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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摘要：目的是了解有关手足口病的相关知识，探讨手足口病在中医方面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法，做好预防工作。

关键词：手足口病 病因病机 治疗方法 预防措施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2.507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2-0341-01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近年在我国广泛流行，以5～7月为高发期，以婴幼儿发病为主。大多数患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少数患者可并发无菌性脑膜炎、脑炎、急性弛缓性麻痹、呼吸道感染和心肌炎等，个别重症患儿病情进展快，可发生死亡。少年儿童和成人感染后多不发病，但能够传播病毒。最流行的病毒是柯萨奇病毒。我国自1981年在上海始见手足口病以来，中医药治疗手足口病的报道日益增多，尤其是2008年在国内局部范围引起了大流行，少数重症患儿死亡，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同时中医药的治疗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展现了中医临床优势与特点[6]。现将有关手足口病方面知识进行综述。

1 手足口病的病因病机

张立秋[7]认为本病是由于外感时行邪毒，经口鼻而入，客蕴肺脾，波及营分，外发肌肤而成。肖达民等[8]认为本病的病因是由于小儿为纯阳之体，加之嗜食甘肥之品，素体内热偏盛，复感夏秋时令湿热邪毒；主要病机是心脾积热，湿热蒸腾。高英等[9]认为手足口病因感受疫毒时邪与内伤湿热蕴结所致。基本病机为卫表被遏和肺气失宣，故发热、头痛、身楚、咳嗽、流涕；心胃火盛，上蒸口舌，故口舌溃疡；脾胃湿热熏蒸于四肢，则发疱疹；毒邪耗伤气阴，则心悸、胸闷、气短；邪毒炽盛，逆传心包，内陷厥阴，故壮热、神昏、抽搐。

总之，中医基本认为手足口病是由于外感时邪疫毒，内伤湿热蕴结，卫表被遏，肺气失宣，心脾积热所致；主要病位在肺、脾、心三脏，严重病例可累及心包经和肝经；疾病存在卫气营血传变，但很少深入血分。

【中图分类号】R25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83（2012）10-0033-02

轻度认知损害没有明确的中医病名与之相对应，其内容散见于“健忘”、 “痴呆”、“呆病”等相关章节。轻度认知损害患者的典型症状是记忆减退，这与中医的“健忘”有些相似，但是作为痴呆的前期阶段，其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医的“健忘”，与中医的“痴呆”、“呆病”也有关。

中医认为，人的智力，包括记忆、思维等活动均与神志有关，“而脑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实记性所凭也”（《类证治裁》），人体的神志活动主要与脑有关，脑髓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而肾主骨生髓上通于脑，肾中精气乃脑髓的主要来源，故脑和肾与人之记忆、智力紧密相关，肾精亏虚，脑髓失养，故记忆减退。除了脑和肾，记忆和思维活动与心、脾和肝也有密切关系。此外，痰浊瘀毒内生，损伤脑络，使脑气与脏气不相连接，神机失用，也可逐渐导致记忆减退，甚或痴呆。现将轻度认知损害的中医药学相关认识和研究进展分述如下：

1轻度认知损害的中医病因病机

综观历代中医药对“健忘”和“痴呆”相关疾病的记载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本病的病位在脑，与心肝脾肾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基本病机属本虚标实，本虚主要责之先天不足，肾精亏虚、心脾亏虚和气血不足等，标实则主要责之痰阻、血瘀、气滞、毒邪等，诸邪往往兼夹共存，交互为患。

1.1禀赋不足：王清任《医林改错・脑髓说》：“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由于禀赋不足，元气匮乏，至年老而肾气日衰，髓海失充，神志失养，渐成健忘，甚或痴呆。

1.2肾精亏虚，脑髓失养：“脑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记性所凭也”（《类证治裁》），脑髓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本草备要》），《医林改错》亦云：“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指出脑髓减少是记忆减退的病理基础。而肾主骨生髓上通于脑，肾中精气乃脑髓的主要来源，故“肾主智，肾虚则智不足”（《医学心悟》），肾精亏虚，脑髓失养，故记忆减退，甚或痴呆。

1.3心脾亏虚，气血不足：《黄帝内经》云：“血气者，人之神”“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指出血气亦是人的智能、情感和意识活动的物质基础， 病理上，“气血俱虚，精神离散，故令心智不利而健忘也”（《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亦指出：“血气衰少，精神昏愦，故志动乱而多忘也”，此外亦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者（《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篇》），气血亏虚或者气血运行失常也会引起神志疾患。另一方面，“心藏神”“脾藏意，在志为思”，表明人体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与心脾也密切相关。同时，心主血脉，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心脾与气血的生成和运行也密切相关，因此心脾、气血这一体系和人体的神志活动密切相关。思虑过度或饮食不节，耗伤心脾气血，神志失养，故记忆减退，甚或痴呆，正如严用和在《济生方》中所言：“盖脾主意与思，心亦主思，思虑过度，意舍不精，神宫不职，使人健忘。”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2007BAIO7A13)

摘 要 目的:了解乡村基层医生脑卒中防治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脑卒中知识的临床应用能力。方法:对大洼县15个乡卫生院、41个社区诊所、127个村卫生室中分层随机抽取8人、16人、83人,共计117名医生采用闭卷笔试及临床问答的方式,进行乡村医生脑卒中相关知识调查。结果:91.5%医生认为对脑卒中发生起最重要作用的因素是高血压,76.1%的农村基层医生掌握高血压的诊断标准,40.2%的医生掌握糖尿病的诊断标准,27.4%的医生掌握高脂血症的诊断标准,急性脑卒中规范治疗选择的正确率55%。提示乡村医生最后学历、年龄、医院级别分别是基层医生脑卒中防治知识的独立影响因素(P

关键词 脑卒中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乡村医生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0.274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大洼县15个乡卫生院、41个社区诊所、127个村卫生室具有合法行医资格的所有全科医生。

调查方法:按3个级别分层随机抽取乡卫生院8人、社区诊所16人、村卫生室83人,总计117人。2008年5～6月,将被调查医生召集到各乡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用自填封闭式问卷集中调查及现场问答的方法,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笔答内容和口答内容,调查问卷当场收回,口答部分现场打分。

调查内容:根据《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的内容设计乡村基层医生的调查问卷。主要内容有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的诊断治疗知识;高脂血症的诊治知识;急性脑卒中规范治疗。

【摘要】 目的：探讨品管圈在医养结合模式下提高高血压患者对相关疾病知识掌握程度中的效果。方法：开展品管圈活动，包括确定品管圈活动主题，进行主要原因分析、设定目标、制定对策并实施，比较品管圈活动前后高血压患者对相关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之间的差异。结果：品管圈活动后高血压患者对相关疾病知识的掌握调查中，不能掌握相关疾病知识的人次（39人次）较活动前（91人次）有所下降。结论：在医养结合模式下品管圈活动可提高高血压患者对相关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

【关键词】 质量管理； 高血压； 医养结合； 健康宣教

doi：10.14033/ki.cfmr.2017.16.02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16-0054-02

品管圈（QCC）是指同一个工作场所的个人，为了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自发组成一个小团体，通过轻松愉快的现场管理及全员参与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对工作现场进行改善与管理[1]。近年来，品管圈在医学领域尤其是在护理领域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运用，此次是笔者所在科室第三次组建品管圈，开展品质管理活动。由于老年人躯体疾病较多，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新的现代化养老模式，有病养病、无病养老，将医疗服务与传统养老服务相结合，使养老服务的内容扩大化，提高养老服务的质量。服务对象主要是患有慢性病的老人、身体机能有残障的老人，这种养老服务的特点是整合了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资源，不但能为老人提供生活护理服务，还能提供疾病咨询、诊断、治疗、护理、康复指导和临终关怀服务。在笔者所在医院老年病三科室长期居住的老人中，患有高血压疾病的老人占其中的57.83%，所以规范高血压患者的疾病管理变得尤为迫切，对患者而言，改变患者的认知行为，就是利用多种方法改变患者的认知来影响他们的行为[2]。通过针对高血压患者开展品管圈活动能让患者主动参与到自身疾病的管理中，有效改善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护士而言，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能为高血压患者提供更为优质有效的护理服务，充分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切实提高高血夯颊叩墓娣痘管理程度，笔者所在科室对2016年科室内自愿参与的40例高血压患者开展品管圈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6年5-12月，在笔者所在医院住院养老的高血压患者40例，男19例，女21例，年龄64～88岁，平均（79.3±7.1）岁，所有患者均符合高血压的临床诊断标准。排除意识不清，不能自理的患者。品管圈由6名护士组成，其中主管护师1名，护师4名，护士1名，平均年龄为（31.3±5.0）岁。

1.2 方法

1引言

医疗改革和医院创新绩效提升一直是社会热点问题。目前，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资源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医疗资源受众公平性和医院创新服务水平有待提高［1］。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建立公立医院社会网络，整合区域医疗资源，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医生资源、医疗信息和医疗设备的互动共享。知识管理理论表明，知识获取决定了组织的创新绩效［2］，对组织创新而言，显性知识起着重要作用，隐性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变量［3］。公立医院的社会网络越发达，医生的互动交流就越频繁，医疗信息和医疗知识交流的频率就越大，促使公立医院获取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从而提高公立医院的创新绩效。国内外已有一些文献对公立医院社会网络、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的关系做了相应研究［4，5］，但将公立医院社会网络、知识获取和公立医院创新绩效进行整合并探析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创新绩效的研究并不多。本研究将知识获取作为中间变量，构建公立医院社会网络、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关系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深入探析社会网络影响公立医院创新绩效的微观机理，为公立医院提高创新能力提供理论导向和对策建议。

2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2．1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影响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

对组织而言，知识是竞争力的关键来源［6］。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组织能够从新知识的投入中受益［7］。但实际上，知识常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与复杂性，难以被其他组织获取或模仿，也不会自动产生溢出效应，因而需要组织之间建立社会网络关系，促进知识的流动和获取［8］。医院间的交流越多，医疗信息和医疗知识交流的频率和广度就越大，这将不断强化医疗知识的共享机制，进而推动公立医院获取内部化显性知识，同时吸收对创新非常重要的隐性知识，最终推动公立医院的医疗创新。公立医院社会网络是医疗知识转移的有效渠道，必将影响公立医院的创新绩效。本文以隐性知识获取、显性知识获取为中介变量，构建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影响公立医院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图1)。

2．2研究假设

2．2．1相关概念1)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公立医院社会网络是一定区域内公立医院间所有关系的集合，为公立医院解决医疗社会问题提供医疗资源、信息、技术或各种帮助，这种新型的协作模式提高了公立医院的创新绩效［9］。2)知识获取知识是有价值的竞争资源，具有隐性与复杂性等特点［10］，可以依据能否被语言直接表达，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11］。前者能够通过系统、规范的语言明确表述［12］;后者难以直接用语言表达，其获取与个人的技能、经验和洞察力关系密切［13］。按照Barney［14］的描述，以书面文字、数学公式和图表等加以表述的是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一般很难进行明确表述与逻辑说明，它是人类非语言智力活动的成果，是组织竞争优势的源泉，因而隐性知识难以被其他组织获取或模仿。3)创新绩效创新绩效是指采用新技术后，组织价值的增加。何含兵［15］提出，医院科技创新绩效可以由科研投入、科研过程和科技产出三项指标来衡量。而对于组织的创新绩效研究，国外学者Hagedoorn等［16］则认为组织创新绩效的衡量方法通常包括R＆D投入、创新支出总额、专利引用、专利和新产品数量等。以往学者对公立医院创新绩效的研究较少，本文结合组织创新绩效和公立医院科技创新绩效的研究，探析公立医院创新绩效的具体测度。2．2．2公立医院社会网络与公立医院创新绩效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决定了它的创新绩效［17］，已有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探究了社会网络嵌入性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例如，Stuart［18］从合作伙伴的创新程度、Wuyts等［19］从重复接触作用的角度探析社会网络影响组织创新绩效的方式。公立医院通过社会网络对知识进行整合，最终提高公立医院创新绩效。季六祥［20］从医疗协同网络视角，指出医院间可借助网络结构共同创造知识价值，并且医院间的关系结构决定了医院知识创新能力的高低。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对公立医院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2．3公立医院社会网络与知识获取公立医院社会网络能有效地影响公立医院从外部获取知识的效果。位于社会网络中心位置的公立医院能够获取更多的医疗知识和资源，促进医疗知识的流动和转移，能够改善公立医院的创新绩效［21］。Inkpen和Tsang［22］认为网络联系可以反映组织社会网络的嵌入程度。公立医院的网络联系越多，战略决策和行动受社会网络影响越大，获得高质量医疗信息、技术和知识越多，公立医院创新越容易受到外部医疗组织的影响。建立在信息共享基础上的医疗互动，提高了公立医院社会网络成员理解其他成员的能力，拓展了医疗知识转移的网络渠道，最终促进那些难以用语言精确表达的隐性医疗知识在公立医院间传递和转移。由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对隐性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3: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对显性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2．4知识获取与公立医院创新绩效在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中，知识成为组织提高创新能力、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23］。公立医院的创新活动不仅需要内部知识的积累，更需要从外部获取新的医疗知识和医疗技术［24］。组织学习和知识获取决定了公立医院的创新绩效。知识的获取和以此为基础的创新能力对公立医院发展和创新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也就是说，公立医院的医疗创新活动越来越依赖于新的医疗知识。现阶段公立医院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公立医院创新能力的竞争，而公立医院创新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公立医院医疗知识的生产和利用的竞争。公立医院创新活动的关键是利用现有的医疗知识有效地获取与吸收外部新的医疗知识［25］。随着医疗知识存量的增加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知识的转移和使用对公立医院创新活动的作用日益显著。对公立医院创新活动而言，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4］，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过程包含着显性和隐性知识的生产、转移，因此公立医院创新绩效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无形医疗资产的积累。然而这些无形医疗资产具有很强的隐性特点，比有形医疗资产的获取和转移更加困难，因而需要公立医院社会网络的支持和公立医院社会网络中各方的信任合作。由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4:隐性知识获取对公立医院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5:显性知识获取对公立医院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2．5公立医院社会网络、知识获取与创新绩效Barney［14］认为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的资源是组织获得创新优势的决定因素，资源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创新绩效，而是经过组织的创新能力转化成为创新绩效。公立医院社会网络对公立医院来说是一种外部资源，虽然它们不能直接作用于公立医院的创新绩效，但其中的医疗知识、网络渠道和信息共享蕴含着公立医院创新所需的机会和资源。公立医院通过社会网络，获取丰富的网络资源，进而有更多的创新战略选择［26］。公立医院通过获取社会网络中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资源，进行同化、转移，最终更有效地作用于公立医院创新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6:隐性知识获取在公立医院社会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假设7:显性知识获取在公立医院社会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3数据与变量测度

按照产业类型划分，医院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其重要的生产经营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医院知识资本运营能力能体现出医院整体的发展战略、服务水平和管理模式，所以为了做好医院知识资本运营相关工作，就需要加强科研管理方面的投入，通过加强科研管理使管理部门提高对医院知识资本的运营能力[1]。

1医院知识资本的概念

医院知识资本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医院资产净值，是通过一定知识的积累而转化来的，在对医院进行管理过程中最有价值的预付资本。具体而言，医院知识资本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是隐性资本和显性资本。隐性知识资本则是包含医护人员治疗的水平、管理者处理问题的能力；显性知识资本包括医务人员的技能、管理者的管理模式。只有在科研管理中保持高效的知识资本运营能力，才能使医院在运行的过程中保持活力，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2]。

2医院知识资本运营的实施原则

2.1经济原则

在进行医院知识资本运营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和市场的情况进行分析，通过选择最具有性价比的方案，从而提高医院运行的经济效益。简而言之，经济原则就是意味着在进行医院知识资本运营的过程中通过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医院在运行的过程中，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是进行其他工作的基础。

2.2综合平衡原则

医院只有通对于自身知识资本运营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根据市场需求，和医院整体的运营能力，从而能够制定出合理平衡的经营计划。对于知识资本运营综合平衡能力的要点在于：知识资本市场需求与知识资本运营能力之间的平衡；市场需求类型与知识资本服务提供的平衡；资金占用、知识资本投入与信息处理能力之间的平衡;技术发展水平与知识资本投入之间的平衡[3]。

关键词：知识管理；专家经验；医案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2）12-0003-01

名医学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工作是一项关系到中医药命运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在中医传承工作中，提高名医思维中隐性知识的传承效率是培养中医大家的关键问题，而夯实临床医师中医理论领悟与应用水平是实现中医从业者整体水平提升的关键问题。其中，名医医案不仅是名医临床诊疗理法方药综合运用的具体反映形式，可以开拓思路，提供借鉴，反映规律，更是中医继承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名医医案的学习和整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名医医案学习与整理研究现状

近代名医章巨膺先生认为：“中医书刊浩如烟海，但最有价值的资料，能理论联系实际的首推医案。”既往的学习者通过名医医案的阅读，拓宽了临床思维，进一步掌握了相关的中医基础理论；但学习者主要是对显性知识的传承，参悟名医的隐性知识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传统的名医医案学习多为个人行为，学术传承面较窄。中医医案的整理和研究，经历了由孤善本保存、集结成书、文献整理到信息数据挖掘的探索[1]。目前已运用信息技术多角度对名医医案进行整理挖掘，旨在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并总结出新信息，以期揭示名医诊治疾病的共性和个性规律。主要方法有：频数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分析、决策树方法、模糊集与粗糙集分析方法、非相关文献知识发现法等，已成为现今医案研究的重要方法，并取得了显著成绩[2]。但有部分研究工作未遵循中医思维而过分依赖信息技术及统计算法，引发了挖掘效率及准确率不高、结论得不到名医认可等多种问题[3]。

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①医案数据的提供者与数据挖掘的操作者沟通不足，导致中医专业人员对数据挖掘的需求不明确，部分数据挖掘人员对中医专业的研究目的不清晰；②研究过程重视各种规则方法的使用，但缺乏完善的前期循证方法学设计，导致专业与方法的分离；③一些回顾性医案数据存在信息不足、噪音数据过多、数据编码不一致等缺陷；④部分研究对结果进行解读时，重视以现有知识作为标准进行衡量，或者强调以符合名医诊疗思路为标准，忽视了隐性知识的发现。为此，有学者提出了在数据挖掘分析前要对病案进行预处理，使之能符合数据挖掘分析要求；结果解读应遵循“人

机结合、以人为主”的原则对名医经验进行整理，重视定性研究访谈法的运用[4-5]。笔者认为，挖掘过程的复杂性也不容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专业人员，只有靠中医药专家的引导，针对具体问题，选择合理的挖掘方法，才能挖掘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

2 知识管理理念的引入

当前社会，医疗卫生事业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常常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如何强化医学生法律意识、提升医学生法律素养，是医学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对重庆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一系、二系、三系现有各年级学生，采取整体抽样调查方式，抽取600人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54份，有效回收率为92．3％。

1．2方法

问卷抽查法。问卷共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客观选择题，共10题，旨在了解被调查者法律基础知识水平；第二部分为认知程度调查，共3题，分别是“医患关系中医务人员权利及义务了解程度”、“执业过程中涉及法律问题认知情况”和“对医疗纠纷中合法行为了解程度”。根据1～10题检测结果将学生分为A、B两组，正确率高于60％分为A组（答对6题及以上），该组呈现“医学法律基础知识相对较强”；正确率低于40％的分为B组（答对4题以下），该组呈现“医学法律基础知识相对较弱”。1～10题内容摘自“执业医师法律法规考试”相关题目，内容涉及“医疗事故处理”、“执业医师行为”、“追究医疗刑事责任机关”、“《母婴保护法》知识”、“献血法立法目的”、“医疗机构临床用血规定”、“甲类传染病疑似病人报告时间”、“违犯《医师法》承担责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内容”、“患者权利”和“确立脑死亡意义”。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AS9．1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摘要： 文章从知识管理角度研究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初步确定了中医医者个体隐性知识的测评指标，为今后选拨真正可以继承中医药学精华的优秀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隐性知识；中医；测评指标

1 中医传承的现状

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实践基础上的实用医学，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并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医学经验与技术。但随着西医药的发展并在世界范围传播，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受到极大地影响和冲击。近些年来，政府对中医的关怀、保护和扶持力度并非不大，中医药教育规模也在一天天扩大，但中医发展并没有取得我们所期望的效果，反而中医的医疗市场在不断的萎缩，中医的临诊疗手段也在一点点消逝，名老中医经验没有得到根本性继承，农村中医医疗严重缺失，民间特色中医疗法不断失传，中医传承明显出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这些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中医传承与发展的担忧。笔者认为在中医的传承与发展中，中医优秀人才的选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医人才队伍的建设刻不容缓。其中中医隐性知识的传承是重中之重。

2 隐性知识与中医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匈裔英籍思想家迈克尔·波兰尼在其《个人知识》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人有两种类型的知识。通常称作知识的是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达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没有被表达的知识是另一种知识，比如我们在做某件事的行动中所掌握的知识[1]。”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认为隐性知识是以行动为导向的知识，并指出了隐性知识的三个特性：一是隐性知识是关于如何行动的知识，常常是在特定的情况、环境和条件下所拥有的内在知识；二是不同于学业知识，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与人的目标实现相关；三是隐性知识的获得一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是在日常工作和经验中获得的[2]。日本知识学教授Nonaka从管理学角度提出“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它深深地植根于行为本身，植根于个体所处环境的约束，如某种工艺或专长、某种专门的技术或产品市场、工作小组或团队的业务活动，它有其自身的特殊含义，因此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他还认为隐性知识不仅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价值体系等因素[3]。

“隐性知识”即为存在于人的大脑中难以言表、但却能感觉到、自己知道如何去行动的知识，如个人的价值观、技能、诀窍、处理问题的方式、心智模式等。人们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技能知识大部分都属于隐性知识。《旧唐书·许胤宗传》曰“医者，意也”，中医的神韵正在于其“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意向性特征当中。中医隐性知识就是指中医医家在临床实践中形成的、个体所拥有的、难以用文字描述和言语传授的知识和体验，它是中医传承的命脉。中医隐性知识包括理论认知和技术操作两类：前者主要指存在于中医经典古籍等显性知识中的隐性知识，后者主要指中医医者在临床中自行发挥但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知识。很多中医医生在临床诊疗时所施展的医术背后，已经是调动和激活了大量的隐性知识。

3 个体隐性知识测评的前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