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影视、网络等传播媒介的不同不会形成二元或多元对立，更不能取代人们欣赏艺术习惯和多种选择。影视传媒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关键词］影视传媒；艺术；文化娱乐；互动；互补

在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的今天，在人们的精神需求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高涨的时代，和谐文化已成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是人与人的团结和睦，乃至人自身的心理和谐，都离不开和谐文化的支撑。

影视作品是人学，是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传播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活动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曾经指出，“电影提供若干可能的，其一就是“观看噼”。在有些情况下，看本身就是的源泉，正如相反的形态，被看也是一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技术迅猛发展，卫星及相关科技设施将世界连为一体，出现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财政的全球化和传播的全球化等诸多相互联系的现象，其间信息和传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起着神经网络中枢的作用。影视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内容，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传播文本，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电影的诞生把一种集阅读、观赏和获得审美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带到现代人的面前，使一部分非文学专业的读者、观众只需花上一二个小时的时间就读、看完了一部浓缩了的长达数百页的文学名著，并且能获得感官和视觉上的巨大享受。这无疑对文学市场是一个冲击。但我们切不能忘记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一部电影的成功有时也可带来文学原著的畅销。五六十年代的中外电影《牛虻》、《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红与黑》、《苔丝》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文学原著的走红。八九十年代根据王朔、苏童、余华和刘恒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阳光灿烂的日子》、《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和《菊豆》等的走红或获奖也促销了他们所创作的文学原著，并迅速地使他们成为近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前几年出现的“《围城》热”以及近几年出现的“三国热”、“水浒热”也使得这些文学经典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来到普通读者、观众中，从而在某种程度达到了原作者所始料不及的“后启蒙”效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可以说，中国的电影业始终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自己的100多年，这其中既有政治风云的变幻，也不乏经济杠杆的作用，此外还有其它媒体的挤压因素。直到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在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其它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将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在世纪之交将向何处发展?从近年电影界既引进西方大片，同时又推出自己的大片这一事实来看，前景并不悲观。“面对世界性的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中国电影能否实现必要的自我调整，从而走出这暂时的低谷?对此不少人持怀疑的态度，其理由是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一批颇有实力的优秀编导不惜为取悦商界而丢弃艺术家的良知……”在当时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波及到中国，中国电影工业所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电影以及有着更多观众和更大市场的电视。但毕竟，全球化的步伐是令人难以预计的，而且这一步伐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愈加紧凑。曾几何时，在大众传媒业独领的电视已经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网络的影响，更何况需要更为精湛的艺术创造、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大制作的电影了。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便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逼近，电影将发挥何种功能?它能够在网络的覆盖和电视的普及之双重压迫下仍然求得一席之地吗?有人曾就全球化时代的网络霸权作出这样的估计，“在网络时代里，由于人人都可以上网，每个人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传统媒介里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在媒介方面包括两种预测，一是传统媒介在文化层面上的消失，即网络里的社会信息文化对传统媒介里的大众文化的代替，网络里的双向沟通对于传统媒介里的单向传播的代替，这是一种实质的消失。二是传统媒介在物质层面的消失，即现存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都将基本消失。”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却未免夸大其词了。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首当其冲的恐怕并不是报纸和杂志，因为在网上浏览新闻信息还可以令电脑操作者承受，但若要在网上阅读篇幅较大的文章或学术论文，恐怕就令人难以承受了，人们要么就下载这些资料，要么干脆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刊登在制作精美的杂志上的书面文本。而观赏电影则不同，对于只想知道故事情节或浏览风景画面的普通观众来说，在电视上观看电影或在网上观看也许更为有趣和简便，稍稍不满意就可无情地按下遥控器的键或移动鼠标。这样看来，“电视所受到的冲击也许更为直接。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自然的。”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至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也不限于某一特定的传播媒体，因为每一种媒体都有着其它媒体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功能，因此对中国电影之未来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至少是短视的。全球化虽然已经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经济，并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但正如它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经济一样，它也更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

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自己的选择。电影、电视和网络虽然都属于传播媒介，但它们各自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各自只能满足观众、网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却不能彼此取而代之。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三种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对立，而是互动和互补。如果就其覆盖面和影响而言，首先应数网络，其次是电视，最后才是电影；但就其艺术等级而言，则首先是电影，其次是电视，最后才能数到网络，因为未经审查和筛选的网上艺术充满了文化垃圾和低级趣味的东西，它永远无法登上艺术的殿堂，倒是其中的一些有可能被影视埋没但确有价值的艺术品将被影视导演和制片人“发现”进而加工成艺术品。

【摘要】互动式新媒体的兴起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传统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甚至采取了“娱乐至死”的极端方式来吸引受众眼球。从江苏卫视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走红的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传播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非诚勿扰》 传媒文化 媒介传播 影响

《非诚勿扰》的走红

电视相亲类节目是在媒介激烈竞争压力下的新型产物,虽然它并非由中国媒体原创,但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却让该类节目的原产地美国的媒体《今日美国报》等都大为惊叹。“根据索福瑞71城市收视率最新统计,包括所有频道在内的所有节目,《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非诚勿扰》的收视率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①

《非诚勿扰》节目符合当下社会关于“剩男”“剩女”的话题,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并且成功运用了“视觉传播”效果,无论是节目内容的包装还是女嘉宾的形象上,都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度。《非诚勿扰》的游戏规则使得全场节目充满变数、伏笔重重,更增加了其收视率。此外,精准的“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定位也让《非诚勿扰》高居收视榜首。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的“话题”因素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电视台频频制造的各种噱头正是这类节目火爆的最大理由。“拜金女”“富二代”等互相攻击的出位语言,在《非诚勿扰》里不止一次出现,而且甚至保持着较高的频率,这使得“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大型网络讨论区内有大量针对该节目褒贬不一的发言,而且言辞同样犀利。即便如此,该节目依然能够“夺冠”,由此使得同行竞相羡慕、效仿。“从已播出的节目来看,一些处于弱势、低收入和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女嘉宾的调侃对象。一些节目中明显表现出嫌贫爱富、轻视普通劳动阶层的不良现象。”很多话语“体现出了80后青年对感情处理的直接而粗暴,甚至是不负责任。”②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述了这样的两个观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会使一切文化变成附庸甚至消失,而这种消失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 。③如今,在由“看图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对电视可以将任何文化都具象、直观、浅显地呈现的一种肯定。”④当代电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的转向使得传媒文化形成了视觉霸权,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尽管传媒文化方式多样,但从当展来看,有一个明显的‘视觉文化转向’―― 视觉性成为传媒最为有力的手段,以至于视觉性压倒了其他因素或形态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主因’(dorninam)。”⑤

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与大众传播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大众传播影响着传媒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传媒文化也深刻地影响大众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等。尼克・斯蒂文森说,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传播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媒介就是文化的产物。有了文化,就需要传播;文化越繁荣,传媒越发达,传媒文化越繁盛。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s)这个概念最能反映传媒与文化的关系,体现大众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表明传媒自身也构成一种文化系统。⑥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影响

如今进入媒体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日益被电视、电影、网络、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所包围、渗透。文学的命运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文学终结文学死亡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曾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

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而对国内文论界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米勒也断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①在这些危言耸听的论调中,他们断言在媒介化时代,“文学的时代”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国内学者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然而从事实看,“文学终结”的判断不免过于悲观,只不过是文学已失去往昔的光环和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个“图像化”时代,文学的身影早就穿越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而游荡于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瓦尔特?本雅明早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就提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时代的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更加多样化的形态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为显着的就是在传播媒体发达的今天,文学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媒介,其跨媒体传播成为现实,尤其文学作品与影视传媒的关系愈益密切。本文在分析文学作品影视化生存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文学与影视传媒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一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着(主要是小说)。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影视艺术的长足进步都受益于文学艺术。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影视剧现状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影视事业发展迅猛。文学作品的身影不断出现于荧屏上。从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一再翻拍,从红色经典到名家名作等现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再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搬上影视屏幕,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日出》《雷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家》《子夜》《倾城之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着作大多都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几年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改编。不仅如此,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数量也很庞大。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原着的改编。这可以当代作品的改编状况为例,如王朔的《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红粉》和《米》也相继改编成电影;张平的作品《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的佳绩。

可见,影视一直就与文学作品携手共进。当代很多作家与电影、电视结下不解之缘。如琼瑶、王朔、海岩、池莉、王海翎等。说到底,影视作品以文学作品为底本可以事半功倍,而以知名度高的经典着作和畅销书为改编对象,更可以吸引观众注意。作为作家本人来说,作品改编后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稿酬,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达上万元;另外,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作家的知名度可以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从改编作品的数量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如下问题:如何看待文学的这种跨媒体传播?两者究竟是天敌还是盟友?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从抽象的符号载体到生动的图像艺术的转变对文学来说到底是利是弊?文学与影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二

尽管文学与影视有着密切关联,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

作者简介：明童，女，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写作研究。

摘 要：近年来国内高校传媒专业发展迅速，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切实提高影视传媒专业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成为当下高校专业教学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立足影视传媒专业文学写作教学实践，通过明确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性教学理念，突出专业教学特色，尝试富有实践性的教学方式及手段，改变专业考核形式等途径，力求探索出构建具有实践性的教学体系，最终有效提高学生的毕业就业能力。

关键词：文学写作；同质化；传媒特色；专业结合；实践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42-02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媒体的迅猛发展，普通高校传媒专业招生也呈现井喷之势，“到2005年我国新闻学类专业已有1994年以前的66个发展到661个，其中2004年一年间增加了202个专业点”[1]。但绝大多数中国高校的传媒专业正面临着就业困难的尴尬局面。

资深记者出身现为著名新闻教育者的陈婉莹表示“新闻系培养出来的人就业很紧张，很多单位都不愿意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董天策教授认为当前的新闻教育存在“专业基础薄弱”、“技能训练不足”、“不读新闻文本”、“专业理念淡薄”的四大缺失[2]。这些问题作为传媒艺术类的专业，不仅和新闻专业同病相怜而且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因此在基础教学中落实传媒专业学科的实践性有极大的意义。

一、传媒艺术专业基础写作教学概况

为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基础写作》一直作为普通高校人文学科的重要基础课之一，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既有助于专业论文的写作也能成为就业的优势所在已成为许多大学师生的共识。但这种写作意识主要局限于应用文。

摘 要：近几年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关于讨论民俗文化和传播学关系的浪潮，继而出现了“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一些新兴概念。这些理论的产生，推动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5-0150-02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对于一个有思想、有梦想的人来说，只要方法对了，路就对了。不辱使命，不忘责任，以现实关注助推学术探索，以学术创新提升学术水平，构建传媒智库，强化传媒责任，让学术介入社会实践，获得实践较正。

编者按：“有时候是时势选择了你，人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给你创造了舞台，你需要演好大时代舞台上属于自己的角色”。聪颖好学的他，16岁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长期以来，坚持并不断地完善自我，向年轻人学习，在面对挑战中改变自己；也敢于发表独立意见，曾经因为各种媒介文化的评论引起争鸣批评。作为教师，能融入学生，和学生打成一片；担任评委，严谨、公正、一丝不苟；出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及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以经世致用的态度积极介入传媒业的发展；深入学术研究，探寻学术精髓，时刻走在理论研究的前沿。学术成果源于独立思考，学术造诣源于专业积淀。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敏锐的眼光关注着中国影视文化的发展，他就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尹鸿教授。

尹鸿，男，清华大学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兼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现任社会职务有：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和编剧委员会指导委员。先后担任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中国播音主持人金话筒奖评委。中央电视台、中国出版集团等多家传媒机构顾问，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担任《电影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界》、《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英国）、《传播与社会研究学刊》（香港）等学术刊物编委。著有《百年跨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尹鸿自选集：媒介图景·中国影像》等近20种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当代电影》等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过近300篇文化和传媒评论，担任过数百部集影视节目的策划和顾问。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尹教授，您好！欢迎来我刊访谈栏目做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至今，为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与传播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传媒人才，请您谈谈贵学院的学科特色及人才培养战略和理念。

尹教授：您好，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以“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为办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我们经常让学生下基层了解中国社会，让他们直面中国当前社会实际问题，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完成调查报告，学生的调查报告得到过温总理等领导的高度评价。“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就是面向主流岗位，培养主流价值。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多重价值观互相碰撞、冲突，树立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主流价值观，从而进一步实现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学院立足中国国情，向更高目标迈进，在学院的发展和学科建设方面，发挥清华大学的优势，立足中国立场，追求全球视野。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际化教育特色鲜明，我们有四分之一的留学生，常驻新闻传播学院的外籍教师有4～6人，有一半的教师是从国外深造回来的。在课程设置方面，学院开设了20门双语课程，对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思维方式的训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开设双语课程，不仅培养学生外语语言能力，而且让学生透过语言学习，具备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放眼世界，了解国际规则。

在教学方面，我们让学生的学习变被动为主动，建立了学生全媒体实践平台——清新传媒，清新传媒下设报纸、电视栏目、纪录片、调查、新媒体等，学生记者还采访过等世界名人。《清新视界》是由学生独立制作完成的一档文化新闻类节目。清新视界视频新闻实践教学项目获得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学创新奖，此外学院未来媒体实验室、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开展多种实践活动和项目，尽可能地安排学生实际锻炼的机会，让他们清楚学什么，怎么学。

记者：您的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学术造诣颇深，能否谈谈您从事影视传媒研究的感受呢？请您谈谈影视作品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引导受众的？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迎合大众口味的大众文学逐渐取代了以往高雅的严肃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大众传媒　文学批评　媒体批评　大众文化

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问题主要’围绕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媒体批评等展开。其实，一直以来，文学与传媒之间就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现代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在杂志和报纸等纸质媒体上进行，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可以说，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主要是通过传媒影响受众，与受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结果。因为报纸和杂志等是文学批评家传播其文学思想的通道，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文化的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一直以商雅自居的严肃文学逐渐失去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要特点的大众文化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体开始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并对文学批评空间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传媒控制下文学批评的走向

大众传媒一直被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暗礁的“望者”、人民群众的“代言者”“传声筒”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媒自身的优势和功能特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中，大众传媒凭借其自身优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本身也在传媒的影响下朝大众化趋势发展。许多文学作品被拍成电视剧、电影等，如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相继“触电”，文学作品开始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许多束之高阁、不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一经荧屏即会家喻户晓。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作家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传媒控制下的文学写作。他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是某电视剧、某电影的编剧等。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逐渐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大众化，文学批评原有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从文学批评的本质上说，“文学批评具有自身特殊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要以某种理论为框架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阐释，这使它具有了学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具有干预生活的直接性”，而新时期，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其内涵和外延在根本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文学批评逐渐降低了其学理性的追求，其批判精神的锋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锐和深刻。具体来说，它呈现出如下走向：

文学批评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和天众化。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太深奥，学理性太强，只在一定的圈子内被认可，与受众之问有很大的距离感，但大众传媒却改变了其批评方式和风格。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它要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打交道。所以，它要想得到受众的认可，就要采用便于人们理解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否则，它就会失去大部分读者。从受众接受程度上来说，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与受众之间关系密切。而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的背后又蕴涵着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可以这么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笔、访谈录之类的批评文体成为传媒上最活跃的批评方式，它们在大众报刊、专门的文学批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大量出现。这种批评犀利泼辣、通俗易懂，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优势，但这种批评方式有时犹如蜻蜒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度的理论研究。为了满足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表现力和冲击力，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备受人们青睐，于是所谓的“酷评”和“艳评”开始走俏。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种现象后，就会遗憾地发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在向大众靠拢的同时也稀释和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位。

文学批评趋于泛文化和边缘化。进入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冲破了之前的“苑囿”，开始转向文化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它拓宽了文学批评对象的外延，不再仅限于文学自身。当今社会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读图的时代，电视、网络处处渗透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特有的直观影像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人们也更愿意通过对影像符号的接触与解读来进行娱乐和思考活动。由此以来，人们的审美化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关注的审美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纯文本，“一些文学教授开始从莎士比亚转向了麦当娜，从《包法利夫人》转向了侦探小说；另一些批评家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兴致勃勃地进入了广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含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文学内容的泛化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空间范围变大，文学批评正转型为文化批评或泛文化批评。由于泛文化倾向可能会遮蔽甚至取消文学的独立地位，于是有学者发出了“文学批评的缺席”、“文学批评的退场”等呼喊。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使得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视野空间。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林舟对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的研究；陶东风关于电视广告的分析等。这些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等，进而揭示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泛文化化，使得一些外部理论对文学产生强制性的包围和入侵，可能会掩盖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因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文学。长此以往，文学空间就会萎缩。文学批评泛文化的同时也会造成其边缘化的形成，它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文学作品，而且其理论深度也有所下降。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只有不断满足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益，才会被受众所认可，在这种趋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再有自己的独特性，再加上商业化生存方式需求的驱动，使得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摘要]随着大众传媒的繁荣发展，文学也相应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研究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成为当今学者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论文主要从2011年到2015年至今中国知网上关于文学与传媒的历年热点问题进行研究总结，进而从热点问题的异同来分析在传媒时代下文学的未来和走向。

[关键词]文学；传媒；热点；异同；走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181-03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15日在重庆的《全球传媒发展报告（2015）》指出，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传播市场，美国传播业收入位居全球首位，移动互联网已是数字广告的主力。而移动互联网广告已成为数字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报告预计2016年占比将过半，2018年将达66.2%。在如此繁荣的大众传媒中，文学也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像任何新兴事物一样，总有其发展的益处和弊端，并始终对传统文学有所渗透。因此研究者开始从传媒与文学的角度分析其发展的未来和走向。论文因此从2011年至今在中国知网上关于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的分析中探讨这五年间热点的异同从而理清并分析出未来的发展走向。

一、2011年至今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研究的异同

从2011年到2015年，在中国知网上关于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者探索的重要角度之一。总结来说，其研究现状有同有异，而且历年来关注的焦点都有所侧重，使得文学与传媒的关注点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或者当时文学思潮的转变而发生着或隐或显的转变。论文首先从近五年分析出的热点问题中探讨其大致相同或一致之处。第一，纵观这五年文学与传媒的热点分析，可以分析出历年来研究者都有在理论方面对文学和传媒的关系有所阐释，从文学主体性、意识形态领域、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或文学批评方面阐释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例如：2011年主要从文学主体性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探讨文学与传媒间的关系，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主要从文学创作、接受和批评等方面对传媒时代下的文学进行探讨等等，这些例证都说明在传媒时代下对文学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话题和研究角度。这一相似的研究角度一方面说明研究者对理论问题研究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度（尽管理论研究在当下呈逐渐减少趋势），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这些理论问题的探究中，大多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始终没有一个新的创新角度，这也就导致理论问题研究的逐渐下降（下章将具体谈及），这会导致思维模式的僵化，不利于文学或传媒的未来发展。第二，在文学实践方面，从2011年至今分析历年研究者研究的热点，可以发现热点多集中于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等方面，历年热点大都不尽相同，但从中还是可以发现相似的热点趋向，其一便是影视改编的热点问题，近五年来，每年都会出现探讨影视改编或文学作品的图像化问题，这一热点是跟随当年热门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影视剧的磅礴发展促成研究者转而研究文本与图像之间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在目前看来经久不衰。中国现在正进入全民娱乐的时代，综艺节目、影视剧或电影在中国娱乐化产业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比重，不论前几年红遍一时的《甄执》，还是今年热播的《琅琊榜》，都在证明着影视剧对于国人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研究影视剧改编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当下热门的研究话题之一。举例说明：2011年曾发表的《“触电”的背后：几多欢喜几多愁？――浅析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剧改编潮流》阐释了经典文学的影视剧改编问题；2013年曾发表的《文学与图像――兼论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阐释了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2014年《论莫言小说的电影改编》论述了诺贝尔文学家莫言的电影改编问题，诸此等等，都说明着影视剧改编正在成为当下学者主要研究的热点问题。第三，在近五年研究总结中发现，一直在探讨甚至失去创新能力的网络文学依旧是研究者喜欢的热点之一，一方面是由于当下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网络文学热度不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互联网催生了一大批高收入的网络，尤其与影视剧改编相配合，使得研究者重新审视网络文学的生存语境和存在方式。

研究出近五年的热点问题的相同之处，我们有必要对其不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把握文学的风向和走向。对于不同之处来说，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理论化的探索虽然历年都有，但正呈现逐渐减少化的趋势，2011年研究传媒时代下的文学理论的研究非常之多，比如，2011年发表的《电子传媒时代文学接受的主体性研究》探讨文学的主体性研究；《文学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欲望能指的“叙事狂欢”――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之一》研究传媒语境下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之后随着时间的发展，研究理论的论著或期刊逐渐减少，这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学院派学者在进行研究，对文学理论进行高屋建瓴的总结和探讨，等到2015年至今，研究理论的论著已经明显减少，转而对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进行实证研究。第二，在文学实践方面的论著或研究正在逐渐增多，在传媒时代下，越来越多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被研究者大量征用，成为学者探讨的主要话题，研究者被纷繁复杂的文学景观所包裹，运用各种方式阐释与文学的关系。例如：2015年研究者大多聚焦于市场消费文化下的文学与传媒，从传播机制，生产机制和消费机制等等方面对文学与传媒的关系进行宏观性的把握。《传媒改制、出版主导与文学导购――兼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的建立》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新媒体时代的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研究》阐释了新媒体时代下的中国文学生产机制等等方面。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对当前热门的文学现象进行解读，一方面象征着学者与时代的关系更为紧密，不再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文学与市场之间的默契与融合，显示出了更为可视的热点和趋向。第三点变化，所谓“旧瓶装新酒”，研究者更加注重创新型与创造性，在陈旧的话题热点中窥探出新意。比如，2015年发表的《从网络女性形象的建构看网络女性写作》论述了网络女性写作的发展，对于网络小说来说是一个创新之处；《论消费语境下的郭敬明现象》从消费语境下对郭敬明进行研究探讨；《近现代女性期刊性别叙事研究》论述了近现代女性期刊性别叙事研究，等等。研究者在一般概念下对文学进行微观把握，从一般概念的某一个角度重新对文学进行界定，一方面细化了文学的分类和研究，使得某一个话题研究更加细致，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陈旧的、老套的话题不再能成为研究者老生常谈的问题，相反，在这种老生常谈之中，取其新意进行重新整合和研究。这样会使得文学与传媒之间的话题与角度多了一丝新颖和别致，对于文学与传媒领域的发展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2011年至今文学与传媒热点问题研究的原因探析

摘 要：数字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手机、微博等新兴媒介分占传媒市场，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充分显现。传媒业界的大变革必然需要本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做出调整，作为培养实用型高技能人才的高职影视教育，迫切需要转变教育理念、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培养适应新的传媒格局、适应现代化传媒生产的专业人才。

关键词：新媒体；影视教育；转型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228-02

2009年我国第一部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该规划把广播影视、数字媒体和动漫等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支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手机广播电视等新兴文化业态。规划的出台必将对我国影视业的发展、数字视频的制作与高校影视教学的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和产业发展紧密联系的高校影视教育需在此大背景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调整课程设置，才能使影视教育紧跟时代进步，适应全媒体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一、新媒体发展趋势与高职影视教育现状

（一）新媒体及其发展趋势

新媒体是指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新型媒体形态，如网络、手机、数字电视、移动电视、数字报纸等。据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手机端在线收看或下载视频的用户数为2.47亿。微视频、微电影、微新闻等出现在网络新媒体上的大量节目形成了对传统电视、报纸等的冲击。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止2012年底，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到4.2亿，近七成用户观看电视的时间减少，有71.3%的网络视频用户表示，与以往相比观看电视的时间明显减少，其中有27.4%的用户表示现在基本不使用电视收看电视台的节目，56.7%的网络视频用户认同对互联网的依赖要超过电视。除了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深入大众生活，移动电视、数字电视、楼宇电视，公交移动媒体，手机媒体等也在推进发展。

（二）高职影视教育现状

摘要：媒介环境学兴起于上个世纪后半期的北美传播学界，这个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下社会中，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同时也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

关键词：文学；传播；媒介环境学

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态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媒介形态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1］（P3）。从他对这三种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对人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互动过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间的双重传播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理论家，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2］（P5）然而随着信息媒介的技术革新，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大肆扩张，对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2］（P5）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这种研究范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一、媒介环境学概述

媒介环境学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现了，但是正如霍尔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种流派是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源流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是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二人号称“多伦多双星”。纽约学派以尼尔•波斯曼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这个词语学术化和体制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学位点，称得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奠基人。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足点是“人”，认为相对于人来说，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莱文森、梅洛维茨、林文刚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从媒介与环境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媒介环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环境学思想精华的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就是讯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质载体。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构成我们的传播环境，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人是鱼，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创造了一种完全把我们包裹住的感知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就像鱼儿看不到水一样，这个过程建构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与它亲密无间。自动的感知导致一种休克的状态，就像水仙花神那样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们也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控制”［3］。

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始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张咏华、李明伟、何道宽等传播学者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媒介形态研究。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综合分析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梅洛维茨等人的媒介理论，着重梳理他们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观点，并且对国内媒介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李明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把伊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莱文森等人的思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来加以界定和阐释，系统分析了他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流派的整体情况，认为“媒介形态理论是从研究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出发，关注媒介形态（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范式”［4］（P11）。何道宽翻译了大量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著作，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评述，阐释这个新兴传播学派的源流、理论命题等；并与李明伟、美国传播学者林文刚①等人对“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的名称翻译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与国内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存在范式、内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产生混淆。为了与国内媒介生态学相区别，也为了更恰当反映这个学派的内涵和主旨，最终决定依据这个学派的根本性质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被中国学者视作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这种认识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基于现实传播环境所做出的客观思考。当下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介已经成为主流，多元而且发展迅速的媒介形态带来全新的传播实践和体验，全媒体、融媒体、复媒介等新概念迭出，传播学也要跟随这种变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传播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贴近传播学本来应有的母题。研究面向公众和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有助于改变行政、市场导向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回应公众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环境学视阈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并将历史意识和宏观模式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从目前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的引进译介工作在何道宽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面临的是在与国外媒介理论研究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导向本土化，结合我们的具体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解读和深化。媒介环境学理论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可以为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体现。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产生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当文学传播研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时，传统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为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它对文学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为文学传播的第五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焦点和学科增长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认为，媒介是个静态的、消极的、中性的概念，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罢了，而麦克卢汉这样阐释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的人的环境往往带有一种难以看见的属性。我们对环境习而不察，但得到一个补偿机制，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