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重要意义范文精选

摘要：“批判性”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大特质，“批判性”意识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转折和深化。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独树一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同时也在“批判性”意识形态的转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层逻辑线索。

关键词：批判性；意识形态；阿尔都塞；逻辑转向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76-02

“批判性”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一大特质，“批判性”意识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转折和深化。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独树一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同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深刻反映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崛起，在“批判性”意识形态的转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层逻辑线索。

一、“批判性”意识形态：一条永恒的主线

作为一名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必须放在西方马克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背景下进行，必须放在西方社会发展变革的现实背景中去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着独特理论特质但同是又观点各异、流派众多、精彩纷呈的理论思潮。这一理论思潮“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限”。我们必须理解这一思潮的共有的理论主题，“这里所说的‘完整的传统’，在我看来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学术传统。”在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中，“批判性”始终是一条永恒的主线。“批判性”意识形态贯穿与各个流派之中，不同流派对于“批判性”意识形态的有着不同的理解。

“批判性”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大倾向就是人本主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和科学主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这两种倾向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时展的必然逻辑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是科学主义阵营的主力，而且在“批判性”意识形态转折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批判性”意识形态始于对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一论文中，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和葛兰西也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突出强调了主体能动性和意识形态理论，深刻批判了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批判性”意识形态最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带上了批判性反思的道路，“即从起点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走上了一条反‘正统’（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非‘俄国式实践’（列宁以及此后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在总体上决定了它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特色。

摘 要 如何增进社会成员对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问题。破解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加强主导意识形态理论建设、优化主导意识形态的传播路径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关键词 全球化 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Recognition of Ideological Security Issues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SUN Xiaol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 How do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of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the dominant ideology is the key security issue the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olve this problem， the key is to strengthen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ory， and optimize the dominant ideology of the propagation path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ideological security； social identity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入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崭新领域。安徽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组织部分专家学者所著的《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黄传新、吴兆雪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一读。

研究视角的转换，往往直接制约着研究内容的价值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本书把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加以专题研究，是个新视角。全书以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奋斗目标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为主线，把意识形态建设置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着重探讨了和谐社会视域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创新路径，体现出作者驾驭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能力。同时，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也颇具新意，采用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将历史与逻辑、理论综合与实证分析、纵向与横向研究等方法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既运用理论阐释的显性论述，又运用一定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与个案分析。通过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全书呈现出继承传统与注重创新相衔接、专题分析与整体建构相协调、理论阐释与实践运用相一致的鲜明特色。

研究意识形态问题，关涉甚广，难度较大。但该书的作者能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追踪学术界的前沿发展，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研究框架和逻辑体系。全书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对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意义、基本内涵、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国际比较、目标任务、主要原则、具体路径等进行全面论证，归纳了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揭示了意识形态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关联，探讨了适应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分析与客观反思。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是一个政治性、战略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题。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作者政治立场坚定，立论严谨稳妥，直面问题，说理透彻。他们强调要充分认识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指针；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加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不断推进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有力保证。他们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意识形态建设路径的多层面创新主要包括：理论建设层面上意识形态学理权威的积极建构；思想教育层面上意识形态渗透功能的有效发挥；文化建设层面上意识形态引领功能的不断完善；舆论宣传层面上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的不断加强；社会心理层面上意识形态调控功能的切实更新；制度创新层面上意识形态先导作用的充分凸显。作者的上述观点贴近实际，针对性强，对于当前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一书通过对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课题的研究，其理论价值在于从学理上探本溯源，廓清歧见，进一步明确了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思想准则；实践价值在于探求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定位、方式方法及创新路径，从而提升和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力和凝聚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当然，该书在体系的完善、知识的梳理、概念的界定、理论的把握等方面也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例如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意识形态建设新经验的总结方面，在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国际比较方面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特别是，关于“斗争型”意识形态与“和谐型”意识形态的区分及其转型的论述，虽然颇有创新，但还值得深入研究、仔细斟酌。但就整体而言，我以为作者的研究成果是富有建设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必将有助于深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摘 要：高校读书期间往往是学生形成价值观与人生观的重要时刻。此时，学生很容易受到各种思政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说经济实用主义、消费至上主义、享乐主义等。大学生多元化的价值需要辅导员进行正确引导。因此，在思政意识形态管理的视角下看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关键词：思政意识形态管理；辅导员；学生管理

当前，国际交流越来越广，文化冲击等众多因素都促使高校辅导员担当起教育学生的重要责任。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交融深度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的争夺愈加复杂、隐蔽。此外，网络舆论呈现出理性和非理性相互交织的局面。只有通过正确的引导和以身作则的影响，大学生才能从思想意识上根本摆脱资本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商业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意识形态中来。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与类别

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阐述可以追溯到法国拿破仑时期。意识形态当时被看作一种思想的起源，后被不断地完善。马克思提出了意识形态是一种主体对客体反映的意识，因而其必定需要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和工具，以及一定的主体价值、利益的意识，因而具有意义或意向性。我国提出要用社会主义的利益观武装大学生的头脑，要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并提倡大学生要追求积极的意识形态观念。现阶段，高校的意识形态种类繁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

二、学生管理过程中加强思政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学生的思政意识形态受到了很多冲击。目前，我国高校学术中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对于高校学生意识形态的培养工作还非常欠缺。我们时常会看到新闻爆出一些大学生欠缺积极向上的意识形态的案例。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同时面临国外各类价值观的冲击，做好高校学术思政意识形态管理工作非常重要。加强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过程中思政意识形态教育的意义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有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从而避免走向道德滑坡

摘 要： 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重大课题。本文从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策略出发，对新的形势下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思维层面 实践层面 建议策略

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新情况、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成熟，我国的经济、综合国力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对我国实施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渗透，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所以，正确分析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社会多样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吸引力、感召力，消减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用的有效发挥。

2.文化多样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借鉴，共同发展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文化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社会成员在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规范选择上的困惑、迷茫；由于社会成员获得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人们已经不会盲目信奉某一阶级意识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凝聚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丰富多彩的带有丰富意识形态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商品面前，以灌输、宣传和教育等为主的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已经过时。

3.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当今世界，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碰撞也日益加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作用，利用各种经贸活动，运用高科技传播手段，如互联网等多种途径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的输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念、政治体制、道德信仰和文化方式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加大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难度。

4.信息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的传播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地域、时间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传播。信息化和网络化一方面拓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范围，提高了传播效率，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带来巨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功能难以适应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观念、传播体制和传播手段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摘要：意识形态理论实质与适用范围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焦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存在论与认识论双重内涵，是科学性、建设性、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一些国内外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西方社会微观意识形态的分析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他们未能深入理解宏观意识形态与微观意识形态的关系，混同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功能，并带有明显的扩展意识形态研究视阈的泛意识形态倾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

关键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功能；泛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随着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发展，意识形态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政治与理论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理论。从目前国内外意识形态研究状况来看，有两个问题成为焦点，即意识形态理论实质与意识形态适用范围问题。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还有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自相矛盾。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不仅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且不恰当地应用还可能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为了进一步弄清思想，正本清源，本文试结合相关文本与观点就这两个问题作一分析，以求教学界同仁。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实质问题

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的一段话实际上道出了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特点。他说：“理论见解大为殊异的许多作家都设法分析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形式的特点以及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①如果说因当时条件与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处理与其说是一个充分展开的理论，不如说是‘一连串的直知灼见’”②还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如一些国内外学者所说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前后矛盾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当马克思恩格斯一接触到历史问题时，就必然会碰到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如何总结历史规律，二是如何对待历史中的种种自称为“科学”的历史理论（“意识形态”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提出，他在提出意识形态概念时就以“科学”自居）。这两个问题表面上看互不相关，但事实上密不可分。若不形成自己关于历史科学的观点，又怎能批判历史上存在的其他理论（当然自称是科学也不一定就真是科学，这个问题另当别论）？正像一些国内外学者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制意识形态概念时的确常常把它跟“虚假意识”联系在一起，但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何要如此做？他们所说的“虚假意识”究竟是什么意思？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本的研究，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虚假意识”并非指所有意识形态，更非要否定意识形态这种社会存在形式，而只是指以往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由于以往意识形态主张“观念决定世界”，因而建立在这种唯心主义形式之上的意识形态内容自然就是虚假意识。不过，从逻辑上讲，要想令人信服地指出以往意识形态内容是虚假意识，首先就必须提出正确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形式。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从不同意识形态内容的比较中区分正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没有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理论也跟“重批轻建”的解构主义没有根本区别。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并揭示以往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内容，最终建立自己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另外，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用意识形态指称自己的理论，但实际上他们创立的理论也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如果用特拉西意识形态概念来衡量，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关于历史的科学，那它也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当我们在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的时候，不能仅仅依据于他们经典文本的叙述，有时还需要把握其思想深层内涵，即意识形态从内容上看有虚假与真实之分后来，列宁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并与客观现实相符）。所以，当我们在运用“虚假意识”这一意识形态含义时，一定要以坚持并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若历史唯物主义不科学了，又凭什么说由此得出的批判理论是正确的？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实际上就是在用庸俗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当时存在的种种唯心主义理论，由于这种思想在理论建构上的欠缺从而导致批判的失败与从早期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虚假意识”这个认识论角度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路径的产生。

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强调批判精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批判现存的种种历史唯心主义理论，他们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自然就无法被人们知晓，更无法用它们去指导人们的行动。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以往历史理论都是错误的，但为何人们对它们深信不疑？由此，他们就进入到对这些理论的社会存在论分析。在他们看来，以往意识形态虽然错误，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需要，它们会堂而皇之存在于一个社会之中并为其辩护。于是，马克思恩格斯就用另一个科学的术语来指称意识形态，即“观念的上层建筑”。这样，他们就把这些理论定位于一种特定的社会存在之中，并结合社会整体结构来分析它们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的关系，而对意识形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对此，恩格斯晚年有所论述）以及意识形态与主体存在的精神向度、思维向度及其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些问题）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因而，后来葛兰西提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问题以及在他们思想影响下像詹明信、伊格尔顿和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存在论视角解读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都从某种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在此，我们就有必要讨论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与拉康的“主体”意识的关系。虽然这两者谈论的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但从方法论上看，它们有一定的联系，即都将意识形态或主体意识看成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东西；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而拉康则认为主体意识是由想象界、象征界与真实界决定的。对此，詹明信作出了明确的肯定。他说：“说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唯物主义就是断言它们各自都揭示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类意识’并不是‘它自己房屋里的主人’：只不过它们各自加以非中心化的领域颇为不同，一个为性，一个为社会历史的阶级动力。……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表明，这两个系统在方法上可以互相学习，因为它们各自都在本质上是一种阐释学。这么说较为谦虚，但却有较多的成功的希望。”③这也是阿尔都塞、伊格尔顿、齐泽克和詹明信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成功借用拉康思想分析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因。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中介与拉康所讲的中介仍有很大的区别，前者讲的是社会经济、政治等条件，而后者讲的只是语言符号等前提。尽管语言符号对主体或意识形态的构成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语言也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其建构的世界跟客观世界存在着一定差异，更何况语言在正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因更多与媒介融合而打上不可磨灭的资本烙印），但若放弃社会经济与政治等宏观条件而只停留于语言符号之上，那么，意识形态研究就与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象征符号研究相联系，意识形态就不像被简单地当作系统的“思想”体系那样容易被理性和科学所清除。④因此主体与意识形态将永远披上语言的枷锁，无法放逐。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经济与政治条件决定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后者无法摆脱前者的缠绕（单从这方面讲，它的确是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完全独立），而是指后者不由社会整体群体利益“环节”决定，只由部分群体利益“环节”决定。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代表社会整体群体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是有可能建立并在现实中实现的。

[摘 要]文章在详细考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之后，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并针对现实的特殊历史条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001―03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考察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在该文中继续分析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确区别开来，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明确区别开来。他认为意识形态只能属于“精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范围，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上表现并被社会存在所决定，而上层建筑，虽然说内含人们的意志，或者是依赖人才能发生作用，但它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无论人们是否承认，它都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一种物质力量组成的上层建筑，完全不应该把意识形态包括在内。马克思随后还要求我们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俄国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依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并论证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五项公式”，即“1．生产力的状况，2．被生产力制约的经济关系，3．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他认为，五因素的前三项属于社会存在，后两项属于社会意识。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作了如此明确、简洁的划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他指出，在关注经济力量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政权、法律和各种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思想领域有它自己独立的历史发展道路，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不仅依赖当时的经济发展的一定状况，还依赖于从以往物质生活条件中产生并积淀下来的思想内容。恩格斯科学地论述了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既坚持了经济基础决定论，又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它与政治上层建筑的不同特征。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指出：“经济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这种观点显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很明显是三个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范畴，是各种观点和意识形态适应于经济基础。在斯大林这里，意识形态比政治法律设施还重要，因为这里要求政治法律设施去和政治、法律等思想观点相适应。这样一种理论不仅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还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此问题上造成混乱、发生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内容提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正确把握构建和谐社会中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规律，大力拓展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拓展，已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

全面审视构建和谐社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要求

社会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任务的提出，必然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对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定位提出了新要求。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核心价值目标的确立，但这种价值目标能否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并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则取决于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发挥得如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应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任务提出了新要求。具体来说，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动摇。同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二是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社会氛围的形成。应注重激发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三是在舆论引导上，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赋予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以新的时代内容。舆论引导讲求喜闻乐见、入心入脑，舆论监督着力化解矛盾、推动工作，努力营造“人心顺、士气高、干劲足”的良好舆论氛围。

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途径提出了新要求。好的方法可以充分有效地展现意识形态内容的科学性，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凝聚力。经过长期努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人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但也必须看到，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因此，应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以往好的经验与做法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和策略，使其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增强亲和力与渗透力。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努力形成有利于意识形态工作保持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的新机制；紧密结合时展的新特点，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探索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文化需求的新方式；紧密结合现代传媒的发展趋势，根据人们接受信息途径发生的新变化，探索运用高新技术拓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手段，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思想舆论阵地。

[摘 要]通常人们对意识形态主要是从意识方面来理解的，结果，意识形态问题同意识问题一样，也仅仅具有真假对错或唯心唯物之意义，并据此形成了关于意识形态的贬义、褒义、中性三种主要理解。但是，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的关键却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它还同时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力量并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力量。正是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又很少被学术界注意到。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太一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本人也承认，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过于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晚年，东方问题的特殊性，使他不得不重新去理解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的方向――正如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的共性、普遍性、简单性、一般性一样，历史的个性、特殊性、复杂性、混沌性则主要是由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按照这种理解，过去长期以来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争论将不再有特殊意义，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谱系问题。

[关键词]意识形态 形而上学 实践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05-08

一、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以及存在的问题

通常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纯粹意识的范畴内，并主要将意识形态从意识方面来理解，从与现实的存在相对应的意识来理解。按其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大致可有中性、贬义、褒义三种。因此，没有比意识形态这个词更让人褒贬不一的了。

所谓的“中性”说是指，意识形态就其总是与存在对应的意识来说，它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不正确的；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落后的；可以据此来褒贬它，但却不能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褒贬。这种观点在我们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并被写入了权威的工具书《辞海》中。《辞海》关于意识形态一词的解释是：一方面，它“亦称……‘观念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另一方面，“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1] （P112）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一来有正确与否的问题，二来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这种观点由于将意识形态化归为意识，因此也就将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划归于一般的意识性和意识的一般性中，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在我国，只有意识问题研究而并无意识形态的研究。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苏联。在上个世纪苏联哲学的研究中我们曾经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其权威的《简明哲学辞典》（罗森塔尔、尤金编），还是其权威的教科书（诸如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编的《历史唯物主义》等），竟然都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辞条。

有学者说，这与特拉西（Distutt de Tracy，1754-1836年）提出意识形态的初衷比较接近。实则不然。对特拉西来说，意识形态只能是褒义的。毋庸置疑，特拉西将意识形态确实定义为“Science des Idees”，即“观念的科学”，虽然科学具有中立性，但并不能因其名为“科学”就将其视为是中性的。在这里，意识形态恰恰是作为积极的、肯定的、真理的东西被推出的。这与形而上学的传统相关，我们接下来会详谈。必须指出，当第二国际讲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时，尽管也冠之以“科学”，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同理，列宁、、斯大林也都是在这个“科学”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词的。

因此也就难怪，任何一种反对上述两种观念的努力，几乎都会被视为一种创新（正如现在一些人正在做的那样）。于是“去意识形态化”就成了眼下近乎最时髦的话语之一。理由很简单：意识形态根本就是“虚假的意识”，或者就直接等同于唯心主义（Ideologie=Idealismus），而且，这被认为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2] [3]

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应对去政治化带来的意识形态虚无论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建基于对“”的批判和反省。对“”中政治意识形态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反思，使得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中心位置，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国际而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家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以科技为主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此外，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全球经济交融，使得强调政治制度对峙的“冷战思维”逐渐过时。

国内、国际情势的上述变化，在意识形态层面带来一个突出变化，即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趋势。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不断受到商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消解。“”的灾难，不时地提醒我们警惕意识形态过渡膨胀所导致的泛政治化危害。于是，一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今天，远离政治甚至奉行政治虚无成为很多人的处世法则。一些人认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问姓社姓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削弱，马克思主义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面临这种弱化和边缘化危险，我们必须坚守意识形态底线。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这既是稳定大局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前提下的发展，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一脉相承中的与时俱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观点和看法，可能会因为时代条件的变化需要更正。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理论和方法，例如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则必须坚持。

其二，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比如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斗争不会再采用政治运动的传统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这是当代中国必须牢牢把握的大方向，大政治。如果触动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底线，则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应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挑战

“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盛行于八十年代以后。早期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意识形态。如法国的加缪早在1946年就提出“意识形态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意识形态完全是一种欺骗性的虚假观念。后来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则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终结论。譬如布热津斯基、福山等人以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西方政治制度及其价值理念的先进性。

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特征是将科学理性与意识形态相分离。这种思潮的实质是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帜反对马克思主义，力图以自由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在这种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一种过时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立论依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建基于早期工业社会，在当代后工业社会中，马克思断言的资本主义危机已为国家干预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制度变革所克服。剧变也从实践上证伪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