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精选

中日韩文化交流论坛第七次会议于2011年9月20日至23日在韩国庆州举行。论坛中方召集人、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中日友协副会长井顿泉、中韩友协副会长冯佐库等11人访问韩国并出席会议。

该论坛是中韩友协、中日友协，与韩日文化交流会议、韩中友协、日中友协、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日韩民间团体共同发起举办的，旨在推动中日韩三国民间文化交流。论坛出席人员相对固定，三方各派三名代表作为论坛核心成员，其中各有一名为召集人。目前中方召集人为刘德有、日方召集人为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韩方召集人为韩日文化交流会议委员长郑求宗。论坛自2005年起在三国轮流举行。

本届论坛主题为“促进东亚文化交流的方案”，议题为“灾害与文化，以及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韩方核心成员郑求宗、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孔鲁明、韩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等出席会议。

灾害与文化

本届论坛的一个主要议题为“灾害与文化”，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面临新挑战的再思考。小仓和夫介绍说，这次大地震对日本部分地区的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一些村落的整体消失，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不幸遇难，给该地区传统庆典、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人类文明受到自然灾难的严重挑战，如何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

小仓和夫指出，在自然灾害面前，文化不仅仅是被保护、被抢救对象，更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受灾地区来说，除物质救助外，精神支持更为重要，这就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他结合这次日本地震谈了四点体会：一是灾害可以唤醒人们的防灾意识，引发人们对文化保护的重视；二是灾难可以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作品；三是应鼓励民众参与对灾区文物、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四是在灾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小仓和夫的发言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共鸣。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受灾国一国一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损失。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加快对人类文化遗产抢救的步伐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中日韩三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并发挥积极作用。

民众主导并参与的文化交流

1.传入中国的日本美食

日本的美食虽然没有中国美食的种类繁多，但是却也精致颇具文化特色。近年来，日本美食在中国也可以说是掀起了热潮。大街小巷里的日式餐厅和琳琅满目的日式小吃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有趣的是这些美食名称的引入也非常有趣，这里我们来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章鱼小丸子例⑤沙茶面、海蛎煎、花生汤这些都是必须要尝一尝的特色，另外常见的关东煮、章鱼小丸子、春卷也做得格外地道。例⑥不知不觉，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小周和小薛夫妻俩在黄埔一小学门前摆摊卖章鱼小丸子，已经十多天了。章鱼小丸子起源于日本大阪，原名“たこ焼き（蛸焼き）”，其历史要追溯到大正年代，创始人是日本著名美食家———远藤留吉先生，素有皮酥肉嫩、味美价廉之特点，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国粹小吃。章鱼小丸子这个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如果直说章鱼烧的话，恐怕没吃过的中国人很难想到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的美食实在是强大，轻轻松松地就把它的做法总结成了丸子。这样，通过食材和做法把它的名称翻译过来再引入，这个美食也就没那么神秘了。

（2）关东煮例⑦便利店里除了寿司、饭团、关东煮，还有可自选搭配的盒饭，20元左右就可饱餐一顿。关东煮，日语本名御田（おでん），是一种源自日本关东地区的料理。“関东煮、関东炊き”，是关西人给这种料理的名称。这种食物最早是从老东北传到日本，后来流传到台湾，在台湾进一步丰富了汤汁、蘸料及其品种，该美食营养丰富，诱人的香味让你垂涎欲滴，在日、韩、台湾、东南亚特别流行。所以说，我们如果单纯说这个美食是属于日本的，那确实有点谦虚了。那么这道美食引入时，我们选择了最容易理解的“关东煮”作为它的中文名称。“关东”体现了“出身”，而“煮”则把食物的烹饪方式一语道破。这样既保持了美食的日本风味，其做法也被描述得十分清晰。

（3）寿司例⑧麻叶儿、小汤包、寿司，还有用栗子面和玉米面做的小窝窝头，花生粘还分出南北两派做法……百十道小吃放在一起，光是闻着香味，不少居民就大呼“过瘾”。寿司这道美食既体现了日本美食清淡、尊重原始滋味的特点，又方便携带，它的主要材料是用寿司醋调味过的维持在人体体温的饭块，再加上鱼肉、海鲜、蔬菜或鸡蛋等作配料，其味道鲜美，很受日本民众的喜爱。现在国内的回转寿司店也由于独具特色而非常流行。然而“寿司”这个词汇的传入确实几经周折。直到2012年7月《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才把这个词收录到汉语中来。在这之前，寿司称为“四喜饭”，现在的称谓是取了其日本发音。这种音译方式确实很难买账，一来“四喜”容易令人费解，会混同于“四喜丸子”的感觉；二来像“章鱼小丸子”的“丸子”那样去描述这道美食的做法，又在中国的饮食中难于有参照物，单用一个“饭”字也还太过单薄，最终，取了“寿司”的说法，让这一传统的日本美食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

2.传入日本的中国美食

中国的菜肴有万种之多，不仅有煎焖煮蒸炒等多种多样的烹饪方法，粤菜、川菜、鲁菜、淮扬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菜系”也源远流长。在日本，走在大街上每当看见悬挂的汉字招牌“中华料理”就会让人倍感亲切。除了大多数由华侨开的以外，相当多的也是当地的日本人开的。这足以可见中国美食在日本的巨大影响力。那么这些美食名称的词汇交流有什么特点呢？如：タンタン‐メン（担担麺）———担担面；チャーハン（炒飯）———炒饭；シューマイ（焼売）———烧麦；ホイコーロー———回锅肉；マーボー豆腐（麻婆豆腐）———麻婆豆腐。中国菜肴的名称在传入日本的时候，基本是音译成了平假名，在书面上可能会用汉字表示。这同大多数日本美食名称的引入有很大不同，和“寿司”却很类似。在探讨“寿司”的时候提到，寿司这个词汇的直接引入主要是由于寿司的做法在中国美食中没有，所以我们不太好通过它的制作方法来发挥命名；其次，直接用“寿司”可以保存它的日本文化特色。那么中国的美食名称在传入日本的时候是否也是类似的呢？个人认为，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不得不说我们中国美食的调味品之丰富以及制作方法博大精深。

作者：徐佳鑫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

第四届“东北－北京”论坛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幕

2008年9月16日，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组织主办的第四届“东京－北京”论坛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幕，论坛的主题为“亚洲的未来与中日的作用”。中日双方参会代表在政治、经济合作、安全与救灾、环境、粮食与食品安全、媒体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坦诚、理性的探讨和交流。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向论坛发来贺辞，赞扬“北京一东京”论坛在中日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称中日关系经历了“破冰”、“融冰”、“迎春”和“暖春”，目前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他表示：“中日两国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政治上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合作的典范；在经济上成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伙伴；在人文方面成为相互学习、共同促进的朋友；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王晨认为，“北京一东京”论坛就是中日之间为数不多但行之有效的交流平台。他说：“与前三次论坛相比，这次论坛汇集了两国各界更多的高层人士。出席人数也创下了新的记录，这充分表明中日两国各界对进一步发展两国的交流合作高度关注，反映出这次论坛本身对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的巨大吸引力。”

“北京－东京”论坛是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言论NPO共同发起和组织，中国新闻界、学术界与日本民间组织携手，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加强中日相互了解而共同搭建的中日精英交流平台。论坛的主旨和目标是推动中国和日本民间的友好交流，为两国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精英提供一个开放性的讨论空间。论坛每年在中日两国轮流举行，已经成为中日间为数不多的“公共外交”平台。

孔子故里举办2008国际孔子文化节

2008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于9月27日至29日在山东曲阜举行，这已是孔子故里第25次举办这一国际性节日。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9年，作为文化节的核心活动，今年的祭孔大典突出“仁者爱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祭文由著名作家金庸撰写，成为今年祭孔的一大亮点；“孔子教育奖”在文化节期间授予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的两个教育组织。

内容摘要：在交际中，如果脱离非言语的配合，孤立的言语行为往往难以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尤其在跨文化交际中，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主要概括了中日非言语交际对比研究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并且论述了目前国内该方面的研究现状和问题。

关键词：非言语交际 中日对比 体态语 客体语 环境语

非言语的Nonverbal一词，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为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而伴随言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的不属于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范畴的方法和手段。 又被称为“不是语言的语言”。非语言交际指不需要使用言语就能发出和接收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不像语言只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属于社会心理学，指人在传达讯息时，会使用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音调等语言、文字以外的媒介来辅助说明。非语言交际就是交流的双方利用身体的特征或者自然环境给交流对方传递特定的意思，表示言语之外的情感。在交流中言语表达终有不足，所以我们会额外在意对方的非言语表达，这有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情绪、态度、个人特质等，甚至是内心真正的意图。

对于非语言的分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美国的玛娇丽・F・瓦格斯把非语言分为9类，分别是人体（身体特征、皮肤、体形等）、动作（手势、姿势等）、眼睛（视线、眼神等）、副语言（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特点）、沉默、体触行为（接吻、拥抱、握手等）、对人空间、时间、色彩等。显然，玛娇丽・F・瓦格斯的这种分类归纳并不能完全涵盖非语言的范围。纳普（M・knapp）将非语言分为7类，分别是人体的传递行为（例如表情、视线、手势、体势等）、身体特征（体形、肤色、毛发等）、 触摸行为（握手、拥抱等）、副语言（如声音的特征、咳嗽、哭声、发话间隔等）、空间因素（如体距）、个人物品因素（如服饰，化妆，随身物品等）、环境因素（如家具、灯光、温度等）等。美国的K.W.back将非言语交际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静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动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以及有声的非言语交际等。毕继万将其分为4大类，将姿势、身势、面部和手部动作、体触行为等归类为体态语；将沉默、话轮转接、非言语声音等归类为副语言；将化妆、衣着、肤色、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等归类为客体语；将空间，时间、距离、灯光、颜色、标志等归类为环境语。

非言语交际的方式有很多，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衣着服饰、声音暗示等都能表达一定的意思，都是非言语交际的有效手段。例如人们高兴时会眉飞色舞，忧伤时会愁眉苦脸、悲痛时会嚎啕大哭等等，这些情绪都是通过非言语手段表达出来的。又例如我们在说话时往往同时会借助身体动作来表情达意，有时这种动作会起到强化言语信息的作用，有时则起到弱化言语信息的效果。例如你送给小孩礼物时，他若真的不想要，就会说不要，同时也会伴有摇头、扭身、眼神漠视等行为；而若他很想要却碍于大人的说教，虽然嘴上说不要，但是眼睛会一直盯着看，并使劲扳着手，这就是弱化了他的言语内容。所以非言语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可以使言语信息更加鲜明突出，也可以弱化或补充言语信息的内容，还可以代替言语手段来表达信息。西方学者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对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做了研究，伯德惠斯特尔认为：文化背景相同的两个人在交谈时，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仅占35%，非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占65%。梅拉比安也认为，两人在交谈时，非言语占93%，语言本身仅占7%。由此可见，在交际中，仅靠语言文字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往往需要非语言手段来增强语言效果，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些非语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交流，减少交流障碍，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非言语交际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nonverbal communication”，对非言语交际的正式研究普遍认为始于达尔文，他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一书中，对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各种心理活动进行了系统详细的研究。此后，逐渐出现了大量研究非言语交际的作品。例如伯德惠斯特尔的《身动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Kinesics）、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戴斯蒙・莫里斯的《人类行为观察》（Man Watching）、洛蕾塔・A.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的《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和朱利叶斯・法斯特的《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等。而关于跨文化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可谓始于美国的莱克・布罗斯纳安著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言语交际对比》，它第一次直接对中英国家的非言语交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对比研究。

在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方面，代表作为李庆祥主编的《中日非语言交际研究》（2008），它是研究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前沿丛书，其中收录了25篇论文，内容分为概论篇、分论篇、音声语篇和教学篇等。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对比方面，概论篇中有卢涛的《日本非语言交际研究概述》、毋育新的《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比较研究》和吴宏的《日本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日本文化――兼谈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之差异》等论文；分论篇中主要关于手势、表情、副语言等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中日对比的有倪秀梅和姜峰的《中日手势文化比较――以手指动作为主》；教学篇中有赵春利的《对非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和樊军的《日本文化中的非言语交际与日语跨文化教学》等论文，主要是关于日语语言教育中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另外，有王秀文著的《日本语言 文化与交际》（2007），主要论述了中日文化差异与体态语的表达方式、副语言及交际功能等。铁军编的《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中，以五种基本色为中心进行了中日对比。

另外，关于体态语对比研究，期刊论文方面有孙鹏的《从体态语看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4））；有桂玉植和倪秀梅的《跨文化交际中的中日体态语对照研究》（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3））；王连娣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下的中日手势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林燕燕的《体态语语言表现之中日比较――以“喜”的面部表情为中心》（华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2））；赵平的《从灾难中的笑容看中日非语言交际》（日语知识，2012（09））；张晓梅的 《论中日手语中表情与口形的作用》，（才智 ，2011（19））；张淑婧的《关于中日谈话节目中附和表现的使用实态》（2010）；王冠华的《关于面部表情描写的中日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所进行的调查》（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4））； 程放明、刘旭宝的《体态语的中日语言表述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4））； 硕士论文方面有李江冰的《“肢体语言”的中日对比》（2009）、向金枝的《中日体态语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2016）等。

摘要：本文通过中日大学间skype交流学习的整体评价、效果、建议三个方面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国际远程交流学习对国际协作意识、国际理解能力的提升作用及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意义。

关键词：中日高校；协作学习；skype视频

中图分类号：G51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1―0033―02

随着IT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媒体在外语教育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同时，如何培养国际化的高校人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高校教育课题。利用多媒体技术实现远程国际化联合教学，是解决目前这一课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大学生之间的Skype视频交流学习，从整体评价、效果、建议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国际远程交流学习对国际协作意识、国际理解能力的提升作用及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Skype交流学习实践内容

本次交流学习利用skype视频进行，时间分别为2012年10月16日（日方发表）和10月23日（中方发表）。参加者是中国12名日语专业硕士生和日本10名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首先，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课前搜集文明用语宣传画、标语、广告牌等资料，进行专题研究，将结果做成课件并互发给对方。

其次，每组选出代表进行发表，之后双方提问并讨论，从而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交流过程中出现疑难问题时，双方教师进行积极引导，确保交流顺利进行。

摘 要: 合作学习是以小组或团体为主体的互动学习模式,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把合作学习的理念贯彻到日语教学活动中是一种提高日语教学效果、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手段。文章以此为依据探讨了在日语教学中对学生应该如何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 日语教学 合作学习 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

2001年出版的《高等院校日语专业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将成为21世纪日语教育的重要目标。”培养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日语人才将变得日益重要。我旨在探讨在日语教学中对学生应该如何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日语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而交际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外语教学需要一种合作学习的氛围,而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会合作、学会与人相处,也是外语教学责无旁贷的责任。如果学生不能够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与他人的合作性互动之中的话,那么这些知识和技能都是无用的,这种教育是失败的。[1]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如果只顾自己夸夸其谈而无视对方的存在或反应,即使操一口地道流利的外语,也不能算作具备交际能力。同样,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人传递的信息,不主动积极地参与信息的摄取过程,以获取自己想得到的信息,也是一种缺乏交际能力的表现。

但在传统的日语教学模式中我们往往只注重培养学生传递与接受信息的能力,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相互交流性和共同作业性,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在现实的日语课堂教学中,学生人数多,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让每个学生都有说的机会,结果导致只有少数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发言的机会就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培养交际能力无从谈起。又如在我们常采用的辩论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辩论双方自始至终坚持己方的观点,即使对方言之有理也寸步不让,非争个你死我活不可,自己的目标与他人的目标是相互排斥的,即别人的成功意味着自己的失败,这种“利己损人”的学习情境对他们日后的跨文化交际活动肯定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合作的交往较之竞争的交往在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里合作学习更为重要。[2]因此,课堂教学亟需引进能面向全体学生的、有利于学生全面开展的语言实践活动教学模式――合作学习。

二、运用合作学习原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可行性

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是一个无论在教育理论界还是教学实践中都备受人们推崇并且影响巨大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大中小学教学实践,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

论文关键词：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语言文化；文化障碍；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在阐述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日语文化教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做了探讨。主要从教室的配置、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以及教材内容的安排等方面提出了el语语言文化教学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并对日语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模式作了构建，提出了三段式教学方法即：(1)传授el本语言文化知识；(2)互动，让学生自己调查、收集、研究；(3)学生的集体讨论和教师的点评。目的是使学习者透过语言看到el本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进一步了解el语和el本社会，为将来与el本人实际交往提供跨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和交际能力。

在外语学习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只要学会该语言的词汇、语法以及发音等就可以掌握该门外语。但是很多学习实践证明只掌握这些还是不能很好的和外国人进行交际的。因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仍存在各自文化上的差异，同样，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由于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会产生“文化冲突”。作为一名日语教育工作者，笔者就经常听到一些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学生抱怨，和日本人交流，不是语言层面不懂，而是对日本人的表达、想法不理解。如果学生在日语学习过程中不系统学习，在和日本人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失误。当然这种能力是随着日语能力不断提高而逐步提高的。同时外语能力与语言文化知识并不成正比，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并不代表了解日本语言文化。同时学习外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外国人交流。如果虽然会说外语，却不能和外国人顺利交流，不能不说是外语教育的失败。因此在日语教学中引人日本语言文化教育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现在我国许多大学的日语专业强调在日语教学中要引人“文化教学”，除了从初级日语教学就融人“文化教学”外，有的还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开设了‘旧本语言文化”选修课。我校在专业三年级下学期开设此门课程。笔者在担任此门课程教学的同时，就课程的构建作了一些思考。本文试从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角度出发，就日本语言文化课程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如何开展在语言教学中引人文化教学，提出笔者的建议。

一日本语言文化课程的理论发展

首先谈一下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是一门边缘学科，与人类学、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等都有密切关系。chomsky在1965年提出了“语言能力”，创立了“生成语法”。但遭到了compell和wales等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在1970年抨击chomsky“语言能力”的同时，指出“语言能力”过分强调语言的结构即语法部分，却忽视了学习者在使用语言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的那一部分能力。语言学家hymes在1972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新概念。指出“交际能力”即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语言学家byram指出语言文化综合教学模式应该包括语言学习、语言认知、文化认知、文化经验四个方面。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文化语言学。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并成立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北外胡文仲教授编写了《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学概论》等著作，关世杰教授也著写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在我国是一门新兴学科。现在发展非常迅速，尤其在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教学方兴未艾，一般的大学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与文化”、“文化语用学”等课程。而且召开了多次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

在日语教学方面，一些研究日语教育的日本学者也强调了跨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例如在《日语行动论》一书中野元菊雄、加藤正信等就指出日本人的语言表达特点以及日语体现日本人行为规范方面和日语的非语言表达的特点。并统称为“日语行动论”。

在中国日语教育界，随着日语教学改革的深人，也逐步开始加强了日语的文化教学。每次中国日语教学研讨会都有一些关于日语文化教学的论文。同时一些院校也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专集。2001年，《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对文科院校提出了‘厚基础、宽口径、高质量’的要求。要继续锤炼语言基本功，提高日语实践能力.扩充文化知识，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同时指出:“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在宏观方面指出了我国日语教学改革的方向。在注重同汇、语法以及发音教学的同时，必须引人语言文化教学。

【摘要】中日两大学利用简易视频会议装置,实现了基于母语的国际交流。为了深化研究,2008年,完善原有系统,添加了发表和评价活动。经过七次交流,两国学生的多种能力和意识都显著提高。由此认为,即便是用母语和简易视频会议装置与外国学生交流,也能提高相关能力和意识,并促进学生的毕业论文研究。

【关键词】母语;简易视频会议装置;国际交流;能力和意识变化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B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1―0143―04

一 序言

通过文献调查发现,国内对视频会议的研究大多处于技术开发层面,而在应用层面,尤其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报告十分罕见。

日本有几则视频会议应用于教育方面的成功事例。宫地等[1]在日本国内的两所学校围绕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了视频会议交流,结果,学生的就业意识、判断能力、讲解能力等显著提高,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关心也有提升。耕和大浦等[2]分别与海外学校用英语进行了视频会议交流,反映出的共同问题是很难把握提问的时机,很难了解对方的情况,但总体上对远程交流有着较高的满意度。通过以上研究事例,可以得知,视频会议交流是与外校学生进行交流与合作学习的有效手段。

为了研究如何通过简易视频会议装置和母语进行国际交流,并测定其效果,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王以宁研究组和日本冈山理科大学的宫地研究组从2007年开始进行了视频会议交流。总结07年的实践工作后,双方对交流工作中的成绩和一些不足进行了充分讨论,为提高后面工作的水平形成一致意见[3]。在08年的交流中,对通信技术系统做出改进,提高了双方交互质量。此外,在交流内容和活动上也都作出了进一步调整,提高了两校间远程交流学习的水平。这里,介绍2008年的实践过程和结果。

二 实践内容和方法

摘 要：模因论是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为解释语言发展规律提供了新视角。从模因论点的角度探究汉语中日语借词的产生途径以及发展现状，可以发现：日语借词中传播能力强的模因在汉语中得以保留，不符合汉民族文化心理和汉语发展规律的日语借词模因，则由于复制和传播较少而在模因竞争中被淘汰。文章从模因论入手，分析了汉语中日语借词的模因形式及成因，并从强弱模因论的角度对日语借词的流行和消亡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模因；日语借词；强势模因

中图分类号：H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2-0073-08

DOI： 10.14156/ki.rbwtyj.2015.02.009

借词是文化交流的记录和载体，在跨文化交流中见证着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自古以来就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和民族有过接触，这种中外跨文化交际过程伴随着语言的使用和接触，也必然会带来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借词的出现是跨文化交际的必然结果。萨丕尔认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就是词汇的借用。只要有文化借用，就会有词汇借用”[1]。中日两国作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亚洲邻国，在以汉字为媒介的长期跨文化交流中，双方词汇互相渗透和影响，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汉语词汇对日语词汇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从近代开始，日语向汉语输出了大量汉字词汇，并逐渐渗透到汉语词汇中，这些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中日两国历史渊源深厚。官方交往始于汉代，盛于隋唐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作为文化输出国，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前。19世纪中期，中日交流方向出现了逆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制度，成功移植了西方文明，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国开始通过日本途径学习西方知识，日本也随之成为汉语词汇的输出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将近三十年的时期，被认为是日语借词进入汉语词汇的第一次高潮，该时期日语借词所表示的概念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后期，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及改革开放，中日两国的交流得以恢复，并广泛涉及到日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教育文化以及饮食时尚等多个方面，两国语言的频繁接触造就了第二次日语借词高潮。近十年，随着网络普及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日本饮食、音乐、动漫文化、网络游戏等为中心的日本文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第三次日语借词高潮随之形成。

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研究起步于20世纪中后期，至今将近半个世纪期间，中外学者针对日语借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们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围绕日语借词定性与定名、特征、成因、借用途径、词义变化、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了研究[2]。文章拟从模因论这一崭新视角，根据语言模因的传播理论分析日语借词的借用类型及成因、并从强弱模因的角度对日语借词的流行和消亡进行探讨。

摘要:日语是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是外语教学的核心之一，对于日语教学工作应给以足够的重视。实现高等院校在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日语教学改革发展的方向。加强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成为当今日语教学改革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传统的教学、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我国一些高校中对于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为此，本文通过对跨文化日语教学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高校日语跨文化能力培养策略。

关键词:高校日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中日贸易人员的往来日益频繁，我国对于日语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渐加大，同时对于日语人才的质量要求也在逐年提高。实现高质量的日语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掌握本国的文化，还需要去深刻地了解日本的文化，从而更加全面掌握日语的学习与应用。高校在日语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只停留在对日语的听、说、读、写层面，却忽略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培养。以下将针对高校在日语教学过程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策略进行分析研究。

1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日语教学

1．1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指实现本民族语言与非本民族之间语言交际的能力。跨文化的差异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差异，也包括文化背景方面的差距。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之间相互交流时，其文化差异的表现得到充分的体现。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在日常的交流过程中，在具备很强的语言应用能力的同时还需要掌握对方民族的行为方式、语言特色、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一些特点，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交流，使得自己的话语充分被理解，保证顺利的沟通与交流。

1．2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