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1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生命周期理论模型

1.1断续增长模式

断续增长模式是指两个企业文化生命周期结合处，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企业文化创新，而使企业核心竞争力小幅下滑，如图1所示。

1.2持续增长模式

持续增长模式是指在两个企业文化生命周期结合处，通过进行合理、有效的企业文化创新，使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不至于使核心竞争力因其他原因而大幅下降。

1.3循环往复模式

循环往复模式是指两个企业文化生命周期结合处，由于企业根本没有处理好两个周期结合点，没有进行企业文化创新，而使企业核心竞争力下滑到企业文化建设初期的水平。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生命周期的三种模式，第二种和第三种是极端的两种模式，一般不会发生，除非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第一种是中庸的模式，也是极易发生的情况。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到企业文化的生命周期，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规避其风险。

2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思路及方法

1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思路及方法

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以及生态理论等相关理论。通过上面的企业文化建设及创新生命周期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命周期三种关系模型，可以得到一些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的启示，并可以利用上述理论模型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和创新。

1.1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如何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展开。

1.1.1企业文化建设要突出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作用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归宿，企业的一切行为都与之紧密相关。同时，企业价值观又决定着企业的战略定位、经营管理，以及经营支持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一定要围绕核心竞争力展开，突出企业价值观的核心作用。

1.1.2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战略观服务战略是一个公司长远的目标，决定着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有什么样的战略观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规划，战略观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战略定位能力的高低。很好的战略定位能力有益于企业根据自己目前的情况和以后可能发展的状况，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引导企业不断地发展壮大。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这一目的，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才能把企业文化建设落到实处，使企业有一个动态、匹配的战略观。

1.1.3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观服务经营管理是企业盈利的根本手段和方法，企业离开经营管理就如一架没有运转的机器，毫无生机可言。经营管理是一项经常性的事务性工作，它是企业战略观在经营管理层面的细化执行。经营管理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运转效率的高低，从而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围绕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展开，使企业有一个动态的、协调的经营管理观。

1.1.4企业文化建设要为企业的经营支持观服务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处于社会的大环境当中，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离不开周围良好的经营环境。比较友好的经营环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使企业的运转更有效、更灵活；相对较差的经营环境使企业处于穷于应付的窘态。因此，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这是企业生存的根本；还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是企业生存的前提。使二者共同达到一种平衡，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企业文化建设是为企业的发展服务的，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促进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使企业有一个融合的经营支持观。企业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要围绕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来建设。以企业精神文化中的价值观为核心，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方面——企业战略管理能力、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企业经营支持能力——进行建设。

一、引入

文化旅游资源怎么开发,学者们有非常深入而广泛的探索,也有学者借鉴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值得借鉴的观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借鉴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参考旅游地生命周其理论逻辑,以动态研究方法,从时间尺度上提出了旅游文化资本化生命周期理论,以期能够从动态的时间变换角度,丰完善文化资本化的理论,并为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新思路与方法。

二、理论基础

布迪厄虽然对文化资本的形式与转化方式做了详尽论述,有助于我们对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与保护的文化的独特路径进行深入思考与研究。

布迪厄有关文化形式的划分值得借鉴,见表1。

具体化的文化形式主体投入时间、精力、劳力,如教育、修养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文化能力哈萨克族传统体育项目 赛马哈萨克族的传统舞蹈黑走马

客观化的文化形式主体投入时间、精力、劳力,获得的文化内容有了可替代的、可转移的物质载体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文化产品哈萨克族毡房

哈萨克族奶茶制作工艺、流程与器皿

摘 要：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尝试借鉴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思维逻辑，构建了文化资本化生命周期理论，并从时间尺度上对文化资本化进行了阶段性的划分，分析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与关键任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旅游文化资本化生命周期的战略思考，以期能够完善文化资本化的理论基础，并为文化旅游的开发与保护提供新的分析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

文化资本化；生命周期；文化旅游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0704

1 引入

文化旅游资源怎么开发，学者们有非常深入而广泛的探索，也有学者借鉴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值得借鉴的观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借鉴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为基础，参考旅游地生命周其理论逻辑，以动态研究方法，从时间尺度上提出了旅游文化资本化生命周期理论，以期能够从动态的时间变换角度，丰完善文化资本化的理论，并为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新思路与方法。

一、先秦儒家“义命观”之基本内涵

孔子的“义命观”在《论语•宪问》中有较为鲜明的体现：“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2]在这里，孔子清晰地区分了自觉主宰（应然）与客观限制（必然）。“自觉主宰”之领域是“义”的领域，在此领域是善恶是非问题；“客观限制”之领域是“命”的领域，在此领域中则有成败得失问题。“道之行”是合乎“义”的，“道之废”是不合乎“义”的。但是，“道之应行”是一事，道在事实上的“行”与“废”是另一事，要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不是人能主宰和负责的。人能负责的是是非问题，而不是成败问题。孔子先区分了“义”和“命”，对“自觉主宰”和“客观限制”同时承认，各自划定领域，然后就人之主宰性以立价值标准与文化理念，将一切客观限制视为质料条件。因为人作为一经验存在，在物理、心理、生理上都处于一系列条件之中，是被决定者，毫无自由和价值可言。但人同时又是一自觉活动者，即在自觉处显示其自由及主宰。前者是“命”，后者是“义”。因此，人生的意义应当只能在“义”的领域成立[3]。也就是说，人只能在“求正当”（义）一点上努力，也只能在此处表现其主宰性。可见，在先秦儒家观念中，“义”与“命”是分立的，人之主宰性是在“义”的领域中体现的，而这种体现又是在现实种种限制下凸显的，因而为实现“义”不得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因此，就理念层面而言，“义”与“命”是分立的；就现实实践而言，此二者又有着内在联系。

二、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在《周易》中的具体体现

先秦儒家的“义命观”在《周易》所记载的旅游文化事象中有着生动的展现。“易”原为上古筮书的泛称。卜筮在古代是国之大事。因其他筮书相继亡佚，而传世者仅为《周易》，故“易”又专指《周易》。《周易》是我国古代最具价值的文化经典之一，深受后世知识阶层的珍视和推崇。《周易》一书不是一时一人之作，而是成于历代众人之手。它分为经和传两大部分。《易经》是西周前期巫史们对积累的大量筮辞进行筛选整理而成的。它由卦爻符号系统和解释卦爻符号的文字系统（即卦辞、爻辞）构成。《易传》是后世儒生对《易经》的理解和阐释，古称“十翼”，约成于战国至秦汉之际。《易经》总计有64卦，384爻。其中有29卦含有旅行内容。全部卦、爻辞涉及一般旅行的条目有100多条，其中包括专讲商旅的“旅”卦。如果加上游猎、出入、往来、涉水、待客、商旅、迁徙等，就有220个条目，相当于其他内容条目的总和[4]。可见，《周易》对人们的旅行预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对于素有安土重迁习俗的农耕民族而言，出门旅行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人们的旅行活动会受到许多客观因素制约。这些因素自然是属于“命”的领域。先秦旅行者对这些客观限制十分重视，因此在《周易》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旅行占卜的记载。从相关的卦爻辞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期人们旅行活动的客观限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道路状况、交通工具、旅行方位和旅行时间等。道路方面，《周易》涉及水路和陆路两个方面。《周易》对作为水路的“大川”尤为关注。“利涉大川”成为《易经》的卦爻辞中最常用的词汇。所谓“大川”，是指大河巨流，它横亘于大地，形成难以逾越的天堑。据统计，“利涉大川”在“需”、“同人”、“蛊”、“大畜”、“益”、“涣”、“中孚”卦的卦辞与“颐”卦上九爻辞、“未济”卦六三爻辞中出现，共9处；“谦”卦初六爻辞的“用涉大川，吉”，取譬与“利涉大川”亦同。而“讼”卦辞“不利涉大川”及“颐”卦六五爻辞“不可涉大川”这二则反面训诫之语，则与“利涉大川”形成鲜明对照[5]。其具体情形如表1所示。由上可知，当时人们在出门旅行前十分关注和担忧是否“利涉大川”。这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一个农耕民族来说，旅行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大川巨流。这种情形显然是由水上交通工具落后所造成的。《易经》中唯一一条记载渡河工具的是“泰”卦九二爻辞中的“包荒，用冯河，不遐遗”。包，借为匏，葫芦。荒，空。把葫芦挖空。冯河，渡河。这句话的大意是：将葫芦挖空，用来渡河，不至于沉没。此外，从“既济”卦初九爻辞中“曳其轮，濡其尾，无咎”，可以判断当时的牛车或者马车也用于水上交通。用如此落后的交通工具涉川渡河，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从后出的《易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渡河涉川的交通工具有所改善，如“益”卦卦辞《彖传》中的“木道乃行”，“涣”卦卦辞《彖传》中的“乘木有功也”，“中孚”卦卦辞《彖传》中的“乘木舟虚也”等，都说明当时已开始用木舟作为水上交通工具。木舟使用起于何时？儒生们在《系辞下》中作了回答：（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6]。这就是说，黄帝、尧、舜这些部落联盟首领曾经挖空树木做成船只，削制木材成为桨楫。船只桨楫的好处，在于可以用来渡过难以逾越的江河，并由此通达远方而便利天下。他们进一步指出，黄帝等用木材制作舟楫大概是取法“涣”卦。“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犹如舟行水面，故有此推测之说。先秦时代，陆路旅行的主要方式是步行。如“履”卦九二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走在平坦通达的大道上，幽静安恬者守持贞正可获吉祥），九五爻辞“夬履，贞厉”（刚断果决、小心行走，守持贞正以防危险[7]）。除步行外，乘车旅行在当时也是经常的事，如“小畜”卦九三爻辞“舆说辐，夫妻反目”（说，通“脱”。车轮辐条中途散脱，夫妻反目离异）；“大畜”卦九三爻辞“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良马在奔逐，利于牢记艰难、守持贞正；不断熟练车马防卫的技能，利于有所前往[8]）；“解”卦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背负沉重行李，乘坐华丽大车，招来贼寇抢掠）；“困”卦九四爻辞“来徐徐，困于金车”（金车，用黄铜装饰的车子。迟疑地缓缓前来，被金车困阻）。《易经》对旅行的方位也较重视。如“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往西南会得到朋友，往东北会丧失朋友）；“蹇”卦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升”卦卦辞“勿恤，南征吉”（不须忧虑，向光明的南方进发必获吉祥[9]）等。可见，先秦人们对旅行目的地的选择十分关注。这是古人旅行重地利的表现。古人旅行对天时也很讲究。如“蛊”卦卦辞“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甲三日，辛日。后甲三日，丁日。弘大亨通，利于涉水渡河。但是必须于辛日与丁日启程）；“巽”卦九五爻辞中的“无初有终。

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先庚三日，丁日。后庚三日，癸日。起初不甚顺利，但最终必有好的结局。时日定在丁日或癸日，必获吉祥）等。先秦时期的旅行，其基本条件大体具备，比如有车、马等交通工具，有大路小道，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货币，还有专门的简陋旅馆。如“旅”卦六二爻辞“旅即次（旅舍）。怀其资，得童仆，贞”，其大意是说旅客住在旅舍，携带钱财，买得一男仆，应当守持贞正。但是，旅途中常常会遭遇到意外的危险或损失。如“坎”卦初六爻辞“习坎，入于坎窞，凶”（面临重重险陷，落入险陷深处，有凶险）；“旅”卦九三爻辞“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旅途中旅舍失火，丧失童仆；应当守持贞正以防危险），上九爻辞“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旅人先欣喜欢笑，后遭祸殃号啕痛哭；就像在荒远的田畔丧失了牛，有凶险[10]）。《周易》不仅对旅行者的客观限制即“命”的领域较为关注，而且对旅行者的自觉主宰即“义”的领域亦屡屡申述。当然，这也是旅行者应当自行负责的领域，而人的主宰性正是在此得到了肯定。这主要体现在对旅行者自身的要求或告诫上。《周易》对旅行者的自觉主宰方面的观点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要有耐心。如“需”卦，其卦辞的主要内容是占卜出行是否吉利，结果是“利涉大川”。接下来各爻辞是讲某人在等待客人的到来：“初九，需于郊”、“九二，需于沙”、“九三，需于泥”、“，需于血（沟洫）”、“九五，需于酒食”。他在郊外等待、在沙滩等待、在泥滩等待、在水沟边等待、在酒食旁等待，看来是在等待远道而来的贵客[11]。整体而言，“需”卦实际上是提醒旅行者旅途多有险陷，不要盲目冒进，不要轻举妄动，要审时度势，要耐心等待时机。二是要有合作精神。“讼”卦中之所以“不利涉大川”，就是因为涉越大河巨川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而人心乖离争讼不已显然不利于共渡难关。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怎样呢？“同人”卦卦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在远郊之野，旅行者只有与人和睦共处同心同德友好合作，才能化险为夷，才能“利涉大川”。“同人”卦上九爻曰：“同人于郊，无悔。”（在郊外与人和睦共处，没有悔恨。）这里再次强调了在旅途中与人和睦共处的重要性。三是要谦虚。谦虚的美德在普通旅途中利于涉越巨流大河。“谦”卦初六爻曰：“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也就是说，在旅途中，要时时刻刻保持谦虚的美德，才能获得吉祥。谦虚的美德在军旅征伐中的作用亦不可低估。同卦六五爻曰：“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虚怀谦逊，与近邻一起都利于出征讨伐，无所不利。）同卦上六爻曰：“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虚名声远播，利于带兵作战、征讨相邻四方小国都邑。）四是要讲诚信。“中孚”卦卦辞云：“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其大意为，旅游者的诚信能够感动无知的小猪小鱼，因此利于涉越大川，利于守持贞正。同卦六三爻曰：“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由于缺乏诚信，树立起对立面，忽而击鼓进攻，忽而疲惫败退，忽而因惧怕敌人反攻而悲泣，忽而因敌人不加侵害而欢歌[12]。此爻爻辞生动地刻画了在军旅中不讲诚信者行动无常、不能自安的丑态。五是要守礼法。如婚嫁旅行时还要注意规范自己的言行遵守礼仪礼节，如“归妹”卦卦辞“归妹：征凶，无攸利”（嫁出少女：要是行为不当往前进发必有凶险，无所利益）。在商务旅行中，亦应如此。“旅”卦初六爻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这就是说，如果旅游者目光短浅行为猥琐不守礼法，就会招致意想不到的祸患。整体而言，“旅”卦告诫商旅者不要斤斤计较，不要骄横不羁，否则就会乐极生悲不可收拾。六是要中庸。中庸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的意思。中庸是贯穿儒者生活的基本的方法论和处世准则。如田猎不一定都会顺利，如“恒”卦九四爻辞云：“田无禽。”就是说，狩猎没有获得任何禽兽。但狩猎亦不可穷追不舍，如“屯”卦六三爻辞云“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其大意为追逐山鹿没有虞人引导，只是空入茫茫林海中；君子应当见机行事，此时不如舍弃不逐，要是一意孤前往必有遗憾甚至会陷入困境。范仲淹对旅途中谨守中庸深有体会，他在评述“旅”卦时说：“夫旅人之志，卑则自辱，高则见嫉；能执其中，可谓智矣。”由上可见，《周易》对旅行者应当负责的领域即“义”的领域，有着较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从要有耐心、要有合作精神、要谦虚、要讲诚信、要守礼法、要中庸等观点中，我们可以窥见先秦儒家对旅行主体的主宰性的充分肯定。总之，既要善于等待和把握时机，又要注意德智的涵养，要善于与人合作，要谨守中道，才能在充满坎坷和荆棘的旅途中化险为夷获致吉祥。

三、先秦儒家旅游文化的“义命观”的现实意义

摘 要: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认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等问题值得关注。本文就日本现当代著名学者加藤周一对于文化问题的相关论点――杂种文化论展开分析,旨在加深对日本文化论理解的同时,从中发掘值得当前借鉴之处。

关键词: 加藤周一 “杂种文化论” 传统 现代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借助全球化的东风几乎蔓延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文明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对待本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对于外来文化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是我们不得不加以思考的共同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日本学者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文化问题的理解。

加藤周一(1919―2008)是日本现当代著名学者、评论家,他学贯东西,对文化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于日本文化的认识尤其深刻。加藤提出的日本文化“杂种”论观点独到,在日本影响颇为深远。本文试图在文化论的范畴内对加藤周一及其文化理论进行剖析,阐述杂种文化论形成的背景、过程、意义及影响,并联系当前实际进行初步探讨。

二、杂种文化论的时代背景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军进驻,第二次世界大战旋即宣告结束。在反法西斯同盟诸国欢庆胜利的同时,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的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针对本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深层次的反思。二战的失败几乎粉碎了日本人固有的价值观,在此后十年左右的时期内,坂口安吾、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纷纷撰文,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旧文化,一边倒地展开了批判,甚至认为日本传统文化都是封建遗毒,是影响今后发展的障碍,这种思潮成为了当时日本文化论的主流。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一改十年以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理解,对曾经遭受猛烈批判、几乎体无完肤的日本文化传统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杂种”论也形成于当时,这显然是事出有因的。下面,本文将分别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展开分析。

1.政治动向

三．《周易》古经观念的意义

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转型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恰好与《周易》文本对应：

时期 在《周易》之体现 文本

西周 《易》筮的解释化 《易经》观念

春秋 《易》筮的人谋化 《左传》筮例

战国 《易》筮的哲学化 《易传》思想

可以说，这次大转型是与《周易》文本之诞生及其早期演进相始终的。

中国文化的轴心期大转型在西周时即已发轫，其经典体现即《周易》。据《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叹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孔颖达疏：“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西周作为轴心期大转型的开端，我们从《尚书·周书》的有关记载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1）就神的地位来看，周代的“天”取代了商代的“帝”，此“天”虽然有时仍带有位格神（hypothesis）[19] 的意味，但更逐渐加重了“自然”（nature）[20] 的色彩，换句话说，“天”的神圣性远不及“帝”了。这里还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周易》古经之所谓“天”并不一定指神，如明夷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姤卦“有陨自天”，这些“天”显然都是在说自然界。其二，《周易》古经里的所谓“命”，例如讼卦“不克讼，复即命”、否卦“有命无咎”，并非神之命，而是王之命，如师卦“王三锡命”、“大君有命”等。（2）就人的地位来看，总的讲，它是与神的地位成反比的；但是，此时的人更少地作为个体的“自然人”[21]，而更多地作为“体制人”亦即礼制化的人而存在了。自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这种礼制就逐渐被视为人的存在性的本质规定：不是人设定礼，而是礼规定人。（3）就人与神的关系来看，呈现出的是一种“疏离”或者“异化”（alienation）的趋势。

[摘要]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并对中国古代及后世生态伦理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面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现代价值：优秀的学术传承、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及新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参考。

[关键词]周秦时期 生态伦理文化 生态治理 生态文明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论文关键词：《诗经·秦风》； 周代礼乐文化； 影响

论文摘要：自东汉班固始，历代论者多以“尚武”为《诗经·秦风》的特征，但这是不全面的。在崇尚武功而外，我们从《秦风》中处处可见周代礼乐文化的印记，此即季札所说的“夏声”，而历代论者大多忽略了这一重要现象。《秦风》中所见之周代礼乐文化，具体来说有车舆、马政、燕礼、田狩、朝觐、聘问、丧葬、饮食等礼仪。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既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刚健清新的审美情操和真率活泼的民歌风味，构成为一大流派，又因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生态环境和风土人情民俗的差异，分别构成若干地域性流派而各具特色。对于《秦风》，自东汉班固始，①历代的论者多认为尚武精神是它区别于其他风诗的最显著的特点。②的确，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秦人一直与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戎狄族杂居，在争战不断的同时也有婚姻上的友好往来，可以说，戎狄文化的确在《秦风》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可是，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秦风》中最早的诗篇《车邻》一诗《序》云：“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该诗作于周宣王时期，秦仲因为伐戎有功被封为大夫，国人为纪念国君之始有车马侍御制度而作此诗。此后，秦在保卫周朝边疆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③周代礼乐文明一直影响着秦。《秦风》作为秦意识形态的载体，展现了周代礼乐制度中的车舆、马政、燕礼、田狩礼、朝觐礼、聘问礼、锡命礼、丧葬礼、饮食礼等礼仪。

一、《车邻》与车舆制度、燕礼

《车邻》一诗首先反映了对车舆制的吸收。“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是说秦仲有车众多，其声邻邻然；有马众多，其中还有白颠马。这里的“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交通工具，而是含有礼制意义的身份象征。《周礼·春官》记载：“巾车，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金路……以宾，同姓以封；象路……以朝，异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路……以田，以封蕃国。”④（p.837-842）这段话就是对周代天子的五路制度的概括，也即五种专用车辆制度，具体指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五种车，其级别高低依次递减。由于在秦仲时代，秦才开始崛起，秦仲被周宣王封为大夫，尚未封国，按照礼仪制度，还没有资格被赐车舆，因为五路制度中的最低一等，也要是蕃国才行。而此时，秦君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夫，由于特殊的军事地位，秦在诸侯中的威望已经很高，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秦仲实际上的地位和身份，已与当时颇为显赫的诸侯无甚区别了。所以，周宣王还是破例赐给它车舆之制，而且，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此时，赐给秦的应该是“木路”，不过，即便只是级别最低的“木路”，也足以让此前一直行“戎翟之教”⑥的秦的国人感到自豪而欣喜不已了。

有车必有马，这里有“白颠”马。毛《传》：“的颡也。”“的”意为“?A”，“白”的意思，“颡”是“额头”的意思。“白颠”是指额头上长有白毛的马，也叫作“戴星马”。《仪礼·觐礼》云：“奉束帛，匹马卓上，九马随之。”⑦（p.601）这里的“卓”意为“?A”，也是“白”的意思。觐礼十马，以白颠马为上，后有九马随之，可见白颠马之尊贵。

君王出入有了车马，身边自然也应该有随从，于是就有了“寺人”一职的设立。“寺人”一职，亦即毛《传》所释的“内小臣”之官。《仪礼·燕礼》云：“小臣戒与者。”⑦（p.286）所以，“小臣”一职即为通传官员觐见君王之命的官，他的职责与天子的“大仆”之职相当。《周礼·夏官》大仆职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燕饮，则相其法。”④（p.972，977）马瑞辰解释说：“诸侯兼官，无有大仆，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命。据此，是诸侯以小臣兼大仆，实掌君出入之教令。此诗言‘寺人之令’是掌君出入之命，故《传》知为内小臣之官也。”⑧（p.363）

摘 要：《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因而堪称是解读周文化的活化石。本文试从微观的文本角度，分析《诗经》婚恋诗、农事诗、宴饮诗、颂扬诗、怨刺诗等各类题材所折射出的周文化，并探究《诗经》思想创作与周代礼乐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诗经》 题材 周文化

一、婚恋诗与周文化

婚恋诗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因为男女之情的主题在演奏时最具和顺、和敬、和亲人际关系的功效，因而也最适合周代礼乐文化对和合效果的追求。因此，在创作、采集、编订的过程中，婚恋诗占有特殊的优势和地位。同时，婚恋诗还展现出不少周代的婚俗和社会风气。

周礼的婚俗在《唐风・绸缪》、《王风・扬之水》这类诗中有反映，有黄昏、束薪、骑马迎娶、堂前等候等。《郑风・野有蔓草》是仲春时节古人自由野合习俗的再现，这表明周礼既有《郑风・将仲子》那样听从父母、媒妁之言，令人不敢僭礼的约束面，也有给予大龄未婚男女自己选择的自由面。这显示出周礼总是寻求一个和谐的平衡点，显得圆融而富有人性。

《卫风・氓》、《小雅・谷风》、《邶风・谷风》等弃妇诗表明春秋时妇女遭弃的现象较普遍，甚至包括宋桓夫人、卫庄姜等贵族妇女。但与此同时，周礼对于被休妇女的命运安排较为宽容，允许她们合法再嫁，典型者如秦穆公将自己被休的女儿怀嬴改嫁给晋公子重耳为妾。可见，周礼注重“和”，对于婚恋中的对立矛盾，都有可以通融的规定。

贵族的婚恋诗则不像平民那么活泼生动，不可避免地染上“政治联姻”的色彩。比如迁居岐周的古公父，“爰及姜女，聿来胥宇”，[1]402一到岐下就与当地羌族姜姓女子结婚，借此寻求联盟和族群利益。

二、农事诗与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