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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主要有对课改新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对港澳台及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等方面。但是,在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研究方面还存在研究国家范围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新课改;历史教科书;研究综述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迄今为止,十年过去了,我们在历史课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为历史课程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教科书改革,其成果也非常显著,这是值得肯定的。在历史教育领域中,我国各界人士对于历史教科书的观点更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和反思,更是具有现实意义。
一、对论文成果的综述
(一)对课改新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介绍
自国家实行一标多本以来,研究的论文相当多,特别是2001年课程改革实施以来,这方面的成果更加丰硕,现将课改以来对新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简单介绍如下:在关于教科书编制理论方面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从教科书的编制理论、历史观、编制原则等方面来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出各自的观点。其中,研究历史教科书逻辑关系的有黄牧航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历史教学》,2003年6期)一文,文章强调“任何一个学科的中学教材都必然包含三种逻辑:学科体系逻辑、学生学习心理逻辑和教材编写逻辑,历史教材也不例外。” [1]在关于历史教科书内容体系的研究方面,学者多从教科书的整体内容或对某一具体的内容来对我国课改新教科书进行研究。其中,对某一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文章,则多是从反映某一具体意识的内容出发进行论述,比如教科书的内容反映了或缺乏了女性角色意识、环境意识、爱国意识等等,如宋纹的《“大‘少数民族主义’”》(《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1期)。在对于历史教科书使用的研究方面,学者多从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出发,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材观,树立新的教材观,改变传统的“教教材”的教材使用方式,树立新的“用教材教”的方式。比如说,张洁在《历史教学》(2005年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新课改下历史教科书使用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我们教师应该科学地看待新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新教材,不唯书,不唯上,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有效的教学资源,转变师生的教与学的方式,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和发展。” [2]在国内对于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比较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某一结构进行比较,或者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某一内容进行比较,更有甚者,则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整体进行比较。比如,硕士学位论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戴昌保)则是从教科书的结构、内容、活动课的设计等等方面来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验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进行整体的比较研究。在对于历史教科书结构的研究方面,有的学者研究教科书的某一结构,也有的学者则对于教科书的整体结构作系统的研究。其中,在对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结构进行研究方面,学者多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把教科书的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然后对这些结构进行功能分析。比如说,硕士学位论文《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研究》(钟杰,2006年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系统论为支撑,并把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分为导学系统、图料系统和巩固系统,并对这三大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对具体的例子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用性极强的设计案例。但是,有的学者不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的结构的。比如说,硕士学位论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与组织结构初探》(张耀辉,2011年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则是从新课改背景下历史教科书的功能定位出发,深入分析为了达成历史教育教学功能和价值最优化的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科书结构。这些研究无疑对现阶段新课改中的处于一线的历史教师的教学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对港、澳、台和国外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介绍
在当前研究历史教科书的热潮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外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点有所了解,而且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教科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措施,从而推动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除了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还对国外的教科书进行研究,在对国外的历史教科书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多。在对英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如《史料在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应用初探——以HODDER教育版、牛津版和剑桥版为例》(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在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以McGraw-Hill版和Prentice Hall版为例》(2010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学生版以及教师版的结构均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分析其结构特点及启示,打破了以往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研究中未见对教师版研究的局面。还有的论文主要研究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史料运用情况,如《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史料运用研究——以为例》(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一些论文主要进行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的比较,其中,有的论文偏重教科书内容的比较,如《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比较——以“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章节为例》(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有的论文偏重对中美历史教科书对课程目标的体现的比较研究,如《中美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课程目标中的体现比较——以两国的独立解放战争为例》(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从笔者目前找到的论文资料来看,笔者发现这些文章多是从日本历史教科书擅改历史史实和由此体现军国主义思想的残留等等这些问题出发,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影响的,如《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根源探析》(2008年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在《日本教科书审定历史观浅析》(2008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也有就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分析,然后批判了该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自由主义史观。另外,有的学者对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包括对教科书的结构、内容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来为更加能体现新课程理念的学本化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提出具有启发性的建议、意见,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其中,《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主要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对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变化做了纵、横向的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其变化的原因和提出了作者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设计的一些构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涉及到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有李晓康所写的《新加坡历史教育与政治发展》(《公共管理研究》第9卷)的文章,文章“通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加坡历史教育课程的发展,以及在80年代以后政府编撰的初中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演变,探讨历史教育与新加坡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化的关系” [3],从而“探讨历史教育作为当地国民教育计划核心部分对新加坡政府维持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3]在这篇文章中所涉及到的新加坡历史教科书部分也只是讲到教科书的内容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的需要而侧重点不同,而没有涉及教科书的结构问题。从国内对港、澳、台和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情况来看,对历史教科书结构的研究多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及课文辅助系统来分析的。
摘要:国内外历史教学在十年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下了不少经验,因此这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历史教学提供了大量的教学资源,开展历史教学的院校应该将这些资源进行充分的整合,挖掘可供利用的本地历史文化资源,提升历史教学效果。本文从教学特色的可行性、特色教学的实践步骤、特色教学必要性这几个方面对高校历史文化课程的特色教学研究做了简要的探究。
关键词:特色教学;地方院校;历史教学
由主干课程、选修课程、历史通识类课程组成的历史专业课程,能充分扩展扩学生的历史视野、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历史学习思维。但作为教师该如何有效利用历史专业学科的课程结构,使这种课程结构带来的教学效果提升到最大化,在这里不得不结合特色的教学模式,以这种方式让传统的历史教学融入全新的生命。
一、特色教学的可行性
不论什么专业各个地方的本科院校都大力推行特色教学,那么特色教学的模式是否同样适用于历史教学呢,笔者通过以下三点对特色教学的可行性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一)过去积淀的历史研究经验已经收获了众多成果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各个地方对本地区的历史文化都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对中国历史文化展开研究的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国外的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的探索有着极强的好奇心,先后出现了日本的明清地域历史研究,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历史研究、法国的年鉴学派地域社会史研究等等,这些来自于国外的中国历史研究会,通过自己的角度极大程度的扩宽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视野,无疑为展开特色教W模式的历史课堂提供了丰厚的教学资源。国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热情也推动了国内历史研究会的兴起,不同的历史研究会从不同的角度较为透彻的分析了各民族、各地域不同的历史文化,将深埋于尘土的历史再一次在人类眼前复原,开展特色的教学模式必定会利用到相比于传统课堂更多的资源。而积淀下来的历史研究经验,解决了历史教学工作者对少量的教学资源不足以推进特色化教学的担忧。
(二)地方本科院校努力制造开展野外历史教学的条件
摘 要: 高中历史内容取材首先应取决于是否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新课程高中世界史并非欧美史,也不具有“欧洲中心论”倾向。我们应探索在专题史体例基础上深化课程内容改革。
关键词: 新课程 高中历史新课程 世界史
邵光前老师著文《是世界史?还是欧美史?――浅议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世界史内容》(《历史教学》2008年12期,着力讨论了新课程世界史内容比例,以及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等问题,我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新课程世界史内容比例的合理性问题
新课程的专题史体例实行中外历史混编,但中国史专题与不含或极少含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专题之别依然较为清晰,中国史并未真正融入世界史之中。邵老师认为世界史内容中欧美史比例过大也是基于将中国史不作为世界史一部分来考察的。
关于高中世界史中欧美史所占比例,邵老师将必修三个模块中除中国史专题以外都划为欧美史,事实上除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及“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等属于欧美史,其他专题如“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及“19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艺术”等都属于世界史。高中世界史内容取材是由世界史上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创建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决定的,而欧美在这些领域曾有诸多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贡献,所以欧美史占有较大比例,这是合理且必要的。
邵老师认为在高一学生尚无通史知识基础的情况下,不应该进入专题史学习。由于地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以及学生兴趣、努力程度千差万别,高一学生的通史知识基础良莠不齐,但片面认定高一学生尚无通史知识基础显然欠妥。另外,他认为专题史体例“为了‘创新’而不顾历史学科特点,忽视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史学传统,实不可取”。专题史体例是否违背学生认知规律有待商榷,而指出专题史体例不顾历史学科特点及忽视史学传统是讲不通的。我国的二十五史即可看作是一种专题史,古今中外的专题史著作不胜枚举,国外中学历史编写体例亦并非囿于通史,我国的专题史体例可借鉴国外可取之处,不断探索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编写体例。
二、对质疑“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反思
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主要有开设研究生课程班、组织教师岗位进修和举办骨干教师培训等等。这些培训活动,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历史教师的不同需求,但是它们一般都采用学历培训的课堂授课形式,注重知识传授,没有真正将着眼点转向提高历史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能力方面上来。我国基础教育教师的培训工作现在已由学历教育为主进入以继续教育为主的新阶段,这就需要历史教师的培训要迅速转变观念,不仅要“授之以鱼”,而且要“授之以渔”。传统的课堂讲授形式显然已不太适应新形势下继续教育的要求。当然,必要的讲授还是要的,但决不可局限于此。时代要求我们努力探索一些崭新的、尤其是高层次的继续教育形式。只有这样,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质量才能产生质的飞跃。
近阅台湾最新一期《清华历史教学》杂志,上面介绍了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专家采用“学术论文研读”的形式培训中学历史教师的做法,读后颇感耳目一新。我以为这种形式值得我们历史教师继续教育培训时参考。本文即以台湾同行的经验,并结合个人对学术论文研读与历史教师继续教育问题的考察,提供一隅之见。
一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举办中学历史教师暑期进修班已有多年。为使工作卓有成效,该所专家不断总结经验,锐意改进教学形式。l999年暑假,尝试开展《资治通鉴》阅读与研讨活动。主讲教授张元先生在数月前就针对将要研读的内容,设计了若干重要问题交给历史教师,要求他们一边阅读,一边思考问题,并予以解答。经历较长时间的准备,到暑假开学之时,他们“无不摩拳擦掌,胸有成竹”,“课堂上呈现出一股活泼的气氛和高亢的学习情绪”。经过相互切磋探讨,他们除感到获益匪浅外,仍觉得意犹未尽,均认为这种教学形式值得继续采用和推广①。
有了这次成功经验,2年夏天,张元教授又接着主持了“中国古代史学术论文”研读。他从海内外着名史家的文章中,选出23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供历史教师学习和研讨。其中有《夏商时代的国家形态》(杜正胜)、《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杨宽)、《论春秋时代之道德精神》(钱穆)《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周一良)、《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元代的儒户》(萧启庆)等等。要求历史教师先仔细阅读这些论文,并写成摘要。每次讨论3-4篇,共分7次。
讨论的经过是这样的:张元教授先要求历史教师每人拿出一张纸,记下要回答的问题。等他们思考片刻后,便以收上来的字条中的观点作为课堂讨论的开始。课堂讨论的气氛既紧张又活泼。张教授针对学员研读论文产生的一些疑惑,层层逼问,启发点拨。譬如他问学员:陈垣写《关渔山的生平》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与《元西域人华化考》相比较,你喜欢哪一篇?为什么?因为此前历史教师反映这篇文章难懂,也不知道关渔山为何许人。经过一番点拨解答,大家恍然大悟。除了探讨学术论文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外,张元教授还对文章作者作一些深层介绍和评述,不时插些相关的士林掌故,使研读活动变得趣味盎然。历史教师普遍感到有收获,觉得这种形式对他们的能力提高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继续教育的一种教学形式,学术论文研读之所以受到历史教师的欢迎,我以为这是由历史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学术论文研读的特点所决定的。
日前,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承办的“当代外国文学的历史书写与叙事格调”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和出版社的二百余位外国文学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考据式的记录和言说相比,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书写更加艺术化、曲折化,并充满作者的情感和心理折射,很多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映照、构建着历史,并对当代历史进行追问和反思、丰富和校正。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以当代英美小说为例,从历史、记忆和创伤三方面论述了文学历史书写的基本格调与意义,指出文学的历史书写不仅彰显了语言的艺术魅力,还为历史披上了霓虹般的彩衣。当代英美小说的发展与理论界对历史书写的反思密不可分,文学理论界对文学叙事与历史再现的关注与探讨以及叙事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都为当代英美作家书写历史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注文学的历史书写,必然涉及到当代外国文学对历史的反思和阐释、文本中历史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以及历史与种族、身份、性别的关系等话题。对此与会者多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把文本置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探寻和阐释作家的政治诉求和历史意识。俄罗斯文学中素不缺乏历史情怀,如《日瓦戈医生》就书写和反思了二十世纪前期俄国历史,但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认为,它着重表现的不是历史真实本身,而是人物对历史事件的预感、反应、评说和联想,呈现出一种隐喻模式中的历史投影。南京大学董晓教授认为,苏联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有三种模式:一是作家以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历史,故对历史的文本阐释多半没有真实性;二是作家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历史的本质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三是作家以高度的主体意识,关注个人的命运悲剧,将历史解构为艺术思维的对象并充分陌生化,从而获得了对历史的哲理性体悟。山东大学申富英教授以《格列佛游记》《尤利西斯》《湿地》为例,论证了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认识的嬗变。
研讨会上,学者对当代叙事学理论的新成果、新动向、新概念进行了评介,把叙事学理论用于文本的解析和阐释中,探讨了叙事学理论对小说艺术的影响以及各个作家的独特风格。与会代表走出了叙事学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小说的误区,在运用叙事学理论解读诗歌和戏剧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中央民族大学郭英剑教授对国外叙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做了介绍。他认为当代叙事学已经有了真正的跨学科发展,未来无疑将会走向更加深入的跨学科合作。南京大学唐伟胜教授借用叙事学的“故事/话语”之分,解读目前在国内颇受欢迎的美国小说家卡佛的作品。国际关系学院唐岫敏教授以威廉姆・L・安德鲁斯的《讲述自由的故事》为例,重点关注了美国黑人传记文学的叙事和阅读策略。安德鲁斯指出黑奴叙事长期以来受到歧视,大多由于白人读者的双重阅读策略使然,并提出正确的“创造性听证”和“语境法阅读”。他的这一认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启了运用多种后现论工具重新评价、审视和解读美国黑奴叙事的先河。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外国文学就以多姿多彩的面目呈现在中国读者、作家、学者面前,为中国文学蓬勃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料和启示。作家赵玫在《一个女人的精神生活》的发言中坦言,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外国作家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回顾了伍尔夫的阅读和创作生涯,认为伍尔夫的文学成就及其对意识流文学理论的建树使她有别于普鲁斯特、福克纳和乔伊斯等几位意识流作家。对文学传统的回顾与对理论的思考不仅有助于反思历史,更有助于展望未来。上海大学朱振武教授指出丹・布朗作品走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作者恢复了小说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布朗作品能引导读者思考关乎人类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问题。布朗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是:文学要尊重传统、要有文化品格、要有当下关怀以及作家要尊重读者。
当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忙于追逐各种理论,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囿于理论桎梏之时;当面对“理论枯竭”与“作者死了”的说法之时,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理论批评进行回顾与反思显得尤为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吴元迈研究员在肯定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骄人成绩的同时,重点剖析了对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存在与意识、历史与语境、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等一系列命题的错误认识。在回顾了什克洛夫斯基、托多洛夫、艾略特、希利斯・米勒等作家、理论家的文学反思之后,吴元迈呼吁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应走辩证整合的文学研究之路。
[摘 要]关于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名称、学科属性学术界的讨论方兴未艾。本文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入手,认为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在概念上并无实质区别,历史民族地理既不应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又不具备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而应该作为历史地理学分支的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更为合理。
[关键词]历史民族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人文地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历史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由于其所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有关间题,这就必然要运用到古代的文献记载。所以历史地理学既要掌握前人积累的丰富史料,同时又须具备深广的地理基础知识,是一门探索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发生、演变过程和分布规律的学问。而我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史料汗牛充栋,而且国土辽阔,地表情况复杂,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发展,其形成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汉书·地理志》,但是现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则肇始于本世纪20年代。直到50年代以来,由于这门学科的属性尚在不断讨论之中,教材的编写尚属空白。为应时势之需,在1983年,现代中国厉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受原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史念海先生“早岁即以淹贯经史群籍,覃思卓识,著称当世,近三四十年来,既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又能广泛地利用考古文物方面的新发现与史料相印证。70年代起,更以花甲之年,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下游、太湖周围地区作了10年以上有目的的深入而细致地考察,治学方法的突破前规”(《河山集·四集》谭其骥序),使其学术风貌随之显著改变,在此基础上史念海先生编就《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以下简称《纲要》),此书不仅是一部富有新意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作者一本系统的学术论著,它使我国历史地理学与研究有了范本。这部书有如下一些特色和优点。
第一,该书结构新颖。全书69万余字,分上下两册,共7章.第一章是绪论,不仅系统地阐明了对历史地理研究范畴的认识,追溯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起源和形成过程,而且也体现了史先生对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通过实地考察不仅可以订正有关文献记载不尽确实之处,如宋夏战争中的永乐城,经作者实地考察发现史料的记载与实际的地方不相符合,而且认为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并行运用,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有效手段。此外绪论还精辟而生动地论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第二章至第七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自然、民族、人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历史地理,在很长时期历史地理学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直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我国以后,随着地理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的注人,它才被作为地理学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很重要,这一点在绪论里史先生有反复论述,所以《纲要》一书在侧重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同时,亦用很大篇幅论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包括水文、地形、植被、海岸与农牧地区等自然环境变迁的研究,特别着重叙述了黄河中游地区森林草原的盈缩,农牧交错地带的开发过程,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内容翔实,引用史料广泛,特别是把黄河中游的侵蚀和下游的堆积联系起来研究,在侵蚀和堆积方面又引进计量研究,将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环境的变迁具体化、数量化,这就为今天认识黄河流域环境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同时也为治理和改造黄河流域环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我国是文明古国,《纲要》关于历史人文地理涉及到人口、民族、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探讨,其中不少新资料,尚为人们所鲜知,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
第二,注重文史并重、图文并茂的撰述方法。如何运用通俗形象、生动的文学技巧表达古朴悠久的历史地理问题,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迫切任务。《纲要》为历史地理工作提供了这方面成功的范例,不仅征引有据,论证精当,逻辑严密,而且极为重视文字锤炼与推敲,笔锋饱含激情,文章可诵可咏,如引文方面全书意引甚多,原引甚少,意引之处,毫不累赘,原引之处,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两者巧妙配置,使全书文笔流畅,轻松自如,语言生动优美,熔说服力和感染力于一体,读来引人入胜,不仅能获得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从中领悟到科学药原理。历史地理既属于地理学的范畴,地图就是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纲要》擂入141幅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一方面使其论述得以形象展示,与文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便于读者加深对教材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地图学的发展。如历史人口地理一章有人口分布变迁图12幅,这些图皆以史书记载为据,用等值的点状符号详细地标出全国或局部地区的人口分布状况,从而准确而直观地显示出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形态和人口分布重心区的演变。
第三,引用资料丰富,知识载量较大。《纲要》引用大量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述,是目前我国历史地理著作中史料最丰富的一种,其中不少重要史料是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掘而得,并经过作者整理和考证,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极有价值,此外书中还充分注意到野外考察的研究成果。
第四,集科学性与知识性为一体,这是《纲要》的又一特色。该书既是普及历史地理知识的中级读物,同时又是一本历史地理专著。由于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地理知识读物,也不同于专门性学术性研究的著作,所以该书特别注重于科学性与知识性的统一,充分地反映我国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既满足了高校学生了解历史地理知识的需要,又满足了有关专业人员研究历史地理的需要。
第五,紧密结合现实需要,力求治学为世所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究历史时期地理的演变过程,并由此而获得其间的演变规律,进而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当前和今后的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作为地理现象,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尤其是在加入人为的作用后,其演变情形就更加复杂了。无论是民族、人口、经济,还是军事、文化皆与当时的地理现象有关,因此人地关系就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根红线。《纲要》以历史上人地关系为主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地理现象和事物,脉络清晰,内容紧凑。因为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历史地理,主要是我国人民群众长期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记录,其中具有巨大的成功,又有曲折失误的史实。作者对地理环境和人文演变孜孜不倦地探索研究,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做到古为今用,这在《纲要》中常溢于言表。
当然这部书也有不足之处,如对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城市与聚落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的论述很少。作为教材,对这些内容没有专章论述,这无论是对读者接受系统的知识,还是对全面阐述历史地理学体系来说,都是欠妥的,当然史先生在《自序》中亦认为“这显然是一宗很大的不足之处,只好以后另行设法补充,补充的办法不外两种,一是待再版时增加进去,如果有所困难,就另外撰写一本《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相信作者这一愿望很快就会付诸实现。
总之,《纲要》是一部颇具开创性的专著和教材,在资料丰富、论证严谨诸方面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水平,不失为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好书。同时由于引用资料多,知识载量大,而作者在表述上又力求深入浅出流畅易懂,地图、统计表格交错使用,使该书的可读性、直观性和趣味性均较强,又不失为高校一部难得的好教材。
以史说道———运用历史知识有助于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精神语文教师的职责,不仅是要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写作能力,而且还应通过翔实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材料等精神食粮,陶冶他们的情操,扩展他们的胸怀,丰富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热情。历史学科在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和文化底蕴,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力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培根所说的“读史可以明智”,其意我们可以理解为,读史可以让人探索史实的真实原因,使人了解我们先的行动轨迹,寻找蕴涵着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便是一面镜子,以指导我们的实践。
有历史教育背景的人,他便具有对事物认识的宏观、整体性、战略性眼光。通过语文教学中历史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历史,从而培养、教育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生动具体的历史材料,可以帮助学生认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了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屈辱历史,确立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抵御外来侵略和反抗外来压迫的民族主义精神,树立民族自尊心,使学生明白,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出现了许多不畏、英勇斗争的民族英雄在国家遭受侵略和压迫的危难时刻,他们没有被吓倒,而是自强不息,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虎门销烟》,使我们认识了近代中国遭受侵略、瓜分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危难时刻,林则徐不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在虎门滩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销烟壮举,为中国近代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林则徐的一生是抵御外国侵略,光辉战斗的一生,他的浩荡襟怀,满装着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安危,他为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个学生的知识量,光靠教师课堂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更多的知识是在课外获取的。以史促写,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典籍,可以说每一篇都是神采飞扬的语言故事。因此,通过讲历史故事来引导、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是十分有效的途径。特级教师于漪曾经说过,通过学生讲国内故事、国外故事、过去的、现在的,犹如让学生翻看各种各样的书籍;历史故事所蕴涵的机智、幽默、风趣、深刻,能诱发学生学习作文的兴趣和欲望,也能激发他们作文的灵气,让他们从一个历史故事想出与之相应,或题义近似的故事;或针对故事写出一事多议的文章,或将通过这个故事再“节外生枝”,合理想象,写出情节曲折、有趣、语言通俗活泼的文章。学生普遍对议论文写作感到棘手。主要原因是知识面狭窄,缺乏论据,论证无力等。
因而运用历史知识写议论文,可以比较有效的解决此难题。鼓励学生从历史教材中,这种运用历史知识写出的议论文,不仅论据充分说服力强而且富有趣味性、可读性。经常运用历史知识写议论文,不仅丰富了写作素材,而且巩固了历史知识。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学生把所学的历史知识加以运用,既能提高写作水平,进行思想教育,从而达到“明智”之目的,又能巩固历史知识。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加强文史间的联系进行教学,从而达到扩展人文知识,丰富人文思想,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在五千余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沉淀了浓厚的文化宝藏。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文科教育的问题之一,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而文史素质是人文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语文教学应文史结合,把历史带进课堂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好地训练语文能力,养成时代所需要的人文素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使他们的身心得到更健康、更茁壮的成长。
作者:刘思勤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摘要:高校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工作者必须围绕历史学的科学性、艺术性的内涵,把握世界近代史的现代化史、整体史的本质,借助自己广博的人文学科背景知识和理论素养,高屋建瓴,取舍世界近代史学科的教学内容,并通过充分了解自己的教学对象和运用恰当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将教学内容有效地传输给学生。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 教学内容 高校
历史既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它是一部百科全书,重在培养学生形成缜密科学的历史知识体系和历史理论素养;作为艺术,它蕴含一种精神,重在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思想品格和严谨论证、创新的思维。在笔者看来,历史学科的教学都要把握上述“历史”的内涵,历史教学者才能较为准确全面地传导给学生所谓的“历史学”知识。而要做到此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教学者自己必须全面把握历史学科内容,在此基础上高屋建瓴,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做出对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知识的取舍,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选择地传授给学生,然后才可以谈得上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而获得教学的成功。
所以,在上课之前,作为一个高校世界史教学的历史工作者,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一切可能阅读各种书籍,除历史学外,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尤其与世界史紧密相关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书籍都应该是涉猎的范围,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并为《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备课做好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上认真写出详实的教案。在教案的写作过程中,要注意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的本质,在历史观上认清近代以来的世界史是一部蕴含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思想文化科学理性化的诸领域现代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多元化与全球化同步发展的整体化的历史,力图打破受僵硬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观一元化统治的非马克思主义史观,把传统史学强调的单调的革命史纳入到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史和整体的世界史的进程之中,加强唯物史观这把被鲁迅先生称之为“最锐利的解剖刀”和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生产力中轴”原理在世界史教学中突出地位,其目的就是力图在教学内容上引导学生形成客观、严密的世界历史思维,增强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兴趣。
在进行了上述准备后,世界近代史的教学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步来完成。
第一步,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困难所在。首先,要设身处地地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仔细思考一个学生想学什么,如何学以及他希望教师怎样去教。其次,要尽力塑造师生之间的亲和关系。应该告诉学生教师的电话号码,邮箱甚至住址,并通过问卷调查、课下聊天等手段尽可能知晓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的兴趣所在和期望所在,了解学生学习世界近代史课程的困境。一般说来,世界史的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既有历史学科学习的共性问题又有世界史学科学习困境的个性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专业思想极不牢固。造成该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实,即来源于学习历史在现实社会中有用无用的困惑。二是专业兴趣不浓厚。这个问题有的是因为专业思想不牢固造成的,但也有很多学生仅仅就是主观上对历史不感兴趣。三是,学习方法存在重大缺陷。很多学生仅仅依靠死记硬背的传统手段来学习历史,由于世界近代史涉及的国别地区众多,时间跨度500年,各种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纵横交错,记忆力再好的学生靠死记硬背的单调方法肯定无法学习好世界近代史。
第二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学生的面临的问题设计课堂教学内容。一般的《世界近代史》的讲授主要可以围绕三个方面内容进行。
第一,在大人文学科的背景下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的兴趣,强调历史学等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对于构筑健全的人生观以及对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功能。要通过各种事例来证明此点,例如可以跟学生谈美国德鲁大学尼尔・里默教授提及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的争论,那场争论中,医学家、生物学家、航天学家对人文学者说,“我们不断地发明新的东西,新的药物、新的谷物和航天技术,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除了单纯地重复过去,又做过什么呢?”对这样的疑问其中之一有力的反驳是:“您听说过美国宪法吗?”可以跟学生指出,美国宪法也许是人类社会以往的两三百年中最重要的社会发明,它不仅促成就了美国的强大,而且导致了民主政治在全球的传播,这样一项重要成果恰恰是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等人文社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晶。在课堂教学中,要不断地告诫学生兴趣一方面可能是先天的,但更多的兴趣是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后天培养的,历史学更是这样,并告诉学生其实那些学习计算机专业、生物学专业、航天专业等这些所谓比人文社会科学有用的学科的同学也同样存在对专业不感兴趣的情况,问题是无论学习什么都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
赵亚夫先生倡导历史教育学研究要有学术性,相应地也必须做好历史教育学研究方面的文献和目录工作,我整理了2012年以来的最新历史教育学研究著作。
一、黄牧航主编的“历史教育硕士丛书”(长春出版社,大部分2012年出版)
该套丛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课程改革十年来我国历史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丛书的编写主要面向全国历史教育硕士,中学历史教师,历史教育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具有学术性、实践性、代表性和前沿性。该套丛书编委会编委集中了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育研究的大部分专家学者:首都师范大学的赵亚夫、华南师范大学的黄牧航和张庆海、上海师范大学的李稚勇、华东师范大学的李月琴、南京师范大学的刘军和姚锦祥、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克礼、四川师范大学的陈辉、湖南师范大学的余柏青、山东齐鲁师范学院的齐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社社长任鹏杰和历史教学杂志主编任世江等。
1.赵亚夫、唐云波主编《国外历史教育文献选读》(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360页)
该书体现了国外历史教育研究的最高成就,为历史教师了解和研究国外历史教育提供了借鉴。
2.李稚勇、周仕德、陈新民著《中外历史教育比较研究》(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320页)
作者吸收国外先进历史教育思路,对当前的历史课程改革与实践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3.宾华著《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设计研究》(长春出版社,2012年1月,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