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论文范文精选

一、重视选用突出人物特征的史料

首先看看钟繇的史料：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诞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法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据此讲解，可帮助学生认识到钟繇是三国时期曹操身边的红人，官至太尉，而其人又嗜书如命。一个于生活中时时刻刻沉浸于书法中不可自拔，且不惜性命、礼数去迷恋书法的人物形象可以通过这个材料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众人眼前。然后又导出与其并称“钟、王”，且名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羲之。时太尉郗鑒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今就东厢遍觀子弟。门生归，谓鑒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成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鑒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学生由《晋书》这段记载可以感受到王羲之狂放不羁的坦荡个性。他面对太尉的选婿活动毫不在意，与其他人矜持相反的是，他依旧不拘小节地坦胸露腹吃喝。然而正是他这样率真越礼的行为博取了太尉的青睐，从而结下一段姻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晋代名士非常推崇“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总此二则材料，“钟、王”二人的人物性格、特点就非常鲜明地呈现于学生面前，这种由事见人的方式让学生更清晰地了解历史人物的年代、性情与喜好。如通过材料可以清楚看出钟繇是曹魏时期的人物，而王義之则是东晋王氏家族的一员。学生因此对二人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及区別认知，这都得益于史料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充分展现。

二、紧密联系课文内容，精选典故

史书上的历史人物一般人生经历丰富多彩，留于后人研究的资料众多，不可能将无关紧要的材料都于课堂上胡乱罗列一遍，不然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宋苏轼于诗、文、书、画各方面皆有极高造诣，不可能在课堂上都一一道来，应当有针对性地精选与课文内容密切相关的典故以对其进行分析讲解。按课标的要求，教学目标除了让学生了解历史人物的特性外，还要知道书法家的一些代表作品。比如精选《新唐书》的史料来解读欧阳询：貌寝侻，敏悟绝人。……询初仿王義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帝叹曰：“彼观其书，固谓形貌魁梧邪？”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娄此。从史料可让学生得知：欧阳询容貌一般，学书于王羲之而名扬海内外，又极为迷恋书法等。由唐太宗“观其书，固谓其形貌魁梧邪”语，引导学生观赏欧阳询书法作品究竟如何挺拔俊逸，让学生观赏课本欧阳询影印书法作品《九成宫温泉铭》，欣赏过程中给学生讲解该作何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九成宫温泉铭》有三绝：一是其文歌颂之人乃天下第一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二是该文是千古诤臣魏征所撰写；三是欧阳询所书。如此讲述，让学生对欧阳询其人其作都有了形象具体的认识，从而避免了死记硬背知识点的弊端。同样方法也适用于介绍颜真卿及其行书作品《祭侄文稿》(课文有影印图像)，还可结合作品创作背景对安史之乱的知识点作简要复习。讲解行书就不得不提王羲之传世之作《兰亭序》。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中影印《兰亭序》的艺术特点，提醒他们赏习之余留心文中作品旁注明的“摹本”二字，从而提出问题：王羲之书法作品《兰亭序》的真迹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究竟真迹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再选用史料向学生加以说明。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王羲之四世孙)弟子辩才尝于寝房伏梁上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习书，临羲之真草，书贴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取之必获……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奉御，太宗大悦……帝命供奉拓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课本中的摹本作者)、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诫孝也，岂能违吾心！即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随仙驾入玄官矣。”今赵模等所拓者，一本尚值钱数万也。由以上材料可知《兰亭序》真迹的神奇经历。唐太宗从僧辨才手中诳得真迹，将其作为陪葬品带入昭陵中去了，传于后世的不过是唐代名家钩摹之作。引用这样富于传奇色彩的典故给学生讲解《兰亭序》收藏史，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体会《兰亭序》的艺术价值，并且能从侧面反映出王羲之对唐代书风的影响。与此同时，应当提醒学生思考：统治者的书法喜好是否会影响学界书风。王羲之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世称“二王”，《晋书》对二人的用笔及逸事多有描绘。可用影像展示对比王羲之《兰亭序》和王献之《中秋帖》、《鸭头丸帖》各自的书法艺术特点。学生可在视觉冲击下汲取历史知识，了解“二王”。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是“二王”的忠实推崇者，《宋书》载其：“特妙于翰墨，沈著飞扬，得王献之笔意……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精于鉴裁，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再举事例向学生说明米芾是如何“遇古器物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让学生明白其人的可爱性格。米元章(米芾字元章)在真州，尝谒蔡攸于舟中，攸出右军《王略帖》示之，元章惊叹，以他画相易，攸有难色。元章曰:“若不见从，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堕，攸遂与之。以《蜀素帖》不朽于后世的大书画家竟无赖至此，难怪时人称其为“米癫”。应用这样的典故进行讲解，学生对米芾鲜明的人物性格便会有很深的体会。选用与课文内容紧密相关的史料讲解历史人物形象，能在紧扣课本知识点的前提下，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各方面情况。

三、妙用幽默典故，吸引学生注意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认为，在快乐中学习的效果最好。课堂上提高学生兴趣，吸引学生注意，营造轻松、快乐的气氛能够让学生更深入地学习历史知识。要达到这种效果，除了要求老师言语风趣，还要求老师选用的辅助讲解內容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趣味性。采用内容隽永而又不乏趣味的史料来讲述人物，往往能够拉近学生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起到激发学生兴趣、活跃课堂气氛的作用。比如讲到草圣张旭时，可提及：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太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得也。世呼张癫。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张丞相好草圣。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尤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惘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丞相熟视久之，恙曰:“何不早问？”此资料可让学生得知，张旭官至丞相，爱酒，作书好纵情为之，擅长草书。他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齐名，被帝王诏封为“三绝”。他的草书过于奔放自如，居然有的字写得自己回过头来也认不得了。学生定会被这位狂野的书法家逗得捧腹大笑，同时也会记住张旭是以狂草闻名于世。苏轼奇闻逸事流传后世者极多，在此可选一些与书法题材密切相关的谐趣典故来表现他的风采神韵。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黄庭坚号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论，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两大书法家互相调侃对方的书法分別为“树梢挂蛇”和“石压蛤蟆”，言语风趣而意义深刻。此时向学生展示黄庭坚《花气熏人帖》及苏轼《寒食帖》影像图片，让学生讨论二人互相的滑稽点评是否精准。同时也引导学生学会领悟苏轼书法厚重和黃庭坚书法清劲的艺术特色。精选能提起学生兴趣的典故来讲述历史人物，是一名历史教师用心教学、有责任感的体现。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点并有针对性地结合课文知识点来教学，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即学生不是仅局限于单纯的知识学习，其历史情感和历史观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本文的意图在于，以“汉字与书法艺术”为例来探讨如何将历史人物讲述得传神，让人物形象在学生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并希望可以给历史人物的讲授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方法。高中历史课程涉及到许多历史人物解读的课题，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和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每一课都要向学生介绍很多历史人物。如何灵活地挑选史料来表现人物，选用史料要考虑哪些因素，都要求教师于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并总结经验。笔者以为讲述历史人物传神与否的关键在于所选取的史料能否在紧扣课本内容的基础上生动、有趣地充分表现个人性格特征。

作者：宁其冲单位：广东省遂溪县第一中学

摘要：介绍了早期的设计与艺术及工业革命后艺术与设计的状况，说明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时，提出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需重新建立设计与艺术的新联盟。

艺术——十分个性的自我表达行为。

设计——立足于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

人类生产和创造活动中，实用与美观相结合，赋予物品物质与精神双重作用，这是人类设计活动的一个基本持点。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设计与艺术开始分离走向互有区别的两个独立体系。但无论从设计或从艺术发展轨迹来看，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相互作用的。

1、早期的设计与艺术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变化反映着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也体现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状况，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原始时代大多数人工制品既是工艺品又是艺术品。这一时期的人工制品大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的，着重考虑的是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可用性。而后者是主要的，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中世纪文艺复兴前的艺术可以说大都体现在建筑上，而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是教堂建筑，它综合了诸类艺术。教堂建筑中所使用的彩绘玻璃、祭坛画、壁画、复制画及佛像、雕刻、曼陀罗等，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同时也被当作一种符咒、信仰的对象。此时的艺术和工艺与生活之间始终是不可分离的一体。

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之间在对待工艺和艺术的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是造成文艺复兴的因素之一，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手工艺和它以前的手工艺之间在观念上、劳动状况和技术方法上有着一种强有力的延续，但在当时的手艺人身上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部分有才华的手艺人从为生活制作日用品和为建筑进行装饰开始转化到独立的艺术品创作，使艺术与工艺渐渐分离。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都还保留着手工艺人的痕迹。他们大都多才多艺，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达芬奇，他不仅是一位画家，还是一位雕刻家、建筑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工艺师等。同一时代的米开朗基罗、丢勒等都属于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全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工艺在分离的同时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工业革命后艺术与设计状况

“美术”这一学科名称，在中国已存在和使用了100年.做为一个专门学科，无论是正式的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在中国都明确指向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具体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四大门类.这已经是家喻户晓和熟练使用的词语和概念。

做为一门学科，“美术”这一名称不论是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团体，还是艺术教育及普及、出版传播和商业等领域，在冠名的使用上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但由于“美术”和“艺术”做为一百年前从西方输入的外来语它们都源于同一英文单词“art”，在正式的书面表达和对艺术文献原文的翻译上存在着普遍混乱现象，而在西方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辞典解释和实际运用中，“art”从来就没有象中国一样把它明确指向表示“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概念范畴。从语言学和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尽管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我们并不在乎它的含混性，也从未出现过大的歧义，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视觉艺术所面临的艺术发展状况和现实与100年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艺术教育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术”做为一个专门学科名称不论从具体使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应用性上显然已无法承载它所涵概的范围和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

因此，有必要对“美术”这一学科概念及它的使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疏理，使它从中国100年对艺术的误读与偏离中解脱出来，踏上科学和健康的发展轨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一

“美术”一词来源于英文“art”，再往上溯，英文“art”又是来源于拉丁语的“ars”。当代出版的由牛津大学和商务出版社主编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1987年版）是这样对“art”进行解释的：

①美的事物的创造和表现；艺术，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儿童艺术、风景画艺术等。

②thefinearts；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

③想象力及个人鉴赏比精确计算更为重要的事情；人文学科，如历史文学、教学演说等。

受到西方汉学的影响，中国近十年的艺术史研究已愈来愈趋向于社会史与观念史的研究，以至于历史学者常常向艺术史学者发问：艺术史研究的学科边界与特性在哪里？无论是图像学的研究还是社会史的研究，大多只关心艺术品的母题及其意义，对于其形式与风格大多漠不关心，很多艺术史研究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未能展示他们作为艺术品研究专家的特殊技巧，甚至对基本的审美判断也丧失了兴趣。

南京艺术学院薛龙春教授在新近出版的《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一书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书法史研究最终是要处理形式与风格问题的，或者说形式与风格问题是书法史研究的核心。如果对此也矢口否认的话，则书法史研究便不得成为一个专业。”他的这本书无疑有艺术社会史研究的倾向，但是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力求对王宠的书法风格与形式特征作出尽可能细致的解读，并力图与书法理论的传统进行对话，从而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面向。

王宠是明代吴门书派的代表人物，通过细致的史料勾稽，薛龙春为我们复原了王宠的家世与行履：这是一位出生于苏州阊门酒馆之家的文人，从小就对这个商人云集的市侩之地充满反感；父亲本姓章，后入赘王家，异姓的身份一直让王宠兄弟觉得低人一等；王宠少年丧母，父亲续娶顾氏，在20岁的时候，他和哥哥王守到洞庭西山随同蔡羽学习举业，三年之后，他们又卜居石湖治平寺读书；在王守出仕之后，王宠一直生活在越溪庄的山村中，直到40岁去世，都很少入城市。王宠的家世远非显赫，自己又八试不售，困于场屋，但他的才华与学识在苏州诸生中享有重名。祝允明、文徵明等前辈皆折辈行与他往还，唐寅则成为他儿女亲家。王宠擅诗文，在七子、边（贡）顾（瞞）之间，也能画山水、花卉，但他在艺术史上最有影响的还是书法。他活的时间连文徵明的一半都不到，但却与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等人一起并列“吴门四家”。

《雅宜山色》一书不仅使用了相当比例的新材料，人物与事件的考证也随处可见，不难看出作者在文献与图像资料上所下的工夫。比如他对于王宠门生与追随者的考证，向我们展示了数十位受到王宠影响的书家，他们甚至形成了一个历时性的流派。这一考证的成果，显然动摇了今日学者将文徵明流派视同于吴门书派的陈旧观点。但本书最为引人入胜的，还是作者对作品风格与形式的解读，他通过200余件存世作品的搜集、排比与研究，指出王宠书法的四个重要特征：用笔徐缓松懈，如层台缓步；结字讲究姿态；点画起止含蓄；间架脱榫，气息周流。这四个特征既符契于王世贞等人“以拙为巧”的评价，也与文徵明的精巧整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众多文门弟子的谨守师法相比，王宠能不受文徵明的牢笼，但这恰好成就了他在吴门书派中的独特地位。薛龙春的形式分析并非抽象的手术刀式的，而是将之落实到明中叶苏州的文化环境及王宠的个人际遇与心理中加以理解与阐释。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薛龙春对明中叶苏州文人的社交空间、方式与趣味做了细致的铺垫，就书法的趣致而言，弘治至嘉靖间的吴中书坛涌动着野逸、古拙的冲动，而声名耸动一时的大诗人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书法趣尚也应对王宠有所触动。在诗歌创作上，王宠对于李、何等人的作品非常崇拜，他身边有不少友人与李梦阳都有直接的接触。在本书的第三章，薛龙春又详细勾勒了王宠贫贱的生活状态，为了摆脱贫困，王宠屡应科举，却八试皆北，导致严重压抑的心理。但他又借“山人”身份极力掩饰对于现实名利的追求，在很多情况下，他将自己打扮得十分矜持，甚至可以谈得上做作，以压抑内心的愤激与不平。作为其心迹的一种表达方式，他的书法深深地打上了其心态的烙印。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传达给人们优雅、含蓄、超脱的审美感受。不过作者在这里指出，这样的风格特征并非王宠心迹的自然流露，而是一种公众形象的主动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宠的书风特征乃是其人生的一个面具。

从本书的谋篇布局来看，史料勾稽、考证与作品分析并非作者的最终目的，无论是对文本的细读，还是对作品的解析，作者都试图在王宠这一个案与悠远的理论传统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如果说关于人生面具的阐释回应了“书为心画”的儒家训诫的话，那么在其他的章节中，他对于“人书俱老”“取法乎上”等传统书学理论的关怀也超出了个案研究之外。比如，文徵明直到耄耋之年，书法仍精巧如昨，而王宠虽四十而卒，却难掩老气，那么，“人书俱老”到底是指向真正的时间的锤炼，还是仅仅指某种风格特征而言？如果是时间，那么何以在文徵明与王宠身上却是截然相左的结果？如果是风格与形式特征，那么时间对于艺术的意义，则自然被消解殆尽。又如，王宠的书法总被贴上“取法晋唐”的标签，在帖学时代，“取法晋唐”不仅是关于书家取径的描述，它还意味着值得信赖的艺术品质。但是作者通过考证发现，王宠早年的书法大受近人影响，如他临摹身边友人祝允明的楷书与草书作品，并在他的影响下，学习明初苏州书家宋克及唐代造伪专家李怀琳的书法，但这些经历被传记作者有意无意忽略。本书作者于是指出，“取法乎上”与“近学时人”在一位书家成长的过程中，有其不同的意义，但在一个“与古为徒”的文化传统中，时人的借镜价值往往被远远低估。

在1980年代出版的《书法论丛》一书中，沈尹默先生对于王宠的书法有一段著名的评论，大意是说，明朝人好学《阁帖》，王宠临习《阁帖》中的晋人字，虽说用功甚勤，连枣木板气息都能显现在纸上，可谓难能，但其神理去王羲之甚远。本书作者并不反对沈尹默“木板气”的评论，但是他却由此提出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同样是书法的载体，为何“木板气”充满贬义，而清代碑学中出现的“金石气”却是艺术高度的象征？尤其是活跃于18世纪的金农与伊秉绶，他们的书作也明显受到“板刻”的影响，但是评论家们仍无一例外将他们视为“金石气”的卓越代表？本来只是载体物质性的差别，为何最终却引发了有关审美优劣的天壤之别？薛龙春在这本书中，不仅分析了两种不同的载体对书法表现力的影响，以及人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读方式，也指出木板气与金石气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只不过在艺术评论中，人们常常根据书家的信仰、气节、身份、取法途径，轻而易举将一些相应的术语加诸所批评的对象，而未及对其间的复杂性、不对应性作更为细致的分析。

本书对于王宠的小楷伪作也有所涉及———这是王宠伪作最集中的部分，虽说作者花了大量的精力进行辨伪，但很显然他并不打算仅仅为读者提供鉴定学的某些结论与方法，而是提醒读者思考，伪作是不是毫无意义的。这里所说的“意义”，并不是史料学方面的，而是说书家艺术史形象的建构中，它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分别会是什么。在古代书法史中，许多书家（尤其是早期的）有名声却无确凿的作品传世，像我们所熟知的秦代李斯，汉代蔡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这无疑也间接影响了这些书家真正的书史声名的建立。王羲之的《兰亭序》原本至今阙如，倘若没有唐代以来的各种摹本、刻本、翻刻本，以及相关的传说、画作的渲染，《兰亭序》绝无可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首屈一指的经典作品。薛龙春通过若干例证指出，在清人的著录、收藏与题跋中，所讨论的王宠作品有相当数量都是伪作，这些伪作有相当一致的风格特点———净洁、整饬、温和，尽管这样的风格与“以拙为巧”相去甚远，但远谈不上拙劣，在王宠传世作品数量不多的情形下，这些伪作意外地成为王宠研究的中心，也间接地促进了王宠声名的建立与传播。如果不是借助这些伪作，王宠这位早逝的艺术家或许早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明代永乐年间的解缙，明末文人已经指出流传的解缙草书大多伪作，不过，这些伪作水准低下，于是在后世的读解中，解缙成为“纵荡无法”“镇宅符”的代表。尽管后来的研究者一再为解缙辩白，却很少得到其他学者的同情。

以上我们对《雅宜山色》一书的研究特点及其价值作了粗浅的解读，在撰写这篇书评时，又获知作者所编著的《王宠年谱》最近也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白谦慎教授在推荐意见中写道：“该著史料丰富而翔实，作者广泛搜集散落各处的相关文献（尤其是明人诗文集与地方志数据），与传世书画作品、信札、题跋、刻帖、碑铭等，其中不少资料系首次披露。在此基础上，作者又通过细密的文献与图像的勾连，对王宠的生平家世及一生行履、交游、艺术活动进行了切实的梳理与论证。《王宠年谱》的出版不但对于吴门书派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对于书画鉴定、明代书法史及明代学人研究亦具有参考价值。”有这样坚实的搜集、考证、辨析史料的前期工作作为基础，薛龙春的《雅宜山色》一书能够在细致解读、勾连文献与图像资料的同时，实现更大的理论关怀，也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个角度说，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远未过时。

一、碎片化、消费性特征

相较于传统艺术门类艺术意象的深度与广度，广播影视艺术带给受众的大多是一次性消费的感官刺激。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包括当代社会的市场观念与媚俗心态在内的各种现实逻辑，也都无情地渗透并制约着广播电视艺术意象世界的营构，而且，这种制约和渗透更不免表现出现代消费社会中商业“零售”性的特点而使得当代广播电视艺术的意象世界依然破碎而零乱。③广播电视媒介为受众营造了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氛围：一方面削平了权威与受众之间的差距，让受众不再迷信以往的权威，但另一方面，媒介又制造着更多世俗崇拜的偶像。媒介恰恰是这种“镜像”式自恋的精神麻醉剂。广播影视艺术的意象特征对传统艺术门类而言，具有解构性和颠覆性，而以历史人文纪录片为代表的一批时代优秀作品则提供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建构范式。

二、文化自觉—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构成及特征

笔者认为，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由两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艺术表达层面，即将较为抽象的理念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这不是简单地被理解为“形象化政论”，或者“解说词+画面+访谈”的技术拼凑，而是通过艺术表现形式（表现结构），叙事话语和叙事修辞（表层结构），将深层结构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审美意境、社会核心价值观乃至哲学体系进行影像化的转述和彰显。历史人文纪录片艺术意象的第二个层次是理念诉求层面，即历史唯物主义、审美意境和社会价值观的追求。历史人文纪录片与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最深刻的区别即在于，它们不止于让受众浅层次、娱乐化地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将影像视听感受升华为生命体验和审美意境的自觉追求。从《舌尖》系列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正试图脱离消费性的视听感官刺激与单纯的趣味迎合，而深入到更为丰富的意境审美阶段，主创者以高度主体性的审美思维主动把握驾驭作品的审美格调和思想品位，力图将个人化的自我情感体验与富有理性思辨的历史反观相勾连，由此，受众不再是媒介的“俘虏”，而开始有了自觉意识。概括起来，这些优秀的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具有以下特征：

1.建构性特征。后现代语境下的广播影视艺术体现出碎片化、消费性的意象特征，在大众化叙事的影响下，深沉的历史精神被猎奇式的图解所消融，庄严的英雄主义被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所颠覆，充满韵味的艺术内涵被视听奇观所淹没，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解构”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片精神和文化的荒原。但幸运的是，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专业创作者，依然通过自己的作品坚守着精神家园，整和起民族精神、历史意识和人类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建构所追求的正是“诸如东方文化中的现实情怀，西方文化中的神圣情怀，在人类文化的古典时期通过无数的艺术的经典所展现出来的，某种体现着人类思想、文化、精神的终极灵魂与本质的品格与境界。”④我们在这些作品中似乎能看到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价值所在，能预见到民族优秀传统在未来的发展希望，在对传统味道的品味咀嚼、对传统技艺的追寻和反思、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慨叹中，能让观众带着一份感悟和理性的反思，思考自己在当下的坐标和人生价值，这对于许多年轻观众而言尤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2.深度性特征。历史人文纪录片不是浅尝辄止、流于表面的解构、拼贴，它们不满足于带给观众一次性的视听感官消费，而试图追寻更为隽永的审美意蕴和深刻的生命体悟，体现出了更高的文化旨趣和理念追求。这些历史人文纪录片作品没有停留于自然主义的再现，也没有止于通过对细节的呈现以满足观众的猎奇心态，而是通过这些真实的再现，还原深埋在民情世故中的历史情怀，试图通过作品中代代相传的家族技艺或民间绝学，通过主人公几代人绵延不息的家族理想，进而彰显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在当下的珍贵价值。主创者在叙述过程中，注重大背景下的个人命运的变迁和精神图景的演变，通过社会基层小人物的个人视角来展现历史叙述的细密的“针脚”，丰满历史大框架中那些能体现珍贵细节的“骨肉”，这样一来，个人情愫与国家民生乃至世界大同的理念水融，形成了观感体验的“叠加”效果，体现出意象的深度性。

3“.双向”交流性特征。建构式的意象，应既关注到“当下”、又能体现“终极关怀”，并试图将两者勾连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学界曾较为关注过度细节化、个人化的叙事是否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如由于诠释过程中的价值把握偏颇，导致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消解；由于过度关注细节和个人化体验，转移了受众对时代主题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主创者已经注意到了，进而在作品的价值表达中也采取了较为积极的修正。关注当下，并不是拘泥于个人化的、琐碎的、边缘化的情感宣泄，而是以一种真诚的“敞开”态度，回望过去，召唤未来；从最质朴、最真实的情感出发，融入民生、国家乃至人类前途的思考；进一步看，“终极关怀”也绝不是遁入宗教或世外桃源的消极避世，而是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主动担当。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中，我们发现宏大主题叙事与细节化叙事及个人情感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历史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也绝非对立的关系，通过艺术意象的建构性整合，既体现细微处的人文关怀，又彰显出宏观的时代感和历史脉络，既有关注当下的现实感和批判性，又能体现出展望未来的构建性、创造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在后现代的传媒语境下，显示出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其所昭示的人文精神、社会核心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消费性理念格格不入，而这些正是其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作品中所倡导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是历经时间考验的宝贵精神财富置于新的历史境况中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展现和发扬。我们应以兼容和谐、科学辩证的哲学观来统领影视文艺创作。在看到影视媒介带来的民主化、大众化的同时，也应时刻警惕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艺创作的大前提下，也应保持影视艺术独有的艺术独创性。在夯实文化基座的同时，要体现更高远的审美旨趣和美学理念的追求。不满足于生理和浅层的心理满足，不止步于自然主义，不妥协于消费文化，而要怀有一份敬畏之心走进历史的深处，迈向广阔的未来。从一个更高的标准来看，上述代表作品尚未完成构建完整的艺术意象体系的历史使命，还有待将来优秀的作品不断进行诠释和完善，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包新宇

摘 要：“艺术”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永恒主题，但在文化源头上，艺术与诗、文学等是相同概念，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才出现了对艺术理论上明了、成熟和有一定逻辑联系的形态学分析。艺术和文学才得以分离，文学被认为是艺术的一个门类。本文主要通过对艺术形态学发展的梳理，来明晰“艺术”和“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艺术；文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73-01

艺术和文学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主题。在西方文论中“诗”的含义近似于中国文论中“狭义”的文学的涵义，而“诗”或“文学”又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在神话的源头，“艺术”和“文学”是同一的。本文将通过对西方文论中艺术的形态分类进行梳理，来理清艺术和文学的关系。

一、“艺术”概念的历史变迁

“艺术”这个概念原来在古希腊是非常宽泛的，最初艺术和文学是同一的。在早期的神话中只讲到诗人们通常乞援的唯一一位缪斯：《伊利亚特》的起首“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愤怒”。这位女神在古代地府神教中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化身，而且体现着所有一般深入到存在的深邃奥秘之中的认识活动。亚里士多德见解的涵义就在于：“因此，如前所述，艺术是遵从真正理性的创作习惯。”

在希腊时代，“缪斯”艺术远未包括艺术的所有样式，其中既没有绘画也没有雕刻和建筑的席位。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科学知识形式、而不是艺术创作形式的历史和天文学也包括在这类艺术中。人的活动形式的分类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精神活动和物质实践之间开始出现的差别而产生。但这种分工没有硬性规定。以前的手工艺、技术都被称为艺术，如雕塑、耕地、炒菜。但人们对艺术世界的疆界，缪斯艺术和应用艺术的同源关系认识愈来愈明确，对缪斯艺术同科学的区别和应用艺术同手工技艺的区别的认识也愈益清楚。艺术的结合和它们同手工技艺的分离更加显著。柏拉图将它们对立起来，因为手工技艺是对理式的和物体的神的原型的“模仿”而摹仿性的艺术则是对摹仿的摹仿。亚里士多德那里“艺术”这个术语本身具有极其宽泛的涵义，但他使用较狭窄的涵义，即审美涵义，他在艺术的范围内使诸如音乐和雕刻或者是建筑师和音乐家的活动接近起来。亚里士多德系统对比了各种缪斯艺术，如诗和音乐。

到中世纪的时候。艺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手工劳动的艺术即机械化艺术，艺人地位低。一类是动心智的艺术即自由的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社会风气出现了变更，开始把人世的快乐当做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宗教改革后，发家致富不再是罪恶而成为侍奉上帝的表现。经济上富足的画家、雕塑家们不再甘心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从事的不是机械艺术也是自由艺术。为了挤进自由艺术的范围，他们重新想办法给建筑、雕塑等命名，最初被称为“七种艺术”。最后人们接受十八世纪巴多提出的“美的艺术”这个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艺术”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建筑、雕刻、绘画等凑合在一起的。起源是这些艺术家们为了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到和其他知识分子平等的地位才把这些艺术放在一起的，而不是发现这些艺术有共同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一定是美的。

1传统模式的陶艺教学

传统陶瓷艺术教学中老师们应该适当的创新改革一下。首先，老师们应该以更加丰富的知识充实自己，这样才能使课堂知识新鲜丰富生动起来，保持学生们的新鲜感，才能充分的调动起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其次，理论结合实践。陶瓷艺术课中如果只是空洞洞讲理论的话，即是兴趣多么浓烈迟早也是会消散的。老师们可以在陶瓷艺术课中适当的增加实践课的比重，使得课堂不那么乏味单调。最后，在陶瓷艺术理论课的讲解方面，力求把深层次的东西挖的更清晰明了，这样学生们才能更好的领悟和掌握陶瓷艺术的理论知识，才有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2现代模式的陶艺教学

现代陶艺虽然仍以传统陶艺为基础，但是经过现代的一些思想艺术流派的影响，在一些观念和部分技艺上已经大不一样了，有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有了自己的工艺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情感在现代的陶瓷艺术作品中融会贯通，对于同一陶瓷艺术作品，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在陶瓷艺术课的教学中可以以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采用这种教学模式会使课堂生动活泼起来，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互动性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以各自的文化交流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多样化的历史文化产物具有极大的魅力。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片沃土的成功典型去发扬陶瓷艺术。陶瓷艺术技法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老师应该积极的引导学生从作品中吸取经验，同时还要能够举一反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掌握，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创新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所以对于现代的陶瓷艺术教学和学习亦是如此。老师们应该着重的去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以及提高其创新能力，而且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有毅力。因为所有的创新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他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繁复实践才能得以证明。所以老师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挑选一些视频去给学生们看，让他们知道好作品的产生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期间需要历经多少的风风雨雨，让同学们明白任何事都不是简简单单就能成功的，让学生们能有所领悟、有所感想，这样不仅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斗志，还能从侧面达到育人的目的。

3总结

学校是培养人的摇篮，学校教育塑造人才的目标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陶瓷艺术老师在理论课的教授中要把陶瓷更深层次的意义弘扬出去，达到育人的目的。在这个日新月异的21世纪，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人们的思维也处于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所以旧的观念旧的教学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学生的具体需求。教师们应该结合学生的具体需要进行授课，为陶艺文明的传承培养接班人，使中国陶瓷艺术在新的时代能有新的发展。

作者：邵长宗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学院

一堂成功的历史课，应该是课文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统一，是历史知识教学与能力培养的结合。

首先，历史教学要突出形象性与情感性特点。

初中教师面对的是12～16岁的青少年。历史课堂上，他们愿意听、乐于记形象性强的人物事迹和故事。教师授课时就应紧紧抓住这一特点，因势利导。讲历史事件，要力求渲染气氛，要讲得有声有色，要把简单枯燥的文字变成生动具体的场面；讲历史人物，则应突出人物鲜明而富有特色的个性，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鲜明、突出。如讲《火烧圆明园》一节，可这样叙述：“侵略者焚烧圆明园的大火，延续了三天。黑色的云团长达50多公里，久久不散，飘荡在整个北京上空。大大小小的灰星落满了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天昏地暗，就像发生了日食一样……圆明园，这座被称为‘万园之园’的艺术杰作，这座中国历史上最宏伟、最精美的皇家园林，就这样被这群野蛮的侵略者烧毁了。”这里，有对具体情景的描述，有对精美无比的圆明园被烧毁的叹惜，更有对侵略强盗野蛮行径的控诉。像这样有声有色的叙述，学生怎能不受到强烈的感染呢？

其次，历史课堂教学要注重关联，讲清发展，突出结构，理清条理。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在课堂上，教师除了讲清块状的知识点外，还要注意纵向（或横向）的联系，突出关联，讲出“发展”来。所谓关联，应该有三个方面：1.两堂历史课之间的关联。2.一堂课历史知识的内在联系。3.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前两点教参上多有说明，而后一种联系，教师一般不够重视。如目前国内外重大新闻、古今中外科学文化知识等，都可作为联系课文的好材料。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章，课文中提到的首次用于战争的简陋的飞机、笨拙的坦克、远程大炮等武器，教学时可联系现在先进的水陆两用坦克、隐形飞机、海湾战争中的“飞毛腿”和“爱国者”导弹。教师略加讲解，学生即可饶有兴趣地了解到武器发展的粗略历史，明白现代技术的巨大进步给未来战争带来的残酷性。再如讲《明治维新》，可从日本向西方学习获得巨大社会进步的事实，联系日本在奴隶社会末向中国隋唐学习、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使学生了解：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除了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之外，还需要有开放的胸怀，学习外国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先进东西，从而提高了学生对当前改革开放的认识。这样联系，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学生听来饶有兴趣，易于接受，思想觉悟、认识能力相应也随之而得到了提高。

第三，要有较好的课堂检测形式。

不少历史课缺乏检测，即使检测，也是一背了事。事实上，好的课堂检测对课堂教学有补充、深化作用。在实践中，笔者尝试了两种形式的检测：一种是巧妙利用板书，检测基础知识。在板书时，教师可对简单而学起来又易错的地方，以填空题的形式列出，让学生练习。另一种是设问答疑方式。可以采用教师提问题让学生解答，或学生提问题让教师解答的方式进行。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章，课文总结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一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学生对具体交战国的参战性质并不能一一区分。我就这样提问：“塞尔维亚参战是否也属于非正义性质呢？”大家讨论后统一了认识：塞尔维亚的参战带有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性质，是正义的，但从交战范围、参战人数来说，影响小，不改变整个战争性质。经过比较，学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摘要]《怪物史莱克3》是好莱坞动画电影“史莱克”四部曲中最精彩的一部。本文认为，该片遵循传统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俄国文论家普洛普所论的“民间故事形态”；更重要的是，该片通过戏仿与反讽等艺术手法，与经典的文学作品如《贝奥武夫》《白雪公主》和《灰姑娘》等构成互文性叙事，并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的角度，对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后现代式的重塑与改写，对两性权力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是一部融电影艺术和文学话语于一体的后现代主义电影佳作。

[关键词]《怪物史莱克3》；重塑与改写；互文艺术；女性主义叙事

美国动画电影《怪物史莱克》上演了四部，掀起了一次次观影的热潮。它的第一部是根据“卡通之王”威廉·斯特格（William Steig，1907-2003）的漫画故事《史莱克！》（Shrek！）改编而成的。简单地说，它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是“美女与野兽”的翻版。“美女与野兽”，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挑起了人们一窥究竟的欲望。其后的三部是在第一部的基础上进行的续写和创新，相互之间形成互文，但又各有千秋。细看下来，除开好莱坞巨资打造的动画特技之外，故事感最强，文学性最高，最令人回味的要数第三部。它是一部融电影艺术和文学话语于一体的后现代主义电影佳作。本文认为，《怪物史莱克3》在遵循传统叙事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戏仿、反讽等互文手法，并从后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的角度，对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后现代式的重塑与改写，让我们在欣赏高科技的声色之宴时，也感受到故事背后蕴涵的后现代主义的互文艺术和女性主义的声音。

一、传统的叙事结构

《怪物史莱克3》具有传统的叙事结构，处处体现了俄国文论家普洛普所说的“民间故事形态”。普洛普在他影响深远的《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一书中提出，各种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内容差异较大，但是可以找出它们共同的“功能”。“功能”，在他看来，指的是“人物的行为，服从人物行动意义的行为”。他从众多的俄国民间故事中归纳了31种功能，并认为，任何一个故事不一定要同时具备这31种功能，但是往往会有主要的几种功能。这些功能的大体结构是，事件起因促使主人公出走，然后主人公同恶势力斗争，经历重重困难取得了成功，他的功绩得到承认（与女主人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等等。[1]《怪物史莱克3》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电影开始时，史莱克与菲奥纳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老国王（“far-far-away”王国的国王）的病逝促使史莱克去寻找一个叫亚瑟（Arthur）的人来做新国王。史莱克本可自己当国王，但认为自己不适合当国王，于是开始了寻找亚瑟的旅程。影片中的另一条线索是：“白马王子”（Prince Charming）不甘心在第二部中被史莱克打败，想借老国王之死来夺取王位，于是他招募了一批“帮手”，来到“far-far-away”王国，抓住了菲奥纳等人，并控制了整个王国。此时史莱克也带着亚瑟归来。于是，两条叙事线索交织在一起，善恶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白马王子”以在舞台上决斗的形式向史莱克提出挑战。出人意料的是，最后在亚瑟的一番“道德说教”下，“白马王子”的帮手们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电影的结局是：“白马王子”最后死在舞台上，亚瑟当上新的国王，史莱克和菲奥纳生了三胞胎，在他们的沼泽地过着快乐的生活。这一简单的情节概述表明，《怪物史莱克3》体现了经典的或传统的叙事结构，具有上述所论的“民间故事的形态”。

其实，这一传统的叙事结构在前两部当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到了第三部才更为明显。如果把“英雄”（hero）的一方当作“行为者”（actor）的话，“恶棍”（villain）的一方就成了“反行为者”（anti-actor）一方。“英雄”的一方有了帮手，“恶棍”的一方也有了帮凶。无论帮手或帮凶，都是普洛普所说的“帮助者”（helper）。然而，正是这些特殊的“帮助者”使影片具有完全不同的新看点。这新的看点即是，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诸如《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中的女主人公成了“英雄”史莱克一方的“帮助者”，而这些女主人公的死对头们则成了“恶棍”即“白马王子”的帮凶。也即是说，该片的编剧们以互文的形式将经典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融入《怪物史莱克3》的叙事之中，使之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除此让人耳目一新的创新之处外，影片中体现的女性主义叙事也与众不同，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二、无处不在的互文艺术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关系。它包括“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或“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2]。“怪物史莱克”系列电影中处处可以“听”到互文性叙事的声音。该电影系列中出现的火龙（fire-dragon）是对英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的互文性“修正”。在西方早期的史诗或民间故事中，龙都是以怪物的形象出现的，它巨大而可怕，还能吐火，是邪恶力量的代表。它的存在是为英雄人物的出现做铺垫的，它越凶猛，就越能显示英雄人物的勇敢和力量。在《贝奥武甫》中，火龙掠夺并控制了一个村庄的宝物，贝奥武甫最后杀死火龙，夺回宝物，成了最早的史诗英雄。在“怪物史莱克”第一部中，火龙守护的是故事的女主人公菲奥纳，它的存在是为了证明史莱克的勇敢行为。互文性在这一对比中清晰可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火龙在第一部中并没有被史莱克杀死，到了第二部，它甚至还和饶舌的驴子生了一大堆孩子。到了第三部，它则成了史莱克非常重要的帮手。从第一部到第三部，火龙的传统形象在戏仿中被颠覆，被“修正”，这表明，编剧们的改写与创新意识贯穿在“怪物史莱克”电影系列之中。

一、公共艺术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重要性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感受，某些有特色的城市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能引发一种精神上的慰藉，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环境感受、城市标识、空间色彩，甚至某些细节还印在脑海中。中国城市特色明显，不同的人工构成物都可构成城市的不同特色。不过，随着某些城市的过度开发，其出现了特色不明、趋同的现象。城市飞速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综合体，重塑城市形象、整合城市功能显得迫在眉睫。因此，做好公共艺术设计，对塑造城市形象、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特色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益阳市历史文化脉络分析

作为湘北洞庭湖区域重要城市之一的益阳，背靠雪峰山，怀抱洞庭湖，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也是湖南农业比重较大的城市。在“绿色发展”理念背景下，益阳市在经济、人文、城市面貌、品牌创建等方面面临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益阳市内名胜古迹裴公亭上有一幅楹联“裴亭有色树添色，资水无香士溢香”，它印证了益阳自古以来就“因广木而彰声，因人杰而地灵”的区域特质。近年来，益阳努力围绕“绿色发展”这一主题，在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把山、水、林与湖湘文化结合起来，以生态、环保为目的，打造市民宜居的生态之都，以期最终将益阳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山水城市。

三、益阳市公共艺术设计分析

公共艺术以多种艺术形式存在于城市空间，雕塑、壁画作为早期的艺术形式对城市起着装饰作用，内容也往往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人文背景，公共设施更是为方便市民生活而慢慢发展起来。长期以来，市民对于益阳市的印象，大多是一些地方缺乏良好的规划，如一些街道、小区、公园广场等，出现一些脏、乱、差等问题，道路、公共健身设施需要维护等。因此，要为市民创造一个美的环境，就要尽量改善这样的现状。第一，公共艺术设计除了设计人们了解的城市雕塑、壁画、公共设施、绿化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艺术观念应该深入城市建设以及市民审美精神层面。公共艺术并不是简单在公共空间加几个雕塑、设施之类的艺术品就可以了，城市公共艺术最终应该追求人、环境、艺术的和谐，应该与市内建筑、绿化、历史、人文环境等发生对应关系，设计者要根据整体的环境规划设计公共设施，将周围景观要素的形态、色彩以及环境统一考虑，发挥自然特色，增加景观设计，借此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品位。第二，从城市雕塑艺术方面说，益阳目前没有一件经典的、标志性的城市雕塑作为形象代表。城市雕塑就像城市的眼睛，如，说起纽约，大家都会想到典雅的自由女神像；说起美人鱼雕塑，大家都会想到浪漫柔美、充满童话色彩的哥本哈根……这些标志性的雕塑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经典造型，又成为该城市的地标形象之一。益阳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也应该结合本地鲜明的人文特色，如桃花江传说、竹文化、蚩尤与梅山文化，创作原创性经典雕塑形象以代表益阳的形象。第三，市内的公共设施需更加完善并服务于大众。益阳城市公共设施存在配套不足的现象，部分公共设施存在安全隐患以及盲目引进、照搬、过于程式化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无障碍公共设施成为摆设，人性化设计不足，这些城市建设中的细节影响着城市的形象。一座城市的文明，往往体现在这些方便于民的细节之中，这些细节如果做不好，会破坏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整体印象，更谈不上绿色宜居。在考虑设计公共环境设施的时候，设计者应从功能、审美角度出发，从人的需求出发，设计出能引发市民共鸣的好作品。同时，还要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环境、风土人情、地方特色规划公共设施，以形成当地的风格特征，引起市民对地域的热爱。目前，国内众多城市已充分意识到公共艺术的重要性，积极通过公共艺术设计改善城市环境氛围。益阳也应该紧跟时代的步伐，根据本市的实际发展情况，把自身打造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打造成绿色宜居城市，重塑绿色特色、生态特色的新形象。

四、结语

近两年，通过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益阳市变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美丽，市民也越来越文明。城市是一个巨大的艺术品，城市形象蕴于多种多样的内容与形象中。重视公共艺术，追求城市特色，塑造城市形象，出发点很好，但任重道远，是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活力、持续探索的过程，对公共艺术设计方面，仍需要广大的规划师、设计师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