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教育史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摘要：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取得累累硕果，主要有对课改新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对港澳台及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等方面。但是，在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研究方面还存在研究国家范围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新课改；历史教科书；研究综述

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颁布标志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动。迄今为止，十年过去了，我们在历史课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为历史课程改革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教科书改革，其成果也非常显著，这是值得肯定的。在历史教育领域中，我国各界人士对于历史教科书的观点更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新课改以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总结和反思，更是具有现实意义。

一、对论文成果的综述

（一）对课改新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介绍

自国家实行一标多本以来，研究的论文相当多，特别是2001年课程改革实施以来，这方面的成果更加丰硕，现将课改以来对新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简单介绍如下：在关于教科书编制理论方面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从教科书的编制理论、历史观、编制原则等方面来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出各自的观点。其中，研究历史教科书逻辑关系的有黄牧航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历史教学》，2003年6期）一文，文章强调“任何一个学科的中学教材都必然包含三种逻辑：学科体系逻辑、学生学习心理逻辑和教材编写逻辑，历史教材也不例外。” [1]在关于历史教科书内容体系的研究方面，学者多从教科书的整体内容或对某一具体的内容来对我国课改新教科书进行研究。其中，对某一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文章，则多是从反映某一具体意识的内容出发进行论述，比如教科书的内容反映了或缺乏了女性角色意识、环境意识、爱国意识等等，如宋纹的《“大‘少数民族主义’”》（《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1期）。在对于历史教科书使用的研究方面，学者多从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出发，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材观，树立新的教材观，改变传统的“教教材”的教材使用方式，树立新的“用教材教”的方式。比如说，张洁在《历史教学》（2005年9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新课改下历史教科书使用问题》的文章，文章指出：“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我们教师应该科学地看待新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新教材，不唯书，不唯上，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有效的教学资源，转变师生的教与学的方式，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和发展。” [2]在国内对于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比较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某一结构进行比较，或者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某一内容进行比较，更有甚者，则对不同历史教科书的整体进行比较。比如，硕士学位论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戴昌保）则是从教科书的结构、内容、活动课的设计等等方面来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验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进行整体的比较研究。在对于历史教科书结构的研究方面，有的学者研究教科书的某一结构，也有的学者则对于教科书的整体结构作系统的研究。其中，在对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结构进行研究方面，学者多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把教科书的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然后对这些结构进行功能分析。比如说，硕士学位论文《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研究》（钟杰，2006年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系统论为支撑，并把中学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分为导学系统、图料系统和巩固系统，并对这三大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文章对具体的例子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应用性极强的设计案例。但是，有的学者不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教科书的整体的结构的。比如说，硕士学位论文《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与组织结构初探》（张耀辉，2011年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则是从新课改背景下历史教科书的功能定位出发，深入分析为了达成历史教育教学功能和价值最优化的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科书结构。这些研究无疑对现阶段新课改中的处于一线的历史教师的教学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对港、澳、台和国外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介绍

在当前研究历史教科书的热潮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外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点有所了解，而且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历史教科书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措施，从而推动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顺利进行。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除了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还对国外的教科书进行研究，在对国外的历史教科书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英国、美国、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比较多。在对英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如《史料在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应用初探——以HODDER教育版、牛津版和剑桥版为例》（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在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美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以McGraw-Hill版和Prentice Hall版为例》（2010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学生版以及教师版的结构均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分析其结构特点及启示，打破了以往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研究中未见对教师版研究的局面。还有的论文主要研究美国历史教科书的史料运用情况，如《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史料运用研究——以为例》（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一些论文主要进行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的比较，其中，有的论文偏重教科书内容的比较，如《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比较——以“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章节为例》（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有的论文偏重对中美历史教科书对课程目标的体现的比较研究，如《中美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课程目标中的体现比较——以两国的独立解放战争为例》（2011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中，从笔者目前找到的论文资料来看，笔者发现这些文章多是从日本历史教科书擅改历史史实和由此体现军国主义思想的残留等等这些问题出发，研究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影响的，如《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根源探析》（2008年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还有在《日本教科书审定历史观浅析》（2008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中也有就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分析，然后批判了该教科书的指导思想自由主义史观。另外，有的学者对香港、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包括对教科书的结构、内容和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来为更加能体现新课程理念的学本化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提出具有启发性的建议、意见，这方面的文章有很多。其中，《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2004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主要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对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的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变化做了纵、横向的比较研究，并探讨了其变化的原因和提出了作者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设计的一些构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涉及到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有李晓康所写的《新加坡历史教育与政治发展》（《公共管理研究》第9卷）的文章，文章“通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加坡历史教育课程的发展，以及在80年代以后政府编撰的初中新加坡历史教科书的演变，探讨历史教育与新加坡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化的关系” [3]，从而“探讨历史教育作为当地国民教育计划核心部分对新加坡政府维持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3]在这篇文章中所涉及到的新加坡历史教科书部分也只是讲到教科书的内容根据不同时期政治的需要而侧重点不同，而没有涉及教科书的结构问题。从国内对港、澳、台和国外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情况来看，对历史教科书结构的研究多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历史教科书的结构分为课文系统及课文辅助系统来分析的。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摘 要 教育史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目前跨学科研究是教育史研究的趋势。本文有关英语教育历史现状的研究便是这样的跨学科研究的尝试。通过研究，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外对英语教育史的研究并不全面，只是停留在研究教学史的层面。英语语言教育的发展及其推开的政策与当时当代的政治、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了解这一联系，可以帮助我们借鉴古今中外的英语教育经验，解读当下的英语教育政策，清楚未来英语教育该的发展方向。最近，关于英语教育改革在中国如火如荼，英语教育在中国是否该弱化，笔者希望通过教育政治学、教育生态学以及新文化史学的理论，深层次地对其进行探讨，并希望为未来英语从业教师树立信念和信心。

关键词 英语教育史 跨学科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Status and significance of English Educational History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nglish

XIE Y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402160）

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s the trend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hough there are amount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studies the English educational history is a trial and exploration of thi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e writer found that the studies of English educational history were not comprehensive by studying both domestic and aboard research status， and it was only a teaching method research. The open policy of English education development has close connection with contemporary policy and economic status. Understanding this connection will help us to learn the English educa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ancient and modern in china and abroad， read the change of present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and forecast the prospective tendency of future English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English education reform is already in the works. Whether or not weakening the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the writer discusses th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politics， ecology of education and new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writer also hopes to establish faith and confidence for the future English teachers.

摘要： 本文梳理了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脉络，从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到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到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列出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相关的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

关键词： 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 相关研究 发展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设计实践发展迅猛，开设广告设计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1000所，但当前广告设计实践发展和广告设计人才培养严重脱节，广告设计教育问题丛生。目前我国虽然拥有10万多家广告公司，但是广告产业还处于粗放式经营阶段，至今没有一家本土广告公司可以进入世界级跨国大型广告公司的行列；虽然1000多所高校设置了广告设计相关专业，但是尚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引领世界广告设计教育的学术潮流……这些广告现实问题都可以从广告设计教育中找到回应。新一轮产业竞争环境下，我国广告设计教育何去何从？其中，重要的经验，来自对广告设计教育发展的历程的总结。

对于“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史”这一专题的研究，迄今为止，仅有零碎的研究而鲜有发现专门研究。与该主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即国内外传播学、广告学领域关于广告教育、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设计学领域对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的研究，以及历史学、教育学领域关于艺术教育史、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其具体理论形式表现为专著、个案研究、专业期刊杂志上的论文、相关调研报告及资料汇编等。国内外与该课题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下。

一

国外学者历来重视广告设计教育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从各自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本国的广告设计教育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加以总结、概括，达到完善广告设计教育史理论体系和促进广告设计产业健康发展的目的。比如二战后以汉斯·M·温格勒的《包豪斯》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研究性著作和专题性论文，从理论上对先进教育经验及时总结研究，奠定了今天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包括广告设计教育蓬勃发展的基础。1959年由美国“卡内基”（Carnegie）和“福特”（Ford）基金会分别资助而独立发表的两项关于大学广告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掀起一场广告教育研究的学术高潮。1967年日本成立“日经广告研究所”，相继出版《日经广告研究所报》和《广告报告》期刊，对日本业界广告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于1990年表《广告教育白皮书》和新世纪初叶发表《2001年广告教育峰会报告》等，对当代美国广告教育的状况与社会效应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客观评析和深度展望；美国著名学者BillyI.Ross于2006年出版的《广告教育：昨天、今天与明天》，则对百年来的美国广告教育做了开创性的梳理、总结与前瞻；英国的“英国教育”、“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等国家教育网站则专设了广告教育研究栏目，对英国近百年来的广告教育展开了多向考察与深入探究……（参见查灿长著.《国外高校广告教育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部分）概言之，西方学界或业界的这些具有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其本国范围内的广告设计教育，而从国际视野角度来对中国广告设计教育进行探讨的成果，仅见有零星论文，如日本株式会社电通企业计划局副局长坂本直规的《关于中国广告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广告》，2004.9），点出中国广告设计教育的种种问题，如缺乏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等等，但专门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专题成果还鲜有发现。

二

“广告设计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在中国的萌发，是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科分工制度中的“专门史”的建构，以发达国家的广告设计教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热潮的打破，发展中国家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告产业环境和广告设计教育实践大发展的形势下，有关设计教育和广告设计教育学术论文日渐积累而逐步萌蘖、发展起来的。中国广告设计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