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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育”是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德育目的是教育的流动目的之一，不能将其对象化，需要依赖于固定目的而实现。所有教师都有实施德育的任务。德育实施离不开学校教育内容，但又不属于哪一门课程，它的目的的实现有赖于以教育内容为中介和前提的师生、生生、师师等相互关系的展开。

关键词德育教育目的教师教育内容关系

一

“德育”就是道德教育，如果将“法律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环保教育”，甚至“性教育”等纳入“德育”，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德育概念的泛化，德育地位的异变。德育方式的偏颇等。教育“是人们尝试持续在任何一方面改善他人心理素质结构，或者保留其心理素质结构中有价值的部分，或者避免不良心理素质形成的行动”。相应地，“道德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形成或者改善个体品德素质，让个体成为“有道德”的人。在杜威看来，“教育即生活”，教育与个体生活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而道德则是生活的“构成性因素”，不能脱离生活存在，生活也不能离开道德进行。可以看出，生成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重要的目的之一，道德教育则是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的现象。如在古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道德教育；在近代和现代则又有把德育空虚化的倾向，名义上给德育一定的地位，而在落实中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替代德育，就是把德育完全流放到边缘地带。对这种种情况，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反思，但是仍有进一步厘清德育与教育之关系的必要。

二

从教育目的看，培养“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这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制定教育目的时，一般都能通盘考虑。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培养；而在具体实施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则往往会把该目的分割成一些独立的部分，而对这些独立部分之间的关系又缺乏恰当的处理。在古代，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只注重个人品德的发展，而轻视其他方面，教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目中无人”；当今的教育似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只重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技能的获得，而把道德品质培养流放到了边缘地带。道德是生活的一个“构成性”因素，离开生活无以存在。而生活也离不开道德，离开了道德生活就会枯萎。因此，如果教育只重视智育，只看重科学知识的价值而无视道德教育，就会造成一些精神器官不协调者，正如一四肢极大而躯干极小之人。

学校教育在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逐级内化的过程中，也把教育目的进行一次次的分解，最终落实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体现在受教育个体的发展上。而在一次次分解的过程中，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固定目的”，另一种是“流动目的”。“固定目的”指那些在特定时段、可以用确定的内容来完成的方面，比如各类科学素养、动作技能等。这种教育目的更多的是针对个体的物质生活进行把握和谋划。“流动目的”则是指那些伴随着生活本身的流动而不断变化、生成着的目的，它并不固定在人生的某一时段，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最终状态，很难用特定的内容来形成，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经历独立地实现。这类目的更多指向于人的精神生活，指向于人的意义世界。这两类目的是互相结合的，尽管可以分开来认识，但在实际教育中却是不容分割的。如果把教育目的比喻成一辆车的话，“流动目的”可以说是车的方向盘，指引着所要开往的方向，但它不能离开车身而独自起作用；“固定目的”则好比是车身，载着方向盘，而自身却不能抛开方向盘而前进到某个地方。德育更多地属于教育目的之中的“流动目的”部分，尽管也包括具有“固定目的”性质的、相对确定的规范教育在内，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要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说明，并促进实现。在实际教育中，存在着简单、机械地把教育目的肢解的做法，分割成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这种做法常常导致产生许多没有“方向盘”的“车体”和没有“车体”的“方向盘”。因此，在把教育目的进行分解时，通常只宜把“固定目的”进行分解，而“流动目的”则应附着于每一个“固定目的”。这样“固定目的”才能有的放矢，而“流动目的”也不至于盲目泛空三

一、医学教育现状

长期以来，生物医学模式的盛行使医学界出现了“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现代化诊疗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医生的注意力从关注病人转变成分析化验单数值、依赖检查仪器寻找病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病人逐渐地在医学诊疗过程中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要素。这种“技术至善”主义凸显出医学正逐渐背离“以病人为本”的原则，医学人文主义精神被摒弃一旁。这就导致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偏重于传授知识与技能，强调知识技能的实用性及功利性，以满足岗位需求作为衡量教学质量高低的标准，而忽视了医学人文教育对医学发展的积极作用。

二、医学融入人文教育的意义

事实上，医学应该是一门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完美结合的学科；医生不仅要具备系统的医学知识，更要具备专业的医学人文精神。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作为系统和整体的医学模式被深刻认识与接受，医疗活动除了以诊疗疾病为重点，更要求把病人视为一个多层次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来治愈。医生不应是只治病不治人的技术主义者，而应是品德高洁、医术精湛、待病人如亲人的仁医。这就要求高等医学教育中融入人文精神的培育，使医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养成良好的人文素养。医学教育要从以医学科学为中心的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转变为医学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的综合医学教育模式，着力培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实际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手段去预防、治疗疾病，体现出医学的终极目标不但是为了防治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更是要服务于人类健康，造福于社会。

三、医学人文教育的新途径

1.构建合理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多数医学院校不同程度地开设了“心理学”“伦理学”“卫生法学“”社会医学”等课程，但内容分散，未形成学科整体优势，多是为了应付教学计划的完整和满足对医学专业教育的补充。要促进医学教育的整体发展，必须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统筹规划医学人文教育，使其朝着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以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为指标，尝试对医学专业课与医学人文课进行融合，根据医疗实践的需要，将探讨医学价值、医学规范的如“医学哲学”“行为医学”“医患沟通”等学科整合到相关医学教材中，把人文教育的内容渗透到专业课程和各个阶段的实践中去，将医学人文教育与医疗活动相结合，注重内涵式建设，促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深度整合，强调整合性、交叉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构建从基础到专业、从理论到实践技能，循序渐进、多形式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2.革新医学教育教学方法。

一

“德育”就是道德教育，如果将“法律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环保教育”，甚至“性教育”等纳入“德育”，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德育概念的泛化，德育地位的异变。德育方式的偏颇等。教育“是人们尝试持续在任何一方面改善他人心理素质结构，或者保留其心理素质结构中有价值的部分，或者避免不良心理素质形成的行动”。相应地，“道德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形成或者改善个体品德素质，让个体成为“有道德”的人。在杜威看来，“教育即生活”，教育与个体生活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而道德则是生活的“构成性因素”，不能脱离生活存在，生活也不能离开道德进行。可以看出，生成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重要的目的之一，道德教育则是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的现象。如在古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道德教育；在近代和现代则又有把德育空虚化的倾向，名义上给德育一定的地位，而在落实中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替代德育，就是把德育完全流放到边缘地带。对这种种情况，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反思，但是仍有进一步厘清德育与教育之关系的必要。

二

从教育目的看，培养“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这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制定教育目的时，一般都能通盘考虑。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培养；而在具体实施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则往往会把该目的分割成一些独立的部分，而对这些独立部分之间的关系又缺乏恰当的处理。在古代，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只注重个人品德的发展，而轻视其他方面，教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目中无人”；当今的教育似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只重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技能的获得，而把道德品质培养流放到了边缘地带。道德是生活的一个“构成性”因素，离开生活无以存在。而生活也离不开道德，离开了道德生活就会枯萎。因此，如果教育只重视智育，只看重科学知识的价值而无视道德教育，就会造成一些精神器官不协调者，正如一四肢极大而躯干极小之人。

学校教育在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逐级内化的过程中，也把教育目的进行一次次的分解，最终落实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体现在受教育个体的发展上。而在一次次分解的过程中，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固定目的”，另一种是“流动目的”。“固定目的”指那些在特定时段、可以用确定的内容来完成的方面，比如各类科学素养、动作技能等。这种教育目的更多的是针对个体的物质生活进行把握和谋划。“流动目的”则是指那些伴随着生活本身的流动而不断变化、生成着的目的，它并不固定在人生的某一时段，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最终状态，很难用特定的内容来形成，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经历独立地实现。这类目的更多指向于人的精神生活，指向于人的意义世界。这两类目的是互相结合的，尽管可以分开来认识，但在实际教育中却是不容分割的。如果把教育目的比喻成一辆车的话，“流动目的”可以说是车的方向盘，指引着所要开往的方向，但它不能离开车身而独自起作用；“固定目的”则好比是车身，载着方向盘，而自身却不能抛开方向盘而前进到某个地方。德育更多地属于教育目的之中的“流动目的”部分，尽管也包括具有“固定目的”性质的、相对确定的规范教育在内，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要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说明，并促进实现。在实际教育中，存在着简单、机械地把教育目的肢解的做法，分割成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这种做法常常导致产生许多没有“方向盘”的“车体”和没有“车体”的“方向盘”。因此，在把教育目的进行分解时，通常只宜把“固定目的”进行分解，而“流动目的”则应附着于每一个“固定目的”。这样“固定目的”才能有的放矢，而“流动目的”也不至于盲目泛空。

三

教师是教育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性因素。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为纲的。首先，德育是全体教师共同的责任。有些学校设置专门的德育工作部门和配备专职的德育工作者，将德育工作化，忽略了其他教师在德育中的作用。这种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学校德育目的的实现。其次，德育作用的发挥依靠每一个教师真实、真诚地对待学生。杜威曾经说过：“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的，一套是为校外生活的。因为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致的。”教师如果搞“两套伦理”，一方面容易使自己迷失于异己的世界，既劳累了自己，也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与自由；另一方面则给学生一种虚假的熏陶，这种虚假的熏陶无论被学生识破与否，都对其人生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教师需积极作为，不能消极避事。尽管学校教育经常与社会影响不一致，但教师必须机智地把这种矛盾转化为德育的资源和动力，要化负面影响为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开发“恶”的教育价值。

一

“德育”就是道德教育，如果将“法律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环保教育”，甚至“性教育”等纳入“德育”，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德育概念的泛化，德育地位的异变。德育方式的偏颇等。教育“是人们尝试持续在任何一方面改善他人心理素质结构，或者保留其心理素质结构中有价值的部分，或者避免不良心理素质形成的行动”。相应地，“道德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形成或者改善个体品德素质，让个体成为“有道德”的人。在杜威看来，“教育即生活”，教育与个体生活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而道德则是生活的“构成性因素”，不能脱离生活存在，生活也不能离开道德进行。可以看出，生成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重要的目的之一，道德教育则是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的现象。如在古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道德教育；在近代和现代则又有把德育空虚化的倾向，名义上给德育一定的地位，而在落实中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替代德育，就是把德育完全流放到边缘地带。对这种种情况，虽然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反思，但是仍有进一步厘清德育与教育之关系的必要。

二

从教育目的看，培养“有道德”的人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在这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在制定教育目的时，一般都能通盘考虑。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培养；而在具体实施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则往往会把该目的分割成一些独立的部分，而对这些独立部分之间的关系又缺乏恰当的处理。在古代，把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只注重个人品德的发展，而轻视其他方面，教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目中无人”；当今的教育似乎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只重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技能的获得，而把道德品质培养流放到了边缘地带。道德是生活的一个“构成性”因素，离开生活无以存在。而生活也离不开道德，离开了道德生活就会枯萎。因此，如果教育只重视智育，只看重科学知识的价值而无视道德教育，就会造成一些精神器官不协调者，正如一四肢极大而躯干极小之人。

学校教育在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逐级内化的过程中，也把教育目的进行一次次的分解，最终落实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体现在受教育个体的发展上。而在一次次分解的过程中，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固定目的”，另一种是“流动目的”。“固定目的”指那些在特定时段、可以用确定的内容来完成的方面，比如各类科学素养、动作技能等。这种教育目的更多的是针对个体的物质生活进行把握和谋划。“流动目的”则是指那些伴随着生活本身的流动而不断变化、生成着的目的，它并不固定在人生的某一时段，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最终状态，很难用特定的内容来形成，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经历独立地实现。这类目的更多指向于人的精神生活，指向于人的意义世界。这两类目的是互相结合的，尽管可以分开来认识，但在实际教育中却是不容分割的。如果把教育目的比喻成一辆车的话，“流动目的”可以说是车的方向盘，指引着所要开往的方向，但它不能离开车身而独自起作用；“固定目的”则好比是车身，载着方向盘，而自身却不能抛开方向盘而前进到某个地方。德育更多地属于教育目的之中的“流动目的”部分，尽管也包括具有“固定目的”性质的、相对确定的规范教育在内，但它的主要内容是要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做出说明，并促进实现。在实际教育中，存在着简单、机械地把教育目的肢解的做法，分割成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这种做法常常导致产生许多没有“方向盘”的“车体”和没有“车体”的“方向盘”。因此，在把教育目的进行分解时，通常只宜把“固定目的”进行分解，而“流动目的”则应附着于每一个“固定目的”。这样“固定目的”才能有的放矢，而“流动目的”也不至于盲目泛空。

三

教师是教育目的能否实现的关键性因素。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为纲的。首先，德育是全体教师共同的责任。有些学校设置专门的德育工作部门和配备专职的德育工作者，将德育工作化，忽略了其他教师在德育中的作用。这种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学校德育目的的实现。其次，德育作用的发挥依靠每一个教师真实、真诚地对待学生。杜威曾经说过：“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的，一套是为校外生活的。因为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致的。”教师如果搞“两套伦理”，一方面容易使自己迷失于异己的世界，既劳累了自己，也丧失了职业的尊严与自由；另一方面则给学生一种虚假的熏陶，这种虚假的熏陶无论被学生识破与否，都对其人生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教师需积极作为，不能消极避事。尽管学校教育经常与社会影响不一致，但教师必须机智地把这种矛盾转化为德育的资源和动力，要化负面影响为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开发“恶”的教育价值。

一、在小学教育中加强德育教育的重要性

（一）德育教育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奋进的动力之源，我们不仅要从博物馆里、从文化作品中看到，更要从普通人、从孩子们的一言一行中看到。在小学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绝不能只安排几门简单的课程，它首先是坚定的理想、崇高的道德，是正确的价值观，不能被看做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必须奋起行之的紧迫课题。只有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才能把断裂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贯通，才能使其在当下复活。只有复活的传统文化，才有真正生命力，才能不断地传承创新。我们作为小学教师，不仅要有匹夫有责的文化自觉，更要有舍我其谁的教育担当。

（二）德育教育在小学阶段发挥着“思想净化器”的功能

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思想发展的关键时刻，犹如一张白纸，画上什么样的图案就呈现什么样子的作品。小学教育作为人的启蒙教育阶段，必须对学生要进行正确的德育教育，要指引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要教育学生具有辨明是非的能力，在大是大非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塑造小学生人格的关键时刻，德育教育千万不可忽视。所以说，面对社会上形形、五花八门的不良行为的侵蚀，必须加强小学阶段的德育教育，用好的德育教育净化学生的思想，给小学生一个健康、有利的成长环境。

（三）小学阶段德育教育的主体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

在党的十上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中国梦”的具体参与者，每一个中国人都肩负着这种神圣使命。而小学生作为祖国的希望，更是未来“中国梦”的主力军，是民族的未来。在将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会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是社会的继承者，对社会文化具有改革和创新的能力。现代的德育教学的走向就是在社会中学习，并且终身学习，永远都不能停止。在小学生处于成长的时候，给他们涂上浓重的道德思想和道德品质的色彩，不仅会使他们终身受用，而且，能有效地提高祖国下一代整体的道德素质，为实现民族复兴发挥顶天立地的作用。

二、当前小学教育中德育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新教材（人教版）已在全国各地广泛使用。这套新教材是依据九年义务教育英语教学大纲，按结构—功能体系编写的。新教材在教学内容和编排结构等方面既吸收了当代国内外外语教学理论的新成果，又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使教材更符合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的实际和学生的知识规律，因而受到教师们的一致好评。教师们普遍认为：新教材突出了语言的运用，教材内容紧密结合中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论文。但我们也发现，新教材与原统编教材相比，由于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特别是对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语言素质等方面有了新的或是更高的要求，许多中学教师感到不能驾驭新教材的教学。同时，由于目前各种统考（中考、会考等）还没有真正把测试的重点转移到学生对新教材内容的运用上来，所以中学英语教学出现了“用新教材讲课，用旧教材做题”的怪现象。笔者认为，要彻底扭转中学英语教学的局面，除了对测试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外，还必须对教学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和改革。新教材的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等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教师的教学方法却没有大的改进，这势必直接影响到中学英语教学的效果和质量。教学方法如何改革？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更适合新教材的教学？这些问题自新教材试用之日起，我国的中学外语界就开始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不乏科学的、可行的具体教学方法。这里笔者向中学英语教师推荐一套与九年义务教育人教版新教材较为合适的教学方法体系，这就是英语情意、情景、结构、规则、功能十字教学法。

二、英语十字教学法介绍

英语十字教学法由情意、情景、结构、规则、功能五大因素组成。

情意即情感、意志、动机、兴趣、性格和良好的学习习惯等非智力因素，其中以动机为核心[1]。情感也就是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热爱与喜好。浓厚的情感可以促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进而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动机。意志主要指学生克服英语学习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进而达到学习目标，培养起完成学习任务的决心和毅力。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表明：非智力因素对学生学习的成功与否起着重大作用。过去我们的中学英语教学很少明确把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与运用列入教学方法的体系之中。十字教学法运用外语积极学习理论的原理[2]，力图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习英语。当然我们讲的轻松愉快地学习英语，并不是让学生放任自流，能学多少就学多少，而是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同时也要让学生品尝到成功的愉快，要让学生“跳一跳能摘到果子”。如果对学生要求过高，学生经过反复努力也达不到目标；或是教学目标定的过低，学生轻而易举就可以达到学习目标，都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克服学习困难的决心和毅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毅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新教材的一大特点。新教材充分注重了中国中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和困难，在教学内容及编排方式上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出发。这与十字教学法注重学生学习英语的心理过程和特点是相一致的。十字教学法中的情意，实质上就是把心理科学与外语教学相结合，了解中学生外语学习的心理特征及其过程，从而真正把中学英语教学从过去的升学教育、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轨道。现在初中学生英语学习中两极分化现象严重，究其根源，在于学生对英语学习缺乏兴趣和动机，更缺乏学好英语的决心和毅力。但如果认真分析，我们发现，中学生并不是一开始就对英语缺乏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的，而是有一个从好奇到厌倦，再到恐惧，直至放弃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教师能及时发现英语学习情意方面的问题，适时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动机，并巩固学生已有的学习决心和毅力，那我们就可以使学生避免陷入厌倦甚至放弃学习英语的困境，进而达到大面积提高学生英语学习水平的目的。所以抓好情意这一因素，就是要充分发挥学生非智力因素对学习的促进作用，这对提高我国中学英语教学的质量有重大意义。

情景是指学生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社会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的情景是揭示外语所表述意义的一个基本因素[3]。学习外语只有在一定的语言情景中才能准确理解意义，正确表达思想。九年义务教育英语教学大纲指出，初中英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使学生获得英语基础知识和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既然是为交际而学习语言，那么在教学中就应创造并利用交际情景组织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就中学英语教学来说，情景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人们创设和模拟的外语教学情景。在这一类情景中，学生初步理解英语话语（或课文、句型等）的意义，并进行必要的语言操练，达到积累语言材料、巩固基本句型、概括语言规则的目的；另一类是真实的外语教学情景。在这类教学情景中，学生运用英语接受信息或表达思想，并亲身体验运用英语达到交际目的后的成功感和愉。创设外语教学情景的方法很多。教师尽量用英语组织课堂教学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之一。此外，利用具体实物、图画及录音、幻灯、投影等电教声像设备，开辟英语第二课堂（如英语角、英语板报、英语歌曲、英语竞赛、英语游戏、英语讲座等），都可以创设外语教学的语言环境。九年义务教育人教版新教材突出了语言的交际性，依照功能项目而编写的课文内容切合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实际，为师生在英语课堂上创设语言情景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也为十字教学法的运用提供了必要条件。

结构是学生学好英语的必要的语言知识。英语十字教学法中的结构主要是指句型结构[4]。对中学生来说，熟练掌握基本句型，既能建立对句型结构的感性认识，又能促进用英语理解和表达能力的提高。句型结构的教学要情景化。句型结构教学只有在一定的教学情景中进行，才能避免句型结构教学的机械性和枯燥性，才能真正体现句型结构操练的意义化和交际化。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新教材别突出了对句型结构的学习，以达到让学生运用句型结构实现功能的目的。规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语法规则本身；二是指学生运用语法规则生成千百万合乎规则的句子的能力[5]。这与人们通常对规则的认识有所不同。我们一般认为规则即是语法规则，或语法条条。而十字教学法则把规则的概念范畴扩大到对规则的运用，充分体现了为交际学习语言的正确教学目的。在掌握句型结构及基本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归纳并认知语法规则，进而运用语法规则，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以语言规则指导学生在情景中的言语再实践活动。

1高校体育教育与人文教育联系

1.1人文教育概述

人文教育意在表达教育就是对人的教育,然而随着教育的普及,分数、技能技巧逐渐被重视,而忽略了“育”人。教育的特征就是人文性,随着国家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开展,高校教育不断加强对人文教育的重视,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人格培养。人文教育提倡以人文本,以培养身心健康,知识渊博的人才为教育思想,注重对人性的提升以及人格的塑造。人文教育不仅要通过浓郁的文化熏陶,还要通过自我感悟,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大学生的内在修养。在大学开展人文教育,在发展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注入人文关怀,提升学生的社会关怀,培养良好品德,寓教于乐,多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自由、自主学习以及精神、价值观的发展等全面发展。

1.2体育教育与人文教育联系

体育教育通过体育健康教育知识与技能的教授培养学生健康的体格和体育素养,而人文教育也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两者互相关联,互相促进。无论是体育技能还是人文素养都具有主观能动性,都是以人文载体实现的。体育教育是外在表现,人文素养是内在追求。高校体育教育是以培养体育素养为目标的,现代体育发展,不再以知识技能传授为主要目的,而是既注重培养外在的身体健康,也注重内在品质与人文关怀的提升。

2高校体育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体育教育与人文教育相互促进,高校在进行体育教育时,常常把培养满足社会需要人才的观点放在首位,忽略了体育教育的全面发展。提倡人文教育,又落实不到实际教学中,造成学生的体育知识技巧能力得以提升,但内在修养不高。

2.1是时展需要

一、“教育融合”的起始期:走向

(1)科学在近代，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就，“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呐喊，使科学建立了自信和权威。这种自信和权威紧随着科学的迅速增长而膨胀为一种自我的迷狂和自恋。于是在17—18世纪，科学教育步步进逼，人文教育不断退却;而到19世纪，科学开始大肆宣扬其中心地位，要求包括人文在内的其他学科或领域都要到它的门庭求取存在的合法性证明。这一方面导致科学及科学教育的自我迷失，另一方面导致了人文教育及其他学科或领域一场比较负面的的科学化运动。适度的借用、移植科学的方法、思想或精神，对于人文教育等其他领域而言本是必要且合理的，但人文教育等其他领域的科学化往往走入极端，以至于狄尔泰等不得不专门建构了“人文精神科学”以与自然科学相区分，以至于像语文这样的人文学科的教育竟也一度沉溺于字词句段的科学化分析，甚至追求像数学学科那样的精确和标准。表面上看，它们不至于因为与科学没有建立“友好”关系丧失自身的存在，实际上却因为过度自卑或自我放逐而“无家可归”。

(2)人文教育在与科学教育争夺教育领地的时候，除却采取“追求科学化，讨好或模仿科学”的做法外，也就只剩下顽固和拒绝了。这就是人文教育采取一种闭关自守、排斥合作的态度在自我的界域自说自话，尤其是非理性主义思潮中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作为理性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的对立面，给了人文教育强烈的支持和深远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人文教育及其研究拒绝实证科学的探询和考量。

(3)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出于对自身领地的守护，相互采取拒绝参与、无关对话的姿态，逗留于“极地”乐不思返，使得两种教育龃龉不断而又距离迢遥，这在19世纪的两种教育的关系进展中表现明显。无论是科学自我张狂引来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的紧张，还是人文教育、科学教育或单方或相互的自我固化，其造成的两种教育的关系样态是相似的，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背向”。所以，“教育融合”的起始阶段应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由“背向”转为“相向”:不论是科学教育还是人文教育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保持必要的节制和审慎，坚持“限度性生存”的原则，以为两种教育关系的回复或缓和奠定基础。同时，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特别需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胸襟，以作为两种不同视界的教育的“交往—对话”，尤其是“视界融合”的实现提供契机。至于这种相向何以可能，最重要的是要像老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原理所说的，在社会和心理领域建立一种反对习俗、反对常规、反对一成不变的强大意向，以使相对的二者能够在介于其间的“超然领域”相交易。就两种教育而言，重要的是各自要努力植入或培养一种反向意识和反向能力，以破除自我神性(权威)的迷误和消解那种“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翻身思维模式。

二、“教育融合”的过渡期:走进

“走进”是教育融合的过渡阶段，大约始于20世纪中后叶，伴随着人们对科学主义和片面科学教育带来的“精神—意义”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科学教育改革更加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和挖掘科学中独特的精神资源。此阶段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已处身两者间的“边缘地带”，并开始以两种不同视界的身份在“边缘地带”进行“交往—对话”，具体展现为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互涉、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互补、科学思维与人文思维的互动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渗。鉴于我们用“走进”的初衷只是为了概括“教育融合”进程所经历的一个阶段，逐一阐明两种教育之构成要素的关联没有必要，以下拟以对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之互涉的分析稍作说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互涉，至少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获得索解:从“历史”来看，文明早期，科学与神话、宗教等人文观念相互交错，即使到了科学比较成熟的时期，科学也未能割断与形上观念的联系。正如E•A佰特在谈及前牛顿科学时所说的，“至于前牛顿科学，那在英国和大陆都与牛顿哲学属于同一个运动;科学就是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属于思辨形态的哲学，科学与自然哲学的融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科学与形上观念的纠缠。这种纠缠不仅构成了前牛顿科学时期的一道景观，而且也存在于牛顿以后科学的发展过程。”

这表明，科学(包括以其为内容的科学知识、科学教育)在其历史之内和之外处在与人文(以及以其为内容的人文知识、人文教育)的内在关联中，只是这关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已。从“现实”来讲，其一，科学与常识有着深层的联系，“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遍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记忆，因为科学不是一跃而成熟的。”其二，科学知识的呈现和科学内容阐述也总是与人文的观念或知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学的知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内涵。纯而又纯，完全剔除了人文内容的所谓‘科学’，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而缺乏现实的品格”。其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在现时代汇流的发展:自然科学的方法、工具、概念和范畴等向人文学科渗透，人文学科内蕴的价值和评判尺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向标，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互渗又衍生了大量的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也把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推入或带回对话之境。这说明，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事实性地具有内在的联系。

从我们揭明的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关联来看，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走进”阶段交相参与的关系不是“新”的关系，而是两种教育本然的具有的内在关联。或者说，两种教育在“走进”阶段的相与建构关系其实是一种对两种教育本然性联系的重拾。当然，这种联系与两种教育的本然性联系是形式相似而内质有别的，因为迈入“走进”阶段的两种教育经历了“非融合”(分离、分裂以至对立)阶段关系的洗礼，并克服和超越了“非融合”阶段关系的局限。在这个意义上，“走进”阶段两种教育的“交往—对话”，确切地说是一种对两种教育的本然性联系的扩充，是发展了的两种教育的新联系。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以分解之法阐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走进”阶段的关系只是出于描述的方便，而不表明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是“分裂”的。事实上，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是以知识、方法、思维、思想及精神等构成的有机整体而处身“走进”阶段的。

1.高校体育人文教育的现状分析

尽管高校认识到体育人文教育的重要作用，并综合采取有效对策，让学生更好学习人文知识。例如，开设体育文化选修课，重视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等。但由于管理工作不到位、师资力量不足等因素制约，目的人文教育工作中仍然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课程体系单一。课程内容单一，局限于体育运动技能传授，有关体育文化、体育欣赏等课程设置不足，影响人文教育顺利开展。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方法落后，创新性不足，局限于以老师讲解为主，学生课堂参与程度不足，影响体育人文知识的有效学习。

2.高校体育人文教育的改进对策

2.1完善课程体系设置，推动人文教育顺利进行。要想推动人文教育顺利进行，完善课程体系设置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改进教材内容设置，多选用学生喜欢的课程内容，包括高质量、轻负荷的健身、娱乐项目，例如，毽子、瑜伽等，这些项目既可以用作竞技项目，还可以传授学生其中的人文价值和历史韵味，在发挥体育项目健身功能的前提下，还要发挥其在人文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开设高校体育文化选修课，以弥补体育教学活动课的不足，丰富高校学生体育文化知识，增加课程体系的文化含量，提升学生人文修养。选修课程应该是一个动态增加过程，内容要结合时代要求和体育教学趋势，并随着体育学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具体来说，选修课程包括以下内容：人文体育学、体育文化学、体育美学、体育哲学、体育欣赏等。在选修这些内容时，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计划安排，充分发挥这些课程的作用，提高体育人文教学效果。

2.2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和作用。改变单一的教学方式方法，推动教学创新。例如，采用情境教学法、分组式教学法、互助式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游戏教学法等多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好参与课堂活动。这些方法能更好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提高课堂教学趣味性，更好落实和推进人文教育。

2.3构建校外体育文化载体和平台，拓展教学途径。重视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更好发挥其教育导向、娱乐调节、激励凝聚作用。例如，开展运动会，成立体育兴趣小组，开展体育文化节，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增进相互了解，营造良好氛围，更好学习体育人文知识。又如，开展课余自由活动，通过打网球、练太极拳、组织拔河比赛等，增强学生独立意识和锻炼意识，让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更好掌握体育人文知识，同时也能拓宽教学途径，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4重视隐性课程开发，提高任课老师综合素质。开发隐性课程，更好发挥其作用，推动体育人文教育。隐性课程载体包括体育文化活动、体育竞赛交往活动、体育课余兴趣活动等，它能以不同形式和途径影响学生，让学生掌握和学习体育人文知识。一方面，高校应该重视体育场馆设施建设工作，还有体育艺术雕塑、体育名言牌建设，展示高校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让学生受到感染和熏陶。另一方面，重视隐性课程的行为建设，包括体育学术沙龙、体育知识竞赛、体育俱乐部活动等文化活动，还要增加老师、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交往，养成良好习惯，并严格遵守相关规范要求，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此外，要注重提高任课老师综合素质，加强任课老师的理论学习和理论修养，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道德观，自觉接受心理学、教育学、美学培训，掌握人文素质教育基础知识，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教学中注重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启发和诱导学生，更好开展体育人文教育的各项工作。

3结束语

在文艺复兴至十七、十八世纪思想课上，则是阅读伽利略的《星际信使》和笛卡儿的《谈谈方法》。人文教育课讨论这些读物时的重点并不放在寻求真实或真理的所谓“科学精神”，因为“求真”或“寻找可靠知识之途径”并不是科学所特有的追求，这些知识理念同样也贯彻于其他学科的教学和认知活动之中。

科学是与知识相关的问题

人文教育课上关于科学问题的讨论体现在对“知识”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认知”问题，而且还包括知识的伦理、知识的观念、知识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知识者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处境等与“人的知识”有关的问题。知识是一个比科学更为广泛的话题，公元前四世纪柏拉图区别可确定的“知识”与会出错的“看法”，《圣经•创世记》里对人类偷食“智慧之果”提出教喻，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以经验归纳为基本方法的科学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后来科学给世界带来空前物质文明也造成巨大祸害（如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所说的寓言故事），二十世纪电脑和二十一世纪“谷歌”时代的“图像”和“技术代替大脑”型知识，这些都是人文教育课上不断出现和持续延伸的讨论话题。“知识”广泛的问题意识与“科学”之间有着自然的联系。“科学”(science)一词的拉丁词源scientia就是“知识”的意思。科学是一种可以理性解释的，并具有可靠运用性的知识。今天，人们所特别称为“科学”的，不仅是指这样的知识（往往是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而且更是指对这种知识的特别追求方式（以经验求证为本的“科学方法”），乃至这种方法所特别体现的真理价值（所谓“科学精神”）。对“科学精神”的人文表述往往与人们常常特别强调的“实事求是”不同。例如，十八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说：“科学是激情和迷信的高效解毒剂。”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Huxley）把科学看成是普通人都能运用的思维方式，他说：“科学只不过是最佳的常识，在观察时严格准确，在思考中严守逻辑。”爱因斯坦则反对把科学思维神秘化，他说：“全部的科学不140过是日常思维的提炼。”这样的表述闪烁着思考者自己独特体会的光彩，更能为人文课增添思想乐趣。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以冷静、理性、常识的方式谈论关于知识的问题，不断有机会将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或内容相联系。在人文教育中，这叫作知识的“周边扩展”（contextualization），也是大学教育对学生“知识信息融会贯通”（contextualizedinformation）的基本要求。例如，柏拉图的《美诺篇》里，苏格拉底在讨论与“知识”有关的问题时，用了几何学的例子。最早的古希腊科学家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的米利都，他们第一次拒绝使用传统神话或宗教解释来言说周遭世界的现象，而代之以理性解释，也就是他们所谓的“理论”。他们对几何学和政治学抱有同样的热忱。几何学（本意是“丈量土地”）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实用科学。几何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因为土地是当时最宝贵的财产，要建立新的城邦，就需要仔细丈量土地，将其平均分割并分配给殖民者。人文课上学生们讨论欧几里德的《几何要素》，关心的远不只是它的数学知识,而是它的人文价值。例如，希腊几何学是一个典型的语言概念逻辑系统,与古埃及以图像为本的几何学不同。它从一个最基本的关于“点”的定义(点只有位置而不占有空间)出发,延伸出线段、角、圆等等,终于构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完整概念世界。最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任何画出来的、人类眼睛能看到的点,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点,因为它必定不只是一个位置,而是占据了一点点空间。

同样道理,我们能看到的直线必然不是真正的直线,我们能看到的圆必然不是真正的圆。真正的欧氏几何是一个只能用文字来表述、一个只有靠想象才能进入的世界。这个几何世界和文学世界、历史世界、伦理世界等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欧氏几何于是引发了一系列至今仍使许多领域中的思想家着迷的问题,如语言和理念的关系(是语言反映现实,还是语言构成现实),理想和141现实的关系(典型的柏拉图问题,“理念”和“现实”,哪个更真?)人的逻辑能力问题(康德把逻辑和时空感确定为人的规定性,维特根斯坦把“伦理”和“逻辑”定为世界存在的条件),“第一原则”问题(任何伟大的思想体系都可以归到像“点”的定义那样简单的基本理念吗?)等等。这些问题可以对学生有很多关于“知识”问题的思想启发,往往会引起热烈的讨论。例如,有的学生会问,如果完美的“点”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想象永远不可能用眼睛看见的事物,那么我们神奇的想象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会争论，想象是不是人的一种知识能力（爱因斯坦说，“人类真正的智识表现为想象，而非知识”）？想象是人的天性还是神的恩赐？这种争论本身比它可能得到的任何答案都来得有趣且有教育意义。无论答案是什么,人的想象、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都会在新的凝视下显得神奇和神圣。对人的自由思想和想象的控制也会更显现出它的残酷和违法人性。又例如,正如任何可见的点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中的点来得完美,是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里的“好人”和任何一种现实中的“善事”,都不如只能存在于理念之中的“好”和“善”?社会的德性伦理建设能否通过“向某某好人学习”来实现?还是无可避免地必须诉诸某种理想的“好”和“善”?这样的好和善是否具有普世性？其知识和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像这样的讨论会把学生的关注点从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引向伦理和意义的问题，而不只是局限在几何知识的特定内容。其实，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关心物质世界的构成，苏格拉底把这种关心转化为伦理以及人类在相互关系和社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问题，这个转变至今对人类充分认识科学的利与害，以及科学与统治权力的关系，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学生们在希腊思想课上阅读《几何要素》的人文教育意义所在。

科学和“人的普遍问题”

人文教育课上讨论科学的目的与讨论其他文本（文学、历史、宗教、政治、哲学等等）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学生对“人的普遍问题”进行思考和提问的能力，其中包括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法国杰出的“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最关心的问题）。在阅读伽利略的《星际信使》时，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相当突出。这个历史时期的人文阅读讨论没有选牛顿，而是选了伽利略，是经过考量的。这不是因为伽利略在科学贡献上比牛顿更伟大，而是因为他在两个方面更符合人文教育课的教育目的—他让我们看到科学背后的人类心灵，也让我们看到，由于无法摆脱来自政治（当时是宗教政治）权力的限制，真实的知识体现的是人的一种怎样的被压抑的知识信念，它也同样映照出一种自由与屈从同在的科学家人格，至今仍然如此。人文教育顾名思义是“人的自由教育”，自由的人格是这个课程培养学生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自由是有条件的，无视这一点，便不能真正懂得自由。伽利略的《星际信使》让我们看到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看到科学家在与权力体制（天主教会）发生灾难性冲突时，人格特征会变得模糊。尽管如此，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可亲近的人。

而且，一个有公共意识的科学家，他不只是从事科学研究，还需要为传播他所珍视的科学发现而运用解说者的丰富才能。伽利略受当时的教会迫害，这是学生们都知道的。但是，通过阅读《星际信使》，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化了的“知识殉道者”，而是一个为了自身安全，很会讨好权力，与之妥协，也很善于为自己谋取有名有利学术职位的“聪明人”。这种讨好和妥协是因为他不得不应付权力对知识的武断审查。然而，虽然这是不得已的自我防卫策略，但却还是一种为追求真实和真理付出的道德和人性代价。不仅如此，伽利略还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将《星际信使》献给143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并将木星的四颗卫星以美第奇家族之名来命名，伽利略因此如愿以偿获得这位欧洲最具权势的统治者的赞助。伽利略因此成为一个“不自由的知识人”的象征性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强制性权力控制下的知识人和知识的普遍处境。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更是一位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征的人物—复杂、多面、矛盾，有着与我们一样的平凡人性。这与我们在科学教育中常常碰到的那种脸谱化的“科学家”（“爱国”加“专研”）是完全不同的。例如，“”结束后不久，数学家陈景润成为“科学的春天”里的知识人格典型，他除了演算数学题之外，几乎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关心。相比之下，伽利略则向我们展现了他作为社会和政治中人的全面投入和由此显现的鲜明个性。

科学不寻找绝对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