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门新兴学科，一般来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分别是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以及理论尊严。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我规训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过分强调国家价值等，这使得“中国政治思想史”没有办法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这就需要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根基，为其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关键词】自我规训；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尊严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6）01-260-01

中国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个中国古典传统思想中的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古典传统思想分科当中，是不存在政治、思想等要素的。作为一个缉拿民族因素、历史严谨线索的现代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绝对的现代产物。本文从实际出发，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究竟是什么学科，在何种意义上被人们接受等问题展开探索。

一、学科的自我规训与学术尊严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新兴学科，在中西思想教会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都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中国政治思想史也不例外。

规训的英文词写作Discipline，在英语当中，规训这个次具有惩罚，使变得正确、通过训练获得控制等多种含义。可以说，规训呈现出的含义是讲某种东西规范化，而规范的方式则分为惩罚和引导两种。规训一词最初被社会科学规范定义，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当中。

任何一个想要进入某个学科的学者，他们都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以及尊严。但是党他试图进入一个学科进行领域研究时，他就不的不接受这个学科形成的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具备进入研究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一，就是进行不段的训练，这种训练，不仅指学科内部与外部对学科的塑造，额有新老代表人物对纪律的维持。一个科学的初学者，不得不接受此前形成的研究网络，接受压力性审查。一般来讲，一个学科在自身的规训上越严格，那么他的学术尊严也就越能够得到公认。

摘要：在1995—2005年的近十年时间，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以利于推进研究向更深入的领域发展。关键词：古代政治思想史；特点；比较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46-02

自1995年至2005的近十年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呈现出了较多新的特点，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那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呈现出何种特点？在比较研究方面，又呈现出哪些状况？本文通过对发表于国内各类刊物上的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现将其整理如下：

一、研究呈现出的主要特点

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归纳起来，其呈现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且方法日益多样化

在十年里，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期间，发表于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论文大约有400篇。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取得的大量成果。其基本研究态势则表现为，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就研究的广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且在研究的历史阶段上也以先秦时期为主。而这十年研究，则不仅涉及主要思想家或思想著作的政治思想研究，而且还涉及儒、墨、道、法以外的其他思想流派，如兵家、纵横家等的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先秦以外的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研究，还涉及政治思想史的基本概念、范畴、方法的研究，还涉及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专题的研究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就研究的深度来说，则表现为研究的深度不断加大。这种研究深度的加大具体体现为，一方面注重对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发掘，如靳平川的《论韩非的政治思想的逻辑线索》，另一方面则对政治思想做哲学高度的反思和考察，如王楷模、张师伟的《政治思想一般性质的哲学分析》。就研究方法来说，则表现为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不仅涉及文献研究法，还涉及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等。此外，还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

（二）研究体现出的冷静思考与理性反思色彩更加浓厚

提要:　本文探讨了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的问题。着重就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了勾勒。认为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注重的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剑桥学派将语境方法引入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历史的研究方法。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思想史研究更多地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即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这种转向并不表明思想史研究在衰落。新社会文化史的挑战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 关键词:　思想史　观念史　 多年来,在我从事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心存着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这样的一些问题。尽管读到过一些学者对此的论述,但始终还是未能解决我心中的存疑。随着研究的深入,愈发觉得这一问题的重要,不解决思想史上的这一“元”问题,我们也就很难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着我们的思想史实践。因而,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一般被称为“intellectualhistory”或“historyofideas”,为什么要分为这样两个名词,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一番仔细地辨析。一般来讲,前者主要是指心智、知识、精神等等内容,知识分子就是这一词汇(intellectual);而后者更多地指“思想”(thought)这样的观念性的内容。似乎是前者的面宽,而后者稍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指代的都是一种超越现实实践层面的精神上的观念力量。思想史家们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要超出于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启蒙运动的观念而引发的。路易十六在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后,叹息道:“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法国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分析大革命的原因时也说:“社会革命将并不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来实现,它要依靠意识和意志的活力。”①这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意义,追踪事物的原因。就思想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还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即探寻“价值”。探讨世界的真理、价值和意义。而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有意义。如果说对原因的探讨是追溯过去的话,那么,这种对“价值”的探讨则将引领人们走向未来。（注释：①转引自王养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思想史,又称为观念史(historyofideas)的这一概念最早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伏尔泰曾把理性的成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但对观念史的研究只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出现。①为什么这时会在原先已有的“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概念之外,而另创观念史(historyofideas)这一新概念呢?思想史家保曼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当时,从事文化史和政治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展开了争辩,文化史学家不满意于历史研究只限于政治史,想要突破政治史的局限,把历史研究扩展并包括着文明、思想、物质和政治,其代表性人物为雅各布·布可哈特和阿克顿。阿克顿在1880年写道,在理解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课题就是洞察和把握隐藏在人们之后的观念,观念有着自己的传统,从古至今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发展,在这一演进中,观念远远超过法律父母的地位,扮演着教父和教母的角色。1895年,阿克顿成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他在所作的首次演讲中说道:“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观念的演进,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②他在主编剑桥近代史时突出了这一主题。在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在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的黑格尔讲座教授后,他通过努力把历史观念史确立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起了历史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在他看来,观念史不只是研究人的理性的思想,它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方面。这时观念史出现的另一原因是,这些历史学家们反对实证主义,反对科学决定论,他们坚持认为,在人类行为中,观念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观念体现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这样,对观念的重视直接促进了观念史研究的兴起。 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说,历史观念史的真正建立并成为人们的普遍兴趣是在20世纪。一大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投入了观念史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学者则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他扩展和深化了狄尔泰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在美国,则是阿瑟·洛维乔易教授,作为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使观念史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随后,美国很多大学都相继开设了观念史课程,并且制定了教学大纲和教材。观念史甚至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杂志,1940年,“历史观念史”杂志创刊于纽约,同年,观念史词典也开始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当观念史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之时,但欧洲各国却并未步其后尘。在法国,就不存在着观念史这样一个概念,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有关内容常常被称为心态史、心理史学、社会观念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欧洲虽然也出现了一批观念史家,如伯哈德·格罗休伊森、费德里克·查保德、丹尼尔·莫奈特、保罗·哈泽德、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巴兹尔·威利等人,实际上观念史这一内容在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指称。正像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所说,在法国,观念史(histoiredesidees)很难立足,在德国是思想史(geistesgeschiechet)占统治地位,而在意大利,思想史(storiaintellectual)则没有出现。③ 尽管观念史概念已经出现,并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各国学者对观念史内涵的理解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无法形成共识,使之得到明确一致地定义。正像洛维乔易所说,对观念史中的观念指示着什么有着很大的分歧。④保曼认为,观念史指的是人们的观念,思想的内在世界,但观念也可以指从少数精英的思想到普通人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观念史界于哲学史和文化史之间,它比哲学史更宽,但没有大众文化宽泛。观念史并不仅仅研究少数精英的思想,这些内容通常是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文化史通常要研究大众的行为、习惯、信仰和所有人的观念。至于思想史,它是观念史中重要的内容。（注释：①②④　franklinl·baumer,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1600—1950,macmillanpublishingco.,inc.1977,pp.3,2,6.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 tiv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3.）观念史关注于思想史的内容,因为思想史体现和代表了把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某些观念和信仰进行加工和提炼以及表达的作用。例如,思想者们通过文章、诗歌、戏剧和绘画等方式来宣传和表达其他人明白他们所经历的和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思想者呼应了其他人的观念,并进行了加工和提炼。① 那么,两者间的区别到底在那里,思想史家琼·埃哈德认为历史观念史包括三种类型的历史:一为大的世界体系中的个人历史,由观念所体现和代表的集体和不同的现实的历史,思想和情感样式的结构史。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着“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因此,他用“高”和“低”的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②罗杰尔·夏蒂埃认为,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范围事实上为所有的思想样式。③ 二 这里,我们不需要在思想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长久驻足,我想专门就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一勾勒。 在20世纪30年代,以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开始了观念史研究,他因此而被称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④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greatchainofbeing)一书,⑤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ideas)。“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西方社会的人们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发展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此后,洛维乔易还发表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1938年)、“现在的观点和过去的历史”(1939年)、“历史观念史的反思”(1940年)等文,从方法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历史观念史的研究。 对于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有些学者指出,过去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创造或者谈论过“人类的伟大环节”这一概念,它是由洛维乔易自己所建构的。尽管如此,当时洛维乔易所提出的观点对思想史研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无论是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原先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或者说居于主导地位的解释方法仍然都还是注重对经典文本的理解,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所以,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剑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按照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注释：①franklinl·baumer,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1600—1950,macmillanpublishingco., inc.1977,pp.7-8.

②michaelkammen(ed),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writingintheunitestat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p.337.franklinl·baumer,moderneuropeanthought:continuityandchangeinidea,1600—1950,macmillanpublishingco.,inc.1977,pp.7-8.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4.

④prestonking(ed),thehistoryofideas:anintroductiontomethod,croomhelm,1983,p.8.

⑤此书(thegreatchainofbeing———astudyofthehistorfanidea)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 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或思想观念演进的连续性和断裂的问题。注重对语境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考察思想的演进中看到了断裂和差异。这种断裂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出现,而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思想家们谈论的是共和,而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则重视民主与自由。因此,思想的演进在发展中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斯金纳在研究马西利乌斯的权力分立理论时发现,当时的“分权”与两个世纪之后所流行的分权话题完全不同。后人在研究分权理论时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分权”概念相提并论。斯金纳通过建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形成的语境,证明了他不是权力分权理论的创始者。所以,剑桥学派的代表者都不赞同洛维乔易关于“观念的单元”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用抽象出的“观念的单元”来体现和印证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

写到这里,想起英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梅尔茨的话,他说: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的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新的观念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词语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⑥他还说,思想的传递在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进行时,通过所改变了的语词和说话的方式,当然语词本身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将这些语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看,我们即可看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 运用历史语境研究方法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对“伟大的”经典文本或思想家的定位。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否除了“伟大”的思想家之外就别无选择,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在剑桥学派看来,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因此,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⑦（注释：①②⑦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页。

③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页。　④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time,theuniversityofchicagepress,1989,preface,pp.4—5. 　⑤normanj.wilson,historyincrisis?recentdirectionsinhistoriography,prenticehall,1999,pp.75-76.

⑥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 在语境的思想史研究中,从方法论上来讲,他们更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考察语境即是要在历史的状态下进行研究。在人类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着,如同地球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层一样,思想史上的观念也是如此。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思想分隔。因此,思想史家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去工作,挖掘出已经埋葬的思想瑰宝,仔细分辨其细微的不同。斯金纳说: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一直承继着既往的理论,但并不一定真正理解它。如果还存在着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能增进我们的理解的话,那就是要追溯到历史的转折点,在此,思考政治的方式得到了最初的明确表达和发展。这样,我们将能够看到至今一直援用的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它被用于什么目的,而又支持强化着对公共权力的什么观念。这反过来能使我们对现在不甚理解的一系列概念有了清晰的理解。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想要弄懂这些概念,而且还想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很多类似情况的话,就需要成为思想史家。①这里,他不仅阐述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提出了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达恩在研究洛克的个案中也运用了这种历史的方法。他说,“根据历史的方法,它意味着对洛克正在谈论什么的解释,而不是他明确所写和我们能在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映射下很明确显示的一种观念。更准确一点地说,我试图去做的是解释存在于洛克政府论中的中心观点。我不是去批评这种观点,也特别不是去扩展那些不适合洛克中心观点的那些主题,以此来解决当代政治理论的很多迷惑。”②他所要做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的所说,所写,和所公开显明的观点。 在语境方法下对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斯金纳说道:“思想史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③ 与此同时,斯金纳所强调的这种研究方法还能够对政治观念或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解释。在政治原则或者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动从未完全由赋予其合理性的原则所推动,政治理论仅仅是在政治行动之后去赋予其合理性。而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用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进行批评,观念常常是公共事件的原因而非结果。斯金纳更进一步指出:“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如果不提到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解释。”④“倘若政治思想史今后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史来写,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增进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因为情况似乎是:在重新发现任何特定的行为者可以用来描绘他的政治行为的规范词汇的同时,我们还指出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约束之一。这就表明:为了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为者要采取他实际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略微涉及这种词汇,因为显然这是他的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这反过来又表明,倘若此后我们所撰写的历史集中于这种词汇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说明在哪些具体方面,政治行为的解释取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⑤（注释：①③　quentinskinner,libertybeforeliberal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pp.109-110,116-117.

关于孔子思想的主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认为,只有在伦理与政治的关联性角度为其思想定位 ,才可以期望对其思想进行清晰解读。为此,本文强调从三个层面分析孔子思想。其一是对具有深厚历史感的孔子运思进行同情理解 ,指出其是在伦理与政治的相关线索上去求解上古政治史秘密的;其二,通过历史中伦理与政治的关联,孔子以仁礼结构理智地确立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系,为后儒“伦理政治化 ,政治伦理化”奠定基调;其三,以时代状况为伦理政治理论确定任务指向,一者对如何治理混乱时局发表意见,二者对如何追求理想政治加以表达,从而确立了伦理政治理论面向实际政治生活时的双重解释任务。

中国古典政治是伦理政治。古典思想家大都是伦理政治思想家。在古典思想史中 ,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同化的。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体现出古典政治与古典思想的特质。如果说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同化,只是伦理政治思想家的主观构思与理论推定,那么,它可以为后起的思想家所。伦理政治对中国社会的长时期影响,也就变得不可思议。因为纯粹主观的思想产物 ,是不可能长久地制约社会运作的客观进程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伦理政治必须既获得历史运作的支持 ,又获得思想家的确证,才可以成为长久运转的政治型态。换言之,伦理政治的构想必须获得深厚的历史支持 ,才能获得思想得以推行的最有力条件。倘若一个思想家要致力于伦理政治的建构 ,那么相应地也必须在觉解中国古史的秘密的基础上,才可以阐释可行的伦理政治观念形态。站在系统建构伦理政治的理论起点,孔子恰好以自己对中国古史的全面关注和高度领悟,又以自己对伦理政治双要素的相关性把握 ,既历史地又理论地揭示了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涉。从而,为后起的伦理政治思想家奠立了精神方向、价值关怀、致思方式

面向历史:沿伦理与政治的相关线索求解上古政治史秘密

作为伦理政治理论运思的背景 ,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运作,构成了最佳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前提。当一个思想家怀抱深厚的历史感去注视这段历史,又以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自觉去升华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那么,他就可以在觉解历史的基础上,为历史筹划一条顺利延续之路。而且 ,如果历史变局使得这种双重致思,变成为一种极为迫切的任务时 ,那就更使其具有了源于历史而又负载历史的双重功能了。

孔子历史性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就他对溯他而上的中国古史的理解而言,他具有觉解历史秘密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生于长于具有浓厚历史气氛的鲁国,沿夏殷而来的周礼,在鲁国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发挥着实际政治—社会功能,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使他可以观察体验初期伦理政治实践的基本状态。从中 ,领悟中国历史的政治结构隐秘 ,并以之为思考的现实根据 ,去寻求建构更系统健全的政治模式。加之“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成年后以“志于学”而“不惑”、“不逾矩”①,使他具有了深入伦理与政治意涵蕴于其中的综合社会规范体系周礼的个人经历,从而深知其中意味,得以凭个人经验去解读中国上古政治历史。另一方面 ,孔子在个人为学的理智态度上,解立起“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的原则,使他得以在整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基础上,从自觉的思考与领会的高度与个人经验相契合,进一步强化他的伦理政治信念以及稳固他对中国历史之道的理解,并为他对社会历史的伦理与政治合一见解,获得个人经验之外、事实经历之上的理智支持 ,提供了条件。从伦理与政治的相关性上揭示中国历史的构成秘密 ,当然就得首先面向历史才行。孔子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较熟络,加之“每事问”(《八佾》)的态度,使他得以洞察历史 ,明了历史作用机制中伦理与政治的相辅相成关系。根据统计,孔子提到或评论过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有黄帝、尧、舜、禹、稷、汤、文王、武王、周公、微子、箕子、比干、泰伯、伯夷、叔齐、虞仲、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祸 ,以及羿、升、桀、纣等。对同时代的知名人物,孔子也大都有议论,如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臧武仲、叔孙昭子、孟僖子、孟公倬、微生高、孟子反、卞庄子、齐桓公、管仲、陈文子、齐景公、晏平仲、鲍庄子、晋文公、叔向、令尹子文、楚灵王、楚昭王、子西、孔文子、宁武子、遽伯玉、公子荆、史鱼、裨谌、子大叔、子羽、子产等等。这些人物 ,就其与伦理政治的早期实践及其中断、重建的关系而言 ,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伦理政治的规范倡导者、实践家:一类是伦理政治失序的戴罪者、祸首人;再一类是伦理政治中断后政治时局的弄潮者、当局者。显然 ,前两类人物更关乎孔子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表达。孔子正是通过对第一类人物的评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赞赏,表白自己对伦理政治的偏爱。也正是通过对第二类人物的品? ?如桀纣的批评 ,表明自己对伦理政治失序的痛心疾首。话分两头。以其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而言 ,通过褒而表明了孔子对历史秘密的觉解:正是伦理政治使夏商周国泰民安;通过贬而表明了孔子对伦理政治的作用悟解,失去了伦理与政治的平衡作用机制,“天下无道”。孔子以崇敬的口吻赞扬的上古政治传说人物有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同上 )可见 ,在孔子眼里 ,尧舜禹之所以能够成为造就一个美好时代的政治奇迹,正是在于他们以没有功利羁绊的道德心 ,作为治理天下的中心和依托 ,以致于不论从他们的政治业绩上去评价 ,还是从他们的道德抉择上去估量 ,都没有批评的必要和可能了。古史传说时代的政治人物兼综伦理与政治 ,创造了“巍巍乎”的政治成就。而将目光投射于孔子所关注的周代文王周公的“郁郁乎文哉”的政治创制 ,则更引起孔子的赞叹,以及对伦理与政治做“综合治理”的满意后果的激赏。孔子以文王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子罕》)一句话典型表达了孔子对文王事业的崇敬。至于周公,则直接成为孔子理想的人格化身 ,人生寄托的政治偶像。以致于可以忘记生理年龄 (“不知老之将至”)的孔子 ,却以不能梦见周公而自认衰老(“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孔子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赞赏 ,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了。

为什么孔子对文王周公如此颂扬与崇敬呢 ?追溯原因 ,与他对历史事件 的评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王周公以其创制的周代礼乐之制 ,引发了政治史的突破性事件 :以兼得前代伦理政治早期实践的经验 ,而臻于系统和完善 ,使伦理政治的实践型态轮廓分明 ,趋于成熟。可以说 ,孔子正是以社会政治成就而盛赞文王周公的。因此 ,他发出如下的个人志愿道白就是顺理成章的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八佾》)“如有用我者 ,吾其为东周乎?”(《阳货》)进一步追问 ,周礼之于孔子对伦理政治的理解 ,意义何在呢 ?其一 ,周礼作为伦理政治的实践形态,成为人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设准。对此 ,可从孔子在公共生活中谨行周礼加以证明。《乡党》篇在这方面记载颇多。

他在乡里的恭顺、在宗庙的恭谨、在上朝时的仪态、接待外宾时的庄重、出使外国的气度、衣着上的考究、斋戒时的谨严、饮食用餐的精细、接受馈赠的安然、意外发生后对人的关切,无不表现出孔子认定的安定、有序、雅致的生活 ,源自于有规有矩的既成制度 ,否则人的衣食住行状况就难以想象了。其二 ,周礼是很好地节制人的思想、言语、行为的规范体系。一方面只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就可以达到个人生活状态与公共秩 序要求的一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同上)另一方面,礼制秩序一旦为社会所普遍遵循 ,也就可以成就“天下有道”的社会治理效果。在这一点上,正的方面讲,是“天下有道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反的方面讲 ,是“天下无道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陪臣执国命” (《季氏》)。其三,周代礼乐之制作为一套社会政治与伦理规范合一的规则体系 ,在形成形式化作用方式之后 ,规则本身已成为社会得以各按其则运行的前提条件。否则 ,便会导致引起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事 ,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 ,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可见 ,由礼乐而定的名分 ,已成为社会合伦理要求与政治亟需地运转的前提;而政治与伦理共同囊括其中的礼乐也已成为大众心安理得生活的根据。孔子对周礼的历史觉解,确已他发现了完满政治的原型 :古典史中伦理与政治的合一 ,正构成中国历史令人赞叹的那一页的实质内容。这种历史觉解,亦构成孔子自觉开创伦理政治的理伦预制先河的条件。他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哲学大思路 ,在此隐约可见 ;以仁与礼的同构接通伦理与政治的努力 ,在此依稀可辨。而他在对时局的“有道”与“无道”的艰苦寻思中,更强化了这一思维进路。

疏解问:以仁礼结构确认伦理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维度之所以必要和可能,一方面源于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兴起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密切关联。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是凸显人学价值观,坚持人学辩证法。应坚持个体、群体和类的统合、主客体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和历史的结合、以及资源借鉴的综合性。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理论分析框架,反思并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等主干学科,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分支学科。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人学研究; 基本方法; 基本思路

中图分类号: 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37-03

一、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方面都作出了很多努力,但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人文关怀仍然欠缺,一方面在于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卢梭曾指出,“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1]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于人的理解和分析也极其重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理解和分析也很不完备。理论回应现实的乏力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在客观上要求理论研究必须获得新的突破以增强其指导性和预见性。

不可否认,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为政治、社会服务的一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社会性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人自身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凸显为核心、迫切的问题。单纯囿于政治、社会视角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单纯以政治性、社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已经显示出“解题低效或失效”的弊端,也不完全符合“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蕴含着科学而丰富的人学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人学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政治服务、为社会服务,但它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又有其“建设人自身”的根本属性,这种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下更需要进一步展现出来。因此,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运用“社会需要”、“政治需要”等社会学、政治学研究视角考察其满足社会与阶级需求的一面,更需要运用人学研究视角回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去追寻它的属人性。这不仅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世界,而且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和推动,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事实上,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人学取向。1998年6月,《宜春师专学报》发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渊源与人学基础》首次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学的结合问题。在2002～2009年间,有20多篇论文从人学视角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张耀灿教授和笔者曾撰文专门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人学研究取向出现的原因。[3]

摘 要：《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五四时期的民初留英学人社群为研究对象，依据《甲寅》、《太平洋》等留英学人同仁杂志，记述了社群聚拢历史过程，及其思想脉络，并以此与五四时期思想进行互动。该书探索了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重要问题，在研究方法与史料上均有亮点。

关键词：《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书评；五四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Z1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26-03

《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以下简称陈著），陈友良著，于201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留学生在东西文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作用，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中国留学生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新思想的传播，中国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转换。陈友良先生的《民初留英学人的思想世界――从〈甲寅〉到〈太平洋〉的政论研究》，全书30余万字。该书对于从民初到五四的留英学人群体的活动及其思想特色的挖掘和讨论多有前人所未发之处，在史料的使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亦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概而言之，陈著有如下四点创新之处。

一、对以往较少关注的知识群体的发现

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深深烙印着中国留学生的印记，从不同国家归来的中国留学生群体都有着不同的群体特征。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找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之时，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随着留学生的人数增长，带着西方新思想的归国留学生越来越对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与引导作用。其中几个主要留学国家对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影响尤为深刻。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国家是当时最为强盛的大英帝国，当时著名的翻译家林纾的三分之二的译著都来自英国文学，而严复的全部译著都来自英国著作。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几个美国、日本、法国不同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增多，美国、日本、法国对于中国的影响逐渐增强，相对而言英国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具有不同国家留学背景的留学生归国后积极宣传自己的所学所思，都带有不同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特点。在当时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浪潮无疑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把具有共同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不同留学背景的学人对于思想发展的影响。

与留美学生、留日学生、留法学生相较，留英学人对五四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所起的作用有限的。但是，陈著认为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是狭隘的。辛亥到五四期间留英学人的思想发展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就算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留英学人成为陈著的研究对象除了“时常出现”“思想逻辑上有其意义”，这个群体所具有的的特殊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015年6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30余万字的《民主法治视角下的民国政府审计思想研究》一书，这是朱灵通博士主持的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该著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理论意义有：（1）探讨了政府审计思想与民主法治的关系，研究审计民主和审计法治的关系，民主审计和依法审计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加深人们对民主法治和政府审计思想关系的认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审计的本质，从而丰富政府审计理论。（2）以民主法治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思想，从而可以丰富我国审计思想史，尤其是民国审计思想史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有：（1）审计是民主法治的工具，借鉴民国时期的审计民主和审计法治思想，为我所用，改革审计制度和发展审计事业，可以更好地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2）审计机构和人员的权力来自人民，它们本身也需要监督。借鉴民国时期民主审计和依法审计思想，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审计机构本身落实民主和法治的理念。

该著的研究方法主要有：（1）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思想的逻辑分析建立在对这一时期审计活动或审计事件历史过程的考察之上，把“民主法治”这一逻辑主线的分析贯穿于整个政府审计思想中。（2）系统研究法。作者把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看作一个系统，研究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及政府审计思想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认为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系统包括审计立法思想、审计组织体制思想、监审合一思想、审计人员职业化思想、军费审计思想、审计会议思想和审计公告思想这7个子系统，这7个子系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3）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该著主要运用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政府审计思想，例如，运用经济学的委托理论，分析民国时期的监审合一思想，把经济学的成本理论融入到政治学和法学中，提出民主法治成本的概念。

该著的创新点主要有：（1）观点新：一是提出民国时期政府审计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思想；二是提出近代政府审计是民主法治的工具。（2）角度新：以民主法治的视角对民国时期的政府审计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以往对民国审计思想的研究有两个角度：一是从个体角度，例如，赵友良的《潘序伦的会计审计思想》及《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此文研究王王景芳和蒋明祺的审计思想）；二是以历史分期的角度，例如，郭华平的《中国审计理论发展体系研究》一文。（3）发现和收集新的材料。作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收集了民国时期各种期刊上的有关审计研究的论文以及相当的审计学著作和审计档案，所搜集的材料比前人有很大的扩展。

该著不以史论史，做到了审计史研究与当代政府审计改革相结合。作者在分析民国时期七大政府审计思想时，进一步研究这些审计思想对我国当代政府审计改革的借鉴。

民国时期政府审计立法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有：一是丰富宪法中的审计条款，明确审计机关的报告关系和报告时间，增加审计人员任职的规定；二是增加《审计法》中的事前审计权和强化获取协助权以及明确相关负责人的连带责任；三是增加现行《审计法》中审计人员的任职资格、回避原则、保护措施和限制兼职。

民国时期政府组织体制思想对当代审计改革有两种可以借鉴的思路：一是保持目前审计组织体制的基础上，作适当的补充和完善：健全审计向人大报告制度、加强审计与监察两个部门的配合、加强上级审计组织对下级审计组织的领导，减少地方审计组织层次；二是分“三步走”改革目前审计组织体制：第一步，建立审计垂直组织体制；第二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合并监察部和审计署成立监审部；第三步，改行政型审计体制为立法型审计体制，在人大下设立监审委员会，加强对“一府两院”、预决算监督。

民国时期的监审合一思想对当今的借鉴有：一是要适当减少监督机构；二是实行监审合一，即合并监察部和审计署。

一、高校历史地理学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分析

1.专业课程具体内容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就历史自然地理学而言。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通过引导大学生学习历史上中国地貌形态之变化、水文环境之变迁、生物种类之分布、气候变化之幅度、灾害发生之频率，可以使学生清楚地认知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通过历史自然地理学的教学实践，有助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贯彻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与自然是一个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整体，人类通过生产、生活活动作用于自然，自然对人类的活动一定会作出反应，即反作用于人。此外，通过学习历史自然地理，还可帮助学生树立人类必须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理念，进而提示学生：人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但这种改造是以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否则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会显得越来越脆弱。就历史人文地理学而言。首先，通过学习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变迁过程，有助于学生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知晓我们祖先在创造中华文明进程中的艰辛与不易，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特别是了解近代中国疆域丧失的惨痛教训，可以促使学生增强爱国主义观念，鼓舞学生振兴中华的决心与意志，进而树立正确的疆域意识与领土观念。其次，学习历史上民族的分布变迁，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念，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培养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正确意识。同时，还能帮助学生了解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此外，通过学习历史政治地理中聚落、政区、古都、地名等内容，还可帮助学生了解现代中国政治的空间发展过程。通过学生历史经济地理学中农业、城镇、水利、交通、人口、手工业等内容，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了解先民创业之艰，自觉树立节约意识。通过学习历史军事地理学中战场、关隘、城防、烽燧、长城等内容，可以明了中国历史地缘政治变迁之大势，加深学生对现代中国外交军事格局的理解。学习历史文化地理学中有关方言、民俗、民风等内容，也可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各地灿烂多姿的地方文化与民族风情，培养学生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

2.专业理念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简单地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在历史地理学界。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从天地生的综合研究来看，从长时段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肯定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里，人类可以加速和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起决定作用；不能片面强调生产力越高，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越小，更要注意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在历史地理学界“，地理环境决定论”发展为人地互动理念。无论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子目的研究，都是从人地互动角度出发，研究其变迁与环境的关系，这已成为一个固定模板。接受历史地理学教育的学生，基本都能很好地了解历史时期人地关系互动带来的结果，从而对今天人地关系进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深刻的体验与理解。从而对今天发生的环境变迁有着强烈的关注。所以，贯穿人地互动理念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在今天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意义不言而喻。总之，要切实加强生态教育、生存教育、生命教育，引导学生形成热爱自然，适应环境，保护环境的生态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才是人类对待自然正确态度。可以说，人地互动的现实关怀理念实际上也是教导人们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3.技术路线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历史地理学研究，并不仅仅依靠历史文献来实现的。实地考察是历史地理学最主要的技术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一定程度上可以验证古代文献记载正误，同时感知同一地点古今地理因素的变迁的程度。实地考察验证研究成果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加深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只有进行实地考察，学生才能使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以实践验证理论。帮助学生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铁的理念，进而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与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原本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而不是理论理性的范畴。”实地考察也是一种实践理性的过程，其意义就在于此。另外，实地考察可以训练学生之间的协作问题。现在，学生独生子女多，团队协作意识单薄，而一个将来走上社会的大学生，没有团队协作意识，不懂得团队协作，是很难有作为的。历史地理的实地考察可以训练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一般来说，历史地理实地考察的区域大多比较偏僻，环境比较恶劣。实地考察时，需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位，无形中，强化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有助于整合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

二、建构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共同平台

由上分析历史地理学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学科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其他专业同样也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不同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完全可以通过有关平台、途径面向其他不同专业的学生，使其有效地贯彻下去。首先，讲座、报告、座谈会可以被看做为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平台。大学中的讲座、报告、座谈会，题目、内容一般由讲座专家依学科背景设计（文、理、工科都有），讲听双方的交流也很活泼生动。讲座、报告、座谈会在当前是很受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热捧的。这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补充平台。以我校博士研究生的马克思理论课为例，其课程就是由不同学科一系列讲座组成，形式多样。这些讲座有的介绍本学科的发展历程、发展前沿问题。有的是科技史的普及讲座。也有的就某一与本学科相关联的重大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剖析，澄清一些误导性传闻。这些讲座内容并不深奥。这一方面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同时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讲座、报告、座谈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应当还有深挖的余地。是否在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中推行这种系列讲座模式，还有待探讨。其次，公选课有校级公选课，各学院、所、系自行安排的公选课。此类课型比较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需要选择。通过公选课，教师就可以把所授知识推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也就把发掘到的蕴含在所授知识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出来。推行公选课时，要尽量淡化学科的专业性倾向，使受众能够较易接受。当然，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主要注意的问题是区分好专门化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关系问题，既不能让专门化思想政治教育包揽学校的所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弱化、忽视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又不能过分强调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冲淡专业课学习。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大都在教学实践中把握。总之，对于专业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问题，必须立足实际，针对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深入、全面地进行研究，以此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前发展。

【摘 要】 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认为传统的观念史研究单纯的以经典文本为研究中心，这种方法不可避免的会陷入三种神话误区之中。在对这三种神话批判的基础上，“剑桥学派”抛弃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强调作者言说本身的意涵和语境是领会经典文本的两大要素。

【关键词】 神话；剑桥学派；语境；意涵

在20世o70年代以前，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以文本为中心展开研究的。在看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一些误区后，“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发表了《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提倡将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重心从过去单纯的关注经典文本转移到在语境中考察思想家的言说意涵。斯金纳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他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也成为这个领域中重要的流派。

一、以往思想史研究的误区

斯金纳认为原有的研究者在对观念史研究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式，对解读文本带来不少的困难，这是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会凭借某些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构建我们的想法，而这些构成了我们思考和理解内容的核心因素。”[1]这样一来，相较于过去对思想家言论的各种研究方式会无法规避的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历史谬误之中。斯金纳通过考察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认为：“通过这些途径所得出的结论是神话，并不是历史。”[2]

1、对学说神话的批判

斯金纳认为有的研究者在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会陷入了一种称为“学说神话”的谬误中。有的研究者会把思想家在著作中所作的零散的描述结合为一个整体，并看作是在描写某一明确的主题。这种做法将会导致时代的误置这一最大的危险。还有就是某些研究者认定在有关道德和政治理论的历史研究领域中会存在某些永恒的标准。这一方法的倡导者是列奥・施特劳斯，他指出探讨有关这些历史的主体的视角是“明确的逐渐趋于低调”，这种做法是为了体现对“生活及其目的”的当代反思。[3]斯金纳指出这种做法对客观真实的理解思想家的观点会产生很大的误区。

2、对连贯性神话的批判

关于孔子思想的主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认为,只有在伦理与政治的关联性角度为其思想定位,才可以期望对其思想进行清晰解读。为此,本文强调从三个层面分析孔子思想。其一是对具有深厚历史感的孔子运思进行同情理解,指出其是在伦理与政治的相关线索上去求解上古政治史秘密的;其二,通过历史中伦理与政治的关联,孔子以仁礼结构理智地确立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系,为后儒“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奠定基调;其三,以时代状况为伦理政治理论确定任务指向,一者对如何治理混乱时局发表意见,二者对如何追求理想政治加以表达,从而确立了伦理政治理论面向实际政治生活时的双重解释任务。

中国古典政治是伦理政治。古典思想家大都是伦理政治思想家。在古典思想史中,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同化的。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体现出古典政治与古典思想的特质。如果说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同化,只是伦理政治思想家的主观构思与理论推定,那么,它可以为后起的思想家所。伦理政治对中国社会的长时期影响,也就变得不可思议。因为纯粹主观的思想产物,是不可能长久地制约社会运作的客观进程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伦理政治必须既获得历史运作的支持,又获得思想家的确证,才可以成为长久运转的政治型态。换言之,伦理政治的构想必须获得深厚的历史支持,才能获得思想得以推行的最有力条件。倘若一个思想家要致力于伦理政治的建构,那么相应地也必须在觉解中国古史的秘密的基础上,才可以阐释可行的伦理政治观念形态。站在系统建构伦理政治的理论起点,孔子恰好以自己对中国古史的全面关注和高度领悟,又以自己对伦理政治双要素的相关性把握,既历史地又理论地揭示了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涉。从而,为后起的伦理政治思想家奠立了精神方向、价值关怀、致思方式

面向历史:沿伦理与政治的相关线索求解上古政治史秘密

作为伦理政治理论运思的背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运作,构成了最佳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前提。当一个思想家怀抱深厚的历史感去注视这段历史,又以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自觉去升华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那么,他就可以在觉解历史的基础上,为历史筹划一条顺利延续之路。而且,如果历史变局使得这种双重致思,变成为一种极为迫切的任务时,那就更使其具有了源于历史而又负载历史的双重功能了。

孔子历史性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就他对溯他而上的中国古史的理解而言,他具有觉解历史秘密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生于长于具有浓厚历史气氛的鲁国,沿夏殷而来的周礼,在鲁国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发挥着实际政治—社会功能,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使他可以观察体验初期伦理政治实践的基本状态。从中,领悟中国历史的政治结构隐秘,并以之为思考的现实根据,去寻求建构更系统健全的政治模式。加之“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成年后以“志于学”而“不惑”、“不逾矩”①,使他具有了深入伦理与政治意涵蕴于其中的综合社会规范体系周礼的个人经历,从而深知其中意味,得以凭个人经验去解读中国上古政治历史。另一方面,孔子在个人为学的理智态度上,解立起“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的原则,使他得以在整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基础上,从自觉的思考与领会的高度与个人经验相契合,进一步强化他的伦理政治信念以及稳固他对中国历史之道的理解,并为他对社会历史的伦理与政治合一见解,获得个人经验之外、事实经历之上的理智支持,提供了条件。从伦理与政治的相关性上揭示中国历史的构成秘密,当然就得首先面向历史才行。孔子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较熟络,加之“每事问”(《八佾》)的态度,使他得以洞察历史,明了历史作用机制中伦理与政治的相辅相成关系。根据统计,孔子提到或评论过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有黄帝、尧、舜、禹、稷、汤、文王、武王、周公、微子、箕子、比干、泰伯、伯夷、叔齐、虞仲、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祸,以及羿、升、桀、纣等。对同时代的知名人物,孔子也大都有议论,如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臧武仲、叔孙昭子、孟僖子、孟公倬、微生高、孟子反、卞庄子、齐桓公、管仲、陈文子、齐景公、晏平仲、鲍庄子、晋文公、叔向、令尹子文、楚灵王、楚昭王、子西、孔文子、宁武子、遽伯玉、公子荆、史鱼、裨谌、子大叔、子羽、子产等等。这些人物,就其与伦理政治的早期实践及其中断、重建的关系而言,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伦理政治的规范倡导者、实践家:一类是伦理政治失序的戴罪者、祸首人;再一类是伦理政治中断后政治时局的弄潮者、当局者。显然,前两类人物更关乎孔子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表达。孔子正是通过对第一类人物的评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赞赏,表白自己对伦理政治的偏爱。也正是通过对第二类人物的品鉴,如桀纣的批评,表明自己对伦理政治失序的痛心疾首。话分两头。以其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而言,通过褒而表明了孔子对历史秘密的觉解:正是伦理政治使夏商周国泰民安;通过贬而表明了孔子对伦理政治的作用悟解,失去了伦理与政治的平衡作用机制,“天下无道”。孔子以崇敬的口吻赞扬的上古政治传说人物有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同上)可见,在孔子眼里,尧舜禹之所以能够成为造就一个美好时代的政治奇迹,正是在于他们以没有功利羁绊的道德心,作为治理天下的中心和依托,以致于不论从他们的政治业绩上去评价,还是从他们的道德抉择上去估量,都没有批评的必要和可能了。古史传说时代的政治人物兼综伦理与政治,创造了“巍巍乎”的政治成就。而将目光投射于孔子所关注的周代文王周公的“郁郁乎文哉”的政治创制,则更引起孔子的赞叹,以及对伦理与政治做“综合治理”的满意后果的激赏。孔子以文王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一句话典型表达了孔子对文王事业的崇敬。至于周公,则直接成为孔子理想的人格化身,人生寄托的政治偶像。以致于可以忘记生理年龄(“不知老之将至”)的孔子,却以不能梦见周公而自认衰老(“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孔子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赞赏,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了。

为什么孔子对文王周公如此颂扬与崇敬呢?追溯原因,与他对历史事件的评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王周公以其创制的周代礼乐之制,引发了政治史的突破性事件:以兼得前代伦理政治早期实践的经验,而臻于系统和完善,使伦理政治的实践型态轮廓分明,趋于成熟。可以说,孔子正是以社会政治成就而盛赞文王周公的。因此,他发出如下的个人志愿道白就是顺理成章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进一步追问,周礼之于孔子对伦理政治的理解,意义何在呢?其一,周礼作为伦理政治的实践形态,成为人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设准。对此,可从孔子在公共生活中谨行周礼加以证明。《乡党》篇在这方面记载颇多。

他在乡里的恭顺、在宗庙的恭谨、在上朝时的仪态、接待外宾时的庄重、出使外国的气度、衣着上的考究、斋戒时的谨严、饮食用餐的精细、接受馈赠的安然、意外发生后对人的关切,无不表现出孔子认定的安定、有序、雅致的生活,源自于有规有矩的既成制度,否则人的衣食住行状况就难以想象了。其二,周礼是很好地节制人的思想、言语、行为的规范体系。一方面只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就可以达到个人生活状态与公共秩序要求的一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同上)另一方面,礼制秩序一旦为社会所普遍遵循,也就可以成就“天下有道”的社会治理效果。在这一点上,正的方面讲,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的方面讲,是“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季氏》)。其三,周代礼乐之制作为一套社会政治与伦理规范合一的规则体系,在形成形式化作用方式之后,规则本身已成为社会得以各按其则运行的前提条件。否则,便会导致引起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事,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可见,由礼乐而定的名分,已成为社会合伦理要求与政治亟需地运转的前提;而政治与伦理共同囊括其中的礼乐也已成为大众心安理得生活的根据。孔子对周礼的历史觉解,确已他发现了完满政治的原型:古典史中伦理与政治的合一,正构成中国历史令人赞叹的那一页的实质内容。这种历史觉解,亦构成孔子自觉开创伦理政治的理伦预制先河的条件。他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哲学大思路,在此隐约可见;以仁与礼的同构接通伦理与政治的努力,在此依稀可辨。而他在对时局的“有道”与“无道”的艰苦寻思中,更强化了这一思维进路。

疏解问:以仁礼结构确认伦理与政治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