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传因素，深深融入到中国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双重作用。系统考察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的积极作用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现实考察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从文化哲学视角对传统文化的生活价值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和探讨。

关键字：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价值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6）10-000-01

摘 要 随着我国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国有企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重要的发展内容，能够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本文将针对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探究，从而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现代国有企业 文化建设 思想政治 管理方式 生产经营

随着现代国有企业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了现代国有企业未来的实际发展趋势，国有企业必须在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及固有联系进行相应的努力与探究，从而采取措施去促进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进行。

一、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转变，其国有企业也在迅速发展壮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国有企业文化属性的进一步转变。所以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又有了新的要求，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具有相应的联系，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能够为企业文化建设奠定基础，企业文化建设能够反过来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

思想政治工作其属性偏向于政治，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属于党和国家所下达的总路线与总方针，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于个人来说不仅仅能够促进廉政，同时也能够塑造企业与员工正直的工作面貌。另外落实好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为了确保国有企业能够明确党的发展目标，积极配合党的发展路线，为国计民生而进行奋斗，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而企业的文化建设则是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成分较多，是企业自身的发展行为，每个企业都会有自身的企业文化，都会进行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更加有利于企业去进行综合性的管理与控制，才能够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综合水平。所以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是互帮互助并且相辅相成的，不仅仅能够促进企业整体思想上的统一，同时也能够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思想进步带动企业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摘要：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广泛社会思潮，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其理论目标之一，就是探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本文以“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概念为理论框架，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政治文化和政治现代化的互动关系，阐述建构中国公民文化的理路。

关键词：政治文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社会学；公民文化

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理论分析方法。现代化思潮是一种泛社会化的、多域化的社会思潮，包括社会领域的全面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作为现代化思潮之一域，从广义而言，是一个变革而发展的概念，即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的嬗变过程。这一过程或是因内在诸条件的成熟而转化，即称“内生型”政治现代化；或是因一个较先进的政治系统对较落后的政治体系的冲击而进化，亦称“外源型”政治现代化。回溯西方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一种早熟内生型政治进化过程，一般经历了经济发民一文化启蒙——政治变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互动的嬗变过程。而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后滞外源型，缺少政治现代化的内在条件，其政治现代化进程必须选择实现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及其内在的社会制度，并充分地发挥其优势，从而推动现代化全方位发展。

一、政治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为建构政治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野，它揭示出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衔接点具有相当的伸缩性，这种伸缩性可能主要取决于政治文化的变动速率。

1　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学意涵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反映着人类社会从传统一元社会体制向现代多元社会体制发展所引起的变动。

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的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

论文关键词：差异政治　多元政治文化　文明冲突　和平与发展

论文提要：本文运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观和“差异政治”观，简要评价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的代表——它们从多元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为理解多级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它们也过分彰显和强调了当今政治学中差异与冲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辩证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异与同”，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文明中的差异以及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才能真正科学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现代性风险以及规避风险路径等方面。研究中仍存在缺少学科意识、方法论高度、历史的维度以及经验科学的依托等诸多不足。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应致力于向生活世界开放，致力于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性的契合点;建构体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学科意识和思维方式;借鉴历史社会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经验事实的概况。

关键词: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论析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前沿问题，它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发展前途，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基本条件。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研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路径，以求教于学界。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现状

现代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界研究的炙热话题，现代性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面临的困境以及规避风险所实施的路径等方面展开。近几年来，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出发，不同的学者所持观点不同，但都试图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边界意识，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的现代化理论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遭遇冲突的过程”〔1〕。第二，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形态来描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是结构要素的现代性与整体功能现代性的统一”〔2〕。第三，从现代性的层面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有学者以哲学层面的现代性为立足点，认为“现代性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崇尚人的自立、维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正当利益、注重人的能力发挥”〔3〕，该论点基于哲学的现代性视野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也有学者从现代性题域出发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主要是指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形变化”〔4〕。以上几种观点，分别从不同侧面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哲学现代性的层面来界定其内涵，似乎欠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位特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还聚焦现代性所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方式、权威、目的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其一，现代性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面临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出现了偏离要求、价值弱化等倾向”〔5〕。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裹挟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给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带来强大的冲击”〔6〕。也有学者指出，由于“现代社会分化型的社会结构锻造了多元的异质性的社会主体，在价值观领域引发了价值思潮的多元化。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难以在利益分化、思想观念冲突的异质人群中开展以主导性思想观念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7〕。其二，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原有内容。有学者认为，流行文化的“商业性对政治性的冲击、娱乐性对严肃性的冲击”〔8〕。孙其昂教授指出，“现代性催生了浮躁，解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稳定性”〔9〕。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已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和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10〕。其三，现代性挑战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学者提出，“理论教育就成为主导性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方式。然而，在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浸润下的青少年却形成了喜欢读图、热衷于追星、满足于文化消费的感官刺激的感性认知方式，对理论教育和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11〕。也有学者指出，“人的现代性困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宏大叙事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一味强调奉献或追求崇高，就可能会被当作远离现实的高谈阔论而遭人抵制”〔12〕。其四，现代性威胁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权威。有学者指出，“社会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稳定性”，以及“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多元选择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塑造”〔13〕。也有学者提出，“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社会运行，不是不需要权威，而是需要新型的权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那种权威，需要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14〕。其五，现代性迫使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转换。戴锐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要求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认识必须回归主体自身，完成由‘社会本位’到‘主体本位’的转换。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然结果”〔15〕。基于上述观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在阐释这些挑战和危机的时候，现有研究欠缺相应的方法论自觉和经验科学的支撑，不少研究结论来自于经验直觉，还有的流于哲学性的抽象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还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困境的规避。思想政治教育深陷现代性的困境，学者们积极面对困境并提出规避现代性风险的路径，主要从内容、方法、权威、目的等方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规避现代性的挑战。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革新。孙其昂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要重构政治，实现新旧政治的生态结合”〔16〕。戴锐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富有时代性和超前性、预见性〔17〕。也有学者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增强，单一的思想政治主导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现实，建构多层次的主导内容成为必然”〔18〕。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学者提出，“应改变理论教育和社会动员的传统做法，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19〕。有学者也强调“注重内隐型、渗透式、合乎人性的教育方式”〔20〕。其三，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应从先在赋予到现场后置的权威生成机制转型”〔21〕。有学者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生成和维持的，它是运动中生成的‘认同’”〔22〕。其四，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转型研究。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环境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社会本位的目的观向主体本位的目的观转变”〔23〕。另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着重“关注人的现实需求、关注人的心灵需要，将个人的幸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目标”〔24〕。此外，有学者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现代性与功能现代性的有机统一，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内部各要素及各要素间的现代性，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代性在内的系统的整体现代性”〔25〕。综合以上观点，关于规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困境的措施探究多以逻辑推理为主，较少运用经验科学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所面对的理论与现实困境，通过理性思维的推导和演绎，实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变。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存在的不足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现代性风险以及规避风险路径等方面。研究中仍存在缺少学科意识、方法论高度、历史的维度以及经验科学的依托等诸多不足。鉴于此，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应致力于向生活世界开放，致力于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性的契合点;建构体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学科意识和思维方式;借鉴历史社会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经验事实的概况。

关键词: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论析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前沿问题，它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发展前途，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基本条件。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研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路径，以求教于学界。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现状

现代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界研究的炙热话题，现代性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面临的困境以及规避风险所实施的路径等方面展开。近几年来，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出发，不同的学者所持观点不同，但都试图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边界意识，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的现代化理论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遭遇冲突的过程”〔1〕。第二，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形态来描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是结构要素的现代性与整体功能现代性的统一”〔2〕。第三，从现代性的层面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有学者以哲学层面的现代性为立足点，认为“现代性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崇尚人的自立、维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正当利益、注重人的能力发挥”〔3〕，该论点基于哲学的现代性视野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也有学者从现代性题域出发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主要是指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形变化”〔4〕。以上几种观点，分别从不同侧面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哲学现代性的层面来界定其内涵，似乎欠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位特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还聚焦现代性所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方式、权威、目的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其一，现代性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面临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出现了偏离要求、价值弱化等倾向”〔5〕。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裹挟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给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带来强大的冲击”〔6〕。也有学者指出，由于“现代社会分化型的社会结构锻造了多元的异质性的社会主体，在价值观领域引发了价值思潮的多元化。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难以在利益分化、思想观念冲突的异质人群中开展以主导性思想观念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7〕。其二，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原有内容。有学者认为，流行文化的“商业性对政治性的冲击、娱乐性对严肃性的冲击”〔8〕。孙其昂教授指出，“现代性催生了浮躁，解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稳定性”〔9〕。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已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和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10〕。其三，现代性挑战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学者提出，“理论教育就成为主导性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方式。然而，在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浸润下的青少年却形成了喜欢读图、热衷于追星、满足于文化消费的感官刺激的感性认知方式，对理论教育和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11〕。也有学者指出，“人的现代性困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宏大叙事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一味强调奉献或追求崇高，就可能会被当作远离现实的高谈阔论而遭人抵制”〔12〕。其四，现代性威胁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权威。有学者指出，“社会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稳定性”，以及“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多元选择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塑造”〔13〕。也有学者提出，“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社会运行，不是不需要权威，而是需要新型的权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那种权威，需要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14〕。其五，现代性迫使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转换。戴锐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要求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认识必须回归主体自身，完成由‘社会本位’到‘主体本位’的转换。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然结果”〔15〕。基于上述观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在阐释这些挑战和危机的时候，现有研究欠缺相应的方法论自觉和经验科学的支撑，不少研究结论来自于经验直觉，还有的流于哲学性的抽象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还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困境的规避。思想政治教育深陷现代性的困境，学者们积极面对困境并提出规避现代性风险的路径，主要从内容、方法、权威、目的等方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规避现代性的挑战。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革新。孙其昂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要重构政治，实现新旧政治的生态结合”〔16〕。戴锐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富有时代性和超前性、预见性〔17〕。也有学者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增强，单一的思想政治主导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现实，建构多层次的主导内容成为必然”〔18〕。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学者提出，“应改变理论教育和社会动员的传统做法，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19〕。有学者也强调“注重内隐型、渗透式、合乎人性的教育方式”〔20〕。其三，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应从先在赋予到现场后置的权威生成机制转型”〔21〕。有学者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生成和维持的，它是运动中生成的‘认同’”〔22〕。其四，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转型研究。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环境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社会本位的目的观向主体本位的目的观转变”〔23〕。另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着重“关注人的现实需求、关注人的心灵需要，将个人的幸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目标”〔24〕。此外，有学者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现代性与功能现代性的有机统一，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内部各要素及各要素间的现代性，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代性在内的系统的整体现代性”〔25〕。综合以上观点，关于规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困境的措施探究多以逻辑推理为主，较少运用经验科学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所面对的理论与现实困境，通过理性思维的推导和演绎，实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变。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存在的不足

作者：范永康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摘要]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宏观理论建构研究到现实问题研究,二是从政治制度问题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问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状况作简要评论,提出进一步深化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摘 要：政治文化和政治合法性都是政治学经常讨论的内容，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是学者们热衷讨论的。文章通过讨论二者的关系，对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治民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展望，有利于政治民主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现代性；政治文化；政治合法性

关于合法性的讨论出现比较早，从古希腊思想家追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至善开始，经过中世纪神权思想的兴衰，到近代的自然法思想，契约论思想、人民思想等等都是对合法性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合法性问题构成政治理论的核心话题。当然，对合法性问题进行自觉的理论研究是现代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这一贡献要追溯到德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探讨。因此，他的著述就成了合法性研究的经典文献。

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也是从很早就开始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所写不同气候对人的禀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政治统治形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别论述了美国独特的民情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影响，实际上可以看做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及政治统治形式的作用。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疑问，首次使用了“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概念，用它来划分和比较不同的政治体系，此后政治文化成为政治学中重要的分析性概念。

一、 政治文化概念及其与合法性的关系

身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创者，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述严谨而富有启发。在谈到政治文化研究的价值时，阿尔蒙德指出，每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某种决定政治活动取向的模式中，后者对于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迁起着“取向”的作用。在《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阿尔蒙德与维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阐释政治文化的内涵，认为政治文化是人们“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在宏观上政治文化表现为一种体系，是指“被内化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它是政治体系的主观心理部分，是政治行为的基础。在微观上，政治文化有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三种心里取向模式构成。根据政治取向在全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他将政治文化划分为“村民型政治文化”、“臣民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种典型类型。一般来说，村民型、臣民型、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分别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民主的政治制度相一致？譹？訛。

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将一切社会角色赖以存在并发生交往行为的环境称作“社会系统”，此外还存在文化系统、个人人格和行为有机体三类系统。各个系统因信息的交换作用而呈现以下关系：文化系统在信息方面限制社会系统，社会结构在信息方面控制人格系统，人格在信息方面控制社会有机体。在帕森斯看来，政治体系不仅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系统中唯一与实现目标功能有关的部分。因此，政治体系与文化系统、其他系统之间发生“交换”关系：文化系统构成政治体系的外部环境，为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的支持？譺？訛。

所谓“合法性”，“这个概念意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政治合法性的核心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某个社区或社会范围内，政府、政权、政治统治如何依靠价值观念或与价值观念相适应的规范有效运作：其次，是这种有效性的范围、基础和来源。由此可见，政治合法性是一个价值问题，他绝非来源法律或命令的强制规定，而是直接源自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何为正确或正当”所持的观念和判断。

摘 要：政治哲学是一门关于政治生活整体性的学问，它一开始就同人们对于如何在一个共同体追求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核心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政治问题。政治是一个公众共同关注的事物，是涉及到政治共同体利益的事物。因此，阿伦特政治哲学思想对于当下西方政治具有启迪和矫正功效，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也有积极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治哲学；公民政治；现代价值

政治哲学是一门关于政治生活整体性的学问，它一开始就同人们对于如何在一个共同体追求美好生活联系在一起。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来探讨政治生活的本质，也就是政治真理。阿伦特这种政治哲学思考既是对20世纪极权主义的反思，也是对西方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反思。阿伦特政治哲学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政治问题，政治是一个公众共同关注的事物，是涉及到政治共同体利益的事物。在这种政治共同体中，我们不是被动参与者，而是主动政治行动者。无论阿伦特诉诸于古希腊城邦，还是她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论证体间性关系，这两者都是在回答我们通过沟通交流和行动才能真正成为具有政治权利的自由人；只有在我们彼此协商中，政治共识才是可能的；只有我们积极行动才能推动政治朝向共同幸福目标。因此，阿伦特政治思想对于当下西方政治具有启迪和矫正功效，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也有积极现实意义。

一、西方政治自由民主非政治化过程需要公民政治参与来矫正

自由民主假定的自然法理论以及契约理论等，在现实政治结构中由于大国原因，代议制和政党制度成为支撑政治活动的主体。现代这种政治结构在沃林看来就是一种颠倒的极权制度。“颠倒的极权主义”虽然它是一种渴望总体性制度，但它是被一种关于成本效益而非一个主子民族（统治民族）的思想意识、被物质而非理想所驱动。”①[1]729极权主义把一个动员政权强加给它的公民，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化过程；而颠倒的极权主义则竭力使它的公民非政治化，因此虚情假意地恭维以前的民主化经验。

这两者本质都在于他们否定了政治中公共领域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都在于使原子化个人无法形成他们共同拥有的政治性共同体，他们是纵、代表而积极、消极的地服务于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从阿伦特公共理性角度来分析现代政治社会的问题就是力图摆脱非此即彼的政治概念遮蔽的现实，而是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来重新认识不断出现的新的政治问题，公民要能够以政治参与的责任来构建政治共同体，如果我们绝口不谈政治问题，只是关心对自己的生存利益和人身自由等问题，而弃世界不顾，那么对自己生存利益和人身自由的追求就变得毫无意义。从公民政治的角度出发就是公民从自由民主的选民身份转化为有责任的政治参与公民。更为关键的是能够以公共理性的思维来认识和理解政治问题，从而推动政治行动更加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构建一个自由的政治共同体。

二、阿伦特公民政治对中国“现代化范式”的启示

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进入现代性的世界结构之中，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认识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迅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目标，中国人开始决定“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态度来抛弃传统，开始导入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线性发展中，并以此来重建中国政治社会。中国学术界认为这样的“现代化范式”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勿需设想这种“现代化范式”在每一个中国论者头脑中都具有清晰的形式，或者已然得到了明确且系统的阐释，因为我们通常见到的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即在中国论者思想深层次之中，这种“现代化范式”往往被视作当然而不被追究，而且也确实地在其思考和研究取向中反映出来。”②[2]106国人对于西方现代的认识长期以来，甚至现在都是一种工具论思维，他们认为凭借现代化价值就可以重建国家、恢复民族生存地位。因此，在现代化问题上中国知识界很少进行批判性反思现代性产生的问题，而是在“其支配下生产和再生产出各种变异的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知识。”③[2]107原因在于这是中国发展方向，是不能否定的价值目标。因此中国知识界在针对西方现代性问题上奉行的是“拿来主义”。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我们在一个没有现代实践经验的文化社会中来建立政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