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论文范文精选

由于所需木料极多，几乎耗尽了当时优质的楠木资源。至明嘉靖朝重建时，甚至已经难以找到合乎标准的巨粗楠木，不得不采用“中心一根，外辏八瓣共成一柱”的做法或者由杉木而代之。再说玉，这也是极为珍贵的自然资源，中国历来有玩玉的传统。皇家爱玉，自然得保障玉石的供应。据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五年之后，新疆回部每年向朝廷进贡和田玉多达4000斤。自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共53年间，新疆进贡的和田玉多达20万斤［2］113。和田玉是玉中极品，早在史前，它就成为原始部落、部族首领的喜爱之物，进入文明社会后，它也一直是贡品，这种传统一直到清帝逊位，民国成立，才结束了和田玉长达4000年的作为帝王玉的历史［2］117。由于统治者的极度消费，和田玉现在已经相当稀缺了。从以上例子看出，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物质财富并不富裕的农牧文明时代，权贵阶层缔造奢华的工艺设计理念与实践对自然资源的耗损也是不容小觑的。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工艺设计被捆绑到与提升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潮流中。工业设计对创造社会财富的巨大推动力日益显现，也被看重。工业文明时代的工艺设计理念的突出特点是:“创造财富，刺激消费”。这种设计理念的现实表现有二:一是功能至上、化繁为简，目的是便于机械化生产、利于大批量制造和利润最大化;二是产品形制单一，仅仅通过造型、色彩和材质的微调制造出海量的所谓“新款式”，以一种简单的重复来促进生产、满足需求。

当工艺设计被裹挟到了“创造财富、刺激消费”的时代洪流，以攫取利润为最高目标时，它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耗损是巨大的。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要集中在对优质自然资源的耗费上，那么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耗损是全方位的，也更令人触目惊心。工业文明时代的三次重大科技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资源带来极大的伤害。第一次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森林和煤炭成为最先遭受破坏的自然资源。伦敦“雾都”的称号即是来源于当时大量煤烟的排放;在德国，德累斯顿附近的穆格利兹河，因为玻璃制造厂所排放污水的污染而变成“红河”，哈茨地区的另一条河流则因为铅氧化物的污染毒死了所有鱼类，甚至饮用过河水的陆地动物也没能幸免［3］;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内燃机、电力和化学工业为代表。内燃机的发明使得人类的活动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从以往的陆地、海洋，扩展到天空与深海，而化学工业更是颠覆了以往人造物“来于尘土，归于尘土”的状态，大量不可降解的材料被发明和广泛使用。随着海、陆、空交通工具的普及和大量发电站、化工厂的建成，以往仅限于特定区域的污染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在这一阶段，人类因为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而遭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如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由于气候反常使得工厂排出的大量二氧化硫无法消散，造成大批家畜死亡，数千人中毒，60余人丧命。而发生在1943—1955年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则更甚，三次不同程度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造成近千名65岁以上老人因呼吸系统衰竭而死亡。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出核工业、计算机产业、宇航工业和生物技术产业。然而科技是把双刃剑，人类第一次具有了瞬间毁灭自身和地球上一切物种的能力。而此时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已经扩展到了太空和“隐形”的基因领域。人们无法忘记，1986年4月26日发生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爆炸事故，这一灾难性事故发生之后的15年间，有9.3万人死于核污染，27万人致癌或遭受各种辐射疾病的折磨，原子炉熔毁而形成的辐射尘埃几乎席卷整个欧洲，期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禁止人们食用部分农作物和农产品，间接受到辐射损害的人达数千万。时至今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30公里以内仍然是绝对，在这里，建筑物依然屹立，然而偌大的城市空无一人，一片死寂。

此后发生在2011年3月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则再次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耗损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促使人类不得不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后，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观念登场，这就是生态观念。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即“生态文明”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并付诸践履。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作为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而发展的新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以生态利益为最高利益、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表现形式，引导人类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4］。生态文明重塑着人们的生活理念:一是环保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二是低碳生活，由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都与“碳排放”息息相关，衣物的原料与工艺、食材的获取与烹饪、居室的温度与照明、出行的时间与距离，其背后都关系着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量，因此低碳生活势在必行，并在全球受到了日益宣传、倡导;三是发展可持续，为生态的恢复与再生提供了时间，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们的产品工艺设计理念也随之悄然发生转变，产生了以“谋共生、可持续”的绿色设计理念。最早对产品设计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展开研究，并发表论著的是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VictorPapanek)。他在20世纪60年代所出版的《为真实世界而设计》，首次提出设计应该认真考虑地球上有限资源的使用问题，应该为保护地球的有限资源服务，必须考虑设计对于自然环境资源可承受能力的影响。这些观点极大地触动了人类关于产品、工艺设计的思考，推动了设计观念的发展，他的思想已经被广泛认同并转化成为“绿色设计”的理念进而指导着当今的设计。

随着世界范围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可持续设计(SustainableDesign)正成为近年来设计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可持续设计是一种构建及开发可持续解决方案的策略设计活动，强调产品的生命周期概念，通过资源消耗最小化、选择环境影响小的资源和过程、产品生命周期优化、延长材料使用寿命、便捷拆卸和面向生态效益的系统设计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在可持续设计之后，又出现了低碳设计的概念，以减少人类碳排放，降低温室效应为目标。低碳设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重新规划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日常生活行为模式的再设计，降低碳消费量;二是通过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或者开发新的、可替代的能源，实现减排。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到，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观念的变化，人类的设计理念在不断地变迁。设计理念从“缔造奢华”“创造财富、刺激消费”过渡到“谋共生、可持续”，这既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每一种设计理念所牵动的自然环境风险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农业文明时代“缔造奢华”的设计理念只是对优质自然资源的局限消耗上，那么工业文明时代“创造财富，刺激消费”的设计理念则发展为了对自然资源的全面入侵，它所引发的自然环境风险前所未有。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后，面对日趋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开始重新省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日趋成为人类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谋共生，可持续”的设计理念成为时代的大势。这实质上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复归。尽管在当下，围绕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产品工业设计领域的奢侈尊贵、物质至上、铺张浪费气息仍然存在，但历史发展的轨迹已经清晰表明，沉溺于物质而不兼顾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将是无法延续的。我们坚信，“谋共生、可持续”的设计理念将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性选择。

作者：邓俊单位：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1无遮挡条件下的混凝土内温度响应与自然环境温度间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大多数混凝土结构直接暴露于自然环境的太阳照射下，其与外界间热量交换主要依靠对流换热和辐射，故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模型有别于有遮挡或背阴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模型．混凝土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考虑日照的导热边界条件可用式（21）表示。联立方程式（13），（21），（22）和（23）可知，当获取现场地理和太阳日总辐射量等信息后，即可建立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模型与自然环境温度作用模型间的联系，如式（25）所示。从式（21）还可看出，若无辐射传热（即R＝0）则其转化为式（18）．这表明若利用所求解的混凝土热扩散系数α值（式（16）和（17））、混凝土表面温度梯度（即式（19））和温度（即式（8））及其自然环境温度等参数，则可推导出混凝土与自然环境间的实时表面换热系数β值．该法克服了传统求解表面换热系数的不足（如多基于稳态传导，试样与现场实况误差大等），能用于实时求解自然环境与混凝土间的表面换热系数，这为研究现场自然环境和人工模拟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从上述推导亦可知，若利用式（16），（19），（21）和（22）及其测定的混凝土与自然环境温度等参数，则可反推导出太阳实时总辐射热量，这为获取现场实时太阳总辐射热量提供了求解方法．

2试验

2．1试验原料、混凝土配制及试验仪器试验所用的主要原料为P•O42．5级硅酸盐水泥（湖南长沙平塘水泥厂），聚羧酸系列高效减水剂（湖南长沙黄腾外加剂厂），I级粉煤灰（湖南湘潭电厂），S95级矿粉（湖南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长沙本地产河砂（细度模数约为2．9），连续级配粒径5～20mm石灰岩碎石，长沙本地自来水．配制C30级混凝土所用原料配比（质量比）为水泥∶矿粉∶粉煤灰∶砂∶石∶水∶减水剂为290∶50∶60∶730∶1050∶164∶4．2．所采用的温度测定仪为湖南省长沙市三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SHT10温湿度传感器，测试前应对其精度进行校正，其精度为±0．1℃，扫描响应时间为5s，漂移量小于0．4℃／yr，可实时测定温度值．

2．2试样制作与试验过程按照JTGE30—2005《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和T0553—2005《水泥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试验方法》的力学性能试验要求安排实验；浇筑尺寸为150mm×150mm×150mm立方体试样，成型24h后脱模，放入标准养护池中养护；28d的实测抗压强度约为34MPa．采用钻芯机从试样侧面取芯，制成直径为100mm±1mm，高度为150mm±1mm的圆柱体；然后，利用钻机钻取距表面不同厚度（35mm和50mm）的孔，相应孔径约为10mm±1mm，将温度传感器置入孔中并用相同级配的混凝土砂浆密封；养护一定程度后，将所制备的含传感器的试样置于杜瓦瓶中（其端面与杜瓦瓶口平齐），并采用相同级配的混凝土浇筑成型和养护；根据测试要求，将试样长时间（不少于3个月）置于所测自然环境中，以使得混凝土内各处温湿度基本一致．图1为用于测定一维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的试件简图。图2为相应的实物图．测试有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的过程中，将试样置于四周空旷且距地高度约为1．5m的百叶箱中，传感器一端连接测定仪，记录不同时刻环境温度值和混凝土内不同深度温度响应值；自然环境温度随时间变化规律亦采用温度传感器测定，其探头直接悬挂于百叶箱中间；与之相比，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测定过程中，试样置于相同场地距地高度约为1．5m钢筋架上．

3分析与讨论

3．1有遮挡条件下自然环境中混凝土内温度响应为了更好地研究自然环境温度和混凝土内温度变化规律，本文以长沙地区2011年8月16至18日为例研究了有遮挡条件下自然环境中的混凝土内不同深度处温度的变化特征，并对17日的实测结果进行了拟合，相应的测试结果及其部分拟合曲线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自然环境温度和混凝土内温度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化，其波动周期约为24h，利用所建立的正弦（余弦）函数模型拟合实测结果可大致描述温度波动规律．这表明上述所推导理论模型是合理的．至于部分区域出现拟合曲线与实测结果偏离是因昼夜时间长短不等使得升温和降温波动周期不相等造成的，将另文详细阐释．自然环境温度与混凝土内温度间的差别主要表现为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波动曲线相对光滑、数据离散性小、温度波动滞后和幅值衰减等方面，这是因混凝土的热传导系数、密度及其比热容等赋予混凝土较大的热阻———起延滞和消弱作用造成的．从图3可知，有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主要受环境变化、混凝土传热系数和表面换热系数影响．利用实测数据的温度波动幅值，结合式（16）可求出混凝土内的热扩散系数约为3×10－3m2／h；实测混凝土的密度约为2300kg／m3，若取其比热容为920J／（kg•K），利用实测数据和式（18），则可求得实测现场混凝土表面与空气间的表面换热系数（对流换热）约为20．5W／（m2•K）；将计算参数代入本文建立的混凝土内温度响应模型，可求出35mm和50mm处的相位滞后分别约为0．44和0．54，其与图3中的拟合曲线的相位差基本吻合，这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精度．

3．2无遮挡条件下自然环境中混凝土内温度响应大多数混凝土结构工程多暴露于太阳直接照射下，为了研究有／无遮挡对自然环境温度和混凝土内温度变化规律，本文以长沙地区2011年8月19日为例研究了无遮挡条件下自然环境与混凝土内不同深度处温度的变化特征．长沙地区测量现场约处于北纬28．2°，日出时间约为6时，日落时间约为19时，8月19日天气状况与16～18日基本相同，相应的日辐射小时最大值约为1．73MJ／（m2•h）．鉴于此，该处仅对太阳照射期间（即6～19时）温度变化规律进行探讨，相应的实测温度值及其拟合曲线如图4所示．从图4中可以看出，被太阳直接照射的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明显有别于有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主要表现在温度响应的波动幅值增加、温度变化率大、最高温度值增加及其时间提前等方面．本试验所拟合的曲线是基于太阳照射期间温度值，从图4中可以看出分别基于混凝土内温度响应和自然环境温度所推导出的等效环境温度理论拟合基本一致，部分区域略有差异是因参数取值等造成的，这表明上述理论推导所提出的环境等效温度可以用于描述相应日照条件下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混凝土内温度随太阳升起而快速增高，随日落急速降低，于13时左右混凝土内（35mm）的温度出现极大值；而自然环境温度于14．5时左右达到最大值，其随日落而缓慢降低；无太阳照射期间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与有遮挡条件下的响应规律相似．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获得的热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能量———部分辐射能转化为混凝土内能以提高自身温度，另一部分以红外线形式散射入环境中．混凝土温度极大值是在其接受太阳辐射能和自身散射失掉的能量达到平衡后出现的———若混凝土获取的辐射能量大于散射失掉能量，则多余的能量将转化为混凝土内能以升高混凝土温度；若散失能量大于混凝土通过辐射获取的能量，则混凝土温度会逐渐降低；故混凝土表层温度达到最大值会出现在混凝土获取的辐射能与散失掉的能量达到平衡时刻．环境温度升高主要是通过吸收混凝土散射能量（红外线）而到达的，混凝土向大气散失能量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此即为相应的滞后时间．因而，自然环境温度出现极大值滞后于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出现温度极大值时刻．产生这两者差异是由于有／无遮挡条件下混凝土与外界环境之间热能传输方式不同造成的．在有遮挡条件下，混凝土与环境间传热主要以表面对流换热为主；而太阳照射条件下，两者间换热方式由辐射和对流换热主导．辐射至混凝土表面的热能大量传导入混凝土内，从而使得混凝土温度快速升高，部分能量以对流换热和辐射方式传递给空气．从图4中还可以看出，太阳照射的混凝土内温度响应值远远大于自然环境温度，理论计算混凝土表层温度可超过50℃，这表明混凝土内温度响应规律受其获取能量的方式影响显著，自然环境温度变化规律能否直接等效于混凝土内温度变化规律，应视混凝土所处自然环境条件而定，这为人工室内模拟试验温度参数选取提供了依据．

本文作者：黄健琴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关于矿业开发与人口的研究

在清一代,黔西北地区,由于矿业的大规模开采,吸纳了邻省及其他各省份众多人口。《黔南识略》[21]和《黔南职方纪略》[22]二书,对黔西北地区人口迁移都有记载。《黔南职方纪略》对人口数量进行了统计,把客民分为有产客民、无产客民、居住乡场不填丁口之户三种,而这些移民与矿业开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难得的材料。当前学术界对矿业开发与人口关系研究的论文有李中清的《1250—1850年西南移民史》、古永继的《元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外地移民》等。其中李文指出:“1700年至1850年间,有三十万余矿工迁进西南去开发西南矿藏。”[23]古文指出:“威宁州,其地盛产铅、铜,外地客民汇集。”[24]此外,蒋德学的《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25]、王敏的《清代贵州移民叙论》[26]等文对黔西北地区人口迁移与矿业开发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有所涉及。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对清代大定府各时期的人口变化论述十分详实,指出:“在贵州各府中,大定府是铅矿重要产地,同时也是矿业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7](P261)《简明中国移民史》一书虽未对黔西北地区的移民情况作专门介绍,但其指出,当时贵州省的整体移民情况是“自由迁入的移民数量更多,他们的性质与迁入其他地区的流民并无二致。其中很大一部分移民的就属矿业移民”。[28](P439)成崇德的《清代西部开发》一书对移民与矿业开采有深刻的描述,该书指出:大量的剩余人口的涌入,伴随其足迹所至的是“一座座新的厂矿出现在寂无人烟的丛山密林中”。[29](P337)此外,《中国西南边疆发展史》[30]、《西南历史文化地理》[31]、《清代边疆开发研究》[32]等书也不同程度的涉及到黔西北地区矿业移民问题。从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窥见黔西北地区矿业开发与移民之间的密切关系。虽然矿业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黔西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然而,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

矿业开发易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前人早已认识到其中之利害,从众多的记载可知,各矿区及邻近地区往往是自然环境破坏较严重地区。目前,学术界对于黔西北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成果不多,论文主要有袁轶峰的《清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此文主要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前期黔西北的矿业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而最突出的问题是石漠化和森林资源的耗竭。[33]此外蓝勇的《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34],杨伟兵的《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35]与《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1659-1912)》[36]等研究也对黔西北地区的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有所涉及。随着矿业的开发,人口的大量增加,黔西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逐渐降低,森林的变少使得对森林极其依赖的动物种群,如老虎、鹦鹉等,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使多种动物种群面临着十分严重乃至灭绝的危机。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文焕然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37]、文榕升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何恒业的《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与《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等书。其中文榕升一书研究老虎等动物物种的变迁,该书进而指出,历史上黔西北地区动物物种繁多,如虎、麝、长臂猿等。何书《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对黔西北出产的好几种鸟类等做了十分详实的研究,并指出:清康熙十二年《贵州通志•威宁府》、清《黔中风土志•大定府•平远州》、乾隆十四年《黔南识略•大定府•平远州》、清代黄元治的《黔中杂记》等书都记载了威宁府的物产有鹦鹉,威宁以东的平远州(今织金县)也出产鹦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黔西北一带的鹦鹉,久已绝迹”。[38](P245)论文有袁轶峰的《明清时期贵州生态环境的变化与虎患》一文,该文不仅给“虎患”下了定义,而且还指出“虎患”发生的原因,他说“康熙盛世时期的王朝开拓和山地垦殖导致大量的植被和动物无法在短时间复萌。它严重破坏了老虎的生境与生态,使得人与虎的缓冲地带的杂林木荡然无存,可供虎猎食的野生动物也随之大量减少。为了生存,虎只有加大猎食范围,促使虎不断的向人类逼近”。[39]限于史料的缺乏,关于黔西北地区动物物种与数量的变迁,存在很大难度,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亟待加强。森林的减少不仅会引发虎患,也会引发水土流失,使土层变薄,植物生长能力减弱,引发石漠化现象。对于黔西北石漠化形成时期,学者们持有不同观点。韩昭庆的《贵州石漠化人为因素介入的起始界面试析》一文指出:“采矿吸引大批人员进入黔西北、黔西地区,使得这些地区成为雍乾时期人口增加最大的地方,为解决这些移民的吃饭问题,鄂尔泰早就建议开矿的同时,也要在此毁林开荒,这些政策无疑会对黔西北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40](P162)另一文《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则指出:“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41](P120)在胥思省的《清代贵州开发及其影响初探》、张友谊的《清代贵州石漠化分布状况及其人为成因的初步研究》等文,对黔西北地区石漠化的分布作了比较详实的阐述,其中胥文指出:清初经过康熙及雍正年间的一系列开发,到了乾隆时期,随着高产农作物的引进,改变贵州土地的利用方式与对土地破坏使得地利得到最大的发挥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石漠化。[42](P18-19)而张文指出:自雍正王朝后大量汉民移入,大规模的“向山地进军”,增加了发生水土流失的几率,引发石漠化现象。[43](P38-39)但苦于在该方面的历史资料有限,无法展开深入的研究,学术界对于矿业开发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研究成果不多,且结论多为今人的推测,因此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自然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机制的研究

到了清代,有识之士对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及影响,揭示得越加全面、深刻。然而,有针对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却不够具体,能够仿照实施的事例更是少见,这一现状不免给人们全面的、系统的了解中国传统的环境保护方式带来困惑。在黔西北地区的一些官员,找到了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相互兼容的开发路子,如一些官员一度对种桑养蚕进行奖励,此类举措,至少在客观上对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然而,遗憾的是,直接且明确的以保护自然环境为目的的措施实例实不多见。然而生活在该地区的各族居民,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很好维护本地区自然环境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一些学者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如杨庭硕先生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将因矿业开发等人为因素引起的自然环境变迁称为“人为生态灾变”,并将这种灾变的成因按其施加影响的动机与性质划分为三类:其一,无意识地误用了资源利用的对象与方法,长期积累后造成灾变;其二,为了短期利益,强行对生态造成破坏,直接给相关民族造成了灾难;其三,由于族际关系的裹胁,相关民族的生物性适应能力遭到社会性适应能力的冲击,导致资源的单向利用,经长期积累后酿成灾变。[44](P122)杜薇的《留恋远去的大自然———大方县普底乡仡佬族生态适应的曲折与出路》一文,认为黔西北地区仡佬族传统的刀耕火种式的经济方式与传统的生态观是相适应的,然而,在“改土归流”的外界冲击下,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态观念越来越难以稳定延续,最终导致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45]生态人类学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还为我们所面临的“人为生态灾变”提出了较好的应对措施和合理的解决方法。有关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杨庭硕的《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46]、《地方性知识的扭曲、缺失和复原———以中国西南地区的三个少数民族为例》[47]、《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的价值》[48]、《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49]等;史继忠的《论云贵高原山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等[50];马国君的《近三十年来云贵高原生态变迁研究综述———兼论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价值》[51]、《经济开发与生态适应———以历史时期云贵高原三大族系各民族传统生计方式变迁为例》[52]、《论原生态文化资源利用的扭曲及其生态后果———以云贵高原三大环境灾变酿成为例》[53]、《云贵高原石漠化灾变的历史成因及治理对策探析———兼论经济开发与生态适应的关系》[54]等。以上诸文,为本论文探讨黔西北自然环境变迁提供了文化思考、很具借鉴价值。

一、自然意识在现代环境陶艺创作的重要性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在西方现代陶艺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它也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点。现代主义崇尚科学与理性，张扬了人作为世界主宰的“主体性”价值和意义，在承认现代主义对于推动文明进步和创造舒适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现代主义在不懈的创新激情支配下，在不断地向自然攫取的过程中，使自己陷入重重的自然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自然与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下中国的城市环境建设正进行着破旧立新的发展过程，有些城市在几年之间就面目全非让人来不及适应，过去树立的不锈钢雕塑等街头景观慢慢地在消失，换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树木、草地。人们在拥挤的城市空间中，更渴望贴近自然。自然意识在现代人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了。环境陶艺的创作者多数从事现代陶艺创作，在他们艺术创作中都有较明显的现代主义表现色彩。过于注重个人风格的表现，过于强调作品形式趣味，忽视了作品与环境的联系，甚至形成较强烈的视觉反差，就不能起到美化环境的目的。比如，景德镇就是一个较典型的城市。景德镇历史文化悠久，彰显其文化个性的陶瓷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重要材料和手段。这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里陶瓷绝不仅仅是一种材料，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化的历史符号。将陶艺这种艺术语言引入到城市公共空间，对于形成景德镇特殊的城市面貌和独特城市文化个性方面是极为有利的。这本是件好事，但当你发现街头巷尾到处是景观陶艺，或者在破烂不堪的一堆建筑物前放置一组环境陶艺，甚至连交通工具红绿灯柱都用青花来装饰时，你会觉得这些景观并没有让你感到视觉的愉悦和神情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城市建设决策者和环境艺术设计者自然意识淡薄的综合表现。

事实上，作为构成人类精神寄托和文化审美的环境陶艺，是城市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户外大型陶艺及其景观陶艺的设计，应该考虑到对城市生态自然环境的适应与爱护，尽量避免对生态和土地的任意占用、改变和破坏。只有人们能从城市长远的、健康的生态理念出发，在陶艺的形态及其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进行变革的思考，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与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交融和共生的陶艺形态。

近些年，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就是提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城市是为人而设立的，人为了美好生活而聚集在城市，但长期的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城市生活忽视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如今，以人为本的问题已提到了当代城市文化发展的中心地位，这是当代城市文化的最广大受众为主体的城市建设的自觉。在这个时代主题的要求下，增强自然意识对当下环境陶艺创作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对环境陶艺创作的启示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自然观来源于老庄的道家思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章二十五》），并不是说“道”之上还有“自然”，而是说“道”之法是“自然”，就在于“自然”。这样，“自然”就作为道的根本法则，根本性质确定下来了。庄子对天道的种种追问，如“天其运乎？地其处乎？”“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都在于揭示“道法自然”的宗旨。以境界为美，以体验为审美，以自然为美的极致，这是道家的美学体系，其实也就是中国古代的美学体系。显然，道家不仅是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也确定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体系。道家美学的自然观的最基本含义是反对雕琢造作，提倡化工成物。这层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有见识、有贡献的理论家和艺术家无不以“自然”为美。传统美学思想构筑了中国古典园林和环境的审美理念，它体现出来的亲近自然，以自然中的山石花木抚藉心灵的审美思想是值得传承的。现在，城市建设越来越强调生态性，城市规划留有大片绿化用地、景观用地、自然生态区等，这既给艺术家和设计师们创造了更大的舞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环境陶艺艺术应该从传统美学思想中得到启示，因地制宜，顺物自然，使艺术作品更好地融入到环境和空间中。

中国古代造园法则中有“相地”“因借”的概念，造园必先相地，只有“相地合宜”才能“构园得体”，这种观点对环境陶艺创作是有启发意义的。环境陶艺要与环境充分地结合，只有在对环境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提出环境陶艺的规划和设想。“因借”是指造园要因地制宜，依所在的地理、地形、地貌、地势而设计园林。“相地”和“因借”的法则都体现了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的审美理念。这一审美法则对于当下环境陶艺创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当前的环境陶艺创作与环境的分离是有些严重的，如某些城市街头景观陶艺就是一件较失败的环境陶艺。首先，在设计时没有从“相地”角度去考虑，它周边都是建筑物，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空间，在这里进行景观设计时应该考虑使景观小而简洁一些，艺术语言也尽可能单纯些。然而这件景观陶艺却占据了很大的空间，使这一环境显得更加拥挤。再者，由陶艺墙组成的景观陶艺是几位作者合作创作的，每位作者都极力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使整件作品显得非常零乱。可以想象，在一个交通拥挤的街头放置这样一组景观陶艺会给市民带来怎样的视觉感受。相反，在该城市另一大道上的一些景观陶艺就显得很得体，在连绵的山林和宽大的马路当中放置了几件具有典型景德镇文化特色的景观陶艺，这既使整个环境显得格外幽雅，又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

当代环境观念是在环境与资源的冲突中产生的。从历史来看，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始于今日，它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众所周知，文明始于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当人类对自然界实施着改造时，某种意义上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就开始遭到了破坏，只是这种破坏对于强大的自然界来说，微不足道。然而，在局部地区，它的破坏，仍然引起了自然界的“抗议”与“报复”，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3］(P383)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工业文明的后期，具体来说在20世纪加剧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就曾经就滴滴涕这一剧毒农药的使用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寂静的春天》。雷切尔之后，诸多的科学考察报告和著作揭示了地球生态失衡的严重性。就这些年人们特别关注的全球变暖问题来看，由于气温的上升，北极的冰融化加剧，海水上涨，已经导致北极熊、海豹、诸多海鸟栖息地急剧缩小，某些物种已经濒临灭绝，这种变化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已经有所显示，更多危险还处于不可知的潜在状态。“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果敢而迅速地行动起来，大规模削减导致全球变暖的污染，不然，在下一个10年里，我们就将跨进无路回头的严峻险境!”人类当下生存的困境与危险，必然直接联系到环境，环境的问题必然追索到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人类对地球资源近乎疯狂的掠夺，问题又在哪里呢?只能是在人类的观念上。

工业社会，一种自文艺复兴生长出来的人文主义澎涨到了极端，它与文艺复兴旨在反对神本主义的人文精神完全不相融合，这种观念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人是地球上至高无上的主人，有权尽情掠取享受地球上的一切资源，二是认为这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可以供人类任意浪费挥霍。这种主张我们姑且名之为“极端的人本主义”。在极端的人本主义观念的指挥下，凭借高科技的威力，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趋于被打破，地球上诸多原本宜于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这个地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宜居了。为对抗工业文明的弊病，一种名之曰“深层生态主义”的声音出现了，这种声音的基本观点就是将人类文明看成是“地球这个行星的艾滋病毒”，将地球上的生态问题的严重出现归罪于人，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解决此问题的方式过于极端。怎么能将人类比喻为地球上的“艾滋病毒”呢?正如阿尔•戈尔所说的:“这种内在的比喻只会导向唯一的药方:从地球上消灭人。”这显然是荒谬的。

两种主义———“极端的人本主义”和“深层的生态主义”，均行不通，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统一，这种统一所创造的文明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既不是“极端的人本主义”所标榜的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价值主体，也不是“深层生态主义”所主张的“地球高于一切”，而是要恰当处理好人的利益与生态的利益关系，实现二者的统一。所谓统一就是生态平衡，基于地球上生态平衡破坏的情况不同，可以分类处理:生态问题严重的地方，要调整文明建设思路，牺牲人的某些利益，坚决地让位于生态利益，力促生态恢复;生态状况良好的地方，要确定生态与文明共生战略，坚决防止生态破坏现象出现。生态文明共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所谓共生，就是自然的向人生成和人的向自然生成。这个过程中，生态与人出现了可贵的互动:一方面，人的目的性(人的建设文明的意志)合乎了生态发展的规律，具有合规律性;另一方面，自然的规律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态平衡的规律)肯定了人的意志，具有合目的性。这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是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由于有了生态与文明的相向互动，生态主义就不是自然的生态主义而成为了人文的生态主义，人文主义也就不再是社会的人文主义而成为了生态的人文主义。生态与人文的这种统一的最高成就就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主体是人，也只能是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让人生活得不好，更不是如深层生态主义中某些人所主张的让人去死①，而是让人类生活得更好。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为了人。与工业文明的人主体之不同在于生态文明主张的人主体是融入了生态利益的，或者说是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是人与生态的共生并共赢。生态文明有一个重要的原则———生态公正的原则。生态公正不仅保证人的权利与价值，也保证着物的权利与价值。生态公正的基本原则有环境正义的原则。1991年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提出环境正义的17条原则，其主要内容有“保证地球母亲神圣、生态系统的统一，所有物种的依赖性和免受生态破坏的权利”。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即作为规律的“真”与作为意志的“善”的互动:一方面是“真”向“善”的生成，另一方面又是“善”向“真”的依归。是“真”和“善”的统一，这个统一的成果就是“美”。

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美的创造的历史。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统一，在人类已往的文明中，并没有能够全部做到，或是部分地做到了，又部分地违背了。生态文明是人类新的文明，在实现真与善的统一上，生态文明立足于人类全部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基础，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基础，它在实现真与善的统一上，完全能够达到人类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基于美是真与美的统一，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可以创造人类从未创造过的美。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个过去的文明从来没有过的原则———生态平衡的原则。不是生态，当然也不是人，而是生态平衡成为调控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生态平衡原则必然给人类的审美带来新的视界，新的标准，新的方式。生态文明的美既联系于生命的美、自然的美，又联系于文明的美、人的美，这是一种完全崭新的美。虽然这种美我们现在还不能做出很好的描述，但它确是在地球上露出了曙光。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以新的观点新的方式实现自然对人的两种基本价值:环境的价值和资源价值。在生态文明时代，人不是从此就不要从自然索取资源了，这项活动永远需要，只是这项活动不应是对环境价值的破坏，而应是环境价值的新实现;同样，环境保护不应成为消极的被动的保护，它应与自然资源的新的开发结合起来。这种新开发具体是什么，需要人去探求，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光辉灿烂。它是真的追寻，善的实现，还是美的创造。，这条道践没有尽头，魅力无穷!

在生态文明时代，不是“资源”而是“环境”成为人类对地球价值认识的总体性概念。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地球价值的认识主要为资源。地球上的一切，无不被看做是资源。而在生态文明时代，也许由于工业文明已为人类积聚了相当的财富，人们对财富的贪欲较之工业文明时代有所降低，由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人们的环境意识大为提升。基于环境问题的全人类利益一致性和生态问题的全球一体性，环境概念可能成为人类对地球价值认识的总体性概念。与其将地球看做资源，意在开发，还不如将地球看做家园，意在珍惜。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虽然资源与环境两个概念早就存在，但从人类出现直到工业文明的后期，人们一直重视的是资源，而忽视环境。由于环境本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所以，实际上，不是环境，而是资源成为人类对地球价值的总体性概念。然而，在生态文明时代，不是"资源"而是"环境"成为人类对地球价值认识的总体性概念。

地球的资源价值仍然在，但对人，不是最高价值，环境才是最高价值。在人们的观念中，“资源”不再是为统属“环境”的总体性概念，而是“环境”成了统属“资源”的总体性概念。在人们的实践中，所有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性活动，均需按程序先做环境评估，根据其对环境影响决定是否开发以及如何开发。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作为人类对地球价值的总体性概念，其价值非常丰富，择其要者，有生存价值、生活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精神价值中，有科学认识价值、道德启迪价值、历史信息记录价值和审美愉悦价值等。

(一)在环境的诸多价值中，生存价值是最为根本和最重要的，它关系着人能否生存。工业社会前，环境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比较好，人类感觉不到来自环境的生存威胁，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生态平衡的破坏，诸多生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人类也明显地感受到了生存的威胁。人类的环境意识的觉醒突出体现在对于环境的生存价值的重视。相较于资源对人的价值，环境的生存价值无疑重要得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命都保不住，要财富何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理直气壮地说:“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或者说:“保住绿水青山，才要金山银山。”

(二)在环境的诸多价值中，精神方面的价值如历史信息记录价值、审美价值等无可替代，而且不可计量，因此也就无法拿来与资源做比较。从本质来看，资源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是可以折换成金钱来衡量的，而环境则是人文概念，它是不可以折换成金钱来估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山银山有价，绿水青山无价”①。

摘要: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类设计改造的对象,与设计关系密切,甚至对设计存在一定的制约与决定作用,但这种制约与决定并不是绝对的。

关键词:自然地理环境;设计;设计文化;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所有设计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即是设计的客体。人类在依赖自然地理环境的同时也在极力将“自然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尽管设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改造自然地理环境,但并不等于设计活动可以脱离自然地理环境的束缚而随心所欲的进行,因为任何设计,都不可能在超越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发生、发展,换言之,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对设计存在制约作用。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拥有从延边到北海曲折而漫长的海岸线,正如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中所描述的我国古代的地理环境:“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些天然屏障为我国文化独立发生发展提供了可能,并且减缓了域外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使其保有很强的连续性,从而形成了一脉相承、多元一体的设计文化。但同时,这种隔绝也滋长了“足乎几无待于外”的封闭自足意识。

正是设计文化的多元一体,才更折射出地理环境的丰富与复杂。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国土上,56族人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在不同的地形、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中生活,食物来源于不同的动植物,有着不同的社会需求,从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生活习俗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思维方式、社会生活习俗、社会制度又共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所有这些反过来又决定着对设计产品的不同需求。为了适应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需要,带有地域特色的设计产品应运而生。因此,不同自然地理化境下的设计与设计文化是各异的。

例如在我国南方地区,由于河汊较多,为了出行方便,人们的房屋也通常采用房前街巷而屋后为水道的样式,舟船为该地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相反在北方地区,则是平原为多,四通八达的马路使得车辆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工具。《史记•河渠书》中“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正是交通工具(设计产品)因地而异的最好写照。

中国西高东低的自然地势走向,决定了河流由西向东的基本流向,与之相反,山脉则多为南北向,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东西向文化上的交流。由于我们众所周知的地大物博之由,先祖对于海洋的重视程度自古以来就远远弱于对河流的重视程度,换言之,中国是一个注重大河文化的国家。在重多的河流区域,如黄河、长江等几乎都有人类文化的遗迹发现。但由于地域不同,各文化遗迹所属的文化类型也不尽相同。

黄河流域出土有大量彩陶,半坡、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上多饰有鱼类纹,而同处黄河流域的半山、马厂文化类型的彩陶则以几何纹为代表,其中神人纹尤引人注目。长江流域则以玉器为多。以玉琮、玉璧等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器物上则以夔纹、饕餮纹等为多(图1)。由此可见,不同地理环境下形成并被发掘的文化遗址各有典型器物,不同器物上或绘或铸或刻有各不相同的典型纹饰,这些器物及纹饰在向世人展现先民们生产生活用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该地区的文化及习俗。

一、藏族饮食器具的产生是应对自然环境的产物

早期的藏族饮食器具有碗、盆、桶、罐、壶等种类，以饮具为例，论述其是如何应对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而出现及生存的。藏族的饮品有酒和茶，藏族人民极爱喝茶，尤其是酥油茶，酥油茶的制作是藏族结合自身自然环境与物质条件的产物。藏族素不产茶，当茶引进之后，与当地的酥油结合，在应对高寒、缺氧气候的同时改善油腻、粗糙的饮食结构。酥油茶极富营养，酥油脂肪含量高，能产生大量热量以御寒。而茶叶中富含茶碱、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具有健胃生津，消食解腻的作用，正适合高原以肉奶等高脂肪、高动物蛋白为主要食物的民族改善饮食结构的需要。藏族人民对茶至爱至嗜，茶是其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生活与生产的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的饮具，包含制作饮料的工具、盛装饮料的容器及食用饮料的器具。酥油桶和木碗及各式各样的茶壶是藏族人民必备的日用器具。随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饮具无论在造型、材料还是装饰上都有很大提高，种类丰富、造型精美，独具民族个性。藏族饮食器具在应对自然环境而生的过程中，呈现出本真的特性。首先，作为饮食器具，实用性是其最基本的价值和属性。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人们最初的需求是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让生活继续下去，因此，这些器具必须得能用，解决人们生活中某一或某些问题而存在。其次，这些饮食器具最初的创作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民，他们遵从生活的本质，质朴无华。饮食器具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制作而产生，人们使用简单易取的材料，结合精心灵巧的制作，设计简单、实用，没有一点多余之物的器具满足生活的需要。藏族饮食器具，朴实无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穷”的产物，但在物质贫瘠背后却有着人间最深厚、最宝贵、出自心田的情和意。

二、藏族饮食器具适应自然环境的方式

相比其它民族，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面对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艰苦，但勤劳勇敢的劳动者在争取生存与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寻找到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藏区地形复杂，差异明显，多民族融合，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创造了功能多样，造型丰富的饮食器具。同时藏族饮食器具的制作过程，也是藏族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到适应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藏族饮食器具主要从其取材、形制到器具的使用方式三方面来适应藏族独特的自然因素。

1.就地取材

藏区交通不便，耕地较少，物质资源贫乏，因此，就地取材制造器具是藏族人们应对自然最基本的生存反应。藏族饮食器具的材质主要有木质、陶质、皮质和金属质地等，其中陶器类制品历史悠久，木质器具最具特色。木碗是藏族人非常喜爱的饮食用具，即可做食具也可做饮具。藏区地形崎岖，多游牧生活，木碗质地轻，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其木质纹理精美，色泽华丽，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美。同时，用木碗盛放茶酒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并且散热慢，使用不烫嘴。藏区地理环境多样，不同的区域盛产的材料不一样，造成器具在丰富性的基础上具有地域差异性。使用当地自然提供的材料制作器具满足当时当地人的生活需求，林芝和昌都地区属于林区，盛产木材，因此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木质器具，如木碗、木桶等。那曲等地草原广袤，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则制作饮食器具的原材料多是动物的皮或内脏等，如皮碗、皮盆、皮盘。而河谷地带的人们很早就掌握了陶的烧制方法，因此出现了造型丰富的陶杯、陶罐和陶壶。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金属质地的饮食器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同时，不同区域的人们通过交流与学习，不同质地的饮食器具在各个地方开始出现并使用，这大大促进了饮食器具的发展。

2.丰富的形制

藏区生存条件复杂、艰苦，为克服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藏族人民制作各种各样的器具来满足不同条件下的使用。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器多用到一器专用，都体现了藏族人民结合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与饮食习惯进行造物的智慧。比如博物馆所收藏的，仅近代金属酒具的器形类别就有三十多个，包括酒杯、酒壶、酿酒器、酒桶、温酒器等。藏族人民喜爱饮茶与喝酒，因此饮具在藏族不仅种类丰富，还自成系统。不仅有制茶、喝茶的器具，同时由于藏族气候高寒、常年低温，藏族人民喜欢热饮，因此家家户户还有茶炉及温酒器等。茶炉腹大口小，口沿有三个支点安放茶壶，茶炉的内部有火灰，不仅能保温茶酒，还可取暖用。藏族多游牧生活，居无定所，这些器具多是陶制等质地，笨重易碎，因此牧民多使用皮囊作为酒具，系于腰间，携带方便，经久耐用。同时同一种器具也会有不同的造型和大小来适应不同环境的需求，如木碗一般有大中小三种不同的型号，有的有盖，有的无盖。其中一种为扣合木碗，上下由两个大小相同，碗口分别有内外切圈链接的钵状物组成，多为外出时携带，使用时一碗用于饮茶，一碗用于盛物，方便实用。

1保护与管理

保护与管理工作被视为猫儿山保护区的工作核心，因此猫儿山保护区较为重视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的程度。猫儿山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制度”“发展规划”等相关文件前期已经制定完毕，如今已开始实施并且逐步落实。另外，保护科、防火办、派出所相继在保护区内成立并且及时派遣工作人员到位展开工作。为了预防保护区内发生事故，猫儿山保护区积极展开对管护人员的培训指导，使他们的工作规范化、专业化的同时还对突发的状况进行预演训练，培养管护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与此同时，保护区内管护人员的季度能力测试成果就如同绩效考核一样直接与工资项挂钩，有效提高了管护人员在日常的工作中的规范性，又使他们注意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猫儿山保护区管护人员在执行工作的时候有严格的参照标准以及条例，尤其是在野外巡护工作方面，要求巡护人员认真填写纪实手册，而且每位管护人员每月的常规野外巡护时间率要达到67%以上。

2建立健全与社区联合共管委员会

有句俗话说“军民团结一家亲”，自然保护就像军，保护区周边的乡镇、村屯就像民，只有把两者密切的联系起来，建立相应的社区合作点，才会更加有利于实现猫儿山绿色家园共建的目标。近年来，猫儿山的相关管理者主动与周边县政府联合，据相关资料显示已与周边社区建立50多个共建单位。此外，管理局还与教育机构相联系，目前已与40多个学校建立共建的合作关系。时至今日，管理局已经展开了150多次生态环境和公众教育活动。不仅如此，猫儿山保护区还通过各种项目扶持社区经济发展，譬如筹资帮助临近乡村建设办公楼、修建公路等等。还组织周边居民展开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相关的技术培训，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与生态文明的保护。

3科研监测

目前，猫儿山科研监测方面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校取得合作建设关系，例如与桂林理工大学共同合作开展生态定位站的建设、与贵州科学院开展猫儿山大型真菌的调研等，通过申报，猫儿山保护区已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同时，保护区工作人员还适时的开展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与讨论，撰写报告、研究论文等工作，通过之后还会在不同类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出来，提供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士作参考。如今猫儿山保护区的科研水平以及能力都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提高。保护区不仅在内部有效优化工作人员的结构，还会邀请相应专家到保护区开展讲座，派工作人员外出学习交流经验，这些无一例外体现了猫儿山对科研监测的重视。现在保护区内有2名高级工程师、5名工程师，而且还持续向外部招聘新的相关专业研究生，让新鲜的血液和新生的力量使猫儿山的科研工作更上一层楼。

4教育宣传

猫儿山保护区很重视与保护区周边居民和学校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定期到村庄和学校组织开展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工作。而这也正好符合了保护区所坚持的主题话语之一：“传播生态文明”。在过去的10多年里，猫儿山保护区每隔一定的时间还会印发类似于“生态教育100问”的资料免费向社区群众发放。同时，保护区曾先后在兴安、资源、龙胜3县教育局、团委以及中小学教育场所展开了与保护生态环境、法律知识有关的活动，因其活动方式较为多样而受到了学生和社区居民的喜爱。可以说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不仅给社区群众普及了生态文明的知识还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关于保护区生态文明的教育宣传工作虽然只有10余年，但取得相当突出的工作成果，例如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评为“全国母亲河行动生态教育基地”。

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文献回顾

战略流派追求竞争优势。指导思想为多元企业理论，重视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应随不同主体对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影响程度而变化，战略性地采取社会责任行动来构建和维护企业的竞争优势，特别关注了媒体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CSR战略能够为企业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理想的CSR水平可以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各学派的共同点：企业是社会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自愿的行为，通过承担多方面的责任，达到与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的目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即企业在创造利润、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在面对多种多样的社会需要与社会问题时，为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所应履行的相应义务。企业依赖整个社会发展而存在和活动，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背景独立发展。只有在充分关注社会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前提下，把自己完全融入社会，充分认识到企业利益来源于社会，社会的根本利益就是企业的长远利益，并将自身行为、目标、利益置于社会的约束和限制之中，树立社会责任的意识，企业才能为企业创造最大利益与价值奠定牢固基础。

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湖北省的现状分析

当今越来越多企业自觉在报表中披露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肩负起社会责任，树立了负责任的良好社会形象，在无形之中提升了企业的品牌竞争力。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推行并落实了一系列的节能减排政策，不断加大对环境监管的力度，标准也随之提高。在未来国家环保政策执行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形下，一些企业的环境保护成本会逐渐增加，经营业绩将会受到影响。为降低环保政策性风险，一些企业改进设备，在满足国家对环境保护方面严格要求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越来越多的企业对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报表中披露的比例上升幅度不明显，关注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的集中在医药、化工及重工业这些自身的经营发展对环境不可避免污染较大的企业；而诸如服务、零售类行业，则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关注度较低。相关企业在自然环境保护披露方面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主要体现在“管理费用”、环保局等的政府拨款补助“在线监控建设环保专项资金”、其他非流动负债中“污水处理改建环境保护资金”；是否重视公司所在地的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公司及其子公司是否列入环保部门公布的污染严重企业名单；全年是否发生环境污染和环保违法事件；节能降耗、节能减排的成效。在环境污染方面，我国污染防治成本高于排污费征收标准，从短期利益考虑，企业为了追求眼前自身利润最大化，更愿意缴纳排污费来降低成本而不是投入更多的钱去防治污染；然而从长远利益考虑，拥有更好的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则更有利于在社会上树立负责任的良好企业形象，赢得人们的好口碑，为其自身的持续稳定发展与壮大添砖加瓦。另外其法律强制性不够，预算约束和有力的监督考评制度相对缺乏，最终致使排污费的征收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三、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措施

1）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加强执法环节，强化执法力度。

企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于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企业都要依法严惩。

2）完善税收制度，增加税收优惠。

一、海上执法的影响因素探讨

不同划分标准之间存在交叉，如可控因素既包括有形因素，也包括无形因素。实际上，海上执法的本质在于通过强制手段协调人类海洋活动之间以及人类海洋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据此，按照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角度划分影响因素，能较好地反映影响海上执法的不同方面;同时，鉴于海上执法以国家为单位开展，该划分方法也能够更好地保持国家之间的可比性。进一步来看，从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角度，可以将影响一国海上执法活动开展的各种因素划分为经济社会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其中经济社会因素是指对海上执法活动开展拥有影响的社会物质和精神条件，涉及一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特性、文化特性和科技特性等因素;自然环境因素是指能够影响到海上执法开展的天然形成的客观物质条件，包括自然地理、自然资源等因素。上述的经济社会因素，主要反映国家海上执法活动所涉及的人文环境，范围广、内涵复杂，并且国家之间的差异难以衡量，如美国与英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性的差异;同时，一些经济社会因素本身的界定就较为模糊，如一国科技水平的高低常用定性方法来衡量，主观性较强。相比之下，自然因素作为影响海上执法的重要方面，可以用来刻画海上执法活动的自然环境，具有客观实在性，容易进行量化分析与比较。鉴于此，本文重点针对自然环境因素进行探讨(见表2)。由上表可知，影响国家海上执法活动开展的自然环境因素包括自然地理和自然资源两大因素，前者主要包括国家空间区位和所处海域水文气象等，后者主要包括海岸线、海岛、管辖海域、海洋资源等。其中，空间区位是指一国在地球表面所处的具置及与其他国家的空间相对位置关系，并不涉及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鉴于自然因素具有地域差别性，并且大都非人力所能控制，故此一国在开展海上执法活动时，必须充分考虑相关自然因素的影响，因地制宜，才能达到海上执法的目标效果。

二、海上执法的自然因素影响解析

如前所述，海上执法开展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之下，受到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并且不同自然因素对于海上执法的具体影响程度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别针对各种因素进行细化分析，并探究其对海上执法的影响。

2.1自然地理因素自然地理因素是指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自然条件，影响海上执法开展的自然地理因素主要包括空间区位、水文气象等。(1)空间区位空间区位是指一国在地球所处的具置以及同其他国家间的空间关系，可用其所跨经纬度范围、濒临海域、接壤国家等进行精确刻画。第一，不同经纬度范围对应不同的气候类型，如印度尼西亚位于东经96°～140°、南纬12°～7°之间，主要气候类型是热带雨林气候;俄罗斯位于北纬40°～80°之间，主要气候类型是亚寒带针叶林气候与极地气候。经纬度不仅直接影响海上执法的开展，还通过影响其他涉海活动间接地影响海上执法。如俄罗斯气候寒冷，冬季漫长，不利于开展海上执法;但同时恶劣的气候条件也降低了海上走私、偷渡等犯罪的发案率，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二，濒临海域类型可划分为濒临边缘海与濒临大洋两种。国家间的海洋权益纠纷主要集中于边缘海，如我国与日本在东海、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海的划界纠纷，澳大利亚与东帝汶关于帝汶海海域划界纠纷等。相比之下，一侧邻近大洋的国家较少出现海洋权益纠纷，如日本的东向太平洋一侧。因此，濒临边缘海的国家，其海上执法的复杂性较高。第三，海向接壤国家是指与一国管辖海域边界相连的国家。由于海洋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海向接壤国家间易产生海洋权益纠纷，尤其是海域划界。全球大致存在376～400条潜在海域边界，已经确权的仅占1/3。①以南海为例，我国南海诸岛周边主要国家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各国在南海海域权益纠葛复杂，在进行海上执法时，相关事件极易升级为国际外交事件，甚至带来区域和全球海洋格局的变化，需要格外审慎。因此，海向接壤国家数量多的国家，其海上执法国际性和复杂性较高。总的来说，空间区位对海上执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空间区位决定一国管辖海域的气候类型，气候温和的海域涉海活动比较容易，海上违法活动的发案率较高，海上执法任务较为繁重，要求海上执法队伍具备较大的规模;气候恶劣的海域违法活动相对较少，但海上执法活动的难度较大，对海上执法装备性能与执法人员素质的要求较高。另一方面，空间区位决定一国濒临海域的类型与海向接壤国家的数量，濒临边缘海或海向接壤国家多，较易与邻国产生海洋权益纠纷，对海上执法队伍的维权执法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有一支更强有力的海上执法队伍。(2)水文气象水文气象是指国家所处海域相关的水文和气象状况，包括海域水温、海况、海洋灾害等因素。第一，海域水温主要指海洋表层温度。部分涉海产业对海域水温要求较高，如近海旅游、渔业生产等。海域温度过低的国家涉海活动相对较少，如加拿大北部濒临北冰洋，常年水温在8℃以下，冰期在270天以上，严重影响海上旅游、渔业生产、航运等涉海活动的开展，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二，海况是指风力作用下的海面外貌特征，对海上执法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海况对船舶安全航行、飞机巡逻侦察等影响较大，海况差不利于海上执法的开展，并易引发海难，加大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海况差的海域涉海活动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第三，海洋灾害包括强对流天气、海雾、风暴潮、海冰、赤潮等。一方面，海洋灾害不利于海上执法的开展，如在强对流天气下，海上巡航的危险性会大大提升，进而提高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海洋灾害对涉海活动的影响较大，如海雾、海冰极易造成海难事故，赤潮会导致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给海洋渔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从侧面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一般而言，水文气象不佳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少，但海上执法的危险性较高，不仅对海上执法装备提出较高的要求，并且要求海上执法人员具备良好的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技能;水文气象条件好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多，海上走私、偷渡等犯罪的发案率相对较高，通常需要配备较多的快艇、直升机等，以提高海上执法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实现对海上违法活动的有效管控。

2．2自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是指天然存在并且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影响海上执法开展的自然资源因素主要包括海岸、海域、海岛、海洋资源等。(1)海岸及海岸线海岸是指邻接海洋边缘的陆地，是海洋和陆地相互接触和相互作用的地带，按照构成物质划分为不同类型;海岸线是指陆地与海洋的交界线，包括海岛海岸线与大陆海岸线，可用其形态和分布情况进行精确刻画。第一，按照海岸的构成物质，可划分为基岩海岸、平原海岸和生物海岸三种。生物海岸主要指珊瑚礁海岸和红树林海岸，涉海活动较为单一，海上执法以环境保护为主，专业性较强;平原海岸和基岩海岸附近涉海活动较多，包括海上旅游、渔业、航运等，海上执法需兼顾各方，综合性较强。第二，海岸线形态主要包括海岸线的总长度和曲折程度。一方面，海岸线长的国家通常管辖海域面积较大，海上执法目标区域广阔，提高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海岸线曲折的国家，海湾、海岛数量越多，近海深度越浅，适宜走私、偷渡、海盗等犯罪行为的开展，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等国，海岸线曲折、海岛及海湾众多，走私和海盗活动猖獗，海上执法的复杂性较高。第三，一国海岸线的分布情况可分为连续分布、间断分布两种，连续分布如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间断分布如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一般来说，海岸线连续分布的国家，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布较为紧密，易于集结机动，能够有效应对大型突发事件;海岸线间断分布的国家，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散，如美国海上执法力量资源分散于东海岸和西海岸，不易进行集结，海上执法的灵活性受限。通常情况下，生物海岸附近海域的执法要求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环保专业素养，并相应配备专业化的环保设备;平原海岸和基岩海岸附近海域的执法则对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要求较高。海岸线长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区域广阔，相关执法装备(船舶、飞机)应具备较好的续航能力，以实现全覆盖;海岸线曲折程度高的国家，应配备较多的快艇与直升机，保证海上执法具备较高的机动性与灵活性，以有效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海岸线间断分布的国家，应建立完善的高层协调机制，以克服执法力量资源分散、不易集结的缺点。(2)管辖海域一国管辖海域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部分国际海底区域等，不同区域的国家权利不同，从领海基线向外依次是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见图1)。第一，国家在本国管辖海域内享有管控违法行为、开发相关资源等诸多权利(见表3)，因此各国均十分重视对本国管辖海域的划界。如韩国和日本在1996年领海及毗连区法公布后，均主张更宽泛的基线制度，以扩大本国管辖海域面积，攫取更多的海洋利益。就海上执法而言，管辖海域面积大的国家，涉海活动较多，海上执法的全面覆盖较为困难，提高了海上执法难度。第二，由于一国在不同海域(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不同，海上执法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由上表可知，从领海到专属经济区，国家海上执法职能逐渐趋于专业化。换言之，领海和毗连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海上执法综合性较强，如地中海沿岸的非洲国家;专属经济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海上执法专业性和国际性较强，如日本和新西兰等国。需要指出的是，管辖海域较大的国家，应兼顾海上执法的全面性、机动性与灵活性，海上执法队伍不仅要配备续航能力高的大型舰艇与固定翼飞机，也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快艇与直升机;专属经济区面积比重大的国家，应注重对执法队伍海洋维权能力的培养，建立完善的定期维权巡航制度，以使本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3)海岛海岛是指四面环水、高潮时高于水面的陆地区域，其数量、到陆岸距离和空间分布形态对海上执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海岛数量影响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的范围。海岛作为海上活动的重要载体，本身就是海上执法的主要目标区域之一。同时，海岛直接影响一国管辖海域的面积，部分近岸海岛作为领海基点，是计算一国管辖海域的起始点;边远海岛周围12海里属于一国领海，并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因此，海岛数量多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较为广阔，提高了海上执法的难度。第二，按照海岛到陆岸的距离，可划分为近岸海岛与边远海岛两种。一般来说，近岸海岛的开发管理较为完善，相关执法活动较易开展;边远海岛由于离陆岸较远，对执法船舶的续航能力与抗风浪能力要求较高，不易实现常规化监管，如我国南海诸岛远离陆岸，最南的曾母暗沙到海南岛直线距离1600千米，很难实现海上执法的全面覆盖，海上执法难度增大。第三，海岛的空间分布形态可分为集中分布与离散分布两种。集中连片分布的海岛较易实现统一管理，降低海上执法的难度;零星离散分布的海岛涉及海域广阔，如马来群岛有大小岛屿两万多个，涉及海域东西宽4500千米，南北长3500千米，如此广阔的分布范围提高了相关国家海上执法的难度，且易诱发海上非法行为，加大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简言之，海岛数量多、离陆较远、分布离散的国家，海上执法目标空间区域较为广阔，在保证海上执法的全面性、机动性与灵活性的同时，应注重对边远岛礁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针对性地为海上执法队伍配备监控设备和携带轻型武器的直升机、中小型无人机，以实现对边远海岛周边大面积海域的有效监控。(4)海洋资源海洋资源是指形成和存在于海水、海洋中的资源，主要包括生物资源、能源资源、化学资源和空间资源等，其蕴藏量、分布形态及地点和流动性对海上执法具有重要影响。第一，海洋资源蕴藏量对海上执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海洋资源是各国海上执法机构监管和保护的主要对象之一，海洋资源蕴藏量大的国家，通常海上执法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海洋资源丰富的海域承载力较高，涉海活动较多，提升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秘鲁附近海域渔业资源丰富，非法捕捞活动频繁，秘鲁海岸警卫队与国家警察局长期合作，征募人手监视并鼓励非法捕捞线报，以便海岸警卫队抓捕非法人员。第二，海洋资源的分布形态与地点对海上执法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海洋资源集中于同一海域的国家较易实现对相关资源的全面保护和监管，如英国虽然管辖海域面积广阔，但其海洋油气资源主要在北海，降低了海上执法的难度;另一方面，分布于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易受到邻近国家的觊觎，引起海洋权益纠纷，提高了海上执法的复杂性，如在南海，中国主张管辖海域的油气资源被掠夺，就属于这种现象。第三，部分海洋资源具有流动性，较难实现监管与保护。一方面，海洋渔业资源的流动性，使得某些渔业资源成为几个国家的共有资源，因此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往往要进行国际间和区域间合作，海上执法的国际性特征突出;另一方面，海洋流动性资源的开发也易引起相邻国家间的冲突，如日韩渔业冲突，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先后有328艘日本渔船、3929名日本渔民被韩扣留，44人丧生，而2000年以来日本也扣押了150余艘韩国渔船。大体上，海洋资源蕴藏量较大或分布分散的国家，为实现对特定资源的有效保护与监管，不仅要求拥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执法队伍，并且需要海上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对于海洋资源密布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应在定期维权巡航中给予重点关照;流动性海洋资源丰富的国家，对海上执法的机动性与灵活性要求较高，并且需要根据相关资源的流动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海上巡航。

三、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评价分析

各种自然因素构成海上执法开展的基础背景，并对海上执法产生了复杂影响，进而对海上执法力量建设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海上执法的自然环境评价应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以达到对海上执法自然环境的客观映射甚至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