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 标题是论文的缩影，是论文阅读和发表的第一步。文章选取国内外权威期刊上2015年～2016年间发表的论文的英文标题建立语料库，进行标题语言和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发现国内外期刊标题多数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构成，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文章同时分析了标题的语用功能，以期给国内论文标题撰写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语料库 中外护理学 论文标题

1.引言

学术期刊论文是研究者们获取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个能恰当并且准确反映出作者的真实表达意图的标题十分必要，它通常是吸引读者停下脚步潜心阅读的前提条件。好的标题能加速读者的搜索定位时间，它在、阅读和收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学者们在汲取国外期刊的研究精华的同时，也将各自的发现用英文展现出来，期待传播得更广。但由于二语的缘故，会出现语法错误、结构不当、用语口语化等问题。很多论文的英文标题就是中文题目的直接翻译。科学论文具有独特的写作体裁，其标题作为论文的缩影，更需要注意遵循它的写作范式，而不能简单地直译。选取中外护理学论文的英文标题建立专门用途语料库，比较分析标题的结构和话语功能，以期在英文标题的撰写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2.论文标题的研究综述

从事语篇体裁分析的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学术论文的摘要、引言、结论等部分都做过详尽的比较分析，其中论文的标题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研究者们拿不同学科的论文标题进行比较，分析集中在标题的长度、标题的语法结构和语用功能上。Haggan 区分了文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论文题目，他总结了标题的三种基本结构：完整句子结构、复合句结构及占大部分的名词性短语结构。Soler选取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科的学术论文和综述论对比，发现完整句子结构的标题最能体现生物科学学术论文的特性。Wang和Bai做的医学类论文的研究表明名词性短语结构的标题所占比重最大。庞继贤和陈B对比分析了中外应用语言学标题结构差异，提议国内论文作者少使用“研究”“初探”等词，并深入探究作者的拟题策略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依据。有关医学类的标题研究还有张晓枚等利用语料库分析中医药类论文标题中介词的分布特点及用法。而护理学的论文标题研究相对很少。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期望借助语料库这个工具展现护理学论文标题的语言特点和语用功能。

3.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2015至2016年间发表的护理学权威期刊的论文标题建立两个语料库：一个是国外期刊标题语料库（IJT），来源于Oncology Nursing Forum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共99条，形符数为1264;另一个是国内期刊标题语料库（CJT），来源于《护理学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中华护理杂志》，共90条，形符数为1349。利用AntConc软件比较两个语料库的高频词汇，同时细分标题的结构特点，分析该特点的语用功能。

本文作者：林雅 林顺丽 岑升佳 黄伟东 单位：温州市九山学校 温州市瑞安马鞍山实验小学 宁波市慈溪横河中学 宁波市象山县墙头学校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特色对比

“媒介素养”概念在面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时，发展出各不相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理念与模式。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认为，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认为，媒介素养“是学生理解和运用大众媒介方法，对大众媒介本质、媒介常用的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与加拿大相似，澳大利亚的媒介素养教育核心思想也是以文本解读为中心的；英国的媒介教育则强调公民对媒介整体的理解。我国由于起步较晚，研究多是基于对国外著作翻译，对媒介素养教育的解读有综合之感，既包含了对大众媒介信息的使用，也涵盖了甄别媒介信息的能力。国内学者基本认为，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意在提高其媒介使用和甄别媒介信息的能力，使正确理解、积极有效地利用大众媒介信息和文化资源，从而更好地完善自我，参与社会生活，了解社会，认识世界。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教育方法、模式对比

选择与使用怎样的教育方法或模式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英国的媒介教育专家莱恩•马斯特曼（LenMasterman）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种牵涉整体的教学过程。理想的媒介教育意味着以最佳的配合整合学生与父母、媒介从业者及教师的双边关系。国外主要的教育模式设置媒介素养教育独立学科或者将其渗透到其它学科中；此外，家庭是孩子的第二个学校，“整合学生与父母”也是必要的教育联合模式，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模式正是采用独立学科与渗透其它学科和社会家庭相辅助的教学模式；再者，我们生活在社会大环境中，因此不论是英国还是中国香港都提出了社会教育模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让学生了解媒介、信息及媒介环境以及利用媒介来表达心声。而目前在国内，既没有规定将其纳入学科课程，也没有多少社会团体或机构与学校联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研究者探讨后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其实基本上与英国的教育模式大相径庭。

中外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内容体系对比

1989年英国教育部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式教学体系中，到1997年，有将近2/3的学校开设进阶式媒介研究课程。美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并非国家教育体系中的独立课程，其开发推广工作也主要由个别教师或民间组织来完成，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并不直接干预。台湾媒介素养教育及其研究起步大约与香港同时，“媒介素养”相关科目目前在政大、台大、世新等校开设，属选修科目。在国内，目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已经开设“媒介素养”课程。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该校2004年9月在媒介与设计学院开设“传媒素养”课程，着重从媒介的特征，传媒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传媒信息的选择、理解能力、质疑、评估能力、创造制作能力等方面进行系统讲授。虽然相关课程已相继在一些高校开展，部分教材中包含了一些相关媒介的知识和应用方法，但总体而言，还缺乏系统的教育和指导，大多数人对媒介的理性认识有所欠缺，受众的媒介道德水平有待提高。

启示

摘要:随着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深入，身处其中的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以中文专业基础课比较文学为例，分析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现状，并结合学科特点进行教学反思，提出改革建议:根据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的原则选择教学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结合，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摘要】目前，我国对比较文学的研究非常的重视，得到了长期的发展。比较文学在以往的发展中取得了独立学科的位置，还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门独立的学科，自身带有许多的问题。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现出现代化的趋势，它向我们发出挑战。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单单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域，还要提高研究理论。在讨论研究比较文学的理论问题时，要以“比较”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关键词】比较文学，理论问题，思考

在我国，比较文学的讨论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汉语学界建立中拉开了帷幕。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人文学科的发展背景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学界的内外，对“比较文学”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文学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若干的理论问题。在比较文学的发展中，不管是学科的建设还是对学生的培养，都是成倍的增长。

一、比较文学存在的问题

1、比较文学在研究中存在问题。在研究中许多人对比较文学都持有意见，学者们很难达成一致，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问题所在。这种争论有助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但是，在这种争论中，也使这个学科非常难形成完整的一个理论体系。关于对比较文学的争议不只我国存在，国外也存在着这种问题。关于文学对比的影响，不可以明确出要研究的对象，也不能提出有利的研究方式与思考。特别是一些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没有关系的内容介入进来，使原来就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

2、比较文学理论的反思过程中没有目的性。任何一种理论的反思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理论不是审美，而是一个命题，它的表达不是一种美学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其目的性与针对性。比较文学理论在反思与研究中，理论的表述不能反映出理论的目的性。

3、比较文学理论在反思中的问题缺少关联与系统性。比较文学理论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对每一个问题，学界的学者们都会做出思考与分析。每一个比较文学理论的问题都单独的被研究与思考过，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没有对其它的问题建立一个层次性，也没有与学科的宗旨、目标建立一个关联性。所以，这些问题当作独立的问题思考研究，看不出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各问题之间没有关联性，使比较文学理论思考变成一种分散的状态，不能很好的运用所拥有的反思成果，还可能造成同一个问题在一个角度上的重复。所以，缺乏理论的整体性。

4、比较文学理论反思中思考路径的误区。比较文学理论的反思总会涉及到起点问题，不一样的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预设起点，需要遵循一般的思维规范。传统的比较文学理论认为，比较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的思路应该先考察比较文学理论的对象与方法。其次，重点的讨论和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关系的任务。思考比较文学的各种问题，就要优先的思考其对象与方法，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在进行比较文学的发展有关任务的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思考路径没有为比较文学弄清关系，也就是说这样的思考路径是不成功的，本身就存在问题。

胡亚敏，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社长，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具体领域为叙事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外文学批评研究。出版专著《叙事学》等多部。近年来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叙事学》、“詹姆逊研究系列论文”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一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20世纪经历了断裂、复苏和繁荣。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召开，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苏的标志。1989年5月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在重庆四川外语学院①正式成立。在中国比较文学成立大会上，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尤其是对象与范围)，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人认为用“国家”这个政治概念来划定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有人就提出建立两个比较研究体系:国内比较研究体系———包括汉民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体系———中国文学与世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强调比较文学是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不包括同一种体系内部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但与会者一致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结构，可以先展开研究再逐步形成学科的体系。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积极关注、参与了比较文学概念界定等问题的讨论、研究。认为西方界定比较文学的主要指标(规定)“跨国别”实含有跨民族之意，因为西方绝大多数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即民族，民族即国家。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必须是不同体系的文学之间的比较，同一体系的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只能叫文学比较而不能叫比较文学，但他们也未明确表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就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正是基于此，我们赞同并主张:在多民族国家，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应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赞成在进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时应该包括(或可构建)两个研究体系:中国(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汉族文学与自成体系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以及自成体系的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学性”是比较文学最本质的规定性。正如韦勒克所说:“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1］133

换言之，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文学性”这个核心，这是因为，文学性是文学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本质性的内在规定性，文学性更是比较文学有别于比较文化、比较哲学、比较教育学等学科的最根本的特质，文学性还是比较文学在当今文化研究浪潮此起彼伏的多元文化语境中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既不至于被文化研究所淹没，还能利用文化研究的长处来推动比较文学研究，进而摆脱比较文学被比较文化淹没的危机。“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了。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具体到“跨什么、跨多少、怎样跨”上却还存在着分歧。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究竟应该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还是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或者是要几者兼跨，国内外学者至今还有不同看法。刘象愚在《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中就指出:“比较文学不一定要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比较文学是一种跨民族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2］。我们主张在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民族文学研究，是因为在当今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不应满足于就某一民族的文学来认识文学，而比较文学的视阈则可以从思想观念和方法论上来革新和促进我们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过去的民族文学研究则多在某一民族的范围内进行和展开，而我们在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的民族文学研究则是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文学研究。由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交叉，在特定的时空下某一国家可能包括有多个民族，从而导致国别文学与民族文学呈现为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别文学等于民族文学，二是国别文学大于民族文学，三是国别文学小于民族文学。进而言之，当国别文学等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就是在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的;当国别文学大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就是在国别文学之内进行的;当国别文学小于民族文学之时，比较文学则是在“跨国界”的范围内进行的了。所以我们赞同陈惇在《跨越性、可比性、文学性———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中所指出的，“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3］虽然有人认为这样可能失之于过于宽泛，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学视阈下从事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正是在文学性、跨越性、自成体系性等方面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有了必然的联姻。而且这样的学理认识和研究实践，在四川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界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过深入地探讨和卓有成效的研究。

二

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四川比较文学界、民族文学界不少学者坚持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对民族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他们或宏观、或中观、或微观，均以文本细读、个案研究为基础、为根本、为特色，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方法来烛照和透析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运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民族文学研究，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4］就是众多研究成果中的翘楚之作。《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规模鸿巨，全书贯穿以跨文化为视角的比较文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第一章“绪论”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五大特征:第一大特征是“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关系，揭示民族文学与当代全球化语境继承、创新、超越的发展趋势;第二大特征是认同、审视与形象塑造的关系，论述民族文学如何在民族文化中展开;第三大特征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述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化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第四大特征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论述民族文学如何以民族文化为根、为魂，学习外国文化;第五大特征是多元化与总要求的关系，论述民族作家群体如何在文化融合的时代趋势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其后各篇，依次按诗歌、小说、散文、影视文学、双语文学和四川籍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顺序，在比较视阈中展开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与史的叙述和理论阐释，比较文学的多种方法(主要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等)在其中交叉运用。众多作者中的徐其超教授多年来就主张，随着民族文学创作的崛起，面对全球化语境的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明智地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偏见，客观、公正地将全球文化语境定格在多元共生，坚持多元文化人生的立场、高屋建瓴地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进行理论检讨、理论建树和理论概括。［5］他与罗布江村和罗庆春、黎风、王珏等在主编《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之初就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文学原本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比较文学的兴起就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之间的界限，而在不同民族的文学之间进行比较。跨国别对于单一民族国家当然是适用的，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就不适用了，应将“跨国别”改为“跨民族”或“跨国家/民族”。基于这样的共识，他们运用比较文学方法于民族文学研究自觉而执着，从而提升了研究的学术品格。徐其超教授是该书的主要著者，撰写了多章多节内容，所以该书其实是徐其超教授自觉而娴熟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而进行的一系列重大学术实践活动的汇集。而该书的其他作者，也大都受到过比较文学的良好训练，或者在工作实践中熟悉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

从学理的角度讲，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的方法原则上都可以运用到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来，自觉地从比较文学视阈来研究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学包括那些运用双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则可以极大地提升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而四川少数民族众多，其中藏族和彝族更是拥有众多的作家。他们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运用自己的母语为媒介进行文学创作，多数人则既有汉语作品又有母语作品。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既跨越了语言的界限，又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从而构成比较文学研究的绝佳资源。吉狄马加就认为《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广阔的理论视野、客观严谨的学术态度，凭借论者丰富厚实的文艺理论修养、睿智明敏的学术思维，将中西方多元的文艺批评理论并用于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一特殊的文化研究领域，从理论定位的高度，深入剖析并肯定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历史性、人类性与世界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过去理论批评界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仅视作民族民间文学的简单延续或表面化的新时代传声筒，未从或未严格从学理层面和理论高度加以系统观照的批评现状，进行了大胆的、严肃的清理与颠覆，从而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重新凸现出来，为使当代人真正了解、体认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作出了应有的努力，为促进和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事业付出了艰苦的劳动。通过文学研究，论者还力图深涉到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单一地域、单一民族文化与整体的中华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文化互渗、文化互补的艺术文化学和文学人类学命题进行复合研讨的学术层面。”［4］序一，3张思齐教授认为:近七十万字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一书就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6］他指出该书“采用了当代西方文论所倡导的多种较为先进的视角，以族群记忆这一民族学研究的核心观念把握了人类的意识活动，因而能够潜人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类意识活动的深层结构之中，从而避免了单纯的事实罗列，简单的与汉民族文学的比附和配列，以及勉强的与西方文艺理论观念挂钩，全面地改写了四川(含重庆直辖市)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由于该书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范例，它也必将有助于人们今后以科学的态度从事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6］《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比较文学视阈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以“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创新，发掘了中华多民族文学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文学意蕴、艺术魅力，这既改写了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推进了建构崭新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

三

在徐其超教授的倡导下，罗庆春教授带领西南民族大学一批中青年学人致力于中国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大家在比较文学视阈下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与境外少数族裔文学如华裔文学、拉美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亚洲各国文学等的比较研究，致力于通过对民族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推动中外文化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语境的今天，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已经成为全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所以，我们有意识地综合运用比较文学、文艺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在世界文化的视野里、在比较文学的视阈下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思潮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在文学观念、审美尺度、文化内涵、创作思想等方面的微观差异，以及他们发展的背景、规律、方向、前景等方面的宏观异同。注重中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全新建构;注重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系统阐释和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重视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成就、现象、规律的总结与归纳;重视少数民族母语文化的保护与当代母语文学发展的理论导向;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评介和宣传，扩大民族文学的国际影响;深入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趋势中面临的任务与挑战，注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文化性格培养;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实现既借鉴外国文学发展规律，又弘扬本民族文学精神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在研究实践中倾向于对国内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重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论经典与世界文学、文论经典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及成果已经显现出独特而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关于国内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徐其超、罗庆春在《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论彝族汉语文学的继承、创新、发展》［7］一文中，在将彝族文学的历史性变革即由原有的母语叙事模式全面转向汉语写作模式这一文化变迁现象，作为彝族文学继承与创新的根本命题加以透视时，就阐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基本思想:中华各民族文化之间既有多姿多彩、形态各异的特殊性，又有血脉相通、气韵相生的共通性。中华文化圈内各民族文化之间既相冲突、碰撞又相渗透、促进。因而“文化混血”必然导致“文学混血”，“文学混血”是“文化混血”的必然发展趋势。其后，罗庆春在多年从事“比较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过程中，出版了专著《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8］，发表了《转型中的构型———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当代转向》［9］《“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10］《“第二母语”的诗性创造》［11］等学术论文，就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文学混血”的做法和经验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并提出了“第二母语”、“第二汉语”、“文化混血”、“跨文化叙事”、“互译性”、“遭遇汉语”、“寓言时代”、“英雄时代”、“艺术宗教”等一系列的范畴和命题。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核心任务和终极价值就是实现“灵与灵的对话”。当然，比较文学的核心也应该是通过跨文明、跨族际、跨文化、跨语言的对话与阐释来实践和实现人类进行人文文化交流时的“灵与灵的对话”的境界，既然是对话当然就包含了相互的尊重、互补、互渗、互译，以及求同存异、共同进步的基本精神品格。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摘 要：对于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所表述的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观念，众家纷争的着眼点于两处：其一是关于所谓“比较”的提法是一种“比较”观念的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其二是是否是在坚持所谓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反对平行研究。研究学科初始的“元”系列的研究人物时应当，切实联系学科出发点，要还原本真。

关键词：陈寅恪；比较文学；比较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40-02

“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陈寅恪针对清华大学1932年夏考国文科目有对对子一事向委托人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写的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五千古白话主要讨论的是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比较文学甚至发展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上述一段话则是被比较文学研究者封为经典论断而揣摩深重、评论不一而足。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囿于时代以及个人学科兴趣、研究方向的限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详细地系统性的论著，但是由于多方涉猎，不可避免会于众多书信、论文中提及自身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一种归纳与慨叹，多为宏观方面的文化研究，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这些极富启发意义的探幽烛微，成为如今比较文学学科在比较诗学、影响研究、文类学、译介学等范畴的研究借力点与生长点，生成了丰富的学科探究成果。《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就是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范畴上的典型例证。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

比较文学是一门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的一门学科。在方法论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沿袭了法国学派的严谨缜密的事实验证方法，考察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分析，同时也汲取了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方法（重视文学现象的审美分析）的长处。在学术研究上，它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已经渗透到了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不断发展并日臻成熟：首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萌芽时就已经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专著和论文，那些用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翻译的国外专著也频频出版，在某个时期中国出版界首选的学术论题之一就是比较文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同时，也有着众多的读者。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在上海创刊，比较文学逐渐成型。其次，1985年在深圳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此同时此学会也成为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团体会员。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全国性比较文学研究的体制化，这也就标志着这一学科具有国际性这一特征。第三，当代中国，有许多高校开设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的课程。自1994年以来，在中国就已经有七所高校先后建立了独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此外还有二十多所高校建立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第四，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频繁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以便在国际论坛发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声音。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多次举行年会，并在每一次的年会邀请大部分的国际知名学者前来进行文学交流。近年来，在西方高校受过教育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开始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原创性的文学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中国文学者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这就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如何从无到有，如何从一种引进的研究方法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过程。

二、学科身份的过去与现在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回首这三十多年，我们大致可以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二阶段(1988-199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第三阶段(1998至今)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中国比较文学切切实实推进了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中国学派开拓了新的领域；成为全球新时期比较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王宁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国内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同时应用了一些西方的文学和理论，也指出了西方文学理论的不符之处，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对西方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8年，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部专著中，王宁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放在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实践，将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及其研究关系之间协调，最终达到比较文学的超越和跨文化视野的实现。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走出了西方世界，成为了一股国际性的理论大潮。王向远认为：“现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接受、借鉴、消化外来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他研究并发表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足以启发人们重新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比较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的定位，和向何去的问题。孟昭毅主张在世界范围文化多元共存中找到东方的本位，要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突出“东方”学者的声音。强调不仅要对过去西方的中心论作质疑与突破，也要有意识的去避免一定程度上新的东方中心论，根本目的是要作超越前人理论框架模式的探索，建立一种宏观而广阔的视阈。他认为在文化、文学交流中，势能落差在所难免，应该努力缩小和消解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差异，摸清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规律。并对文化和文学各种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展开特有的关注，超越文化与文学的学术界限，尽力从一定程度上超越交流空间、时间和人为的思维界限。其早期代表作《比较文学探索》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学术主张，他在强调和阐释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的同时更深入地从“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和伊朗、越南、印度等国的文学关系。

三、不足与未来走向

新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是比较文学工具书目前仍未出现，如“比较文学词典”、“比较文学书目”、“国别比较文学研究”等都还没有出现。有几本类似工具书的著作，如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刘献彪、葛桂录等著《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编年史稿》，唐建清、詹悦兰编著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等。这些工具书类虽然为比较文学作出了贡献，但仍无法解决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和问题。至于比较文学专著书目索引、比较文学散篇论文索引等，都是治学之重要工具，目前也并不很完备。虽然直到如今，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仍没有完全解决，但在探讨的过程中，比较文学取得了许多收获。例如，我们通过了解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对于各国文学间的联系有了清醒的认识；通过对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对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异同有了更多的了解。很显然，“可比性”问题也许会一直存在，但我们相信，随着我们对比较文学的认识的深入，我们对其研究也许会得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新时期比较文学学科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更进一步地向跨学科研究发展，可以断言当今已进入了以多元文化体系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发展阶段。新时期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开拓的新的领域，必将弥补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之不足，推动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必将有益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首先，从初始的比较文学研究走向比较文化研究这是中国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发展走向。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我们已经无法逆转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中研究文学的历史潮流，21世纪比较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将是从跨文化角度重新审视文学这一社会现象。第二，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开始从传统的重视西方向重视东方转变。并经历了由“显学”到“隐学”，由“张扬”到“收敛”，由“重理论”到“重实绩”。第三，在文化多元化、文化融合化、文学世界化发展中，比较文学观察的视野从强调学科特性向与其他学科整合的方向发展，其范围也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扩展到东西方文化交流融会，其内容从精英经典研究增加至通俗大众文化研究，展现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自身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同源研究与异质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走向。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