封建国家权力统治广大农村的政治据点，这个职能始终没有改变，在封建时代前期尤其突出。但另一方面，在发展趋势上，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职能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愈益重要，与乡村的内在经济联系愈益密切。因此，这里所说的“城乡一元化”是指，在政治上，城市和乡村都处在封建官僚地主的统治之下，不管是京府州县、还是穷乡僻壤，概莫能外；在经济上，城市和乡村都是封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孤立于乡村的城市，也很少有与城市毫无关系的乡村。宋代城市经济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地位，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城市是构成区域性市场网络的枢纽和支点。鉴于很多论著已经具体敷陈描述了宋代各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我们在这里不再胪列具体的史料，主要利用前辈们关于商税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因为一般说来，商税收入的多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较全面地反映相应的商品流通状况。漆侠先生将熙宁十年的商税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后，揭示了如下现象：全国每年商税收入额在3万贯以上的城市共有44个，商税税额为2250254贯，占熙宁十年商税总额8788621贯的26％。这就是说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商品交换是在这44个城市中进行的。假如将川峡路使用铁钱地区的16个城市及其年收675759贯抛去，则行使铜钱路分的28个城市，共收商税为1574495贯，占铜钱总额7139677贯的22％，就是说在28个城市中的商品交换，占了全部铜钱地区贸易的22％。全国商税收入在3万贯以下2万贯以上的城市共有27个，商税额为912218贯。假如不管铜钱铁钱的区别，将这27个城市及其商税额与的44个城市及其商税额相加，则全国商税收入在2万贯以上的城市有71个，商税额为3162472贯，占熙宁十年全国商税总额的36％。就是说，在71个城市中的商品交换，占了全国商品贸易量的36％。全国市镇商税总额为625734贯，占全国商税总额的2％。假如除去川峡四路，则只占7％。郭正忠先生将《宋会要辑稿》和《宋会要补编》两书记载的熙宁十年商税数字分别加以考订，又把四川的铁钱税额折算为铜钱，进行排队后认为：熙宁十年全国的商税总额为7685717贯或7702111贯。其中，商税收入在3万贯以上的城市有28个，其商税额合计为1550811贯或1570811贯，占全国总额的20％；商税收入1万贯～3万贯的城市有99个，其商税额合计为1688776贯或1688786贯，占全国总额的22％。以上两类城市合计为127个，其商税合计额为3239587贯或3259597贯，占全国商税总额的42％。漆先生和郭先生关于宋代商税的考察范围稍有不同，某些具体数字也有出入，但他们所揭示的基本情况却是一致的，即，北宋时期的大部分商品交换活动是在大中型城市进行的，在市镇这样的初级小市场上商品交换量并不大。大部分的商品交换集中到大中城市，一方面表明这些城市吸纳了农村和城市生产的大部分的商品，城市是各类商品的最大的消费者，也是最大的商品交换场所，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生产提供了巨大的销售市场。另一方面表明，城市并不是只进不出的蓄水池，还是市场网络的枢纽和支点，正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才架构起了区域性市场的网络体系。显然，假如没有城市这个巨大的市场，假如城市不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发挥中转集散的作用，宋代的商品货币经济是不可能有所进步的，宋代的区域性市场网络体系也就无从谈起。第二，城市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市场空间，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与生产、供给与需求是一对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从来没有只生产不消费的经济，也没有只消费不生产的经济。通过交换而进行的消费，就是商品的销售市场。“产品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商品的消费市场扩大了，商品生产发展的空间也会随之拓展；商品的消费疲软萎缩，商品的生产也会萎靡不振。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宋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工商业人口的增加为商品生产开辟了巨大的销售市场。不用说，城市所交换消费、周转吐纳的商品很多来自乡村、是由农业提供的。因此，城市商业的繁荣主要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此，就连宋代人都有十分清楚的熟悉，宋哲宗时的殿中侍御史孙升就说：货殖百物，产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仓库，而流通之以钱，……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谓“养乡村”当然不能理解为城市赡养乡村，而是城市对农产品商品的消费，城市的商贸流通，为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开辟了市场，从而带动了农业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乡村通过商品交换获得的收益，又可以反回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继续再生产或改善条件扩大再生产。当然，在实际交换过程中乡村农民往往遭受着商人的无情盘剥，交换经常是不等价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即城市的繁荣主要建立在掠夺乡村的基础之上，城市剥削乡村所造成的城乡关系的对立是主要的基本的一个方面。但也不能否认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商品需求的扩大对于小农的再生产、非凡是对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方面的事例同样不少。在宋代的各类城市，居民所需消费品的供给方式是不尽相同的。郭正忠先生认为，政治、军事城市居民的消费品主要依靠官府调拨来解决，只有少量答应市场流通，略事调节；经济城市主要靠本地的商品市场；综合性城市则调拨供给和市场调节参半。我们对郭先生关于经济城市的看法基本没有异议，但对其他三类城市的看法则不敢苟同。这里仅就粮食的供给方式略作分析。因为粮食是最主要的消费品，粮食的问题清楚了，其他消费

品就轻易理解了。宋朝政府为了保证汴京的皇室贵族官僚士兵等居民的食用粮供给，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漕运制度，大规模地组织南粮北调。江淮漕运米粮之船沿汴河抵达开封，一年三次。宋真宗时，漕运粮食最多达700万石，一般在600万石左右。另外尚有沿五丈河从京东路等地运来的每年约50～70万石。这些漕粮中的大部分是江淮荆湖等地的赋税所得，并以实物的形式分配给京师等地的皇室贵族官僚兵卒，基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收购来的。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其闻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就说：“今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江浙诸路，岁籴米二百万硕，其所籴之价与辇运之费，每岁共用钱三百余万贯”。据此，若来自东南的漕粮总额以每年600万石计，则通过市场购买的部分就占了其中的1/3左右。既然是籴买而来的，这部分漕粮就具有了商品的性质。宋政府还经常就近从汴京的市场上收购粮食。如天圣年间，唐肃担任度支副使，“会官籴麦京师，数且足，有豪姓欲入官者以数十万石，因权幸以干掖庭。太后面命肃，肃曰：`麦贮于仓，率不过二岁，多则朽腐不可食，况挠法耶？’卒不受”。问题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居民的增多，这每年650万石左右的漕粮，究竟能否满足汴京的需求呢？宋人通常采用的人均粮食消费的计量数是，一人日食2升。一个享受中等待遇的士兵的饷粮标准是“月粮两石五斗”。汴京人口，据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在宋朝开国之初就已达一百数十万之众，此后肯定要持续增多。以至出现了300万、500万、甚至700万等种种说法。即使按周宝珠先生的考证，以北宋汴京最盛时有13－7万户，150万人计，那么650万石左右的漕粮，只是89万余人一年的口粮，或22万士兵的饷粮。很显然，汴京居民实际的口粮需求量与漕粮供给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这还没有包括造酒、饲料等其他种种消费在内。这个缺口主要或者说只能通过商品粮填补。三司告说：“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以至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次能够拿出数十万石麦子的大粮商。巨大的商品粮消费市场自然造就了一大批专门以经营粮食买卖为业的商贾稗贩，单从汴京行会中的米行、麦行、面行等就可窥其一般。那么，汴京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粮究竟在口粮需求总量中占有多大比重呢？假设汴京的常驻居民按150万人、人均年消费口粮3石计算，汴京全年的口粮需求总量则是1095万石。除去650万石的漕粮，则商品粮应达445万石左右。也就是要占到口粮需求总量的41％左右。更何况，东南地区运到汴京的漕粮并不是始终保持在每年600万石的水平上。自宋仁宗时起，由于汴河涸浅、粮区遭灾等原因，漕粮经常缺额。这样一来，对商品粮的依靠更得成倍增加。汴京如此，其他城市对商品粮的依靠程度就更高了。吴自牧说：南宋的“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所以，杭州的粮食贸易十分繁荣。“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湖州市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接客出粜。……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表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晚不绝可也”。另据周密记载，“杭州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的确，假如算上方圆若干里的城外南北二厢居民区和众多的流动人口，仰籴而食者之数肯定会成倍增加。即使官府调拨分配的漕粮，也像汴京一样不完全来自赋税。据李椿计算，临安“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而政府储备漕粮的“省仓之储，多不能过两月”，必须经常从市场上购买加以补充。临安漕粮中购买的数量究竟有多大呢？据宋孝宗乾道元年，司农少卿张宗元奏称：临安“辇毂之下，供馈至广，岁用粮一百五十余万硕，虽全仰两浙苗米，然所得不过八十余万硕，其余七十余万硕尽系坐仓收籴及和籴客人米斛”。可知临安每年消费漕粮官米150万石左右，其中80万石属于租税上供米，其余的70万石是在杭州等地从客商等处籴买来的。如此说来，在临安，即使是政府调拨分配的漕粮当中，来自市场购买的也占了467％，真正属于租税收入的只占533％。建康府的繁华仅次于杭州，它在南宋的政治军事地位也仅次于杭州，但对于商品粮的依靠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宰说：“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众，生之者寡，岁仰籴客贩。长江天险，舟至不时，价辄翔踊”。袁燮说：“金陵军民杂处，舟车辐辏，米、麦、薪、炭、鹾、茗之属，民间日用所须者，悉资客贩”。担任建康知府的余嵘在给朝廷的告中说得更严重：“此邦虽名为繁庶，而民生最艰，素无盖藏，日食所须，仰给商贩，米舟一日不至，米价即倍腾踊。……万一上江岁歉、邻邦遏籴，则狼狈尤甚。……以是数十万之生齿常寄命于泛泛之舟楫，而米价低昂之权又倒持于牙侩之手”。这座城市所需要的粮食，恐怕绝大部分靠市场解决。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城市的汴京，还是综合型城市的建康府，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杭州，其城市居民日常消费的粮食当中，依靠市场供给的比重都很大，依靠赋税收入调拨的部分反而较小。商品粮对于这些城市而言，绝对不是零星的补充。这些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可想而知了。同时，粮食是城市居民消费量最大的商品，也是宋代官府通过二税征收最多、调拨数量最大的物资。粮食的供给结构尚且如此，城市消费的其他商品也就更可想而知了。城市不仅是农业商品的消费市场，而且是农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基地。如四川农民通过成都的蚕市贸易：倾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

不唯箱篚供妇女，亦有锄博资男耕。张方平说：“彼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朱熹说：“近城乡民，全藉将些小系税之物，入城货卖，办籴口食”。方回说：在浙西秀州的魏塘镇，“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货归售水乡佃户”&nb

sp;。这些都是农民自己通过与城市市场的交换，直接获得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例子。至于农民利用商人的中介间接向包括城市在内的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事例就更不胜枚举了。前面谈到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就尤其是城市市场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这种双向的商品流通，使双方建立起了密切的商品交换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经济的纽带，城市和乡村结成了一个经济的统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关系并非仅仅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对立关系，还有彼此促进、相互依存的一面，尽管后一方面的关系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人们较强调城乡关系中对立的一面，却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城乡相互促进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情。第三，城市的辐射功能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斯波义信先生把南宋时杭州的商品集散和流通划分为三个层次的市场圈。一环市场圈由杭州和它的近郊区组成；二环市场圈是杭州的中距离商业运输圈，它直接供给杭州150万人口的日常需要物资，如米谷、薪炭、油脂、鱼肉、生鲜食品、工业原料、建筑材料、茶、盐等，其范围涉及明州、衢州、镇江、黄池等地；三环市场圈是杭州的远距离商业运输圈，它联络全国，甚至波及海外。其实各个城市都能够划分出大小不等的市场圈。市场圈是通过商品的消费和商品的吐纳构筑的。一方面，城市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购买力越强，城市的辐射能力也就越强，以它为中心形成的市场圈就层次越多、范围越广。即市场圈的大小通常是与城市的大小成正比的。另一方面，从大小不等的城市对其各个层次的市场圈的影响力度来看，越是距离较近的地方，受城市的影响越大。也就是说，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能力是随着空间距离的延伸而逐步递减的。多数情况下，受城市影响最大的还是其一、二环市场圈，即城市周边的地区。一般说来，城市的近郊和四周地区，受城市消费需求的拉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条件相对好一些。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布帛、薪炭、鱼肉、蔬菜、水果等日用消费品，还有城市需要的雇佣劳动力等，都为这些地区农业商品生产和劳动力提供了市场。同时，城市集散销售的各种外地商品，也使这些地区得近水楼台之便。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恐怕最初多半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假如说市镇的兴起是宋代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那么市镇兴起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的辐射带动。根据龙登高博士的研究，宋代大城市四周的市镇数量多于小城市，并且一般而言，州治所在的县份比其他县的市镇多。例如，南宋建康府所属各县计有16个市镇，其中有12个市镇位于距县治60里以内的地方。会稽府有10个市镇，其中的8个距离县城在60里以内。在杭州的四周，市镇的分布也是由远而近愈来愈稠密。临安府管辖的钱塘、仁和县境内有19个市镇，其中距县治10里以内者有10个，另有6个在30里以内，其余3个也都不超过60里。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汴京开封府有31个镇、西京河南府有22个镇、南京应天府有13个镇、北京大名府有20个镇、成都府路有163个镇等等。都说明在大城市的四周和城市密集的地方镇市也较集中。这些市镇众星拱月般环绕在城市的周边，依次递进，构成了市场网络的联结支点。它们的兴起与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是分不开的。一些市镇的发展历程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湖州的新市镇，在北宋时就已“以其水陆环绕，舟车通利，……岁久成聚。谓弃陆市而新徙于此，故曰新市”。到了南宋，更直接受到了临安的辐射影响，“建炎南渡，密迩行都，衣冠鳞集”。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商贸交通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另外，城市向来就是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宋代的乡村人户大量离乡进城，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渠道，这表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进城的农民提供谋生再就业的机会，表明城市吸纳和安置农业剩余人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这也是宋代城市综合经济功能增强的一个显著标志。总之，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其内部突破了坊市分离的旧体制，商业空前繁荣，而且对于区域性市场体系的构建、对于带动农村商品经济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作用汇聚到一起，表明宋代城市的综合经济功能大大增强了。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城市经济依托乡村经济的发展而繁荣，农村的商业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则以城市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和销售网络中心。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城市已经远远不仅是政治的堡垒、军事的据点，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的意义明显提高，其带动的能力大大增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工商业者队伍的壮大和城市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社会经济格局在表现出一种从城乡对立和分离走向城乡一体的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间的分工。所以，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应是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一大结构性标志。顺便说一句，中国古代的城市无论是政治的产物、还是经济的果实，随着全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它都在宏观经济体系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城市经济，不应只关注其自身的繁荣与否，还应当重视其综合经济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学术界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中，城乡一元的分析构架正在逐步取代城乡分离、城乡二元体系的理论模式。把城市作为封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局限于城市本身，而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上加以熟悉，应是研究的方向之一。

注释参见《宋代经济史》第1012～1013页。

参见《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第232～23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1963年版。

《长编》卷394元佑二年正月辛巳。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国资监管的历史沿革；当前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的应用情况；财务监管手段与综合绩效评价的结合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开展企业绩效评价是国际上一些国家加强国有企业管理的普遍做法、，要建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开展所出资企业综合评价工作、以投入产出分析为核心，分析出资人资本的回报水平和盈利质量、多角度综合评价、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主要应用在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和企业财务监督工作方面、国资委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完善了出资人监管工作体系、从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和经营增长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综合绩效评价是指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本方法，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照相应的行业评价标准，对企业特定经营期间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经营增长以及管理状况等进行的综合评判。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和逐步去完善。

开展企业绩效评价是国际上一些国家加强国有企业管理的普遍做法，只是方法不尽相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与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也逐渐得到了发展、完善，但在评价结果的应用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如何拓展绩效评价的应用、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值得探讨。

一、国资监管的历史沿革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决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相应地，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开始出台。财政部于1995年制定了《财政部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1999年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和国家计委联合了《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操作细则》。经过三年多的评价试点和试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中央企业工委、劳动保障部和国家计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操作细则》进行了修订，并于2002年重新颁布了《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操作细则（修订）》。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国务院在“三定规定”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建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开展所出资企业综合评价工作。经过三年的实践，国有资产监管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各项基础管理制度日益完善。但是对国有企业包括中央企业经营行为的引导力度依然不够，一些企业只重视当期利润目标，忽视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培养，短期行为比较严重。为了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引导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健康发展，需要一套全面评判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运营质量，诊断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引导企业正确经营的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基于这样的背景，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制定了《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006年4月7日以国资委令第14号颁布，又一新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手段呈现在大家面前。

《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是根据出资人监管工作需要制定的，所规定的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具有综合评判、分析诊断和行为引导三大功能，充分体现了全面性、综合性与客观公正性的特点：一是以投入产出分析为核心，分析出资人资本的回报水平和盈利质量，这是出资人资本属性的内在规定。二是多角度综合评价，其中：财务绩效的评价包括了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和经营增长四个方面，以综合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对管理绩效的评价包括了企业战略执行能力、经营决策水平、风险控制能力等八个方面，以全面反映企业的管理水平。三是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评价体系将企业经营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管理绩效两个方面，分别设置定量财务指标和定性评议指标予以反映，以克服单纯定量评价的不足。四是运用行业标准进行评价，包括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这一方面可以增强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企业开展对标活动，寻找自身差距，并向国内、国际先进标准看齐。

二、当前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的应用情况

目前，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主要应用在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和企业财务监督工作方面。过去的经济责任审计在评判企业经营者任期经营业绩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而将企业综合绩效评价运用到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可以为综合评判经营者的任期经营业绩提供基础，从而有利于形成客观、公正的审计结论。因此，企业综合绩效评价是企业负责人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财务监督工作中应用综合绩效评价手段，主要是根据企业经审计的财务决算报表实施年度绩效评价，以进一步检验企业的经营成果，诊断企业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揭示经营风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引导企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