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行政论文范文精选

本文作者：王晓枫吴足红高顺芝工作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实证分析

1．变量选择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准确性的考虑，本文的样本包括了从2004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其中商业银行流动性采用的指标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CZBJ)，计算公式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性公司在中央银行的存款/被纳入广义货币的存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ZBJ)的变量指标选取当月月末大型金融机构正在执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中央银行发行债券(FZ);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的变量指标采用的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对政府债权(GZ)。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新浪财经网站、Wind金融数据库和Reset数据库。2．基本数据分析首先根据公式计算得到2004-01—2011-12这段时间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自2004年起，我国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下降，并在2011年6月达到最低值后才有所上升，这表明这段时间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图1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图2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发行债券数额的变化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央行发行债券数额从2004年1月到2008年10月不断增加，在2008年11月到2009年9月发行量有所下降，但之后又开始增加，至2010年7月达到最高值后开始出现下降。图2央行发行债券变化趋势考虑到2007年下半年为了冲销外汇占款，我国政府发行了大量的特种国债，造成了数据的突变，本文对中央银行增持特种国债进行了剔除处理，从而让数据更加合理地反映中央银行买卖国债的冲销干预操作。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自2007年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的数值处于平稳下降，2009年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且幅度较大，说明央行2009年之后开始更多地运用卖出国债的冲销干预措施。图3央行对政府债权的变化趋势图4表示的是2004-01—2011-12期间中央银行规定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这段时间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总体上看呈上升趋势。图4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化趋势3．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的实证检验(1)单位根检验。首先对各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由上文数据分析可知，CZBJ、ZBJ与FZ、GZ的数量级差别很大，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对FZ、GZ进行取对数［4］，表示为LNFZ和LNGZ。各个变量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CZBJ、ZBJ、LNFZ与LNGZ四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不是平稳数列。继续对CZBJ、ZBJ、LNFZ和LNGZ四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结果发现它们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得出CZBJ、ZBJ、LN-FZ和LNGZ都是一阶单整数列I(1)。由于同阶单整数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接下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本文运用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Johensen协整检验方法是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确定VAR模型形式和最优滞后阶数。本文选择无约束的VAR模型，并根据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来确定VAR模型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也以此来确定协整检验分析中的滞后阶数。表2为滞后长度准则中的相关统计值。由表2可知，AIC的最小值是－22．80360，对应的阶数是2阶，而SC的最小值是－22．14027，对应的阶数是1阶，AIC判断准则和SC判断准则出现了矛盾，此时要依据LR、FPE和HQ的统计值。这三者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都是2阶，所以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根据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比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少一阶的原理，接下来的协整检验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阶。对CZBJ、ZBJ、LNFZ和LNGZ做基于VAR的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表4。由表3、表4可见，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的实际值均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都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None)的零假设，这说明了CZBJ、ZBJ、LNFZ和LNGZ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央行买卖国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如表5所示。表5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表CZBJZBJLNFZLNGZ1．0000000．3727300．021066－0．056149(0．09364)(0．00328)(0．01432)由表5可以得到如下协整关系式:CZBJ=－0．372730ZBJ－0．021066LNFZ+0．056149LNGZ(1)从式(1)可以看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债券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负向协整关系，中央银行对政府的债权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成正向协整关系。这一结论与货币政策与流动性关系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式(1)中ZBJ的系数为－0．372730，表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0．372730个百分点。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作为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自变量，系数分别为－0．021066和0．056149，明显小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实行的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强;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弱些，其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最弱。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程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直接冻结商业银行的资金［5］，冲击商业银行流动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强。而中央银行采取向商业银行发行票据或者卖出国债的干预手段时，由于中央银行票据和国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失去的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资金，但获得的却是流动性较强的票据或者是国债，这样就抵消了一大部分央行干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所以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干预手段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

格兰杰因果检验。尽管CZBJ、ZBJ、LNFZ和LNGZ是非平稳数列，但是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检验的原理，可以对这四个变量进行格兰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9%的置信水平下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央行采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票据的干预措施会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产生影响;同样，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不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中央银行买卖国债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另外，还可以看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也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互为因果关系。这种互为因果关系不仅说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干预作用，也说明了不同的流动性状况对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力度不同。(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由于前面建立的VAR模型全部根的倒数值都在圆内，因此该VAR模型是稳定的［6］，基于此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本文利用一个标准差大小分别冲击ZBJ、LNFZ和LNGZ三个变量，得到CZBJ对于三个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5所示。其中实线表示由脉冲响应值连成的曲线，代表了CZBJ对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7］。图5脉冲响应函数从图5中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中，ZBJ对CZBJ的影响最大，LNFZ次之，LNGZ对CZBJ的影响最小，这个结论与前面所做的协整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影响最大，也正因为如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成为我国央行应对危机后我国流动性所发生的异常变化首选的政策操作手段。还可以看出，在本期给ZBJ一个正的冲击后，CZBJ对ZBJ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几期不断增强，并在第四期左右稳定地持续下去。而在本期给LNGZ一个正向的冲击后，CZBJ对LNGZ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前两期起伏较大，之后呈稳定持续状态。同样在本期给LNFZ一个正向的冲击，CZBJ对LNFZ产生负向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在前两期比较剧烈，但是到了第二期之后这种影响开始逐渐减小。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有效缓解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的问题，发行央行票据也可以起到降低流动性的作用，而央行对政府的债权增加，等于向市场投放货币，会增加流动性，这个结论和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通过比较CZBJ在给上述三个变量正向冲击后前四期的反应还可以看出，ZBJ相对于LNFZ和LNGZ两个变量，其对CZBJ影响的时间要长，可以达到约4个月，而LNFZ和LNGZ两个变量的影响相对较短，大概有2个月时间。说明相对央行发行票据和购买国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会持续比较久，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发行央行票据还是买卖国债，均以短期为主，而自1984年我国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无论其如何变化，我国商业银行就一直按规定比率办理缴存，其影响是一直存在的。另外，由脉冲响应函数图还可看出，CZBJ对ZBJ、LNFZ和LNGZ三种变量在前四期中反应比较强烈，其中LNFZ的短期冲击比较大，但长期影响比较小，这说明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冲销干预措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短期影响显著，但是长期影响比较小。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央银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规模比较大，而且大多是短期的，所以在短期内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冲击比较大，但随着到期收回，其影响逐渐减小。购买国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持续时间较长，长期影响比较稳定，其原因主要是目前我国的国债规模有限，以此作为操作工具的力度和频率都不是很大，所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但由于国债主要是长期国债，因此其影响持续时间较长。

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三项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干预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可以对商业银行流动性产生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有效缓解流动性过剩(或不足)的问题，发行央行票据也可以起到降低流动性的作用，而央行对政府的债权增加会增加流动性。(2)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互为因果关系。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及购买政府债权都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也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和买卖国债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干预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互为因果关系。这种互为因果关系不仅说明了当银行体系流动性出现过剩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或购买国债，来缓解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且说明商业银行流动性冲击也会反作用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从而对其有效性产生影响。因而，中央银行应该根据流动性变化的不同状况，有针对性地、灵活地实施政策干预，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3)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协整检验结果及脉冲响应函数图都反映出，上述三项政策工具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效果最强，持续性也较长;发行央行票据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短期内最为显著;购买国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长期影响比较稳定。理论上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力最强，直接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化，一直被视为“猛药”而慎用［8］，因为一旦把握不好，会造成负面冲击，不利于流动性水平的稳定，因此，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往往是作为货币的一种自动稳定机制，而不宜轻易作为中央银行进行日常调控的工具。由此看来，实证检验结果和理论分析完全一致。所以在应对流动性变化时，中央银行应该根据流动性冲击的大小、持续的时间合理地搭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在保持货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一、银行业普遍存在的信贷扩张冲动强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但也弱化了紧缩性货币调控的效力

本文认为“存款上限，贷款下限”利率管制带来的利差保护、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原始流动性累积以及市场改革带来的逐利动机增强等是导致国内商业银行普遍信贷扩张冲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是激励相容的，2009年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就是银行体系累积的流动性和信贷冲动得到大量释放，形成了增速高达33%的信贷扩张狂潮。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激励不相融的，也使央行的货币调控不得不依赖于数量型和直接管制型工具。然而，这类工具的使用虽然短期内能比较有效的抑制银行表内信贷资产的增速，但可能导致银行表内资产表外化等的管制规避和套利行为，导致银行体系“实际放贷”数据的模糊化和银行实际风险承担的隐藏化，反而可能导致银行体系风险的增加。根据保险效应理论，，由于“大而不能倒”和国有产权属性带来的隐性保险，大型银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救助预期相对更强，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对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刺激作用更强。即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更小，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小，本文发现隐性保险效应存在的证据。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中国银行业不存在隐性保险效应。理由有二，首行，银行规模变量包含了众多的异质性信息，用规模作为识别隐性保险效应的替代变量有效性有限；其次，除国有银行外，中国的股份制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大多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这些银行行为的背后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隐性保险效应，规模变量可能难以将这种隐性保险效应的差异识别出来。

二、除了上述估计外，我们还做了多项稳健性检验

第一，差分模型的识别与估计。为谨慎起见，我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变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除同业拆借利率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与银行风险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水平值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第二，选用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指标。估计结果显示，除贷款基准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系仍显著为负。第三，货币政策扩张紧缩周期划分依据的选择。我们还参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设定为货币紧缩期，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结论比较稳健。

三、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主要研究结论及政含义如下：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依赖于银行业资本充足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宽松货币政策通过收入和估值效应、收益搜寻动机、竞争效应导致银行的风险测度和识别以及风险规避程度降低，可能导致银行体系过度风险承担和资产价格泡沫。为同时实现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目标，政策当局可结合经济冲击的类型，并同时考虑银行业资本充足状况与宏观经济环境，搭配使用传统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价格稳定并不是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金融稳定与物价稳定目标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在经济过热的高通胀时期，货币政策的紧缩将同时减少银行的风险承担与物价压力，但在低通胀和银行过度风险承担阶段，提高利率等紧缩性政策难以同时实现两大目标。因此，当特价稳定与金融稳定出现矛盾时，根据丁伯根原则，借助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对传统货币政策形成互补是必要的。

作者：吴伟单位：山东省泰安市口腔医院

1模型的构建与数据描述

1.1变量选取

1.1.1银行风险承担变量

现有文献关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指标主要有衡量破产风险的Z值，衡量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不良贷款率，以及风险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和预期违约概率。考虑到我国银行业受到政府的完全隐性保险制度，几乎不存在破产风险，而预期违约概率虽是衡量银行事前风险承担的指标，但由于数据可获得性较差，在计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本文选择能衡量银行事中风险承担的风险资产占比指标和衡量银行事后风险承担的不良贷款率指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

1.1.2货币政策变量

货币政策变量虽因各国的国情不同而有所区别，但选取的基本原则是要符合一国货币政策调控制度特征，要具备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国外文献多以银行间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而中国的利率至今仍未完全市场化，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也难以直接通过价格机制传导到银行的存贷款市场，考虑到央行近年来多次通过调节存款准备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尤其在2010~2011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分别调整了6次和7次之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已成为央行常规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因此为保证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本文主要使用一年期加权的存款基准利率和加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分别检验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1.1.3其他控制变量

为有效识别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我们还需要控制住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异质性方面的变量。这是因为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对未来保持乐观，往往更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而银行自身的规模、杠杆率水平以及盈利性可能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宏观经济状况的变量主要选择表示经济发展状况的GDP指标和能预示物价变化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其中，为消除异方差，对样本区间的GDP指标取自然对数。银行异质性方面的变量主要是银行的类型、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核心资本充足率、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和成本收入比。

原文标题:政策性银行转型方向已定: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

“未来的政策性银行,不仅要在进出口方面融入国际经济,同时在国际资本流动、收购兼并、资源的互相补充等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4月29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会议上对中国政策性银行未来发展做出的判断,也揭开了政策性银行在新形势下转型方向的谜底—“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

“‘综合性开发金融机构’一方面要从事政策性非盈利业务来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要开展商业性盈利业务来避免‘政府失灵’,使银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如此解释。

而在改革方向确定之后,“现在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条合适的转型之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贺强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按照央行预定的工作时间表,2006年政策性银行将按“一行一策”的原则,分步制定、实施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的“个性化”改革方案均已完成,并由央行上报到了国务院。

政策性银行要“变脸”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需要对其职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分离,以解决国有专业银行身兼二任的问题。之后,3家政策性银行承担了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分离出来的政策性业务。”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一、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

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是否受银行审慎监管的影响呢？Delis和Kouretas（2011）及Altunbasetal.（2012）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在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方面起着缓冲作用。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比较少，黄宪等（2005）、戴金平等（2008）对货币政策传导异质性的研究仅局限于信贷传导渠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才逐渐被重视。于一、何维达（2011）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在风险效应中表现更加激进。江曙霞、陈玉婵（2012）亦得出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银行资本状况。目前已有许多文献验证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但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性，尤其是银行审慎监管状况引起的异质性的研究尚不足。而事实证明，不同监管强度的银行可能对货币政策冲击具有不同的决策和抵御能力。鉴于此，本文围绕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从银行审慎监管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我们首先收集了2003~2013年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月度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但考虑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上市较晚，数据严重缺乏，我们将其剔除，剩余14家银行①。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各银行年报，由于某些数据的缺失，得到一个非平衡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择1．货币政策（MP）现阶段，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结合使用了多种价格和数量型工具，难以找到有效的综合货币政策的变量（徐明东、陈学彬，2011）。考虑模型稳健性，以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q）、一年期贷款利率（rl）和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c）②作为货币政策变量。2．银行审慎监管（SUP）资本充足率（car）、杠杆率（lev）、流动性和拨备覆盖率（pvc）是中国银行业四大监管工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参考胡利琴、彭红枫等（2012）等学者的研究，选取流动性比例（lra）作为流动性监管的替代变量。3．风险承担（RISK）根据已有实证文献，常用的银行风险测度指标主要有Z值、风险资产占比、不良贷款率、特许权价值和预期违约率。但依据前文分析，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变风险容忍度及风险偏好导致风险承担增加。因此，参考陈玉婵和钱利珍（2012）等的研究，我们使用风险资产占比（RiskT）①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替代变量。考虑到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在后文中使用不良贷款率（npl）进行稳健性检验。4．其他控制变量（control）我们控制了可能影响银行风险的其他因素。第一，使用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ta）衡量银行规模。第二，宏观层面上控制经济环境gdp增长率（gdpg）②，以及影响银行信贷风险的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house）。另外考虑到当期风险承担与银行规模存在相互影响，对银行规模做滞后一期处理。

（三）模型构建根据研究目的，主要考查两个模型的实证研究。模型一：检验中国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验证风险承担渠道。其中，i表示截面银行个数，t表示变量当期值，t-1表示变量滞后一期值，j表示该银行所在地区。我们关注MP的系数β2的符号及显著性。如果为负，则说明在其他因素被控制的条件下，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反之则相反。模型二：验证银行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异质影响该模型中，加入银行审慎监管指标SUPi,t③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叉项MPt×SUPi，t。我们关注参数β6与β7的符号及其显著性。如果β7为负值，则表示银行审慎监管与风险承担负相关关系；如果在β6与β2符号相反，则说明该审慎监管手段可以抵消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作用。

三、计量结果分析

在以上模型中，由于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会导致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当该问题与动态性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采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动态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SYS-GMM）法对模型进行估计。1．模型一：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运用SYS-GMM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得到了如表1所示的结果。Sargan检验和AR（2）检验表明工具变量合理有效。结果表明，以风险资产占比（RiskT）衡量的银行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中国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且与国内外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Jimenezetal.，2009；Altunbasetal.，2012）。在模型的控制变量方面，gdp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国银行业风险承担具有顺周期性，因此监管当局应密切关注银行在经济上行时的风险状况。房地产价格指数与RiskT显著正相关，表明房势较好时，企业净值改善，风险承担意愿上升。银行资产规模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表明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强，验证了“大而不倒”假说。另外，银行风险承担的前一期值对当前也存在显著影响，风险偏好的前期值对当期值存在显著负影响，表明前期较大的风险偏好，可能会使决策者意识到需要改进自身资产组合状况，而降低当期风险偏好。2．模型二：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基于银行审慎监管影响的异质性检验模型二中，我们加入了银行审慎监管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叉项，为了避免过多解释变量导致模型多重共线性及自相关，我们依次加入各监管变量及其交叉项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Sargan检验和AR（2）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有效。表2中，模型（1）至（4）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传导的影响；（5）至（7）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一年期贷款利率传导的影响；（9）至（12）检验了银行审慎监管对7天同业拆借利率传导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而且这三个指标的加入并没有改变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的符号及显著性，再次验证了该渠道的稳健性。交叉项系数与MP系数符号相反，表明该监管指标的加入对货币政策冲击起削弱作用，即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拨备覆盖率越大的银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越不敏感。表明银行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有调节作用。不同的是，流动性指标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货币政策的符号，交叉项的系数也与其他三个监管指标不同。这表明在流动性监管显著影响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这是由于道德风险引起的，因为我国银行虽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大都受政府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银行资产价值及特许权价值，降低道德风险及风险偏好。另外，流动性比例系数为正，表明流动性越强的银行，出于对自身流动性的信任，风险承担意愿就越强，这与常理不悖。交叉项系数为负，与MP系数符号相反，表明其与其他监管指标一样对货币政策冲击起削弱作用，不同的是：流动性监管削弱的是货币政策降低风险承担的作用。

一、我国政策性银行发展现状

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创立或担保，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具有特殊融资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我国1994年成立政策性银行以来，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加大了对重点产业、基础设施、进出口企业和农产品流通等领域的政策性信贷支持，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初设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为了弥补市场资源配置不足。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发展。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导致投资过度膨胀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占用了大量信贷资金，使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因缺乏投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投资效益低下使金融体系孕育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其次，为解决收购资金“打白条”需要。1994年以前，我国粮棉收购资金采取“地方财政、购销企业和农行各三分之一”的解决办法，地方财政和购销企业资金经常出现缺口，给农民“打白条”现象严重，直接侵害了农民利益，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为专业银行商业化经营需要。专业银行既按国家要求办理政策性贷款，又按利润最大化原则开展商业性业务；另一方面，专业银行经办政策性业务掩盖了实际经营亏损。为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央行调控基础货币主动权，1994年我国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

1998年以来，三家政策性银行每年近3，000亿元的信贷投入，成为我国GDP年均增长7.7%的重要推动力量，2002年末我国政策性银行贷款已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的12.16%。

二、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制度缺陷

1、缺乏相关法律制度保障业务运营。我国政策性银行至今没有单独的立法，成立时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也没有根据发展条件的变化而修订，成为政策性银行业务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国外政策性银行一般是先立法，再依法设立并经营，金融制度通过立法确定，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和补充，如《日本开发银行法》、《韩国产业银行法》等。

2、国家信用和担保内容缺失。开发银行属于政府独资经营的政策性银行，享有准财政资信等级，这是开发银行运营的基础。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国家信用缺乏实质性内容，在资本金补充、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主要方面的支持有限，与国际上规范的政策性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3、资本金及充足率不足。我国政策性银行目前尚未形成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充足率有下降趋势。而国外政策性银行除了实收资本外，还注重增加资本准备，资本充足率与政府给予的国家信用支持相匹配，通常高于一般商业银行。

4、银行功能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到位。近年来，国外开发性银行正由专业银行向综合银行转变，在传统银行业务基础上开拓资本市场业务。而我国开发银行的业务范围过于狭窄，主要资产业务仍为单纯贷款业务，缺少国外同业所从事的债券、股本投资以及担保等创新业务，难以运用市场化、商业化手段实现政策性目标，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开发程度的深入，将难以满足客户日趋多样化的需求，难以适应市场要求。

摘要：探讨了我国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后货币政策与银监会职能的协调与互动关系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者联动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协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1从宏观角度进行规范分析

1.1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经济周期而言具有不同作用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低，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地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1.2银行体系风险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良性互动

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风险具有宏观性、系统性的特征，其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且一旦发生对经济的冲击面非常大，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是与投资者相关程度较高的风险。正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摘要：文章介绍了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历史，结合银行业发展前景及邮政储蓄银行自身特点，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提出了邮政储蓄银行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储蓄银行；现状；前景；发展；战略

2007年3月20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邮政储蓄银行的成立，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诸多挑战，如何把握机遇顺利完成从只存不贷的储蓄机构向商业银行的转型。这就要求邮政储蓄银行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及发展战略思考。

1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历史

邮政储蓄银行是由原来的邮政储蓄变身而来，期间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发展历程。回顾邮政储蓄银行的历史，梳理其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898.1.22—1949.10.31)：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开办汇兑业务及邮政储金业务。第二阶段(1949.11.1—1953.8.31)：撤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中国人民银行统一指导下由邮政系统接管并受人行委托办理个人储蓄、汇兑业务。第三阶段(1949，9.1—1986.3.31)：1953年9月1日，邮政停办储蓄业务。第四阶段(1986.4.1—2006.12.31)：全面开办邮政储蓄业务，由代办转为自办，经批准，着手准备邮政储蓄银行筹建事宜。前四个阶段取得诸多成果：业务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系统改造工程取得多项突破；业务发展规模已位居全国第五位；经营模式由代办转为自办；适时调整经营战略，逐步向商业银行转型。第五阶段(2006.12.31至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立，邮政储蓄进入了商业银行发展阶段。

邮政储蓄银行的成立，是我国邮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又一重大阶段性成果，也是在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下，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就。2008年7月，邮政储蓄银行在全国的36家一级分行、312家二级分行、20089家支行已全部挂牌成立。

截至2008年8月末，邮政储蓄存款余额为19820亿元，是中国第五大存款机构，邮政绿卡发卡量达2亿张。成为中国第三大发卡银行机构。

2008年，邮政储蓄信息系统实现了公司业务与个人储蓄业务、外币系统与本币个人储蓄业务系统、汇兑系统与公司业务系统的互通，实现了储蓄统一版本的再次升级，实现了储蓄历史数据系统上线及物理大集中，为向功能全面的商业银行转型奠定了良好的信息技术基础。

摘要：探讨了我国银监会从央行分离后货币政策与银监会职能的协调与互动关系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者联动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银行监管；协调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否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1从宏观角度进行规范分析

1.1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于经济周期而言具有不同作用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低，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地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1.2银行体系风险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必须进行良性互动

银行体系与证券、保险体系存在很大的差别，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流动性方面具有不对称性，通常具有错配的缺口，银行部门十分容易遭受挤兑的冲击而传染到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银行因为其强烈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具有公众公司的许多特征。因此，银行体系风险具有宏观性、系统性的特征，其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且一旦发生对经济的冲击面非常大，而证券和保险的风险主要是微观性的、是与投资者相关程度较高的风险。正因为银行监管和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仅仅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和系统性来说，央行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协调的重要性，将远远超过央行与证券和保险领域的监管机构进行协调的重要性。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相应地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立出来，客观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进行有效协调的问题。在前一阶段主要强调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相互独立的讨论中，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有意或者无意地被忽视。但是，当这种分立成为现实时，如果不清晰地把握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据此建立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机制，那么，不仅银行监管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必然会遇到困难。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也就是房地产界所称的“121号文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就从一个侧面凸现了目前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协调机制缺位所遭遇的窘境。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信贷的高增长可能损害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即使信贷增长不带来物价必然上涨，中央银行仍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化以及信贷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以维护和促进金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要顺利实现，必然需要银行监管部门的积极配合，因为目前货币信贷政策的传导依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最终还是需要金融机构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目前看来，在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后，二者之间的协调未必有效，需要我们深入地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

一、从宏观层面的考察

（一）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银行监管，都是在同一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从宏观层面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对于经济周期的不同特性。货币政策通常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银行监管通常是顺经济周期的，这两种矛盾的特性在银行体系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下调利率能够降低银行的筹资成本，增强流动性，但是会加大通胀的压力。在经济高涨时期，银行经营效益好，风险低，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本身经营的难度也较小，此时货币政策则需要注重预警性的进行适度反向操作，如提高利率水平、控制货币供应量、对特定部门进行信贷控制等，这显然会加大银行经营的成本；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业务拓展困难，银行监管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于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此时货币政策可能采取的扩张性政策难以在银行系统得以传导。因此，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合作，首先应当是在宏观层面的合作，在于对经济周期的判断取得共识之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采取相应的、并且不直接冲突和抵销的政策措施。

但是，如果货币政策不是以反经济周期、稳定物价为主要任务的话，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这种冲突可能就未必会真正出现；如果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基调不是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独立确定的话，二者之间就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中央银行在1997年开始强化对银行体系的贷款监管，开始大规模强调处置不良资产，但是当时也是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下行阶段自然不良资产的比率就高，处置不良资产也会加剧贷款的紧缩力度，如果在经济上行的1992年等时期处置不良资产，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可能就小的多，不良贷款也未必显得那么突出，但是，这个监管的力度看来也不是中央银行能够独立确定的。

（二）银行体系风险的宏观性、系统性特征决定了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性

在评价银行监管部门的成立时，一个常见的看法是，银行监管部门成立之后，分别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的专门性的监管机构都基本完备，因而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说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这其中存在一个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与证券、保险体系风险的不同特性的模糊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