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领域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形成。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对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展开讨论，能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

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

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

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摘要：本文简要地论述了通感这种积极修辞方式在文学、音乐、美术、建筑、舞蹈等几个方面的审美作用。

关键词：通感　文学艺术　审美作用

通感这种积极修辞方式在修辞学领域已经被大家研究讨论得比较深入和全面了。通感不仅能调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主观性和积极性，使人们更好地多方面地感知事物，从而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同时，通感还能够调动人们的联想与想象，让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美，全身心地沐浴在美的光辉里，得到美的陶冶，美的享受。运用通感，可以产生奇妙的美学效果。下面。我们着重从文学、音乐、美术、建筑、舞蹈等几个方面来谈一谈通感的这种审美作用。

通感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作用也很大。它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可以塑造形象，创造意境，使形象丰满有神，意境含蓄有味。由于通感多方面诉诸人的感觉，因此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

“等待着，等待着，

载着你遗体的灵车，

碾过我们的心………。”(李瑛《一月的哀思》)

和总理遗体告别时那种悲痛欲绝之情在机体觉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为我们所感知，但很难把它描述出来，现在用肤觉(碾过)来表达，这一感觉的移用，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人们失去总理的悲痛心情，读来不但富有诗意，含蓄有味，而且感染力很强，几欲催人泪下，最易引起人们感情的共鸣。

我国的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则成为艺术学一级学科。然而，目前，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尚缺乏清晰的、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界定。就现实情况来看，大约传统上所说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都应该包括在内；艺术学的各种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如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类型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元艺术学等等，也应包括在内；甚至一些与艺术领域密切相关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体制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文化产业研究、文化管理学、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也被纳入了“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范围内进行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恐怕既是当前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现实需要，也将是艺术学理论学科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的内在必然与发展走向。对此，我们应从现实的实际需要与未来的学科发展着眼，持一种开放的、前瞻性的心态与眼光。

在对上述这种现实及取向予以认同的同时，我们仍应该看到，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所包括的广阔范围内，仍有一个处于核心领域的、基础性的研究内容，这就是艺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狭义的艺术理论亦即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它的存在，是规定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之所以被命名为“艺术学理论”而不是其他什么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础与支点。对于这一基础和支点，我们只能努力使之更加厚实更加坚固，而没有理由忽视它，削弱它。

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我认为主要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在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与“多”的关系中，处于“一”的位置，能够为整个艺术学学科（包括其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等）的研究提供概念、范畴的基础与理论思考的范式、框架。其次，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元理论”即理论的理论、研究的研究的理论反思、学科反思的意义，对于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第三，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科领域或研究领域，往往能够提供一般的方法论的引导。第四，当一门学科面临着突破或变革，或陷于混沌迷惘甚至停滞不前的局面时，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某些基本概念、观念、观察视野、研究视角、思维方式等等的某种革新、突破或完善，往往会给一门学科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引起整个学科的变革、突破乃至革命。

当然，任何一个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往往都面临着极大的难度与挑战。这是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往往具有相当的稳态性，有时甚至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保守性，一般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想取得一点引人注目的成果，都甚为不易。因此，许多人采取了敬而远之乃至退避三舍的态度，而走向了更易出成果、更易引起人们关注甚至更易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的研究领域。因此，能够坚守基础理论研究领地，往往需要相当大的定力，甚至需要一些勇气乃至牺牲精神。

那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无法提出新的问题、产生不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难以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了呢？我并不这么看。在我看来，艺术理论甚至整个艺术学之于我国，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研究领域，学科基础相当薄弱，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学科形态远未成熟定型。再加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文化与艺术领域所出现的新的实践、新的课题往往让我们目不暇接，需要提出并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相当多。怎么能说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无事可做、没什么作为了呢？

在我看来，从艺术基础理论建构的角度对艺术语境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便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课题。从现代艺术理论演化的历程来看，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此前曾出现了这样几个大的理论倾向：聚焦于艺术创造的环境制约作用的环境决定论（斯达尔夫人、泰纳、传统的艺术社会学研究）、聚焦于艺术创造主体的、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尼采、浪漫主义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文本中心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作品本体论、结构主义等），聚焦于艺术接受环节的接受者中心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阐释学等）。这几种理论倾向先后粉墨登场，上演了各自的精彩好戏。可是，在此之后，艺术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移向何方？实际移向了何方？对于这一问题，容或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回答，但在我看来，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四大基本要素（姑且按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有关“艺术批评的结构”中四大基本要素的经典概括）均已被艺术理论的聚光灯所聚焦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流派的情况下，艺术理论思考的重心，理应转移到从整体上思考艺术与语境的关系上来，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西方的艺术理论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艺术的语境问题，纷纷就艺术语境发表各自的见解，以至有人认为在西方艺术理论中已然出现了所谓的“语境中心主义”。可是，目前，西方及我国的艺术理论界对艺术语境问题究竟探讨到了怎样的程度？是否已出现了系统的艺术语境理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艺术与语境的关系？甚至可以问一问，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艺术的语境？在今天这样新的理论前提和历史条件下，能否建构起新的艺术语境理论？这种新的艺术语境理论，与传统的艺术环境决定论应如何加以区别？……在我们做出艺术理论应该并且已经将重心转向艺术语境理论研究这一总体判断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提出上述这一系列的疑问。

如上所述，研究艺术的语境，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在艺术思想史上有不少相关的思想资料。特别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艺术理论思潮从结构主义走向了解构主义及各种后现论形态。其中，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开放的艺术概念理论、艺术界理论、艺术制度论、艺术场理论等等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要解读这个文本，则势必会关涉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如果没有语境性要素的支持，一件艺术品甚至都有可能会成为非艺术或反艺术。如果具备了一定的语境，原本是非艺术的东西却有可能被重构为艺术。关于艺术与语境有着密切联系；艺术品意义的形成受语境制约，已成为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

应该说，关注艺术语境问题，加强有关艺术语境的理论思考，这既是艺术理论发展到今天的一种历史必然要求与逻辑上的内在需求，又是破解当下艺术生产中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难题的一条富有前景的路径。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这方面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

埃尔文·范德林德（Alwin van der Linde），荷兰艺术家，现居西班牙，西班牙Extermadura(埃斯特拉马杜拉)自治区文化大使、VANDERLINDE基金会创始人。17岁时在荷兰海牙举办第一次个人展。之后，作品在法国著名画廊GalerieJade展出并轰动一时。此后，林德长期受欧盟委员会的委托参与各种重大文化项目。2001年，在密西西比，西班牙国王与王后亲临林德展览并为其揭幕题为“西班牙皇室”的展览，此后其为西班牙艺术界最重要的展览之一。作为艺术家，他关注现代绘画的繁衍、发展，主张以新思维审视当前艺术与教育，建立中外文化交流与发展的联系。多年来，林德致力于促进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蒋彦婴，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工笔重彩山水女画家、北京太元乾凰文化交流中心艺术总监。

5月8日至10日，由四川省德阳市人民政府、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国内外相关机构和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首届汉旺论坛——2012全球防灾、救灾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来自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与会代表共同倡议并支持建立“汉旺论坛”永久性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论坛凝聚了世界各国与中国政界领导及精英的共同愿景和责任，大家带着应对防灾、救灾和构思可持续发展美好未来的思考展开讨论。

论坛上，与会代表进行了对话，透过7（农业和食品、医疗与健康、教育与学习、科技、未来社区、社会团体、政府与政策）+1（文化和创意）个共同影响经济、环境和社会凝聚力的领域，倡导一种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埃尔文·范德林德作为“7+1”领域“文化与创意”讨论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艺术、创意与文化新思维与多个领域建立联系提出探讨，确立了“新思维”对艺术、教育、节能、环保等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蒋彦婴，汉旺论坛“文化与创意”讨论小组讨论成员，倡导“新思维”美术教学，致力于实践美术教学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记者（以下简称“记”）：两天的汉旺论坛中，来自世界各地、各领域专家学者在能源、环境保护、医学、农业、文化、艺术等领域进行了探讨，这更像是不同肤色的一家人坐在一起研究如何整合个体或共享资源，博取众长，就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如何调节现代社会的不平衡，使人类生活协调发展，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埃尔文·范德林德（以下简称“林德”）：“汉旺论坛”是定位于防灾、救灾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全球交流与合作，探索如何应对灾难，构建可持续发展美好未来，重塑人类道德文明为根本宗旨。论坛本身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论坛，它把文化、科技、创业、社团等放到一起，这是不容易的。在过去的1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今天所讨论的每个学科都是独立的，文化就是文化，科技就是科技，我们现在缺乏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看所有的学科。文化在现在看来似乎已经独立于其他学科，尤其是艺术，更多的时候会被人们与娱乐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浅薄的看待艺术的想法，这在当今社会也不适用。汉旺论坛是集合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看所有的学科，以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声音和智慧，让各国人民携起手来，珍爱地球、珍爱生命，促进造福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此次论坛的根本宗旨。

一、西域民间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西域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的宝库，为我们进行现代艺术设计带来了丰富的艺术资源，而现代设计中如何将西域民间艺术与其融合，是现代设计中对传统、民族艺术宝库如何利用的棘手问题，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决不能拘泥于完全的“拿来主义”，必须融入一定的创新手法，进行新层次的解构主义，才不会导致西域民间艺术发展的停滞，不会使在我们的时代留下大批的古董拷贝而无设计可言。然而设计本身就是一门需要综合艺术修养的一门学科，它所涉及到的内容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相关领域因素，因此，要想发展民间艺术，要求设计师本身具有能够驾驭多个艺术领域的能力。西域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艺术难点就在于如何将西域民间艺术的艺术精髓、艺术灵魂、艺术底蕴恰到好处的融合在现在设计中，那么只有正确的传承与发展西域民间艺术，将西域民间艺术随着历史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从而形成新的艺术生命，才能更好的继承和发展西域民间艺术。

二、西域民间艺术传承与现代设计发展的新趋势

西域民间艺术作为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西域民间艺术展示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画面，透视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情感世界和人文精神，只有真正了解包括西域民间艺术在内的少数民族区域文化艺术才能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全部。我们对西域民间艺术的发展不能是单纯的重复性传承，而是将其继续创新、冲破陈规、摆脱约束，从而形成崭新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在西域文化中，飞天艺术以及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文化图案是我们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元素，传统的西域民间艺术其传播者大多数为佛教、伊斯兰教信徒以及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而如何做到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及需求，就必须由现代设计师通过现代手法重新发展和传播西域特色，才能将西域民间艺术进一步弘扬与发展，让更多人去接受西域的伟大艺术。

本世纪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工业生产革命的推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然而世界文化艺术的突飞猛进，在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随着生存方式上新观念的介入，思维的引导和情感的表达方法的不断更新，以及寻求合理化的视觉空间要求不断提高，对中国设计师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而中国的平面设计艺术领域在观念上、功能上、语意和形式表现上，都备受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现代设计师吸取西方艺术精华，并学习、模仿西方现代设计师的特点，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内不断学习和创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现代设计艺术理念的新道路。同时在国际化的浪潮下，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对相对比较保守的中国传统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性的影响，中国本土艺术设计的发展不只需要走出吸收外来文化艺术，同样需要在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艺术中深刻发掘。此时，相对较为独立、较为保守的西域艺术来到我们的视野中。此外，西域民间艺术在被现代设计所借鉴和使用中，由于艺术传播所具有的活态流变的性质，是继承与变异、一致与差异的辩证结合，是再一次艺术理念上的革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就要面对“变异”与“发展”的问题，“发展”中是完全保留原状，还是在“变异”中寻找突破，实际上，在西域民间艺术的传播中，始终保持与历史时代的文化、民族特色相互融合，从而呈现出传承与发展并存的状态，故而在现代设计中的西域民间艺术虽然有变异，但仍然存在基础的一致性，保持着应有的特质。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想对包括西域民间艺术在内的民族传统艺术进行传承和发展，必须以全面的文化、知识为起点，全面地审视民族传统艺术，通过多方面、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完成对民族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断运用最新的方法论，全局性的反复审视，确保保存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同时，要把握艺术本身是人类感情的创造性表达方式，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本质特征和不竭动力，因此艺术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优秀的民族传统艺术是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民族传统艺术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创新与继承是统一的，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环节，民族传统艺术保存与发展需要融合创新因素，才能随社会发展共同前行。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西域民间艺术的讲述，以及西域民间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及发展的新趋势，总结出西域民间艺术是我国在艺术领域研究中一块非常重要的研究范围，深入研究西域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价值，找到西域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最完美的结合手法，并通过现代设计的艺术形式将其完美演绎在不同的艺术文化领域，是我国现代设计所追求的目标，本文的论述，贵在希望为西域民间艺术在现代中国设计中的影响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作者：王宛春单位：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摘要 园艺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重点是培养和提高专业实践能力。本文主要介绍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园艺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及其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并对构建园艺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以期提高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关键词 园艺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7）03-0284-02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结构里最高层次的教育，培养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而如何有效提高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是需要深入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部分，紧密结合实践，提高其创新实践能力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探索，建立健全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及其个性发展，同时符合当下的经济、社会和科技进步的，具有创新性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和模式至关重要。

1 园艺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为园艺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园艺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是园艺领域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定位。根据园艺行业、产业及其技术特征，园艺领域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涵盖的服务领域包括园艺良种繁育与推广、基地规划、设施设计与建设、生产管理、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园林苗木繁育、园林绿地规划设计以及园艺全产业链技术体系建设与创新等。

2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的重要性

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教育部立足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实际，将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培养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实现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和战略性调整。园艺领域全日制硕士专业涵盖了果树、蔬菜、观赏园艺、茶学及其与之相关的交叉领域设施园艺中的诸项内容，果、菜、花、茶的栽培及繁种、贮藏加工的新技术与应用推广。园艺领域硕士专业学位人才的培养，应与园艺生产实际紧密结合，与学术型硕士学位相比，所学课程结构更加注重应用技术和实践技能。学位获得者应具备农业技术推广理论和方法，掌握园艺科学最新成果和应用技术，能够独立承担园艺科学试验研究、技术指导、组织生产及经验管理任务，具备编制园艺发展规划、开展咨询服务等综合能力。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自2010年开始招收园艺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起步较晚，健全合适的培养模式，对于提高研究生实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形成。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对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展开讨论，能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艺术民俗学；文化产业；教学模式

艺术与人类的总体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随着人类的文明、习俗发展而不断演变。以艺术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完善，在艺术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从艺术的起源、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创造等方面进行探讨，更有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对艺术展开研究。就艺术与民俗而言，有学者从民俗中的艺术展开讨论，另有学者从艺术中的民俗进行探析。不论民俗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民俗，都是对艺术与民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的探究，旨在深入了解伴随民俗产生的艺术本质以及艺术产生、创作的民俗文化内涵。正如学者钟年在其文章中所述“对于艺术的认识，不能‘止步于对艺术事象的静态分析’，而应该‘以艺术活动中的审美形式与情感效应为材料，将其置于民族区域社会中生产生活的、社会时尚的、的广阔背景下予以观测论析’”。［1］就此研究视角，张士闪教授首先提出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理念，尝试在民俗文化研究和艺术学研究的学科间，建立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研究理念，旨在研究艺术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艺术进行民俗学的视角研究。学科归属上，艺术民俗学是艺术学的分支学科，由艺术学与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而形成。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作为艺术活动背景的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事象和民俗观念。其次，它将以民俗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阐释艺术的源起，本体，功能，以及艺术与民俗的真实关系。”［2］艺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民间文化的表象之一，同时还是文化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它们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形态和功能上的演变。文化产业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就“产业”而言，其本源之意为国民经济的各种生产部门，后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拓展为“泛指各种制造、提供物质产品、流通手段、服务劳动等的企业或组织”。［3］从文化产业角度结合艺术民俗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观照，能更全面地对艺术的本源进行阐释，同时也对其产业化发展展开更深入地探讨。当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事业正蓬勃发展，在此热潮中应运而生了文化产业专业教育，尤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民俗、民间艺术联系紧密。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对艺术民俗的研究、探讨必不可少，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开设艺术民俗学这门课程也是有必要的。笔者在本文中将尝试探讨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这一专业领域中的教学模式，从而为今后的文化产业民俗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1教学模式制定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首要功能之一，在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教育的发展规律，正如潘懋元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理论“：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即必受一定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指教育必须与人的发展规律相适应。”［4］同样，艺术民俗学在文化产业专业领域中的教学也应遵循以上的教育规律。由此，制定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教学模式是有必要的，而且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1结合艺术民俗学的教学特征，应该突出区域特征或民族特色

就笔者执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而言，该地区世居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有壮族、瑶族、侗族、苗族、水族、毛南族、水族、彝族等11个，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艺术产生所依附的民俗文化也各具特色。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文化资源，构建富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文化产业专业领域艺术民俗教学特色，强化学生的优创意识、特色意识和品牌意识，在保护和传承该地域中优秀的艺术、民俗类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中进行艺术民俗的研究。

1.2重视学生能力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