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需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不断促进这种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了解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不仅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的需要，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079-01

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一、关于政治发展的探讨

综合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发展的认知和理解，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强；二是公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热情的增加。换言之即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两大目标。然而大多数人学者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1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将政治发展看做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发展，即为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在亨廷顿看来，民主化是威权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迈进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渡阶段，而在这个过渡阶段之中一定充斥着一些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但是一旦转型成功之后，国家即成为具有民主性的国家了。

二、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

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列举的影响政治发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许多的变量都是因为经济发展而出现继而产生作用，对政治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产生影响。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指出：“经济因素对民主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

三、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本要素

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和政治发展，会推动相关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而促进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发展。第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涉及到重要工业化的话会带来不同之前、更为多变复杂和彼此依赖的经济体系，并且会产生许多新型的财富和权力来源，然而这种经济体系对于威权政府来说无异于一种噩耗，政府对其控制力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社会的教育水平因为经济的发展得到提高。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为：“经济发展推动了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商人、专业人士、商店老板、教师、公务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文秘和销售人员，构成了一个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社会阶层。”亨廷顿提出，多数统治是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但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社会环境中贫穷的多数对阵富裕的少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与民主相容，而“在一个土地占有相对公平但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社会，比如19世纪初的美国或20世纪的哥斯达黎加，民主或许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中产阶级已经成长为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最为积极主动的支持力量。例如，在巴西，1964年中产阶级为争辩提供了处于绝对性优势的支持。在韩国20世纪80年生的民主运动中，城市中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构组成了瓦解全斗焕政权的主要力量，推进了韩国政治制度的转型。同样的，在菲律宾、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国家，中产阶级纷纷在推进国家政治发展，进入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综合看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更为迅速的确立起民主的经济基础，而缓慢的经济增长可能确立速度也相对迟缓。但是，太过迅速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会相应地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加剧了社会上的不平等，也会因此刺激到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诉求，从来给社会带来新的压力和动荡。然后这都是经济快速增长在短期内所造成的，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会使得国内的资源分配更加合理，国内开始进入转型地带向民主化国家过渡，推动政治发展。

作者：金静 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个体工商业和私营经济在现阶段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无论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们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从扫除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障碍的角度来看，认识上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作为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一种，发展个体经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人们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本文着重讨论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目前阶段发展个体经济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现阶段各类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为评价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按照对工业总产值、社会零售总额、工商税收、就业几个方面的分类分别来考察不同的经济成分所具有的贡献。

表1不同经济成分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注：资料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页。）

年份外资企业私营经济个体经济

199915.925.3418.18

表2不同经济成分对社会零售商品额的贡献（注：资料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页。）

年份国有零售额比重集体零售额比重私营零售额比重个体零售额

一、社会结构视野中的民主转型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闭。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圈。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xr''''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

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1。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摘要：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矛盾和冲突之处颇多。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一个基于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两阶层（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经济模型，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发现更加平等的政治制度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未必能够有效地改变经济政策。只有在平民阶层参与政治的能力足够高时，政治制度才能够对经济政策发挥预期的作用。实证分析显示，改变政治制度并不能轻易地实现有利于平民的经济政策。只有提高平民自身参政议政的能力，才更可能获得有利于平民的经济政策。

关键词：政治制度；经济增长；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00309

一、引言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奥秘。自从Solow[1]开创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就不断涌现出令人惊喜的成果。很多成果来自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是总量生产函数中的重要参数。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劳动力和实物资本的数量并非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新古典增长模型设定这个重要因素为外生变量，这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根本缺陷。但恰恰是这个缺陷刺激了人力资本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等一系列新理论的发展。然而，这些理论模型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部内涵。因此，很多经济学家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制度分析上。但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和经济学的大多数领域一样，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再探讨也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包含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分析框架，以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经济学家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制度的理解角度和定义方式上。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诺斯认为制度是“共同的游戏规则”，而肖特认为“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博弈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博弈的非合作均衡”。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给出制度定义。

收稿日期：20121120

作者简介：王学龙（1985-），男，河北廊坊人，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制度及农村劳动力流转的相关研究。Email：wangxuelong@echokudaiacjp

摘要：

20世纪20年代，大众传播兴起，各个学派对整个社会与媒介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其中率先兴起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对媒介社会关系的认识；紧随其后的是与之相对立的批判学派，其中包括以德国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英国为代表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以美国为代表覆盖欧洲和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派。本文主要针对批判学派后期的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进行分析，对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进行梳理，探讨二者的差异。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高潮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源泉，考察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文献，发现目前大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核心内涵、研究力量、主要研究问题，以及“本土”意识等方面，均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而本土的问题则需要更具体的关怀。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15-03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丹·席勒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数字化技术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并分析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对社会关系与传播资源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并指出当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领域蔓延、历史研究扩散与新媒体转向等五个趋势[2]。

麦克切斯尼则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分析媒介、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环节对传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3]。具体问题，如赵月枝所言，“传播与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传播资源的控制问题导致的冲突；劳工对愈加精细的国际传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预和妇女及弱势种族对全球传播权力不平等的抗争等等”[4]。

简而言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是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这种学术视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导的，避免了把传播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而把传播现象置放于具体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有利于探讨结构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5]。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审视传播产业如何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分配传播资源与话语权的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为传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成为当前传播学中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尽管被认为存在诸多的盲点和问题，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逐渐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尤其自21世纪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大陆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是零散地分布几个主要的几所大学、几位学者或几所研究机构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没有像功能-经验研究一样占据主流位置。笔者关注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中国落脚并发展的？

哈贝马斯着重分析了每种社会形态的组织原则，并把原始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危机视为分别由外因与内因诱发的认同危机。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言，他无法给出明确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定义，其所谓社会组织原则，指的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功能优先性的制度领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如亲缘系统对于原始社会的决定作用，政治系统对于传统社会的决定作用，经济系统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决定性作用。哈贝马斯明确指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体系所确定的雇佣劳动(Lohnarbeit)与资本(Kapital)的关系。”［1］很显然，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相互对立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然而遗憾的是，哈贝马斯并不认为这种经济危机与阶级斗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相反，他把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看作是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哈贝马斯分析道，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由资产阶级民法体系所确定，这就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制度化。这一新的组织原则不仅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把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市民社会也就从政治经济系统中分化了出来。这意味着阶级关系的非政治化和阶级统治的匿名化。”［2］哈贝马斯指出，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所得出结论同样表明，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采取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相交换的非政治形式。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劳动与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尽管会导致经济系统的周期性危机，然而阶级矛盾的潜在冲突也相应的转移到系统控制层面上来。进而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寡头垄断市场的出现，用国家干预来弥补和部分取代市场机制。但是国家总体计划依然受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限制，国家干预不可能改变资本的运行规律，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市场自发的运行方式。因此，危机仍然无法避免，“危机倾向依然是由价值规律，即雇佣劳动与资本交换在结构上的必然不对称所决定的。”［3］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然而，在其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下，经济危机并不必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阶级统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会匿名化所取代。哈贝马斯尽管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会通过革命而解体。他的结论是，“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他认为彻底变革经济基础的革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逐步演化成一种改良的理论，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4］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5］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6］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8］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9］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13］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15］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要把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与人民群众现实诉求与精神需要结合起来，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说教，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并形成共识。“作为‘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充分的民主协商、公共讨论之后形成，必须是社会各阶层在这种讨论和协商之后形成的共识，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圣旨。”［16］文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是解决认同危机与信仰缺失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意义的源泉与价值规范的基础。文化认同又与政治认同密切相关，二者通过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哈贝马斯在晚期著作中阐释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他指出，政治文化既是“政治的”，所以它是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政治认同的基础;它同时又是一种“文化”，所以它又连接着公民的动机和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合法化的危机实质是认同危机，认同危机意味着意义的丧失，既包括文化认同的危机也包括政治认同危机。只有发展文化事业，才能更好地解决认同危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更好地应对合法化危机。

作者：张夺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摘 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发展的理念引导。本文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建设的分析，从企业文化建设角度，探究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建设的创新途径，为现代国有企业转型发展提供全面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

一、引言

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我国国家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当前，国有企业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施企业发展全面建设，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建设，是企业转型的重要分支，为国有企业发展带来了思想引导，凸显企业文化，创新国有企业思想政治传播体制，为国有企业发展的创新动力。

二、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体裁的研究必要性

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部分，与国家经济具有密切性关联。实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题材变革，是促进现代企业进步的思想动力，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指导，确保国有企业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避免国有企业转型经营理念的模糊，导致国有企业发展结构混乱；其次，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开展，确保国有企业基层党员思想与我党基层建设相关联，有助于加强企业发展与政府之间的沟通，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的文化建设，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进国有企业创新转型；此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是国有企业问题整合的有效措施，能够及时纠正国有企业发展中不足，成为国有企发展中不懈的优化动力。由此可见，基于企业文化建设的视角，对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分析，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性选择。

三、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载体分析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策略紧密关联，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内部和谐的连接纽带，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与企业文化相结合，将会成为企业发展理念指导，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大的潜在创新力量。

作者：刘晓春 耿丽 单位：淮海工学院法学院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1980年，阿尔蒙德和维巴主编出版了《重访公民文化》一书，阿尔蒙德对他的公民文化概念做出了进一步深入论证，维巴在该书中也为公民文化在实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对该领域研究的影响作了审慎的说明。这以后，拉塞尔•达尔顿等对工业民主国家经济发展与民主基础转型关系的延续调查研究，以及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对意大利不同地区文化与民主运行绩效关系的长期跟踪调查研究，都对公民文化概念的缺陷进行了修正和弥补。公民文化概念的界定目前政治学界对于公民文化的定义纷繁复杂，有从文化学角度下的定义，有从政治学角度下的定义，也有从社会学角度下的定义，因此，要想在研究公民文化的基础上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给公民文化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在西方学者那里，公民文化是一种西方政治研究范式，是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公认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罗伯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将公民共同体抽象为自由平等而又积极的公共精神。哈贝马斯致力于寻求公民和国家关系新的界定，认为公民通过公共领域参与国家、社会公共事务需要具有以批判精神、公共理性以及积极参与态度为内容的公民文化。而汉娜•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则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共和主义传统的基本价值之上，并以对抗极权全能政府的需要为出发点，是一种“理性———积极参与”模式的公民文化观。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集大成者阿尔蒙德对于公民文化概念的界定则是从研究调查西方五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墨西哥）公民的政治态度出发，得出研究成果，并给公民文化下了定义，认为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文化，在平衡公民与国家、责任与权力的关系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强调公民文化具有参与性，认为没有参与就构不成公民文化；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与文化，参与对于民主政治、对于公民个人、对于政治体系来说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在我国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公民文化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学科的建设得以复兴，许多学者开始把研究视角转向了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研究也因此得到了重视，对于公民文化概念的界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意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成熟的混合型政治文化，这种观点主要继承了阿尔蒙德关于公民文化的观点。如，张华青、李卫华等基本上继承了阿尔蒙德对于公民文化的定义，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平衡的参与者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第二种意见从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认为公民文化是适应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种成熟政治文化。例如曾庆亮就认为公民文化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内在标度，是一种为了稳定民主制度的心理分析理论。第三种意见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来界定公民文化，认为公民文化的产生是特定经济基础的产物。黄湘莲认为公民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与民主政治文化相联系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人们权利义务关系中的民主自觉意识。还有学者从我国具体国情与政治实践出发，对我国公民文化进行界定，认为中国公民文化是在充分结合中国国情，继承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并在充分吸收与融合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与特质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一种和谐、中庸、具有较强沟通、协调与平衡机制的政治文化。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能够很好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参与型主导的混合多元政治文化，是一种自由自觉的主体文化，是一种动态开放的公共文化，是一种价值通约的多元文化。公民文化以独立人格为根基，以平等、传统、宽容和理性为基本交往模式，以权责关系为核心价值。在经济上，以市场经济为自身存在发展的土壤；在政治上，强调公民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以及对于民主自觉权力的积极行使；在文化上，强调高度的角色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主张个人价值与国家、社会价值的统一，是个人自由主义与国家整体主义的高度统一。

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当代民主政治实践对民主理论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民主制、古罗马时期的共和主义民主制以及资本主义民主制建立以来的精英主义、多元主义等多种民主理论的积累与探索，因此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积淀。同时，公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受到一定政治制度制约并受特定文化模式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文化。孕育着公民文化的土壤无疑是民主政治本身才有的独特功能，作为上层建筑，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公民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范畴与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的民主政治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政治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其次，政治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影响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公民文化与民主政治之间具有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民主政治的建设实质上需要公民文化的指导，而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成对于公民文化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民主政治是公民文化产生、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公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原有的文化根基，但是作为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新型现代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的一系列价值追求，如温和的政治参与态度、稳定的政治认同、自发的政治责任感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离不开民主政治的支持与保障。世界上诸多的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没有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条件下，民主政治制度可以建立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基础，成熟的公民文化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大环境中，公民才能够树立起一种民主人格、一种自治意识、一种权利认知以及政治参与的思维和习惯，从而公民文化才得以发展成熟。当代世界政治实践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制度有两种产生方式，先发型民主与后发型民主。在前者的类型中诸如美国、英国以及一些北欧国家，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大体上是同步进行的，即一部分先进人士有了民主的意识并争取到有限的民主，在有限民主制度下，公民文化逐渐发展成熟，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民主的范围。而对于后发型的民主国家来说，由于严重缺乏民主文化的土壤，不可能有先发型民主国家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往往不是自然的和自发的过程，后发型民主国家中公民文化是典型的建立于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一个社会从理性上接受民主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如何把这种民主的意识内化于政治系统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则是一个艰难而持久的历程。在完善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公民的政治思维、政治习惯以及政治心理都会深深体现出民主政治中崇尚法治、崇尚自由、崇尚民主的价值取向并形成一种权利政治观。通过在成熟的民主政治系统中参与政治，养成一种成熟稳定的政治心理，公民文化才能够得以真正建立起来。（二）公民文化是民主政治发展、完善的思想文化保障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文化，能够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需要，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促进政治发展。从公民文化对政治实践的作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文化能够促使人们形成现代政治人格和政治能力。公民文化的核心价值内化为一种合理有序的政治行为规范影响和支配着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认知、评价和取向，并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公民文化中人们所形成的现代政治人格和政治能力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第二，公民文化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政治文化中包含着对政治前景的期望，公民文化中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愿景符合政治发展规律，能够激发人们努力通过政治实践推动政治发展。同时，民主政治的基石，正是公民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公民文化能够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第三，公民文化能够培养公民成熟的政治心理。作为一种以宽容、守法、理性为核心价值的多元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更侧重于确立公民的主体意识，强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树立公民的政治监督意识，催生公民的法治意识，营造公民的政治宽容意识。从而培养一种成熟的公民政治心理，这种政治心理更加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第四，公民文化的培养能够缓解社会转型带来的震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本身的建设也处于转型之中。传统政治文化的合法效力正在逐渐降低，而现代政治文化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在这期间各种新思潮的出现加剧了对人们固有思维模式的冲击，培养其成熟的公民文化有助于公民尽快认知自己的政治角色，有利于缓和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冲突，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在转型过程中平稳地向前推进。因此，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无法提供强大而有力的文化支持的前提下，以开放与包容的姿态培养出一种适合民主政治发展的公民文化，使之成为支持政治稳定发展、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的非制度性力量，不仅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有利于一个国家形成整体性合力，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变化不断带来的新挑战。

公民文化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

公民文化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完善意义重大，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状况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民主价值观的流行程度，民主社会基础的培养以及公民民主意识的发育，这些都与公民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故而建立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总结出维持民主政治制度的三项要件：环境、制度、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公民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化既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着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这项宏大的工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作支撑，因而，公民文化建设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将起到不可忽视的基础性作用。（一）公民文化建设是我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建设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建设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在我国培育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公民文化对于我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首先，公民文化建设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建设。公民文化建设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具有促进作用。成熟的公民文化的内在价值追求如宽容、理性、自主等将会进一步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另外，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规则在公共领域的应用，成熟的公民文化在影响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会将一部分价值追求内化于民主政治之中，以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其次，公民文化建设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建设。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保持稳定和平衡，公民文化建设有助于理性、自治的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目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缓慢，深层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具有公民主体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支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把“民本君主”作为根本出发点，即把整个政治主体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与“自由、平等、博爱”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不同，政治上的安定、统一、秩序是中国传统的基本政治价值追求，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价值追求，造就了中国社会公民主体意识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公民主体意识，只有公民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才能够促进基层民主有力地生长。再次，公民文化建设能够促进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离不开一种平等、参与、自主、理性、宽容的文化支持，因此，培育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民主价值追求的公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破除以专制集权、封建特权、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臣民文化，建立起开放、宽容、理性、法治的公民文化，能够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文化基础建设。（二）公民文化建设能够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建设包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首先，公民文化的内在价值要求政治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其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及对于程序的重视，要求政治制度有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保障公民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以及公民在公共政治领域得到公平待遇，这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与科学化将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充分发展和日臻完善有一个基本标志，这就是民主的法治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内在价值追求之一，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积极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公民文化建设有利于在我国传统的不尚法治的政治土壤中传播一种法治意识，有利于权利义务观念的普及。这种崇尚法治的法律思维有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化，有助于公民合法、理性地参与政治生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避免非理性的政治参与，从而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环境保障。总之，在我国建设公民文化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面临着无数亟待解决的难以回避的问题。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处于不成熟的有待提升的阶段。公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民主政治的持续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的有力支持、离不开文化环境的积极铺垫，因此必须从多个方面努力为公民文化建设夯实基础。同时，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离不开公民文化的支撑，成熟的参与型公民文化在我国的建立，将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持续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