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和分析美国贸易立法的发展,揭示出其贸易政策发展的演变和实质,从而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美国贸易法的新变化,并找出解决中美贸易中存在的磨擦和争端的办法,以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美国贸易立法中美贸易

一、美国贸易立法的回顾

1、二战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

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贸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这体现在美国国内众多的贸易立法及其发展演变上。美国早期的贸易立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税政策来制定的。本世纪30年代对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和贸易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般关税水平,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1934年美国出台了《对等贸易协议法》,它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税率以及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歧视,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通过出口的增加带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该法案标志着通过协议进行关税减让的时代的开始。这种通过双边谈判和签署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争端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之后扩展为多边主义。除了规定有关关税减让谈判的事宜,美国的贸易立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依法对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害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美国根据国际国内经贸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和补充其贸易法规。

2、二战以来美国的贸易立法

(1)《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

二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来自国外的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冲击了美国国内的部分工业。1962年,出于保护国内工业和减少竞争压力的考虑,美国出台了《贸易扩大法案》,推出“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简称TAA),为受到冲击的行业的工人提供正常失业福利之外的的调整津贴、援助和再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转移至新兴的、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对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贷款和贷款保证以及税收优惠来减少产业调整中的损耗。TAA计划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外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动,这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贸易法规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损害”并且损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关税减让而导致进口增加的行业才可以援引该立法得到补偿。美国专门研究贸易政策的学者德尔塔在对反贴补和反倾销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由于1962年贸易法的授权条款和《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将受益的标准订得很高,使受到冲击的部门和公司很难获准接受有关的补偿。

一、模型的构建与数据来源说明

1．引力模型的构建在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中，庄丽娟、姜元武和刘娜（2007）在分析影响广东农产品出口的因素时考虑了人均GDP、距离以及区域贸易制度安排等，将引力模型做了进一步扩展。鉴于此，本文也构建了引力模型扩展式，将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经济规模和碳排放值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引力模型中，得到以下的计量模型。其中，lnEXPijt表示国家i对国家j在第t时期的农产品出口额的自然对数值；α1为常数项，βn（n=1,2…6）表示未知的回归参数；εij随机误差项假设等于0；lnGDPit和lnGDPjt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值；lnSAGijt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的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的自然对数值；lnD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距离的自然对数值；SGMijt表示国家i和国家j在第t时期的经济规模的相对差异；lnCit则表示国家i在t时期的碳排放量的对数值。

2.数据来源说明与处理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UN-COMTRADE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等，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的数据年限为1994—2012年。①农产品出口贸易额———EXP。在本文中，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包括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以及中美农产品出口总额，单位为亿美元。由于碳排放对初级农产品的影响最大，所以本文研究的农产品主要为HS海关编码商品分类中的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和第二类植物产品。②国内生产总值———GDP。由于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产品潜在的需求。本文假定出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供给能力越强，出口值就越大；进口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需求能力越强，进口值就越大。本文采用的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单位为亿美元。③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SAG。SAG表示两国之间人均收入差值的绝对值，反映出两国要素禀赋之间的差异。SAG值越大，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大，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间贸易；SAG值越小，表示两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越小，因此两国之间更倾向于产业内贸易。本文SAG的单位用美元表示。④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D。本文假定贸易双方之间的地理距离越大，贸易成本就越大，贸易量就会越小；反之，地理距离越小，贸易成本就越小，贸易量就越大。本文用中国北京到美国华盛顿的直线距离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为公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所以距离D将不出现在模型里面。其中，C表示碳排放量，单位为万吨；S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Fi表示单位能源i的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数据参考林伯强和刘希颖（2007）对原油、原煤、天然气每单位消耗量产生的碳排放量的计算，三者的数据分别为0.5854万吨碳/万吨标准煤、0.7476万吨碳/万吨标准煤和0.4479万吨碳/万吨标准煤。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了三个引力模型分别为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响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

1.引力模型的实证结果模型1———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模型2———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模型3———影响中美农产品贸易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通过检验排除存在单位根和异方差，实证结果见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是显著的，拟合优度都超过了0.97，能较好的解释因变量的变化，D-W检验的结果都非常接近2，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现象。

2．模型结果分析模型1结果分析：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因素中，美国GDP的影响是最大的，这说明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进口需求，中美两国人均收入的差值和经济规模差距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目前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美国带来负面效应。其次是中国的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的碳排放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美国的影响都是正效应的，而且中国碳排放的正效应要大于美国，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可以无限制的进行碳排放，因为碳排放污染空气、土壤和水质，当农作物的生长条件遭到破坏时，农产品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近些年来美国对农产品进口的严格要求势必会影响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即碳排放对农产品出口会产生负效应，在长期，这种负效应将会体现出来，导致中国出口额下降，从而造成贸易逆差的扩大。模型2结果分析：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最大的因素是两国的人均收入的差值，这说明资源禀赋的差异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较大，且表现为正面效应。美国GDP的增加也会促进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两国的碳排放对美国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是正的，但是中国碳排放的正效应较大，这表明中国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对美国出口更加有利，以至于中美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模型3结果分析：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影响较大的因素是美国GDP，美国GDP对中美贸易总额的影响体现为正面效应，中美两国人均收入的差值和经济规模的差异的扩大对中美贸易产生了负面效应。碳排放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体现为正面效应，促进了出口，但是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较为显著。四、结论和建议从本文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碳排放在中美农产品贸易中体现为正面效应，但是中国碳排放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碳排放的增加会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美国碳排放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第二，中国农产品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市场需求，美国市场需求的扩大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有利的，提高美国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关键在于提高中国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农产品质量；第三，资源禀赋和经济规模的差异的扩大不利于中国农产品出口，但是有利于美国农产品出口，从而会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扩大。因此，中国如何应对当前的贸易形势，应该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转变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借鉴发达国家高效、绿色、低耗和低碳的生产技术，不断提高自身的供给能力，提高农产品“低碳”的生产要求，从而扩大中国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积极引进低碳技术，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主动承担碳排放产生不良的影响的责任，参与国际环境的治理，以便在农产品出口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引进好的农产品品种，加大农产品的研发力度，提升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第三，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扩大经济规模，努力赶超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作者：刘继森刘刚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和分析美国贸易立法的发展,揭示出其贸易政策发展的演变和实质,从而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美国贸易法的新变化,并找出解决中美贸易中存在的磨擦和争端的办法,以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美国贸易立法中美贸易

一、美国贸易立法的回顾

1、二战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

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贸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这体现在美国国内众多的贸易立法及其发展演变上。美国早期的贸易立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税政策来制定的。本世纪30年代对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和贸易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般关税水平,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1934年美国出台了《对等贸易协议法》,它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税率以及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歧视,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通过出口的增加带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该法案标志着通过协议进行关税减让的时代的开始。这种通过双边谈判和签署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争端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之后扩展为多边主义。除了规定有关关税减让谈判的事宜,美国的贸易立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依法对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害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美国根据国际国内经贸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和补充其贸易法规。

2、二战以来美国的贸易立法

(1)《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

二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来自国外的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冲击了美国国内的部分工业。1962年,出于保护国内工业和减少竞争压力的考虑,美国出台了《贸易扩大法案》,推出“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简称TAA),为受到冲击的行业的工人提供正常失业福利之外的的调整津贴、援助和再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转移至新兴的、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对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贷款和贷款保证以及税收优惠来减少产业调整中的损耗。TAA计划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外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动,这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贸易法规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损害”并且损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关税减让而导致进口增加的行业才可以援引该立法得到补偿。美国专门研究贸易政策的学者德尔塔在对反贴补和反倾销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由于1962年贸易法的授权条款和《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将受益的标准订得很高,使受到冲击的部门和公司很难获准接受有关的补偿。

一、中美贸易失衡现状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于两国统计方面的技术原因和方法误差导致统计数字差别巨大。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而中国方面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双方数据都表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增长速度惊人。1993年，中方统计数据表明中美贸易逆差仅为63亿美元，美方数据也仅为228亿美元。2004年，中美贸易逆差中国数据达到586亿美元，美国数据更为1620亿美元。与1993年相比，增长幅度分别为830%和611%。中美贸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绝对量上，而且也表现在相对量上，这一比例在1990年为21%，2004年达到了35%，中国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超过了欧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贸易失衡也表现在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变化。中国不仅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有率不断上升，近年来相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先进产品，占其进口技术产品总额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美国统计数据，2002年这一比重为10%，到2004年9月上升为18%。而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3年1~8月，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620.83亿美元，同比增长55.86%；其中美国是第一大市场，148.58亿美元，同比增长69.56%，高出对全球出口增长速度13.7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23.9%。由于输往香港的产品大部分最终输往美国，美国市场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增长点。

二、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实证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已久，中美贸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各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国贸易逆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我们不由得质疑，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的升值有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吗?我们认为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

为说明这一观点，我们选取中美的贸易数据和汇率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关系实证时段选择上，研究数据选取1990年-2004年的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和贸易差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人民币实际汇率是根据官方统计的名义汇率扣除中美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为了处理数据方便，我们将1990年定为基期。中美进出口数据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义汇率源于《99年世行发展指标》，物价指数选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减指数。所有数据处理都用统计软件Eviews5.0完成。

一、中美汽车贸易现状简析

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一、中美汽车贸易现状简析

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摘要：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同时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也时有发生。中美贸易摩擦近年来主要集中在“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反补贴”四个方面，而根本原因就是中美贸易不平衡。如何看待和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已成为影响未来几年中美经贸关系乃至两国外交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

关键词：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不平衡；双边贸易

1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一、灵活运用外交手段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采取适应的外交手段对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能够起到极大的整治效果。当前形势下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除了经济层面上的因素之外，更是由于受到了中美两国之间政治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我国在进行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处理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到对美国对外政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比如，在中国进行投资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是中美贸易过程中的最大获益群体。中美贸易之间产生摩擦无疑会对这一群体的利益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调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力量对美国政府进行交流与沟通，努力促进中美双方经济双赢局面的产生。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应当采取多种外交手段同美国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交流与协作，加强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的许多贸易规则中都有针对向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定，可以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享受一定的特别优惠。世贸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规定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能够起到突出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我国政府可以组成成立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专门负责进行针对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遇到贸易争端问题时法律援助的机构，为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企业的以及应诉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三、积极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

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外部依存度，因此，在遭遇到对外贸易摩擦时，就会对整个经济运行体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同我国的贸易大国——美国产生摩擦时，表现尤其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应当看到只有积极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并将这一发展战略长期坚持下去，才能够使我国经济经得住国际贸易摩擦的考验。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政府应当把宏观经济的调控重点放在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上来，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信用消费、负债消费、农村最终消费、休闲服务消费等新型的国内市场需求结构。只有在国内市场形成规模并经过激烈国内竞争的产品才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只有积极发展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才能够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人口众多，这就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在购买力，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相提并论的。为了使当前紧张的中美贸易摩擦状况有所缓和，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适当的调整消费需求结构中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通过加强两岸四地的紧密经济合作，培育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统一大市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形成区域范围内的规模经济和集团竞争力，抵御外部对中国市场的冲击，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对美贸易博弈中的地位，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巨大压力。

四、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现阶段我国还处在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许多产品由于缺乏技术含量、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外贸发展的规模与效益极不对称。比如我国是电视机最大的生产和出口国，但是在电视机的40项专利中，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有18项，并且这18项都还是一些非核心的技术，缺乏出口竞争力。因此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路线，塑造自主品牌，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从而使我国尽快摆脱低附加值的国际分工地位，逐步向高层次、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分工链不断推进和升级，在更多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减少同他国产生贸易摩擦的次数。

1中美贸易现状

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一、早期广州的美商与洋行

为了方便进行货物的买卖，很多美国人在广州建立洋行，替到中国的美商购销货物，从中收取佣金，佣金率一般为百分之七左右。于是在广州、澳门的洋行逐渐增多。1818年，剌素洋行(SamuelRus-sellandCo.)在广州成立，这家洋行是旗昌洋行的前身，许多的股东与当时美国在广州的最大行柏金斯行交情甚好。剌素洋行得到最有声望的保商潘长耀的担保，同时也与怡和行行商伍秉鉴(Houqua,浩官)、天宝行行商梁经国(Kingqua,经官)、西成行行商黎光远(Pacqua,伯官)建立了贸易关系。1820年，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国内有多家企业与银行倒闭，对外商品流通也陷入停滞。贸易状况的恶化导致中美贸易额迅速下降，1819年尚有39艘美国商船来华，但到1820年减少到20艘。[4]3681820年中美贸易总额为555万元，仅是1819年的1/2。商业的萧条使对外贸易缺少足够的银元来采购商品，美国在华的机构也陷入经营的困境中。1824年，在普金斯洋行的帮助下，剌素洋行改组为旗昌洋行。与其他洋行不同，旗昌主要做业务，而没有自己的投资，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又可以避免与委托人之间的竞争。新股东阿米顿(PhillipAmmidon)的加入，为旗昌注入了活力，阿米顿是布朗－艾弗斯公司(Brown&Ives)———普罗维登斯最大的对华贸易商行驻广州的商，他的加入，为旗昌带来了该公司在广州的所有业务。很快，旗昌的业务遍布世界各地。阿米顿还到印度积极招揽输入广州的印度棉布和鸦片的业务，鸦片很快成为旗昌洋行经营的主要商品，到1827年，旗昌已经成为美国在华最大的鸦片走私商。

如果说美国对华贸易有两家商行最引人注目，其一是旗昌洋行，其二就应该是普金斯洋行。这两家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旗昌洋行的发展离不开普金斯洋行。普金斯洋行于1792年创办于波士顿，创办者是詹姆斯•威尔科克（JamesWilcock）和托马斯•威尔科克（ThomasWilcock）兄弟，前者后来适逢时机，成为了美国驻广州第三任领事。1806年，普金斯洋行在广州设立分行，主要从事委托代办贸易。威尔科克的侄子约翰•顾盛从16岁就开始到广州在普金斯洋行工作，因精明能干，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成为该公司在中国的负责人。从普金斯洋行建立至与旗昌合并，普金斯一直是美国在广州的最大商，中美贸易有一半的业务是由普金斯洋行。在1828年顾盛返美之后，其外甥福布斯家族的汤姆士（ThomasForbes）受命管理普金斯洋行，但汤姆士在1829年溺死在澳门外海，留有遗书，希望将普金斯洋行的业务，交由旗昌掌理。1830年8月，顾盛提议以旗昌洋行为波士顿行号的单一行，并把普金斯并入旗昌，至此，美国在广州的两大最有影响的商行合二为一。之后，旗昌兼并了一些小的行号，成为美国在广州最大的机构，其实力堪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与经营鸦片而出名的旗昌洋行不同，奥利芬洋行因反对鸦片贸易而成为美国在华洋商行中鲜有的经营正当贸易的行号。1828年，做过船货管理员和人的奥利芬在托马斯•史密斯行的基础上组建了同名商行，这家行号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旗昌洋行的商行。由于奥利芬在鸦片走私贸易中的坚定立场及对传教工作的支持，使他赢得了行商与本国传教士的尊重。除这三家美国商行外，旗昌洋行的股东之一奥古斯丁•赫尔德后来离开旗昌，另创办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洋行，还有一家美商洋行就是卫特摩洋行。在美商进入广州几十年中，往来的商行几经更替，只有旗昌、奥利芬、赫尔德和卫特摩这几家行号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有些回国投资，比如旗昌行的合伙人之一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Mur-rayForbes）在1845年撤出中国，回美国兴建中西部横贯铁路，也有的破产倒闭。

在中国开设洋行的商人，或者本人就很有钱财，或是资力雄厚的美国大商行的亲信代表。当时中国没有银行，交易常须一两年时间，因此需准备巨额资金，同时不仅在华外商与其在伦敦、利物浦、纽约、波士顿的往来商行之间，而且在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都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信用关系。这样一来，只有有条件的人才能过得了这些关。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必须是普通商界之上的一个特殊阶级，不仅大洋行的股东和经理如此，他们的助手也是精明强干的。早期来华的美国商人都是些年青人，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人就是老头了。然而在对华贸易的各个发展阶段中，他们都保持着年青人特有激情与怀揣希望的勇气。厄运从来吓不倒他们，他们很早就已经习惯商业盛衰所带来的挑战。对他们来说，这一季度的失败是下一季度赚钱的预兆，连续几年的倒霉使他们相信大利必将到来。他们的这种职业胸怀使他们在大进大出的大宗交易中充满了商业大王的气势。

二、美商与行商的关系

广州一口通商之时，也是行商制度最完善、中外贸易最繁荣之时。行商代表政府行使权利，却没有独立的行政权。行商往往具有双重身份，被称为“官商”，但“官”是象征性的，官位是花银子捐出来的，在政府中没有实际权利，仅代表政府管理贸易，而“商”则是外商在广州经管活动的管理者，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必须要经过行商监督，缴纳关税后方能在中国销售，同样在中国采购商品也必须经由行商，行商统一采购后从中抽取一部分佣金，然后以行商的名义报关，这批商品就可以出口。既像官员一样的去参与管理，又像商人一样采办，并负责在清政府和商人之间的上通下达，这就使行商与政府、外商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之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之珍品等事，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非属行商团体内之买卖人等参与外国贸易之禁。”[5]91选择与行商的合作是外商在中国长久经营的最好选择。1784年，美商到达广州之时，正值广州行商独揽贸易之际。与行商交好可以保障在华的外商利益，因此聪明的美国商人与行商交往密切，特别是美国在华最大的旗昌洋行与怡和行伍家的关系。1939年入伙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先生曾这样说：“行商是一个遵守信用的团体，在交易过程中遵守合约、忠实可靠，慷慨大方的……我从未在任何国家看到有如同在此地一般的诚信无欺之高度的商业道德。”[3]49多数美商与怡和商行的浩官做生意，怡和行的货价较高，但交货时货物的质量都能守信，怡和行在美国的信誉极佳，贴上该行的商标，在美国的售价一般都比其他同类的要高一些。

行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垄断了对外贸易经营权，这就使行商能富甲一方。“金银堆满十三行”就是用来描述十三行的繁荣。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怡和行伍秉鉴就以巨额的财富成为世界少有的富豪。他的投资遍布多个领域、多个国家，其影响力蜚声海外。伍浩官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更得益于他的名声。他很愿意与广州口岸夷商中的新锐———美国商人以及港脚商人往来。在与外商的交往中，伍秉鉴非常注重信用，而且慷慨大方，他曾经亲手撕毁了一位美国商人欠他数万银元的借据。美国商人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美国在广州的两大商号：普金斯洋行与旗昌洋行，皆与伍秉鉴有着密切的生意往来。而后者与伍家的关系特别亲密，因为它的建立是伍秉鉴一手促成，他给了美国的义子福布斯50万银元，帮助他成为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来旗昌洋行成为美国最大的在华商，几乎可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抗衡。同时，他还投资于美国的铁路，通过福布斯的运作，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同时也使福布斯成为有名的铁路大王。权利与责任、义务是相一致的，行商在财富面前很难中饱私囊，政府对行商的管理制度及通过各种理由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足以让夹杂在中西方贸易之间的具有双重身份的行商腹背受敌而繁华尽去。而这些管理制度会传导到西方商人的身上，对后者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成为行商后就要充当外国商人的“保商”。“外船驶入广东时，凡入口货税及出口货税均须经行商之手，并须由行商保证，是为‘保商制度’。”[5]143旗昌行亨特记载：“洋船或其商如违犯通商章程，均由行商负责。官方认为行商能够并应当管理驻广州商馆的洋人与泊在黄埔的船只。行商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因此，和每只洋船一样，每一外侨自登岸之时起，必须有其‘保护人’，于是行商便成为‘保商’了。我们的保商是(伍)浩官，当然他还担保了别人。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为我们的‘教父’。”行商要监督与管理外商的商业行为是否合法，如商船挟带了违规的商品或是船员寻衅滋事，行商都要受到牵连而被责罚、取消行商的头衔、弃军甚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1728年，英联合公司（UnitedCom-pany）大班弋弗雷(dfrey)未经过总督批准，就与各商人进行自由贸易，之后总督将担保的行商召来，斥责行商办理洋务不善，将保商henqua禁锢。

1817年，美国一艘名为“沃巴什号”的货船停泊于澳门海面，几名中国人冒充买办来找船长，被允许上船后进行了突然袭击，五名美国水手被杀，船上的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事后，船长甘特将事情经过及财物损失情况写成报告交给清政府要求对被害者及船只进行赔偿。由于被捕的嫌疑犯坦言抢劫后被分到的是三包鸦片时，两广总督怀疑“沃巴什号”运载鸦片，所以拒绝做出被劫持财物的赔偿，并向行商谕令：“此事确系全属由于该外国商人运来违禁品鸦片而起，甘特咎由自取，如其它船只不运送鸦片，则彼等将无所疑惧。”[4]317与此同时，行商因美商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须承担连带的责任，伍浩官被罚了160000两白银，其他三位商总被要求募捐一些给公共事业。这次袭击事件迫使行商处于绝望之境，经充分商量后，他们作出决定，“凡任何船只的船长如果不签具私运鸦片、纹银或白银的甘结，一律不予担保。[3]46保商不仅要保证外商在华通商的守法行为，同时还要对他们在华期间的生活行为也要负责监督。为了加强对外国人及外国贸易的管理，清政府多次制定各种章程派发到商馆，由行商宣读给外国人。[6]304所有规章都在行商的监督下严格执行着，特别是有关妇人的条款。1830年，有三名外国女子潜入英国商馆，中国官府威胁要中断贸易，并要惩处保商。这些妇人不得不离开去澳门。清政府之所以对妇人进入广州严格管理，主要还是担心外商在华乐不思蜀，长期定居在广州影响到社会安定，尤其穿着西洋服的女人们走在大街上对于保守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第二，公行是对外贸易的“吸金器”，但获得这项特权也意味着付出较大代价，首先加入行会，就要付出20万两银子，同时还要因为公益事业，如兴建水利、赈济灾区，行商每年需进贡百数十万元，其中大部分被政府官员贪污。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为粤海关每年采购官物所消费的金额，筹措贡品的资金与采购贡品的工作全由行商办理。1814年，清政府因急需六百万两巨款，令广东官吏捐助多半。在上谕未到达广州前，就议定由广东的盐商出资四十万两，其中十六万由盐商负担，二十四万由行商负担。行商潘启官、叶仁官、伍沛官、卢茂官等都捐出了两万至五万不等。难怪有英国人记载“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淫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5]147另外，各种货税、规礼、船钞等名目繁多的收费，大大增加了外商进口的成本。“船有‘船钞’，每船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货有‘货税’……初有百分三之税，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税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