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学论文范文精选

书名：《中央银行的逻辑》

作者：

出版时间：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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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时间：2015.5

摘要：本文从产权角度出发，建立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微观行为模型，通过分析和考察理论模型和现实情况，认为在中国当前金融稳定政策的框架下，由于中央银行与微观金融机构事实上的产权关系，其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职能均受制于微观金融机构，独立性受到损害。为了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必须切断其与微观金融机构的产权关系。

关键词：注资；再贷款；产权；中央银行独立性

中国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6―003―07

一、引言

近年来因为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发生，对各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各国中央银行都明确把金融稳定作为重要的职责。随着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被分离出去，同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两大职能就是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

中央银行化解金融系统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主要策略和手段有紧急流动性贷款、存款保险制度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通过贴现窗口或公开市场操作向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我国则主要通过间接注资和直接再贷款来实现，比如：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从2003年底开始用外汇储备，向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等重点金融机构注入大量资本金，成为其惟一或主要股东；1997年以来，在清理整顿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基金会等过程中，为解决被撤销的金融机构支付个人合法债务和外债的资金缺口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共提供了1411亿元的再贷款；截至2004年6月底，中国人民银行向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提供总计5739亿元的再贷款，并向各对应国有银行发行了10年期金融债券8200亿元等。通过注资和再贷款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流动性支持，中央银行成为微观金融机构事实上的股东和债权人，并且要保证投入资金的收益性，这样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事实上的产权关系，使中央银行受制于金融机构的微观利益，可能隐含着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冲击。本文从产权角度出发，借鉴并修改了陆磊的微观行为模型，通过对中央银行和微观金融机构最优决策的分析，得出了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到影响的结论。

二、文献评述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研究多数是基于解决动态非一致性理论和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解释的通胀偏差(inflation bias)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而探讨把货币政策赋予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的问题，代表性的理论有“保守的中央银行家”理论和“委托一”理论，它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在消除通胀偏差方面的作用。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是从解决通货膨胀偏差的角度来研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文献，这些文献把政府、金融利益集团和公众看作是各自利益最大化者，认为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其中的金融利益集团理论比较有代表性，其主要观点是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内生决定的。他认为经济政策是各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斗争、博弈的结果，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的货币政策也会受到金融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由于金融部门与中央银行有着频繁的人事和业务往来，金融部门游说中央银行相对于游说庞大的政府官僚系统更为方便等原因，金融部门和中央银行容易结成联盟。而金融部门通常高度厌恶通货膨胀，这样中央银行就会独立于政府执行货币政策来保持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中央银行独立性得以实现。

摘要：本文就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进行了会计分析，发现：目前商业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其实是现金替代物，不会对央行货币发行权造成冲击；商业银行通过资产增加发行电子货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获得铸币税收入，但对央行的冲击仅限于逻辑上的存在；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形成真正冲击的是可以无限背书的电子本票和电子支票。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发行；铸币税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1-0014-04

一、研究现状

电子货币的发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的挑战是讨论的一个焦点。多数学者认为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产生了冲击。梁歌春(2004)和李成、刘社芳(2004)认为电子货币替代现金，使央行的现金发行减少，导致央行铸币税损失；同时，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多元化，也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造成了威胁，使央行“发行的银行”的地位受到挑战。欧阳勇、唐晓林(2004)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央行货币发行权是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的发行权，电子货币减少现金流通，但通过增加银行存款增加等额的准备金(法定准备+超额准备)，电子货币没有减少基础货币，因而电子货币不能完全代替现金，电子货币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影响。

本文通过会计分析剖析央行货币发行的内涵和机制，通过讨论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发行电子货币的情况存而不论)发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分析电子货币发行的内在机理以及电子货币发行如何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产生影响。

二、央行货币发行的职能和机制

央行的货币发行指央行通过增加资产发行现钞，进而增加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现金+准备金。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基础货币=发行货币+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的行为；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即指央行对基础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程序如图1，央行在发行基础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全部发行货币的铸币税(不论是以现钞面值减印刷成本计算铸币税，还是以货币发行引致央行资产增加带来的收益计算)。

摘要：我国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内学术界对有关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绝大多数仅局限于对国外现有的存款保险制度的优缺点加以比较分析，或是对相关文献做一些整理综述的工作，即使有个人观点，也是描述性地加以阐述。本文借鉴不完全契约理论，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不同条件下，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LLR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比较有意义的结果。从方法论上讲，这与前人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最后，根据本文模型，作者提出了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选择的个人观点，并指出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关键词：存款保险；最后贷款人(LLR)；不完全契约

中图分类号：F840；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3)-0049-07

一、引言

存款保险制度是为了保护存款安全和储户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安排，通过银行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费，在银行发生经营风险或者遭遇危机时为存款人提供补偿。它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一起被公认为金融安全网的三大基本要素。尽管国内有些学者，如项卫星和李宏谨、陆春红和贤、高建华等，认为中国目前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或不宜过早推行之，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表示了对其出台的理论支持(刘士余和李培育；华如兴和施平；谢平等；何光辉和杨咸月；钱小安；张伟；苏宁；王自力)。颜海波㈨还分析了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与相应的职能。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倡导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曾表示：银行改革在“倒逼”存款保险制度的提速，中央银行不堪重负也是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诱因。最近，人民银行已经会同财政部、银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成立了《存款保险条例》起草工作小组，正在抓紧进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和论证工作。

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的讨论。华如兴和施平、王贞琼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组织形式提出了相似的设想：最初存款保险机构应由中央银行设立存款保险局并附属于中央银行，不以赢利为目的，业务受中央银行监管，但是必须具备权威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待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刘士余和李培育倾向于在我国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专司存款保险职能。该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负责归集、管理、营运存款保险基金；履行对投保机构退出市场的清算职能并及时向存款人进行赔付；在银行业面临严重的系统问题时，依法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进行特别融资。王自力指出，良好的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设置原则，并不排斥在存款保险制度初创时期，由中央银行牵头组织制度设计、拟订存保法规，以及按照确立的法规创建存保体系并进行早期运作，目的之一是要通过强制保险、有限赔付、差别费率、风险监测和退市处置等有效手段，强迫存款人慎重选择银行，经营者谨慎经营，换句话说，即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来强化市场约束，防范道德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作者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LLR)的关系，才能对其组织形式做出合理的选择。但从很多文献来看，存款保险和LLR各自的运行机理已经有大量研究，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刘丽巍和李华、姜占英和刘浏曾尝试分析了这两种制度各自的利弊和彼此的关系。颜海波指出，对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来讲，银行监管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中央银行LLR是第二道防线，而存款保险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划清中央银行LLR与存款保险出资救助的时间和顺序，处理好两者在解救银行危机时的关系。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对不同银行管制职能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还是很初步的(Kahn和Santos)。国外学者Repul-lo曾借鉴Dewatripont和Tirole的一个不完全契约框架，探讨了LLR职能的最优配置。在他的模型中，银行因受到流动性冲击而需要LLR的贷款，LLR将被赋予监管权利以获取有关该银行财务状况的信息。Kahn和Santos对Repullo的模型加以改进，发现单一的监管者会导致银行监管不足和银行信贷资产的次优配置。他们分别在完全信息条件和在监管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考察了解决过度宽容问题的替代机构。还特别指出，监管者们有一定的激励拒绝共享所收集到的信息，某些监管者发现收集某些特定的信息相对容易，这一结果意味着在配置银行管制职能时，考虑信息优势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则在RepulloTM、Kahn和SantosTM模型(简称RKS)的基础上，以微观经济视角研究了存款保险与中央银行LLR的关系。

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回顾了近年来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以及存款保险和中央银行LLR之间关系的讨论。第二部分，作者基于RKS模型，对二者最优关系给予了经济学理论上的解析。第三部分，总结基本结论并根据模型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组织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及模型可能加以改进的地方。

摘要：近几年来，理论界兴起了研究电子货币的热潮，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本文试图从电子货币对我国中央银行及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两个方面对近年来我国电子货币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的梳理和评述，以期推动我国电子货币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电子货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述评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6-0038-02

一、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发行主体地位

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虽然对经营信用卡业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诸如公交卡、校园卡、VIP卡、优惠卡、打折卡、会员卡等其他类型的电子货币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当前电子货币发行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有是一些特别发行公司的非银行机构（如维萨和国际信用卡组织），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多元化使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的银行”地位受到了挑战。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目前发行的所谓电子货币其实是现金替代物，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冲击。“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形成真正冲击的是可以无限背书的电子本票和电子支票，一旦技术成熟，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将彻底颠覆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

（二）铸币税收入的流失

【摘要】由于中央银行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都十分重视其独立性，学术界也对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予以了普遍关注。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主要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及实质、各国模式比较、中央银行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等几方面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认知进行了如下综合阐述。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相对独立；模式比较；发展趋势；综述

自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瑞典银行建立至今，中央银行体制己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承办商业银行业务到现在的单独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可以说一部中央银行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央银行寻求独立性的历史。本文首先较为全面地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其实质是相对独立性；其次比较分析了各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不同模式；然后对中央银行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个阐明，央行独立性程度的选择应该符合一国国情，相对独立与适度合作相协调。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借鉴意义。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及实质

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含义，现有文献更多的是从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但是，在金融国际化背景下，仅仅立足于同政府的关系来分析其独立性显然是不够的。现就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三方面较为全面地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内涵进行具体阐述。

1.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独立性受制于很多因素，其中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般地，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和它在制定与执行货币职能过程中受政府干预的程度。[1]。中央银行作为一国金融管理当局，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只能是相对独立。央行与政府在经济与政治上紧密联系且两者在经济发展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因此央行政策目标不能背离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目标央行，必须与政府密切配合，并受其监督和指导，而不是凌驾于政府之上或者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自行其事[2]。

2.中央银行相对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独立性

摘 要：随着金融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央银行沟通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在转轨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中央银行沟通的积极作用，是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围绕中央银行沟通的本质属性，对其内涵和外延、沟通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沟通的相关理论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央银行沟通；透明度；预期管理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1－0008－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1.02

随着预期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沟通在引导和管理市场预期方面所具有的工具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界、业界的广泛关注。中央银行沟通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相对来说为时不长，在实践过程中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为了充分发挥沟通的工具作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需要对沟通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围绕中央银行沟通本质属性，对其内涵和外延、沟通所要实现的目标以及沟通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

一、中央银行沟通的内涵和外延

通过成功的沟通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促进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共识。近年来，学界、业界围绕“中央银行沟通”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并未就“中央银行沟通”给出一个规范的定义。把中央银行沟通直接定义为实现货币政策透明的工具，或者混同于货币政策透明，忽略了中央银行沟通的诸多核心特征。

（一）中央银行沟通的内涵

Blinder et al（2008）认为，中央银行沟通可以被定义为“中央银行向公众披露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策略、经济前景及未来货币政策意向等相关信息的过程”[1]。这一定义强调了“信息披露”在中央银行沟通中的重要性，但却仅强调了中央银行的信息披露过程，而忽视了中央银行寻求信息为沟通对象理解认同这一重要目的。

摘要：货币供给是《货币银行学》教学中的重点币口难点问题，文章从货币供给经典理论出发，广泛借鉴主流货币银行学教材和著名高校货币银行学精品课程在货币供给部分的教学方法，针对货币供给教学中的难点。探索货币供给教学方法。

关键词：货币银行学　货币供给　乔顿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1-116-03

对货币供给的理解是掌握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及分析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前提，因此货币供给的在《货币银行学》教学中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在教学实践中，货币供给问题也是一个难点，本文的目的是探计在《货币银行学》中货币供给部分采取怎样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一、货币供给中的教学难点

在长期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实践中，通过问卷调查、课后交流、作业和考试等手段。我们发现在货币供给教学中，授课对象经常遇到的典型疑难问题有这样一些：存款派生模型比较抽象，授课对象对存款派生模型无限派生的假定难以理解，通过T型账户阐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自债表的变化也比较难理解；存款派生模型和货币供给模型之间的关系理解不透；基础货币的本质难以把握。比如授课对象有这样的疑问：基础货币是货币供给的源泉，但基础货币的三个组成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流通中现金和超额存款准备)中只有超额存款准备金具有存款派生的能力，这是否存在矛盾；对乔顿模型理解存在偏差。比如授课对象有这样的疑问：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会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但是当商业银行通过再贴现或公开市场业务获得资金时，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将提高，而货币供应量将增加，这是否存在矛盾。

经过梳理，我们认为存在这些疑惑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理解不清，通过教学环节的合理设计可以使得货币供给中的有关概念和理论更加清晰地展现给授课对象，以改善教学效果。

摘要：在外汇市场交易者预期异质性的假设条件下，以2005年7月-2015年12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沟通频数和人民币汇率数据为样本，采用异质预期汇率模型考察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总体影响。研究发现：（1）在异质预期条件下，中央银行沟通通过信息机制和协调机制影响外汇市场交易者的异质预期，从而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2）人民币外汇市场预期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基本面交易者预期与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中央银行沟通对基本面交易者预期的影响大于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同时，基本面预期下的汇率波动程度相比技术面决策预期大。由此，中央银行沟通通过基本面预期管理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较大。但由于我国外汇交易者预期向基本面预期转换的发生概率小于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平稳作用效力受到一定的局限；（3）中央银行沟通对技术分析交易者预期和基本面决策交易者预期相互转换过程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中央银行沟通；汇率波动；异质预期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汇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特征日益凸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和完善；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趋于灵活且一直处在浮动升值的运行区间内。毋庸置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将在缓解我国经济内外失衡上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更加频繁地波动也将必然导致市场投机行为加剧、外汇风险增加以及货币当局的调控监管难度加大等问题。在“日元”和“卢布”先后遭遇大幅贬值危机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为支持实体经济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的实况下，新近纳入IMF特别提款权（简称“SDR”）的人民币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汇率变化挑战。短期汇率波动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整体经济运行。综观各国中央银行实践，中央银行主要通过沟通政策和实际干预两大工具对短期汇率波动产生作用。中央银行沟通是指中央银行就当下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策略、经济前景以及未来货币政策意向等相关信息，向公众进行披露的过程（Blinder等，2008）[1]。与“窗口指导”不同，中央银行沟通的操作目的是发挥其对公众预期的引导和管理作用，而并非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非正式监管。有限理性的公众具有异质性预期和不同的风险偏好，导致其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解读往往存在差异。出于加强公众预期管理的需要，各国中央银行高度重视沟通政策这一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在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因此不断提高。实际干预是货币当局直接作为外汇市场的本币交易者，买入或卖出外汇来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以期达到汇率政策目标的一种汇率调节方式。近些年来，出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外汇占款风险的考虑，中国人民银行在实际干预的使用时机和频次上表现更为审慎，更加倾向于使用时滞短且成本低的中央银行沟通以平稳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李云峰和李仲飞，2011）[2]。

从现有文献看，中央银行沟通对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中央银行沟通创造信息的能力，下文中称之为“信息机制”。即中央银行就某些信息进行沟通，会改变私人部门预期及投资决策，从而影响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针对这一问}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国外，国内尚存很大的研究空间。Fatum和Hutchison（2002）通过对欧洲中央银行官员的沟通研究发现，其公开言论能够对欧元汇率产生一定的短期影响，特别当该观点是负面时，影响可持续较长时间[3]。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Beine 等（ 2009） [4]， Radovan Fi?era和 Roman Horváthb（2010）[5]与Ashima Goyal和 Sanchit Arora（2012）[6]选择了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捷克和印度的数据对同一问题进行了不同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均证明了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波动有一定的影响。不同与上述学者，?gert和Kocenda（2014）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时期，中央银行沟通的外汇管理作用更为明显[7]。第二，中央银行沟通协调预期的能力，下文中称为“协调机制”。鉴于中央银行沟通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及地位，沟通信息容易受到市场参与者关注，成为信息“聚焦”，减少了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异质预期和异质信息，进而平稳金融市场中的价格波动。例如Sawicki（2007）[8]和Neuenkirch（2013）[9]的研究都发现公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和通货膨胀的报告非常明显地影响了近期的利率预测，尤其是对于当天的预测，并且指出中央银行沟通是通过减少预期的多样性来管理预期的。

综上所述，中央银行沟通的文献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仅考察中央银行沟通对外汇市场的有利或不利影响。大部分学者在解释中央银行沟通为什么会影响外汇市场或有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时，只是简单地在“一致性市场预期”假设下提出中央银行沟通有助于引导和改变公众预期，继而影响外汇市场。对于引导预期的具体路径和效果的阐释相对模糊。此外，未将中央银行沟通、异质性的市场预期与汇率波动三者相互联系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造成了中央银行沟通的现有理论对现实政策操作的解释力度较弱。因此，本文以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存在异质有限理性预期为研究假设，通过将市场交易主体划分为基本面决策交易者和技术分析交易者，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过程中中央银行沟通、市场异质性预期与外汇交易行为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推演出更为详尽的中央银行沟通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此同时，本文选用异质预期汇率模型，对中央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总体影响展开相应实证检验，试图在市场交易者预期具有异质有限理性特征的微观视角下，为中央银行完善和发展人民币汇率调控策略提出政策性建议。

理论基础分析

一、中央银行职能的法律界定

通常我们将中央银行的职能分为三部分，即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和银行的银行。虽然也有其他归纳方法，如美国132所大学的通用教科书《货币、银行和经济》认为中央银行有两个主要职能：一是控制货币数量与利率，即控制货币供给的职能；二是防止大量的银行倒闭，即最后贷款人职能；此外，还有一些日常职能，如为商业银行和政府提供服务，发行通货，充当政府顾问等职能。〔1〕我国青年学者陈晓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将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能归纳为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三个方面。〔2〕显然，上述几种观点的区别更是明显。无疑，中央银行作为发行银行和国家银行的职能是没有争议的。

但对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从中央银行的演变过程看，早期的中央银行主要是作为政府（国家）银行而存在的，如1668年的瑞典国家银行，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稍后建立的中央银行则更多地是为了发挥发行银行的职能，如1816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创立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是为了恢复国家货币价值而建立的，以后德国、瑞士和意大利建立的中央银行大多出于统一货币发行的需要。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elhart）指出：“1900年以前，有关中央银行的作用的经济分析主要集中于是否应当集中发行钞票和进行国家黄金储备，而如果集中，中央银行又如何控制这个问题”。〔3〕可见，早期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银行的银行这一职能。

然而，中央银行一旦拥有国家银行和发行银行的职能，它们在银行系统内的中央地位，它们作为政府银行的“政治”权力，它们对国家大部分的铸币储备控制，以及最重要的是它们通过商业汇票的贴现而提供额外现金、货币的能力，使它们变成了银行的银行：商业银行不仅持有它们自己的一大部分（现金）储备，以同中央银行取得平衡，而且在困难时刻还要依赖中央银行提供流动资金。古德哈特指出：“在19世纪初创立的中央银行的多数例子中，它们作为银行的银行作用的全部结果在初创时还只能模糊地察觉到，这些职能是从该系统内部各种关系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4〕我们知道，英格兰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还是白芝浩1873年在《伦巴特大街》里首次揭示的。

那么，银行的银行职能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古德哈特指出：“在历史的经济过程中，这种地位的建立是为了承担起责任使中央银行去发挥它自由决定金融管理的特定艺术，普遍地对银行系统的健全予以全面的支持和负责。”而“这种管理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个是同经济中货币总状况有关的宏观功能与职责；另一个是同银行系统（个别）成员的健全与福利有关的微观功能”。〔5〕后来，前一种宏观职能我们将它称为货币政策，后一种微观职责则称为金融监管（或银行监管）。中央银行的演进表明，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职能逐步得以加强，以致到纸币本位制确立以后，银行的银行职能的两个方面：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若将中央银行的职能界定为发行银行、国家银行、银行的银行，即使不能说其是错误的，但其至少也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只有当中央银行具有银行的银行职能以后，它才成为一家真正的中央银行。众所周知，早期中央银行有不少原来是商业银行，即使当它承担了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如发行银行、国家银行，它也依然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例如，在英国，《1844年银行特许条例》将银行分为两个部：一是发行部，负责货币发行；二是银行部，从事普通商业银行业务。后来，出现了承担银行的银行职能的需要。显然，这种职能和它们同时具有的商业银行身份存在利益冲突，并且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和难以调和的，结果是，中央银行只能放弃商业银行业务，它们变成了纯粹的中央银行。限制或“剥夺”中央银行私人股东的权利甚至将商业银行收归国有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例如，《1946年英格兰银行法》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当然，先前的股东得到了补偿），同时，该法授权英格兰银行管理商业银行。根据该法第4条的规定，英格兰银行有建议权、要求权和一定条件下的命令权。〔6〕

早期建立的中央银行大多同时具有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职能，英格兰银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直到1997年5月以前，英格兰银行的监管职能一直在强化之中，《1979年银行法》、《1987年银行法》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授予英格兰银行更多的监管权力。根据1985年政府的《银行监督》白皮书，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了由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总裁共同组成的银行监督委员会以协助银行（该行设有银行监督处）完成监督职责，〔7〕毫无疑问，金融监管是英格兰银行的法定职能。其他如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葡萄牙、爱尔兰、希腊等国也有类似情况。如1975年，对葡萄牙信贷机构的监管权也由财政部转至中央银行。1982年，希腊的金融监管权由通货委员会转交中央银行。而修改后的《新西兰储蓄银行法》扩大了中央银行的监督权。〔8〕但是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一直没有同时兼有上述两种职能。如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挪威、瑞士、瑞典等，究其原因，除德国中央银行一向独立性较强（二战时除外），因而没有取得金融监督权力外（这一点下面会加以讨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大多从属于财政部，财政部将其视为自己的下属机构，金融监管就由下属别的部门负责了。当然，仅有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美国联储有一定的监管权力，但美国还有一大堆政府监管机构，它们之间的职责在法律上是清楚的，在实践中是相当不清楚的。如果严格归类，应当说是没有监管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