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范文精选

摘 要 试图从资本主义的重商路径入手，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旗号下实行的双重标准。

关键词 “自由贸易” 经济全球化 双重标准

1 “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起家的“法宝”

“自由贸易”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衣食住行逼迫人们必须每天与市场打交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市场体系的影响。

美国学者罗伯特·杜威随手从餐桌上抓起一份欧洲人的菜单。他看后大吃一惊：如果没有“自由贸易”和文化交流，今天欧洲人的餐桌上恐怕只剩下面包、牛奶、白米布丁这三样最原始的食物。

至少在500年以前，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贵于黄金：香料和丝绸。丝绸是中国的骄傲。几千年来，我们通过“丝绸之路”这种“自由贸易”的方式，传播中华文化。几百年前的法国王后为能穿上一件中国丝绸质地的长袍而四处炫耀，甚至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足见中国丝绸在欧洲的欢迎程度。

贸易是资本主义起家的“法宝”。文化交流是贸易的前奏，正因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才使得印地安人贡献的诸如南瓜、巧克力、花生、玉米、棉花、西红柿、土豆、菠萝蜜、烟草、古柯叶、梅毒等“礼物”使人类至今受惠。这是以“自由贸易”的方式结出的文化交流的成果。

2 中国需要“自由贸易”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摘要：中国和印度都是WTO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印度还高于中国。中印两国在商业、通信、建筑及相关工程、金融和旅游等服务业均做出了市场准入承诺。中印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自由化安排应当遵循从易到难、个别突破的原则。

关键词：中印；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3―0050―04 收稿日期：2006―11-09

一、中印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大国，两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居于重要地位。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世界排位是：制造业出口和进口均位于第3位(分别为7620亿美元和6601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7．3％和6．1％；服务业出口位于第8位(812亿美元)，进口位于第7位(853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3．4％和3．6％。印度对外贸易的世界排位是：制造业出口第29位(898亿美元)，进口第17位(1316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0．9％和1．2％；服务业出口第10位(676亿美元)，进口第10位(674亿美元)，分别占总额的2．8％和2．9％。可见，中国的制造业排位相比服务业而言更靠前，而印度的服务业排位相比制造业更靠前，虽然印度对外贸易的总体实力不如中国，但其服务业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还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服务业出口的世界排名由2004年的第16位迅速上升至2005年的第10位，进口由第15位上升至第10位，上升幅度在世界各国中少见，发展潜力可观。

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1995～2004年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均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从服务贸易出口总量上看，中国增长了237％，印度增长了467％，而世界平均增长水平是83．9％。从服务贸易进口总量的增长情况看，中国增长了191％，印度增长了287％，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是77．5％。就中国和印度的情况进行比较，印度的发展速度比中国更快，其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的增长率约是中国的两倍。从分部门情况看，虽然在运输和旅游服务的增长上，中国均略高于印度，但在其他服务贸易领域，印度的发展则大大超过中国：1995～2004年，印度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增长了1146％，进口增长了509％，中国的相应数字是282％和144％。同时，印度其他服务贸易出口的绝对值也从2000年开始超过了中国。

二、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

[摘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不但要重视中国同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与对外投资，还要重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汇率合作和货币融合。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初期要以稳定人民币与东盟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为目标，与此同时，还要重视人民币在自由贸易区内的自由兑换与区域化等问题的研究，使人民币由区域化逐步走向国际化。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汇率协调；货币融合

自从蒙代尔(Mundell)1961年发表了《最优货币区》一文后，国际货币合作与协调便一直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话题，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和欧元的启动为亚洲货币合作带来了相应的示范效应。东亚金融危机让东亚国家和地区意识到进行区域汇率合作是东亚货币的出路，是实现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货币合作又必需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来承载，纵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初期除了强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之外，还强调各成员国之间的汇率协调，维护区域汇率的稳定，以此来推动区域性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在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高级阶段，则会趋向货币一体化(欧元)或强势货币逐步替代弱势货币，由此来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从而促使自由贸易区向真正的经济货币联盟升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初期也必须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家之间的汇率协调，因为稳定的汇率机制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和跨国投资的风险，促进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使自由贸易区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东盟主要国家汇率安排的取向与构建东盟货币区的前景

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东盟主要国家而言，汇率制度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是由单一主要货币钉住汇率制转向货币篮子钉住制。在实行货币篮子钉住制时，不仅应充分考虑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要慎重地选择货币篮子的组成，在此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动态地调整钉住货币的权数、拓宽货币篮子的组成。二是根据克鲁格曼的汇率目标区管理模型，制定各国汇率波动的区间。事实上，汇率波动的区间安排是界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间的一种中间型汇率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集中了两种极端性汇率制度安排的优点，不仅有助于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纪律，而且在资本流动性较强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也提供了抵抗冲击的灵活性。鉴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东盟主要国家目前正实施一种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即实行一种不公开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其好处是货币当局可以避免根据事先公布的安排和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而被动地进行频繁的调整，同时可以避免在固定汇率制下本币贬值给其他国家实行报复性措施以口实的情形。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有利于货币当局依据未经公布的一篮子货币调整汇率，利用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来掩饰本币的有效贬值。

东盟的经济体大部分为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往往倾向于选择固定比率制度。因为在这些经济体内，汇率变动不大，可能伴随着对实际竞争力的明显效应。而且，在开放经济体内，由于总的价格指数会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更为波动。经常的汇率调整降低了货币的流动性。作为这个标准的推论，经济体的规模越小，它就可能更为开放，因此，东盟国家更倾向于加入货币区。在东盟十国中，经济实力主要以原来的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为主，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正在加快建立经济一体化进程，各国存在较强的政治意愿，并存在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所以东盟核心国家在很多方面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将来可以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至于东盟四个新成员，它们与核心成员差距较大，经济发展落后，政治上强调和不干预内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不具备实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应当看到，东盟如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将有助于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助于经济复苏，对区域经济和中国的经济也无疑将起到正面影响。

二、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反应及评述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称人民币汇率不钉住单一美元。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各国反应及外电评论不尽相同。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中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规定表示欢迎。日本内阁厅长官佃田博之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第一步，也是人民币国际货币的第一步。马来西亚央行即日宣布，允许林吉特汇率实行管理浮动，决定即时生效，林吉特汇率将由经济基本面决定。韩国央行表示，如果美元对韩国的汇率过度下降，该国央行将采取强有力措施稳定外汇市场。而新加坡则称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

[摘要]基于1990-2005年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选取三种污染指标，就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后表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加(结构效应)都加大了我国的污染排放，但其给中国带来的技术进步，则降低了国内的污染排放强度，贸易对环境的总效应正负取决于选取的污染指标。

[关键词]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要素禀赋；“污染天堂”

一、引言

分析贸易对环境影响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规模、结构和技术三种效应。这种分解方法最初是由GrossmanandKrueger(1991)提出的，现已经被众多学者采用。

国际上关于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借鉴GrossmanandKrueger(1991)的思想，Antweiler等(2001)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将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为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并采用全球43个国家108个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数据对这三种效应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ColeandElliott(2003)对模型加以改进，进而采用跨国污染物排放数据去检验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贸易对结构效应的影响因素。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张连众、朱坦等(2003)采用Antweiler等(2001)的模型，基于中国2000年31个省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加剧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将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兰天(2004)采用同样的模型对中国贸易开放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且得到了与张连众、朱坦等(2003)基本一致的结论。李斌等(2006)对Antweiler等(2001)的模型加以改进，并用我国各省的二氧化硫数据进行检验，最终得出贸易有利于环境的结论。

国内相关研究采用的模型大多比较简单，且主要针对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三种效应的度量，并没有就每种效应具体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1990-2005年29个省市面板数据，参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对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对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进行验证。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一.比较优势与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的含义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衡量各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品A的人均产量与其他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其二是用产品的相对成本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生产成本等于产品A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其他产品的单位成本之比，产品相对成本越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1〕

实际上，用以上两种方法衡量各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引入“显示比较优势系数”（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来衡量比较优势。〔2〕该系数定义为：i国k产品贸易量占i国贸易总量比重与世界k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视为i国k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视为具有“比较劣势”。从动态观点看，该系数上升，视为i国k产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若该系数下降，则视为动态“比较优势”下降。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国农业密集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劳动密集产品、矿产密集产品共四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的变化。计算样本年分别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1.进口

农业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经历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1980年为2.022，1985年下降为0.7195，1990年又上升为1.202，1994年又下降为0.8639。资本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呈现上升、下降趋势：1980年为1.215，1985年上升为1.488，1994年又下降为1.170。劳动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9006，1994年为0.8996。矿产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1980年为0.1349，1994年上升为0.5710。上述系数表明，中国农业资源、矿产资源、资本资源相对稀缺，不具有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理应利用进口贸易比较优势。但从实际系数看，只有资本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超过单位1，而农业密集和矿产密集产品进口比较优势系数均小于单位1，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采取“高度自给自足”模式，没有充分发挥进口比较优势。

一、金融国际化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金融国际化是当代国际金融领域里一个极其重要的新现象，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内涵和外延应该包括金融市场要素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结构国际化两个方面。

从金融市场要素角度来看，金融国际化包括了：（1）金融机构国际化，即一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基于商业利润目标，积极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广泛的国际网络，可以认为跨国银行、跨国保险公司是金融机构国际化的具体体现和直接产物。（2）金融业务国际化，是指金融业务的跨国界与跨货币，跨国界是指银行所在国与客户所在国属于不同的国家，跨货币则是存放款采用银行或客户所在国之外的另一国货币。（3）货币国际化，即指货币的自由兑换及其过程，截至1996年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规定的会员国已达115个，占总会员国数的63.5％。

从金融市场结构角度来看，即是货币市场国际化，证券市场国际化，外汇市场国际化以及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就中国而言，尽管现阶段并未达到金融市场要素与结构的全方位国际化，但是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自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十几年来，我国积极利用外资，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已连续5年名列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榜首，到1997年底，共拥有2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资达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64％。据初步统计，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4772亿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为3251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6.0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300亿元，外商实际投资452.23亿美元，占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14.9％；外资企业的生产总值、利润、上交税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外贸出口已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商品、资本、劳务和生产快速国际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必然需要并将催生出与此相适应的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这就决定了我国金融国际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勿庸置疑，金融服务国际化是历史所趋，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有鉴于此，世贸组织（WTO），将金融服务贸易与基础电信、航海运输一起称为世界经济的三大基础，并确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宗旨。

金融国际化离不开金融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或者说自由化。一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应是衡量其经济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可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贸易的开放不仅关系到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即使是自由化如美国者，在外国银行从事存款零售业务等方面也给予了一定的限制。所以，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各国政府往往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金融市场上为国内客户提供服务进行种种限制，设立专门针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贸易壁垒。

由于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存在，进入一国金融市场的外国金融机构实际上必须负担一种经营成本，这种成本是该国国内的金融机构无需负担的。和作为潜在进入者的外国金融机构比较，国内金融机构可以持久地维持高于竞争条件下价格水平的价格而不导致新的竞争者的进入。由此可见，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导致了一种明显的垄断行为。低效率的国内金融机构在保护主义政府行为的庇护下获得了超额利润。而社会总福利却低于不存在壁垒情况下的完全竞争。因此，针对外国金融机构为国内客户提供服务设置贸易壁垒的政府行为有悖于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逐步取消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扩大金融服务贸易对外开放，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削弱和消除成员国之间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一直是关贸总协定及取而代之的世界贸易组织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取消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扩大金融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也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重要内容。

二、金融服务贸易协定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效应分析

认识国情是制定正确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基础。从国际角度看，认识国情的重要内容是了解一国各类经济资源在国际市场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国际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发挥自身发展的潜力。

一.比较优势与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的含义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后来，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

衡量各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一般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于产品A的人均产量与其他产品的人均产量之比，产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越高，比较优势就越明显；其二是用产品的相对成本来衡量，即产品A的相对生产成本等于产品A的单位生产成本与其他产品的单位成本之比，产品相对成本越低，比较优势就越明显。〔1〕

实际上，用以上两种方法衡量各国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通常引入“显示比较优势系数”（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来衡量比较优势。〔2〕该系数定义为：i国k产品贸易量占i国贸易总量比重与世界k产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该系数大于1，视为i国k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若小于1，则视为具有“比较劣势”。从动态观点看，该系数上升，视为i国k产品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若该系数下降，则视为动态“比较优势”下降。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国农业密集产品、资本密集产品、劳动密集产品、矿产密集产品共四类资源密集产品比较优势系数的变化。计算样本年分别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国不同资源密集产品显示比较优势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