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论文范文精选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面临的环境及发展趋势；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拓展的对策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区域性优惠安排增加的趋势、贸易争端背景下，关税壁垒被重新利用的趋势、自由保护主义背景下，贸易限制手段多样化趋势、进入后配额时代的世界纺织品贸易并未从此真正步入自由贸易、利用“二保一反”措施实施贸易限制、用生态标准等技术贸易壁垒形成出口屏障、利用劳工标准制造贸易障碍、新市场出现的背景下，纺织品市场价格下降的趋势、对外拓展贸易市场、巩固和拓展传统出口市场、对内拓展出口动力、出口数量大价格低极易招致进口国的贸易争端和报复等，具体请详见。

2004年12月31日．世界《纺织品及服装协议》(ATC)到期．主宰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近30年的配额体制结束．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从2005年1月1日开始步入”后配额时代”。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中国．也是世界纺织品出口贸易大国．注定要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主角。从2005年年初开征纺织品从量出口关税．到后来宣布调高部分纺织品出口关税，再到后来的取消纺织品出口关税．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新闻不断从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到多轮纺织品贸易磋商．纺织品贸易已成为一个越来越热门而敏感的话题。从政府官员到学者到外贸从业人员甚至到普通老百姓都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发展日益关注。

一、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面临的环境及发展趋势

1、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区域性优惠安排增加的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和贸易的联系与依赖日益增强．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要求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大。1986年，关贸总协定将纺织品回归自由贸易的议题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并决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其宗旨就是主导世界贸易总体趋势朝自由化方向迈进。纺织品配额的取消本身就是贸易自由化的有力例证。因此．从长远来看．国际贸易包括纺织品贸易的大环境是自由化。

但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并不是全球性自由贸易。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全球贸易体系中出现区域贸易协定急剧增长的趋势。截至2003年1月1日．在WTO备案的区域贸易协定总数达到259个在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中有许多专门针对纺织品的贸易优惠安排。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取消了北美三国之间纺织品进口的配额限制和关税．逐步实现其区域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再如美国(2000年贸易与发展法》，赋予加勒比海邻近24个国家以及撒哈拉以南48个非洲国家生产的服装输往美国．在关税和配额方面享有优惠。在欧盟．其内部各国之间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关税已全部取消。欧盟还通过与地中海国家签订《联系国协定》．与巴尔干半岛地区国家签订《联系与稳定协定》．推动双边的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和自由化。欧盟还与南非、墨西哥、智利等国分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分阶段地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和关税。事实上，包括正在谈判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和构想中的泛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都把纺织品服装问题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并考虑特殊的安排。促进区域内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以对抗区外竞争者越来越成为这些区域贸易协议的重要内容。

大大加强的区域贸易优惠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所达成的惠及所有WTO成员的自由贸易制度。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区域贸易优惠安排为贸易转移提供了机会，在对区域市场形成保护．促进与既定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发展的同时，事实上减少了各成员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增加从中国进口纺织品的可能性，增添了我国产品在其区域内扩大市场份额的难度

2．贸易争端背景下，关税壁垒被重新利用的趋势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但地区分布严重不均。由于中国中西部地区存在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水平低、市场环境较差等问题，因此，应借鉴东亚国家和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经验，在“雁行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以便形成更为合理而高效的“雁行”格局。

关键词：加工贸易；雁行理论；梯度转移；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93-05

自1978年珠海市签订全国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快速发展，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 503亿美元，增长322倍。然而，我国加工贸易地域分布严重不均，2010年前5月，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同期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仅为3.9%①。要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就必须把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梯度转移，东部做高端、中西部做中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思路。因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加工贸易科学、合理而有序地进行梯度转移，成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雁行理论”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影响深远的产业经济理论。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首提“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指出日本的产业发展通常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等四个阶段并周期循环，这四个阶段在图表上呈倒V形，酷似飞行中的雁阵（胡俊文，2000）。也有国内学者指出，赤松要是在1936年以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产业跨国梯度转移时提出了“雁行发展形态说”，从而奠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罗建兵，2009）。后来，小岛清把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进一步区分为原形和两种引申形（如图1）（车，2004）。引申形A表示不同产品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国内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引申形B表示产品在不同国家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产品的跨区域梯度转移。后来，山泽逸平通过对东亚经济圈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完善了赤松要和小岛清的雁阵阶段划分，提出了东亚各国产业的发展普遍要经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孙高洁，2007）。“雁行理论”提出后，经大来（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岛清（Kojima，2000）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融合了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理论，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体系（蔡，2009）。从内涵上来看，“雁行”理论主张结合动态比较优势和静态比较优势，谋求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跨越式发展；主张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进行地域分工，把边际产业向外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董洁，2006）。

从以上综述中不难得出，“雁行理论”最初以一个形象的“经济比喻”的面貌出现，通过后来学者充实和拓展后，成为了一种产业转移理论。在宏观上，“雁行理论”能为国家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在微观上，“雁行理论”能指导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或产品生命周期的改变而进行产业转移。从已有的公开文献来看，“雁行理论”主要应用于解释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分析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和研究产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例如，张帆（2003）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徐世刚（2005）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产业分工的新变化；胡俊文（2004）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遗憾的是，国内尚没有学者从“雁行理论”视角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这一当前热点问题。在国内已有的一些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文献中，除了罗建兵（2009）选取了产品内分工的理论视角外，其他的论文都只是从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论述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背景、问题与对策，着力探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党军，2008；艾民，2009；马凌，2009；等等）。虽然已有的研究不无意义，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论，缺乏理论深度。

“雁行理论”非常适用于分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其原因在于：第一，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加工贸易产业的梯度转移，而“雁行理论”主要适用于分析产业的转移；第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深层原因在于产品生命周期和比较优势的改变，而“雁行理论”就是融合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体系；第三，东亚和国内加工贸易的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形态。“雁行理论”应用于区域产业分析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该区域内部存在着相对领先与落后的地区，它们之间保持着产业升级的先后次序；存在着从相对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金戈，2010），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正好具备这两个特征。

【摘要】中国与新加坡对彼此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于两国的经贸往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扩展的引力模型出发，运用2000―2015年的数据，探究两国自由贸易区带来的贸易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并对比贸易转移效应对东盟国家和对中国其他贸易伙伴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既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又带来贸易转移效应，且贸易转移效应对于东盟外贸易伙伴的影响比对东盟成员国的影响更显著。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 贸易效应 引力模型

一、引言

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此中国与东盟正式开启自贸区建设的进程。2004年起“早期收获计划”开始顺利实施，有效促进了区域内农产品的贸易。而对于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的新加坡来说，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金融发展或是社会建设方面，新加坡在东盟十国中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且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也必将越发紧密。

2008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区协议，新加坡成为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单独与中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国家。经过双方的努力，2000――2015 年中国与新加坡之间进出口贸易总额呈递增趋势，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的331.5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795亿美元。此外，比较进口和出口的数据可知，虽然中国对新加坡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整体上增长，但出口总额的增幅显著高于进口总额，表明中国对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的现象。

在进出口结构方面，莫瑶（2016）指出双边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初级产成品比重较低。中国从新加坡进口的货物中，初级产品的进口额出现负增长现象，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大体保持着正增长趋势，工业制成品总额不断扩大。从中国对新加坡出口货物结构来看，中国对新加坡出口的初级产品总额和工业制成品总额均呈增长趋势，且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远高于对初级产品的出口额。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了双边减税的进程，加强了两国在货物、服务贸易等领域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新两国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预示着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合作展开了新的局面。在中国与新加坡双边贸易规模迅猛增长的态势下，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也发生显著变化。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两国贸易产生的影响，并探讨成功的经验，有利于为正在进行中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借鉴，为如何更好地运用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发展贸易提供建议，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内容较为丰富，而针对运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研究则不够全面。本文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贸易创造效应以及对比其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国从东盟国家和从其他贸易伙伴的进口产生的影响。

摘要：近年来，因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持续加大而导致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加剧始终是中美双方关注的焦点。而关于造成中关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学者们则见仁见智。本文通过分类和归纳总结，尝试从统计误差、人民币汇率、外资、储蓄投资缺口、产业转移、贸易政策以及产业内贸易等不同角度对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文献进行综述。

关键词：中关贸易；贸易逆差；统计误差；汇率；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9)02-0024-07

近年来，中美贸易格局基本是以中国整体对外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美国整体贸易对外逆差不断攀升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年上升为显著特征的。这一贸易格局，自然引起了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的极大关注，进而引发了许多政策性讨论和争议极强的论点。这些观点视角不同，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是仍难言正确全面，却带来了极大的政策性误导，同时也给中美之间的正常双边贸易关系带来极大的政策性风险。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观点：

一、统计误差论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争议很多，首先最显著的问题是中美官方统计的贸易数据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统计口径、香港转口和转口增值及服务贸易的相关修正估计才具有可比性。

1、中美统计口径差异　Fung&Lau(1998、2001，2003，2006)以及Feenstra(1998、1999、2002)指出中国的出口采用FOB(离岸价格)，而美国的出口采用FAS(到岸价格)，FOB与FAS的差别在于前者包括装船费用，这项费用一般估计为比FAS高1％，因此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应向上调整1％。在进口方面中国采用CIF统计，CIF包括商品自出口国到进口国的保险费和运输费，或者由第三国获得或者列入服务贸易项目下，CIF通常比FOB高10％，而美国是在海关记录的基础上统计进口，基本上与FOB统计的结果一样，因此在计算两国贸易差额时中国的进口额应该向下调整10％；原玲玲(2005)认为在统计范围上，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李毓灵、余翔(2006)认为美国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也造成一定的统计误差；尹承德(2005)认为美国将中国取道美国转口到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商品也记入中国对美的出口，夸大了中美贸易数字。

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视域下的有关区域市场整合的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可以被部分运用于中国这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研究。借助关税同盟理论和Balassa模型，对港澳与大陆区域市场整合背景进行描述，并对这一层次区域市场整合的贸易流动效应展开检验，实证结论揭示：港澳与大陆间的区域市场整合对彼此的影响不尽相同，港澳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一方面在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的同时，会获得净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实证结果袁明，大陆与港澳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净贸易转移等效应。

关键词：区域市场；贸易流动；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2―06

一、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对区域市场整合的分析和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市场的完全竞争、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决策行为的“理性经纪人”范式；这些分析和研究的重心在强调非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损益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干预的福利分析。关税同盟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区域市场整合理论的核心，曾被公认是随Viner的开拓性研究而逐渐成型的。继之，Shoup、Meade、Lipsey、Tinbergen、Cooper ＆ Massell、Johnson、Balassa以及Corden等学者使这一理论体系最终成型。概括而论，关税同盟理论认为同一关税可以将区域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贸易扩张和贸易条款、成本递减和贸易抑制等效应。

主流经济学家Balassa；Curson；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注重对相邻国家的某种特定空间纬度中的关税同盟问题展开研究，将区域市场整合理解成标准的国际经济学问题。国内学者对这一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赵伟等(2006)解析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指出“区域”尤其是“区域市场”在中国是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作为地域面积与人口规模均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内部多层次的区域经济，至少可分为四个层次：国民经济层次、大区域经济层次、省、市际经济层次和“大中国”经济区层次或“一国两制”层次。在笔者看来，港澳与大陆的区域市场整合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员体之间是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不同货币下的属于同一的经济区域，我们可以将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某些分析范式用于这一层次的区域市场整合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产品周期理论　美中贸易　结构性逆差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中图分类号：F752.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06-000-01

摘 要 在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升，东部沿海已不具备明显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我国加工贸易区位转移势在必行。本文从贸易总量和贸易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加工贸易的现状，并通过东部与中西部的对比研究，得出我国加工贸易转移成效仍不显著，但发展势头看好的结论。

关键词 加工贸易 区位转移 发展现状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得益于国家政策和国际产业转移，在我国东部沿海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成为了推动我国外贸进出口的主要力量。但在金融危机中，“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遭到重创，加上日益上涨的原材料和用工成本，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区位转移势在必行。如今加工贸易发展状况如何，是否出现了区位转移的现象，成为了加工贸易的又一个关注点。

董为政（1997）浅析了我国加工贸易的现状，指出加工贸易存在外部效应差等问题。漆晓宇、庞洁（2004）分析得出我国加工贸易区域结构不平衡的结论，并指出中西部地区要结合自身特点发展加工贸易。黎国林、江华（2008）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分布区位进行了研究，发现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加工贸易额占比接近98%，中西部地区严重滞后，并提出了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等对策。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

1．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快速增长，贸易顺差稳中有升。如图1所示，我国加入WTO以来，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保持较快增长，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首次出现下滑，但2010年各项指标均到达历史最高点。在此期间贸易顺差稳定上升，这将拉动我国的GDP增长。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发展, 无论从贸易规模的扩展上还是在贸易结构的优化上,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巨大的成就背后，我国的贸易结构依然存在着贸易规模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出口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加剧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本文将从中国近十年的外贸结构出发，从外贸依存度这个角度切入，分析我国的外贸现状和结构，并提出应采取相应的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的调整，以促进我国外贸结构的优化升级 ,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外贸结构 外贸依存度 政策调整 多元化

一、外贸依存度基本概念

外贸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以及一个地区的外向程度的经济分析指标。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和名称依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别。本文主要研究外贸的依存度对于宏观国民经济影响，采用使用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计算“外贸进出口依存度”。

二、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外贸总额快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也随之快速上升。2009年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与上年比有所下降，GDP虽然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但依然处于上升趋势，所以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出现相对大幅下降。但是无可否认的是，44%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处于较高水平。

表1. 我国2000――2010年外贸依存度数据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

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品周期理论；美中贸易；结构性逆差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4-0111-02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1引言

现代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物流推动论”认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1];物流联盟的出现通过交易费用的降低,促进了经济的增长[2]。除定性分析外,许多学者从定量视角对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类似结论[3-5]。近年来,浙江省开放型经济发展快速,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发展迅速。1986—2009年间,浙江省进出口总额从12.93亿美元达到增长到1877.35亿美元,增长了145倍。浙江省进出口贸易能取得如此成绩,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物流业的发展有利于进出口贸易成本的下降,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戎梅(2011)就单位物流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单位货物贸易额与单位货物周转费用成反比,单位物流成本的降低对国际贸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6]。杨长春(2008)[7]、侯方淼(2008)[8]等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我国对外贸易与物流之间存在着反馈性的因果关系,而物流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贸易对物流的促进作用要稍大一些。就物流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程度而言,张宝友(2010)运用弹性分析法,分别从物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检验华东地区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物流需求每变化1%,进出口贸易额相应的变化2.56%;而物流供给每变化1%,进出口贸易额就相应的变化6.08%[9]。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王领(2010)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法,利用上海市1978-2008年货物运输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总额相关数据,对上海市对外贸易与现代物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进出口的增加会在长期内促进港口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的增加,但吞吐量的增加并未对上海市进出口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运输量的变化对外贸增长的作用有很大的时滞效应。综上所述,有关物流业发展能否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存在不一致看法。而且还可以从以下角度进一步思考:如果物流对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那么其影响程度是多少?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以浙江省为例,考察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如果有,那么影响程度是多少,影响程度是否随时间的变化有所差异,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方法、变量及数据

2.1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对物流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目的是验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是否有促进作用,影响是否显着。然后,运用弹性理论,通过计算“物流-进出口贸易弹性”,即物流发展速度与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动比率,来测算现代物流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其程度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2.2变量及数据来源

衡量进出口贸易的指标,一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进出口总额。而衡量现代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由于缺乏统一的统计口径,不同学者选择的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已有研究大多以货运量、货物周转量或港口货物吞吐量等指标为代表。从进出口贸易涉及的物流系统来看,其物流环节包含运输、仓储、检验、报关、包装、装卸搬运,以及信息处理等作业内容,其中,运输是必须的环节,故本文选择了货物周转量作为衡量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0),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选取1986—2009年间的数据。

3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