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治家格言范文精选

【原文】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①，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②，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③。

宜未雨而绸缪④，毋临渴而掘井。自奉⑤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⑥。

器具质⑦而洁，瓦缶⑦胜金玉。饮食约⑨而精，园蔬愈珍馐⑩。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11，实淫盗之媒12。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13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14。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需多温恤15。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16，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17。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无计厚奁18。

曾看到这样一句话，“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相似的，一篇《朱子治家格言》，区区522字，有人读出了仁，有人读出了智，还有人读出了中庸。

《朱子治家格言》是“经典诵读口袋书”的一种，又名《朱子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迷信报应、自得守旧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朱子治家格言》的作者是朱柏庐，而不是朱熹。我们很多人都误以为这里的朱子是朱熹子，其实不然。朱柏庐，名用纯，字致一，是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自幼致力读书，曾考取秀才志于仕途。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康熙曾多次征召，然均为先生所拒绝。著有《删补易经蒙引》《四书讲义》《劝言》《耻耕堂诗文集》和《愧纳集》。《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讲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钟茂森博士在讲解《朱子治家格言》的时候，每句话都分别从事上和心上两个不同的方面来做分析。这里我们摘取了第一自然段，按照钟茂森博士的分析来看一下。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单就这一句话，钟茂森博士就讲了一个小时。从事上讲，是要我们天刚亮就起床，起来打扫卫生，而且要将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从心上讲，是要我们不要懒惰，要勤快，要养成整洁的性格。文章开篇第一句往往很是重要，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大家都知道，一个人一生养成勤快的性格是多么的重要。勤是一切的根本，勤而好学的人就更受欢迎了；反之，如果一个人十分懒惰，那么他走到哪里都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作者要求自己的孩子首先要学会勤。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这一句从事上讲是天黑了就要休息，关好门窗，一定要亲自检查一下，谨防盗贼。从心上讲呢，就是要求我们生活作息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关锁门户”也有要我们关闭心灵门户的意思。结束了喧嚣的一天，我们要将自己的心灵门户关闭，来检点一下当日的得失。圣人云“吾日三省吾身”也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要想不断进步，必须要不断地反省自己。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话从事上讲是说一粒米一滴饭，要我们都认识到它的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我们都要想到创造它们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从心上讲，是教导我们学会珍惜。我们不应该只想着自己有吃有喝，还应该要让自己的子孙有吃有喝。我们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不能再抱着“地大物博”的思想浪费资源了。我们要珍惜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千万不要等到这一切都没有了才明白，那时候什么都晚了。我们要常常像那句广告词一样发问：“如果地球上还剩一滴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千万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不要肆意妄为地去挥霍。

我们读《朱子治家格言》可大致从以下把握文章：整洁，预案，节俭，恤贫，和谐。

摘要：以经学史家而闻名于世的周予同对朱子学有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的《朱熹》对朱熹学术思想源流及著述、朱熹哲学、朱熹经学、朱熹史学与文学、朱熹与象山浙东学派关系等诸多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因而成为现代朱子学研究的先声。尤为重要的是，周予同以经学史的视野研究朱子学，其中对于朱熹经学的阐述和评价，更应当为当今朱子学研究所参考。

关键词：周予同；经学史；《朱熹》；朱子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128-05

周予同（1898-1981年），原名周毓懋，字予同，浙江瑞安人，以经学史家闻名于世，同时也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朱子学研究者。

周予同最初从事教育学研究，曾发表《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自1925年起，把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经学史。据《周予同自传》所言，当时，他赞成时行的“打倒孔子”、“废弃经学”的口号，但是又认为，“应该进行历史的研究，不必高呼口号，而使打倒和废弃的理由了然于胸中”。1927年，他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作序而撰《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明确表达了将献身于经学史的撰著，“慎重地著撰一部比较详密而扼要的《经学通史》，使二千年来经学的变迁，明晰地系统地呈献于读者”。

在周予同看来，中国经学史可分为十期。他说：“中国经学，依学派之盛衰分合，约可析为十期，即：（一）经学开创时期，自古代至孔子之没；（二）经学流传时期，自孔子之没至秦：（三）经今文学昌明时期，约当西汉一代；（四）经古文学兴盛时期，约当东汉一代；（五）经今古文学混淆时期，约当东汉末年以至西晋；（六）经今文学衰灭时期，约当东晋一代；（七）经学义疏派兴盛时期，约自南北朝以迄隋唐；（八）经学怀疑派崛起时期，约当宋、元、明三代；（九）经古文学重兴时期，约自清初以迄乾嘉；（十）经今文学继起时期，约自清嘉道以迄今日。此十时期，如再归纳言之，其重要之学派，仍不外今文学、古文学及宋学三派；至所谓宋学，即上述经学怀疑派之通名。朱熹之在经学史，为第八时期之中心人物，亦即所谓经学的宋学中之重镇也。”因此，研究经学史，必定要研究宋学，研究“经学怀疑派崛起时期”的朱熹。周予同还认为，宋学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宋学家’在表面上虽自称为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而实际他们所用力的，不是热情的去拯救社会，而是理智的去思考本体。将t宋学家’与孔子对比，则显然可见：孔子是偏于伦理的、社会的、情意的，而‘宋学家’则偏于哲学的、个人的、理智的。”所以，周予同研究朱熹哲学乃至其全部学术，并将其纳入经学史研究的视野之下。

一、朱熹学术思想源流及著述研究

周予同说：“中国历来之学术思想，约略言之，分为八期：第一，自上古至春秋老、孔以前，曰思想胚胎时期；第二，自春秋老、孔以后至秦，日诸子争鸣时期；第三，两汉自为一期，日儒学独尊时期；第四，魏晋自为一期，曰道家复兴时期；第五，自南北朝至隋唐，日佛教输入时期；第六，自宋迄明，曰儒佛混合时期；第七，满清一代，曰古学复兴时期；第八，自清末迄今，日西学东渐时期。……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经学史上，固自有其特殊之贡献。然朱熹之学术思想，不产生于其他时期，而必产生于第六时期之前期，则不无时代的背景在；换言之，即完全受时代思潮之影响。”在周予同看来，朱熹学术思想所产生的时期，不仅是经学史上的“经学怀疑派崛起时期”，而且还是思想史上的“儒佛混合时期”。他特别强调佛学对宋学的影响，指出：“佛学之影响于宋学，其时最久，而其力亦最伟。吾人如谓无佛学即无宋学，决非虚诞之论。宋学之所号召者曰儒学，而其所以号召者实为佛学；要言之，宋学者，儒表佛里之学而已。”

一、学规

学规，是古代学校规章的总称，犹今日之学校章程。最初仅为学子在学时有关思想行为之要求和规定，如《管子》的《弟子职》。到宋代则发展成为学校和书院的规章制度，如《白鹿洞学院揭示》。明清时期的官学学规，则偏重对学生思想行为的规范和限定，如《圣谕广训》等。学规在文体上，兼用了语录和文赋等语文形式。

清张伯行作《学规类编》，辑录宋、元、明时期程朱学派有关修身、治学的规则和方法，共二十七卷。以《朱子白鹿洞教条》开首，《学校贡举私议》作结，成为后世采用的教育课本。（参考《教育大辞典》（中）第1799页）

现以《弟子职》和《白鹿洞学院学规》为例做些分析。

《弟子职》是中国早期的学规或学则，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在这里对学子的进德修业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应视为最早的学规。《论语》中，孔子有关“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要求，也可以视作对初学者的学规。孔子的这段话，便成为后来《弟子规》一书的大纲。

到宋代，书院发展后，每个书院，对其教育设施，都有具体的要求和规定，于是“学规”便逐步形成。现以朱熹的《白鹿洞学院学规》为例，做些介绍和分析。

《白鹿洞学院学规》也称为《白鹿洞揭示》或《白鹿洞学院教条》，它明确地规定了实施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以及对学子行为的具体要求。

书院规定实施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此来纠正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贯彻其“德行道艺之实”重德行的儒家传统。

摘要：元代“四书学”为统治者所推崇，并获得了官学的地位，出现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许谦、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等解经学大师。学者们融会“朱、陆”学说，对宋学经传注疏进行补充发明，且对“四书”解释多有创新，创造出元代“四书学”旗帜鲜明的解经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既源于“四书学”所存在的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也来自经学大师个体的学术旨趣，更是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使然。

关键词：四书；理学；经典解释；方法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3-0121-08

南宋大儒朱熹合并《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并著《四书章句集注》为之注解，标志着“四书学”的确立。然而，由于朱熹卷入了南宋末年的“庆元”，使得“四书学”随着朱熹本人受到的政治压迫一道遭遇重创，始终无法进入官学领域。自南宋理宗起，朱熹及其“四书学”逐渐为统治者所推崇。不过，“四书学”一直未被官方以制度的形式加以认可。直到元代仁宗、英宗、文宗三朝，孔子的封号不断提升，国家恢复了科举制度，并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士子科考的主要依据，“四书学”的发展与国家权力制度实现了有效链接后，“四书学”才正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它促使元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四书”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对象，出现了以许衡为代表的鲁斋学派，以刘因为代表的静修学派，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以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以陈栎、胡炳文、朱升、倪士毅为代表的新安学派等诸多“四书学”学派。这些学者的“四书”解释思想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其中也不乏共性。元代“四书学”之解经特色，正是从这些共性中演化而来。

一、融会“朱、陆”学说

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与陆九渊曾提出过两种风格迥异的“四书学”解经思路：朱熹主张借形式化加以拓展的知识论路向，陆九渊秉持借践行性予以证成的实践论路向。朱熹认为，“读书”是认知者借助于圣贤的言论间接把握事物之“理”的方式，他以四书的原文和原义作为其经典解释的出发点和依据，强调义理的阐发须是建立在探明经文本义的基础之上。陆九渊认为，圣人之心比经典更为重要，经典的具体解释中，以己意说经，走体证式的道路，对于圣贤典籍，最重要的是从中窥见圣贤之心，得其精神旨趣，而不是字释句解，依傍附会

康宇：《宋代经典解释方法建构》，《哲学动态》2009年第7期。

。朱、陆二人的经典解释学说影响深远，不过至元代由于朱熹学说的尊崇地位，除史蒙卿、程端礼、邵大椿、桂本、王幼孙等少数宗陆一系外，各“四书”学派基本都是宗朱学派的延伸。如鲁斋学派的许衡，静修学派的刘因均是赵复北上

司马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倘若如此,《诗》必定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可是。后来的朱熹却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序》)倘若如此,至少《诗》中的《风》就谈不上立意深远、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如此,历代经师的诗说反倒阻碍了我们欣赏清新淳朴的民歌。朱熹的《诗集传》作为宋儒解《诗》的集大成之作,统治后世七八百年,为什么这位宋代大儒会主张《国风》出于民间说?为什么《诗经》乃至五经,在宋代的地位与解释路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年前,见《诗集传》出了新的点校本,朱熹:《诗集传》,王华宝整理,凤凰出版社,2007。这些问题霎时又变得新鲜起来。

勘察两千多年来经解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经学解释其实不外两条路:汉学、宋学。“上古之时学必有律。汉人循律而治经,宋人舍律而论学,此则汉宋学术得失之大纲也”,“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189―190“盖宋儒改经其弊有二:一曰分析经传,二曰互易篇章”。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见《刘师培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11―119

汉学治经经世,宋人明经治心:

汉:宗经(古)――崇《五经》――依传解经,疏不破注(古)――(对经书作)政治哲学的解释――体贴孔子(古)――经世――经典与国家

宋:疑经(今)――崇《四书》――离传解经,直指本义(今)――(对经书作)理学文学的解释――体贴自己(今)――治心――经典与性理

可以看出,汉宋两家守住的东西非常不同。汉人宗经,体贴的是孔子,揣摩的是圣人制作的意图;宋人疑经,体贴的是自己,发明的是宇宙―人心的理;汉人治经经世,圣人经书对他们而言就是人世间的“法”;宋人明经治心,经书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得意忘言”的那个言,言虽不可废,却不再是根本――从“得意忘言”到“六经注我”再到“束书不观”,皆不过一步耳。从某种意义上讲,宋人的理学,其实是把经学哲学化。

经学解释的哲学化转向为什么会在宋儒身上发生?换句话说,宋儒为何要把经学哲学化?宋儒当时面对着怎样的困境?要摸透这些问题,可能首先得理清中国文化的纹理。孔子定六经,为后世制法,其宏旨与其说是宗周,毋宁说是为了维系华夏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汉帝国建立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教经书治国,正是经旨所在。这一局面到魏晋时期发生了变化,最要紧的是佛学入华。佛教并非政制性的宗教,而是义理性、关乎个人伦理的宗教。因此,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原,佛教以其对个人伦理的关怀,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中迅速流行。正式的佛经翻译,早在东汉便开始,隋唐之际已灿然大备。如果,佛学在进入之初还要靠与中国文化“格义”一番,那么,到隋唐,佛教俨然已自立门户,成了庞大独立、完全与儒、道对峙的宗教。唐初,官方修订《五经正义》,不能不说有某种抵制佛学、匡护儒学正统的味道。但《五经正义》成后,经解难越雷池,经学日渐死寂。相反,佛教理论至深至浅,其对个人身家性命的细腻看护,使得佛教伦理老少皆宜,况且,佛学思想绵密高超,又颇得高雅之士欣赏。因而,当佛教在中唐大盛之际,就有儒教士站出来“排佛卫道”。

理学的源头远可追到王弼,近可想到韩愈。宋儒接过韩愈“排佛卫道”的任务,并从王弼的说经方法中得到灵感,大有当年孟子距杨、墨的气概。宋五子之所以重《易》,可以说是他们对佛教义理系统的对抗――儒学也是如此精密玄奥!宋儒竭力发明《易》,不过是要为儒学自身的思辨体系打下基础。

李白那首著名的《静夜思》里，“床”当然不是指房间内睡觉的床，而是户外井畔栏杆。这井畔的一片明月光，与“地上霜”才能相映照，相衔接。

中国古代，请别人写字、写信、写文章，称为“捉刀”。那位者，就称为“捉刀人”。这是从曹操的一则故事来的。

《世说新语·容止篇》中，记载了这则故事：

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琰）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魏武帝，是后来对曹操的称谓。这则故事，应是曹操在担任汉献帝丞相时的事了。匈奴派使者来，丞相当然要接见，曹丞相自觉形貌不够魁梧吧，就派他的下属崔琰（季）代作丞相，接见来使。而曹操本人作为侍卫，手执刀戟，立在崔琰的座位后。仪式过去，匈奴使回到宾馆，曹操派人来问：你看我们丞相怎么样啊？对方说：丞相自有雅望，而立在座位后面那位捉刀人，才是真英雄啊。

这则故事，成了历史美谈，也成了“捉刀”、“床头捉刀人”一词的来源。这里的“床”，显然不是今天所指卧室中睡觉的床。古代的床，指坐席，座位。古代称睡觉的床为榻，又叫卧榻。史载：宋开宝八年，宋军南下围金陵，南唐主李煜派徐铉入朝，请缓兵。宋太祖（赵匡胤）对他说：“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个“卧榻之侧，岂容鼾睡”就成了后来的一句成语。

睡眠的床称为“榻”，传到日本，被日本保存下来，就叫“榻榻米”。其实，床，指座位，指坐席，在佛教中也保存下来了，寺院中禅堂里打坐的席位，至今还称“禅床”。在《孔雀东南飞》这首古诗中，“堂上启阿母”，是儿子登上厅堂，为妻子对母亲说情。结果，“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母亲对儿子发火了，槌床大怒。这里的“槌床”，当然不是睡觉的床，而是坐席。

不过，在古代，“床”亦指井周边的围栏、栏杆。李白那首著名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的“床”当然不是指房间内睡觉的床，而是户外井畔栏杆了。这井畔的一片明月光，与“地上霜”才能相映照，相衔接。

【摘 要】朱子《大学章句》的行文模式，主要采取一种前后呼应的构造方法。这种前后呼应，既有古本《大学》本身就带有的，而朱子使之更为完善，又有朱子以己意揣摩而构造的，二者共同构成了这种流畅的行文模式。这种模式贯穿于全文，既有经与传之间的前后呼应，又有经章内的前后呼应、传之章与章之间的前后呼应、传之单章内的前后呼应，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前后呼应的行文模式，使得朱子《大学章句》的体系本末分明、前后有致。

【关键词】朱子；《大学章句》；前后呼应；行文模式

“《大学》被认为是‘四书’之首，被朱熹称之为‘初学入德之门’”1，“并不是《大学》比其他三部经典更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圣人之学’的契入点”1（33页）。朱子《大学章句》之所以能影响后世千百年，便在于他梳理出一个关于如何为学及为学次第的体系，使得圣人之学的契入点清晰可见，使得人人可以得而学之。朱子为建构这个体系，可谓倾尽毕生心血，“朱子（晦庵，1130-1200）平生用力最多者，在《大学》一书”2。因此，为使朱子所建构的《大学章句》体系得到清晰的呈现，我们有必要对朱子《大学章句》再次进行仔细地梳理，以谋求尽可能全面细致地析出其体系。朱子对《大学》古本进行重新编排，其行文模式主要采取前后呼应的方法，使得经与传的区分虽主次分明，但又显见一脉相承之意。“传就是对经的注释，而作为经的注释，传的先后次序自然要跟经文所述内容的先后次序相一致。朱熹正是按照这个原则来编成他的《大学》改本的，并据此将他的《大学》改本分成经1章、传10章共11个段落” 3。因此，朱子《大学章句》经与传相协调的布局是显而易见的，但其经与传的协调并不仅仅在于其编排次序的一致，更在于其行文的前后呼应。正是这种呼应才使得传章与经章之间无悖逆、无脱节、无分离。且这种行文上的前后呼应可谓贯穿全文，不仅在经与传之间存在着前后响应，在经章内也有前后呼应，在传的章与章之间、在传的单章内都存在这种行文上的前后呼应。

1.经与传之间的前后呼应

朱熹的《大学章句》在布局时首先采用了经与传相分别但又相协调、相一致的布局方式，相分别说明经与传有着本与末、先与后之分，有了本末先后之分才有可能有前后呼应（无所先后，何来呼应）；相协调、相一致则说明经与传必然要本末相呼、前后照应（前后不应，何谈协调，何来一致）。因此朱熹在布局经与传时，必然要考虑到前后呼应的问题，而这种布局本身也意味着前后要呼应。

经一章而简，传十章而详，传对经的呼应便体现在这种简与详的对照中。首先，从内容上讲，经与传之间就是前后呼应的。经章内有三纲领八条目，传章内便有纲领章与条目章与此相呼应，经章内有本末先后之意，传章内便有同样的章目予以解说。经章起首之处便明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4，传章便有前三章来“释明明德”、“释新民”、“释止于至善”，不可不谓呼应齐整；经章内接着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1（6页），传章内便有第四章来“释本末”，不可不谓呼应及时；经章内再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传章内便有第五到第十章，分释八条目，且有环环相扣的致密之功，不可不谓呼应紧密。而且，古本《大学》里本没有第五章，即格物、致知章，照朱熹布局便无法呼应于经章内的格物致知，实应是一美中不足处。但朱熹巧夺天心，又依程子意补足了格物、致知章，即“由于这份文本并未提到‘格物致知’，于是朱熹再依程颐之意作了‘补传’” 5，实在不可不谓呼应密切了！而且，这种经与传之间的前后呼应，是完全合序的，毫无乱简错出之疏漏。经章内行文是先纲领后本末而后再条目，传章在与经章呼应时，同样也是先纲领后本末而后再条目，因此，这种经与传之间的前后合序本身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前后呼应。因此，除在内容上，经与传之间存在着前后呼应的关系外，在内容的编排次序上也存在着这种前后呼应关系。

2.经章内的前后呼应

《大学》经章内的前后呼应，主要是指其三纲领与八条目之间的对照关系。《大学》开篇就将大学之道的三纲领提示出来，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明显是一种树立宗旨之法。而这种宗旨如何实现，则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推行步骤。但这“知止、定、静、安、虑、得”的推行方法实际上只是配合三纲领而进行的一种简要的次第说明，并不是一种具体步骤，并不是一种当下切实可行的为学次第。所以，到底如何实现这三纲领，如何落实这大学宗旨，就需要在后文进行细致的说明，这样才能使文章主次分明、本末可见。也就是说，后文必须要有具体的实施步骤以呼应三纲领之宗旨，才能使文章通体流畅、无所偏失。“《大学》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必须配以具体的步骤，这就是《大学》的八目。” 6所以，很明显《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实施三纲领的具体步骤，是对于三纲领的明确呼应。朱熹自己也说“修身以上，明明德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事也” 4 （7页），可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条目是对于“明明德”的详细说明，是呼应于“明明德”这一纲领的，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条目是对于“亲民”的详细说明，是呼应于“亲民”这一纲领的。虽然八条目中有呼应于“明明德”纲领的，有呼应于“亲民”纲领的，但那都是对于《大学》纲领的呼应，都是对于大学宗旨的说明，所以说《大学》经章内的三纲领与八条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前后呼应关系。而且，《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之间本身存在着本与末的关系，而末一般就是对于本的呼应，所以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大学》经章内的纲领与条目之间存在着前后呼应的关系。

家庭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反映着整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的讲话中强调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并列举诸多中国古代经典家教故事。今天，让我们通过古人的治家典范故事，感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风。

朱子家训：对孩子生活的各方面予以规范

《朱子家训》又称《治家格言》，作者朱柏庐，朱柏庐曾考取秀才，志于仕途。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将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画荻教子：千方百计为子女学习创造条件

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欧阳修，文章写得很出色，在文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他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她左思右想，决定自己教儿子。她买不起纸笔，就拿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代替纸笔，教儿子认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的故事。

孟母三迁：为孩子成长创造好环境

孟子的母亲，世人称她孟母。孟子小时候，居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祭拜之类的事，玩起办理丧事的游戏。他的母亲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将家搬到集市旁，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母亲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孟子学会了在朝廷上鞠躬行礼及进退的礼节。孟母说：“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诸葛亮诫子格言：教给孩子处世治国之道

摘要：朱长文的《琴史》是中国首部古琴专门史，它对琴学及音乐文献的辑存、校勘、考辨，使其具有了超越单纯史书的价值。在音乐关学方面，《琴史》是朱长文“人德”“琴德”统一思想的具体化，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唯乐不可以为伪”的传统乐论观。在历史叙事方面，《琴史》在平实的叙事中，蕴蓄着朱长文对君子人格、古琴美学、历史伦理的深沉思考，是“春秋笔法”在音乐史方面的完美实践。

关键词：朱长文；《琴史》；琴德；春秋笔法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7）01-0093-08

朱长文的《琴史》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关于古琴的专门史，该书共分6卷，前5卷采用纪传体的形式收录了“上自唐虞，下迄皇宋”的“通琴理者”162人。卷六是《琴史》的最后一卷，包括琴学专论11篇，分别是《营律》《释弦》《明度》《拟象》《论音》《审调》《声歌》《广制》《尽美》《志言》《叙史》，这11篇总体围绕音、象、歌、志等琴学核心要素展开，它们代表了朱长文的主要琴学观念。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陆续开始对《琴史》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著作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章华英的《宋代古琴音乐研究》，该书在第二章第一节专门讨论了朱长文及其《琴史》，主要对《琴史》的流传情况、版本情况，以及朱长文的生平、著作年谱进行考证和介绍。论文方面，以郑锦扬的《朱长文（琴史）初探》为最突出，该文重在考证《琴史》的性质、编次、历史地位，以及朱长文生平。这些研究，对朱长文及其《琴史》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倡导和奠基作用，但总体来看，仍属于外部研究的范围，缺少对《琴史》文献运用方面的深度发掘，而且对其呈现出来的音乐美学思想、史学观念的研究也明显不够。这些研究空白，恰是本文的主要切入角度，笔者希望籍此，与上述成果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还原朱长文及其《琴史》在音乐美学史中的应有地位。

一、辑存与勘正：“尽得古书，广览博求”

朱长文与琴学相关的著作有两种，除了《琴史》之外，还有《琴台志》。朱长文五世孙朱梦炎在《朱长文行实记》中称其除了《春秋通志》之外“又有《书赞》、《诗说》、《易辩》、《礼记中庸解》、《琴台志》、《琴史》六卷”等书，米芾在为朱长文写的《乐圃先生墓表》中，亦称其“著书三百卷。六经有辩说，乐圃有集，琴台有志，吴郡有续记”。但可惜的是，《琴台志》现已亡佚，《琴史》卷四《白乐天》篇中有这样的表述：“（乐天）官至刑部尚书，其诗篇言琴者颇多，载之《琴台志》。”据此可以推测，《琴台志》当以记载琴诗、琴歌为主，相当于与《琴史》相配的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