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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希家徐芸徐盛鑫叶向明工作单位:卫生经济研究杂志社
医疗保健居民有效消费不足
当前,“看病贵”已成为社会热点和焦点,“看病贵”反映的就是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幅过快、水平过高。医疗保健居民消费增长快尽管当前我国医疗保健消费总体水平不高,但是医疗保健居民消费却增长很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5%~30%左右,高于发达国家13%的增长率[6]。医疗保健消费的快速增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身体健康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在身体健康方面的投资意愿在日益增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1991~2006年,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8项支出构成排序发生了明显变化,食品支出虽然仍位居第一,但比重已快速下降(下降18.04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支出所占比重快速增长,从1991年的2.21%上升到2006年的7.14%,上升了4.93个百分点,见表1。医疗保健消费人均支出居各类消费性支出增幅之首1998~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人均支出从205.16元增长到699.09元,增长了2.4倍,年均增长速度14.59%,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领头羊”,见表2。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速快于收入增长1998~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消费人均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4.59%,超过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10.92%),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3.78%提高到5.07%,提高了1.29个百分点,特别是城镇低收入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增速明显超过其收入增长幅度,低收入居民家庭医疗消费占生活消费份额过大,影响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可支配收入水平较低的城镇居民家庭,由于医疗消费支出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且低收入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长高于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导致收入越低的居民家庭医疗消费支出挤占正常消费的情况越严重[7],不仅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而且导致医疗消费支出压力增大,形成恶性循环,见表居民对医疗保健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除了量的急剧增长外,城乡居民对医疗保健服务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化。为此,大多数医疗机构都开设了特需门诊及特需病房、添置了先进的设备仪器、建立了各式各样的专科治疗中心、增加了检查治疗的项目、采用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为广大病人提供更加高水平、高质量的服务。居民对基本医疗的有效消费不足尽管当前医疗保健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要求高,但居民对基本医疗的有效消费却仍显不足。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1998年我国居民两周未就诊率为38.5%,2003年提高到48.9%,2008年回落至37.6%;其中2003年农民的两周未就诊率达到45.8%,两周未住院率超过30%,31.4%的农民有病采取“自我医疗”的方式[8]。居民两周未就诊率、未住院率较高,显示基本医疗的有效消费不足。
医疗保健公共消费低对其他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
我国医疗保健公共消费一直都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甚至有下降趋势,这也间接导致了我国医疗保健居民消费比重的提高。医疗保健公共消费在医疗保健消费中的比重偏低医疗保健公共消费包括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据卫生总费用核算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19980.4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5732.5亿元(占28.69%),社会卫生支出7196.6亿元(占36.02%),两者合计占64.71%[8]。可见,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卫生投入的增加和各项医疗保健制度的完善,医疗保健公共消费有所提高,但在卫生总费用中所占比重却仍然较低,远低于OECD国家,如加拿大(70.5%)、芬兰(75.1%),甚至低于部分中低收入国家,如阿根廷(71.3%)、古巴(85.5%)、泰国(74.3%)(以上均为2008年数据)。医疗保健公共消费不足,对居民其他方面的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通过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消费结构的对比发现,相同收入水平下,由于我国政府在过去数年中对教育、医疗等社会发展事业的财政投入不足,我国城乡居民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比重分别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8个和1.45个百分点[9]。有研究显示,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以此推算,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5810.7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7.2%),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支出比重得以降低至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居民消费率可以从目前的38.2%提高到41.3%,最终消费率可由目前的52.1%提高到55.2%,比目前水平高出3.1个百分点[9]。
保健品和特需医疗市场
保健品和特需医疗的市场需求旺盛。数据显示,1998~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滋补保健品消费支出从16.77元增长到133.88元,增长了8.98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79%,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年均增长13.87%的速度;城镇居民人均滋补保健品消费支出占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从8.17%提高到15.63%,提高了8.17个百分点[10]。但是,由于我国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相对滞后,居民的健康消费行为缺乏正确的指引,在保健品和特需医疗消费上尚存在一些问题,亟需通过培养、扩大和规范新的消费热点来满足和引导居民对医疗保健的科学合理消费。对保健品的盲目消费在保健品消费上,很多居民存在盲目性和从众心理,甚至产生了不科学、不合理的“进补”,反而导致了健康的损害。如老年人对“滋补保健型”健康产品情有独钟,服用过量之后反而造成糖尿病;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关注增进食欲、促进记忆功能、提高免疫能力的保健食品,幼儿不科学服用后反而造成性早熟等。特需医疗消费的缺失在特需医疗消费上,由于一些政策和制度的障碍,如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制度障碍、缺少市场细分等,直接压抑或流失了部分高端和特需医疗保健的消费需求,亟需培养或扩大新的消费热点、规范市场,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特需医疗需求。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民营医院共有5736家,占全国医院总数的29%,但其承担的医疗服务量却不足10%[1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的民营医院不能承担起满足居民对高端和特需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的重任。按照国际惯例,高端医疗和特需医疗保健服务一般都交由市场来办,即交给民营医院来提供。而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对高端和特需医疗保健消费的需求势必会越来越大,如果我国的民营医院不能承担起这个任务,那么这部分需求势必会被压抑或者直接流失至海外市场。比如我国目前的老年护理机构、慢性病人长期护理机构等发展缓慢,无论从机构数量还是从服务质量等方面,都远跟不上需求的增长。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提高,对医疗美容、医疗整形等特需医疗保健服务的消费需求也逐渐旺盛,但我国目前对医疗美容、医疗整形等机构缺乏整体的规划和监管,其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导致一部分此类需求的流失。
一、事实观察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储蓄率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呈上升趋势,但进入2000年以后,居民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需求却开始萎靡不振,经济增长大部分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图1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变动过程。以2000年为分界点,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经历过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居民储蓄率的变动则正好相反。其中最终消费率先从1995年的58.1%上升到2000年的62.3%,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49.5%;居民消费率则从46.6%上升到47%,然后下降到2012年的33.5%。同一时期,居民储蓄率则是从24.2%下降到23.9%,然后上升到2012年的50.2%。图2描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并不相同。其中1995-2000年间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加快,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为稳定,2005年以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开始高于城镇居民。但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13.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为1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由此可见2000年后居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下降所引起的,而消费下降并不是由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2000年前后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传统的福利制度如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保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也随之逐步展开。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加,因此开始降低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已有的研究表明居民储蓄意愿首位是由不确定所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储蓄动机已占到57.7%,其中为医疗(养老+防病)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已占总储蓄意愿的12.3%(甘犁、刘国恩,201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镇居民经历了比农村居民更为曲折的改革路径,因此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要强于农村居民,其消费倾向也快速下降。在几项重大体制改革之中,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具有重要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城居保这项重要的医疗体制改革对城镇家庭消费的政策效果。
(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正式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该保险制度只覆盖了部分城镇从业者,没有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和无缴费能力的职工覆盖,上述弱势群体只能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为了完善城镇的医疗保障制度,填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空白区,国家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居保)。城居保主要以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镇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无工作的居民为参保对象,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并引导个人、家庭和集体等多方筹集资金,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保险制度。近几年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循序渐进地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逐步覆盖我国全体的城镇非从业居民,保障城镇居民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2007年城居保在全国79个城市启动试点,2008年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范围,2009年试点城市达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由于城居保所要覆盖的人群是经济水平多样化且分布分散的多个群体组合,因此在具体实施中,遵循自愿参加的原则,但为了减少逆向选择的发生,有些试点城市也在尝试以户为单位自愿参保。根据CFPS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得到调查地区城居保的参保情况,结果见表1。2008年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样本城市城居保的参保比例为12.29%。2007-2008年间城职保的参保比例小幅增加,而城镇居民中新农合和其他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大幅下降,可见没有医疗保险人数比例的降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城居保参保比例的提高。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数据
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健康的变迁情况,以分析社会民生方面的问题。该项目于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上海和广东通过PPS抽样方式进行了入户调查,本文通过对这两年样本的整理,获得了模型回归所需要的845个家庭所有变量的面板数据。本文按照臧文斌等(2012)的方法区分城居保家庭与非城居保家庭,把在2007年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并在2008年至少有一人参保的家庭作为城居保家庭,至少有一人符合参保条件但在两年里都没有参保的家庭作为非城居保家庭。通过这样的处理,我们把前一组作为实验组,后一组作为控制组,来考察城居保政策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从表2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8年城居保家庭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其中人均医疗支出要高于非城居保家庭,而其他各项支出都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另外,城居保家庭男性户主所占的比例高于非城居保家庭,全体样本户主年龄平均大约为54岁,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比非城居保家庭户主的年龄要大6岁左右。户主婚姻状况以已婚为绝大多数,且城居保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要低于非城居保家庭。
摘要:通过对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江苏省的实地调查,利用两部模型法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口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拥有更大的健康风险和更多的医疗消费需求,老年人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疾病的严重程度、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和医疗服务的质量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起着决定作用。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消费;就诊决策;医疗支出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12.72%,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95%,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17.83%,高出城市6.16%。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摘要:通过对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江苏省的实地调查,利用两部模型法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口特有的生理特征和疾病模式决定了老年人群拥有更大的健康风险和更多的医疗消费需求,老年人的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疾病的严重程度、参加合作医疗的情况和医疗服务的质量等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口医疗消费起着决定作用。
关键词:老龄化;医疗消费;就诊决策;医疗支出
Abstract:ThispapermakesafieldsurveyofJiangsuprovincewheretheagingextentishighandanalysesthemedicalconsumptionoftheoldpeopleintheruralareaontheTwopartModel.Theresultshowsthatthephysiologicalfeaturesanddiseasemodesofoldpeoplemakethemfacewithmorehealthrisksandneedmoremedicalconsumption.Also,theindividualandfamilysituations,income,health,theseverityofillnessesand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havedecisiveinfluencesupontheoldpeople’smedicalconsumptionintheruralarea.
Keywords:aging;medicalconsumption;decisiontoseeadoctor;medicalcareexpenditure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老龄化速度居世界首位,伴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庞大和老龄化速度快速提高,社会在养老保障、老人福利设施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江苏是全国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省份之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①为12.72%,江苏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95%,名列全国第4,其中,农村老年抚养比达到17.83%,高出城市6.16%。农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的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转移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农村和城市的年龄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强调人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应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因此,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探讨农村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主要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医疗消费和就医状况的分析,顾大男基于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高龄老人患病能否得到及时医治的状况,结果表明农村高龄老人不能得到及时医治的比例略高于城镇[1];任远初步探索了老龄消费市场的特征,提出老龄人口由于生理衰老形成了以“护理服务”、“护理商品”和“护理设施”消费为主的老衰老龄市场[2]。然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仍主要集中于对城市老年人医疗需求和医疗服务利用的研究[3-5],缺乏对江苏省这一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的分析,对江苏省老年人医疗与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仅见于黄润龙等,他们对江苏省高龄老人健康状况的进行了分析,探讨了高龄老人的婚姻、家庭、性格和精神需求、生活自理能力、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及健康状态等问题[6]。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江苏省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构建两部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老年人就诊决策与医疗支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应对农村老龄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决策提供依据。
二、农村老年人医疗消费的特征
1994年,以“两江”(九江、镇江)试点为标志,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综合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改革的重点足医疗领域和药品流通领域。总体来看.对医疗领域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医疗机构的供给主体的改变:“举办医疗机构要以同家、集体为主.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为补充。”要“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对药品流通领域的改革主要体现在药品集中丰fJ标采购、药品价格管理、整顿药品流通秩序:部分改革措施直接影响到两个领域.如:医疗收入与药品收入分开核算、分开管理.医院门诊药房改为药品零售企业等。对于改革的总结评论.理论界从来就没自.停止过,胡善联总结j,药晶降价、招标采购、药酷收支两条线管理等政策存在的『Ⅱ】题和争论的焦点m21:钱东福认为药品费用控制政策没有起到降低药费的作用f3I:_吗安宁指出了医疗改革过程中的认识误Ⅸ等等I;I,总体来说,理论界分析r医药改革过程中政府失灵和fH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普遍认为当前的改革对降低人民医约费用、减轻人民医药负担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结论都以医药费用的涨跌作为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准.众所周知.医药费用实际l二是医药产品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直接影响他们医,,福利水平的是最终的医药消费量.因此只有对医药消费链的衡鞋彳‘是最叮信的I”。本文就以医药消费豉作为评价标准.财我幽前阶段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再次评价。
l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医药消费的总体概况
医药消费既包括医疗服务的消费.又包括药品的消费.这两种消费项目下义分别包含若干小项目.在统计f:极为困难㈣。所幸,我们不需要计算这些单个项日的消费量再求和也可以获得医药消费量的数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罄》,我们知道,医疗保健用品包括医疗器械、中药材及巾成药、西药、保健品、医疗保健服务等项目.这上E足本文所指的医药消费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罄》我们町以获得“医疗保健支出”数据,该数据在扣除物价卜.涨因素后.完会町以代替医药产品消费量作为我【日居民医药消费水平的评价指标/71。表l显示的是经价格指数调整后的我同城镇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在近8年内的变化情况.即是医药消费量的变化情况。8年间(除了1999年)在扣除物价上涨闪素后,实际的人均医药消费量逐年增加.医药消费在居民全郎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晕也逐年提高。这一事实可由图l进一步得到证明,8年来.人均消费性支出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以几近相同的速度增加。但医疗保健支出却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根据已有的研究研,医药消费品属丁边际消费递增产品.它会随着收入的增长以更高的速度增长。那么.图I显爪的医药消费的高增长到底是ttt于医药消费品本身的经济属性决定的.还是这8年的医药改革确实改善了人们的医药福利水平呢?这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2模型与数据
2.1模型
根据常识.个人医药消费量受人均可支配收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保险状况、个人消费爿惯,年龄等因素影响。有许多影响因素是难以控制的.把影响因变最的观测不到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恒常不变的;另一类则随时间而变。令i表爪横截面单元.t表示时期。可以得到下面的模型:Y.I=po+60I)+BlX。+4+Ud(1)i表示某省市.而t表示时期。变量D是t=l时等于0.而当t=2时等于l的虚拟变量。当t=l时,截距为B。,t=2时,截距为Bo+80。变量ai包括了影响Y.。的全部观测小到的、在时间卜恒定的因素。在本文中指那螳影响医药消费的.f日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消费习惯等;误差U。代表r冈时而变且影响着Y。。的那些观测不到的因素;X。表示可观察剑的影响医药消费量的因素,在本中指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数。采用差分方法对模型进行改造。,由于消费习惯属于固定因素.因此在差分过程l}J被删除。经差分后,模型的形式转变为:AY=80+Ad+13AX+AU.(2)表爪变量从t=l剑t=2的变化。非观测效应ai不再出现在公式中,因为它已经被差分掉了,式中的截距8。,是在保证j£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医药消费最从t=l到t=2的变化。d是虚拟变最,将1997—2005年期间.分为7个时间段,8有7个倩,考察这7个值的变化.就可以得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医疗体制改革带来的人均医药消费量的年际变化,.因为在1997--2005这8年中.我国进行了不问断的医疗卫牛体制改革.有的足针对医疗领域的.有的是针对药品生产与流通领域的。年际之间改革的内容、手段都有所小同.因此用年度虚拟变量来表爪改革措施实施的后医药消费氍的变化是恰当的,、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年与年之间的医药消费琏是否存在娃著差异,也就足6值的符号及其显著性.以此判断改革的效果。
2.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同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97--2005年.选取除自‘治区外的30个省为样本。.这样选取数据和样本是冈为:第•。我凼医疗体制改革。特别是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从1997年正式肩动:第二.自治区的数据在个别年份难以获得.考虑到30个样本L三属于大样奉。囚此占掉该区数据小会影响分析结果,具体来讲.本文涉及以卜.项日数据:医疗保健支出,此数据为医药消费龟的变量: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卫生机构技术人员数与当年的人口数相除{珥乘以10叩0得到).此项数据用以代表医疗供给对医药消费量的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医疗保健价格指数:可支配收入(千元)。
摘要:文章首次采用奥尔多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基本医疗保险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基本医疗保险的推广对中国城镇家庭的医疗消费支出并无显著影响,但使非医疗消费支出和总消费支出各提高6%。目前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较高但保障水平较低,政府着力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对扩大内需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消费支出;非医疗支出
一、 引言
由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对抗个体健康风险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理论上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可以对扩大居民消费起到积极作用。中国自1998年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职保),2003年和2007年又分别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居保),从制度上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而且政策制定者也希望基本医疗保险的推广和普及能成为打开国内居民消费的“金钥匙”。那么,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是否对居民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指导,进而能为制定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二、 文献综述
国外许多文献集中讨论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Chou(2003)使用1995年台湾国民健康保险(NHI)的自然实验数据,通过DID方法研究了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与劳工保险相比,国民健康保险使家庭储蓄平均降低8.6%~13.7%,而家庭消费支出则平均上升2.9%~3.6%。Wagstaff(2005)通过对比1992年和1997年的越南家庭面板数据,发现越南健康保险项目(VHI)能使居民家庭非医疗消费增加,且非食品消费受到的影响比食品消费更大。
而目前关于中国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特别是非医疗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则并不多见。相关研究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时间不长,同时包含家庭消费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微观数据较难获得。在仅有的几篇文献中,马双等(2010)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参保家庭比未参保家庭有更多的营养物质摄入量,参与新农合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增加约81元。臧文斌等(2012)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消费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提高了参保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提高的幅度分别为20.2%和12.6%。马双和甘犁(2010)研究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发现城职保能增加11%的居民消费。
现有的研究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或者仅仅关注居民食物消费,而未将居民家庭全部消费支出作为分析对象;或者只关注某一种社会医疗保险,而未将城居保和城职保两种基本医疗保险综合考虑,未从整体上考察城镇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目前国内对医疗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还很不充分。鉴于此,本文采用奥尔多2009年的调查数据,在收集到较为丰富的居民消费支出和医疗保险信息的基础上,拟对医疗保险与城镇家庭消费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内容提要: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程度决定了医院改革的成效。而患者医疗消费的满意度则取决于其消费体验期望水平与实际感受水平的比较,通过设计信度、效度均可靠的测量量表,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客观收集患者医疗消费体验的相应数据,统计得出的价值曲线表明,患者在情感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三方面的期望值与实际感受水平落差较大,这为我国现阶段医院提高患者满意度,有效实施体验营销明确了方向。
关键词:医院;医疗消费体验;期望水平;实际感受;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3-0137-05
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影响下,各级医院的经营管理理念也在不断创新,如何更好地满足医疗消费者的各种需求成为医院管理中最为重要的问题,而患者的满意度与其在医院消费整个过程的体验息息相关。研究中我们通过设计医疗消费体验测量量表,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长沙市多家医院患者的医疗消费体验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经过统计分析得出了相应的结果,目的在为医院实施引入体验营销提供相应的参考。
一、测量量表的生成
研究者首先采用文献研究、医疗消费者访谈、专家访谈和论证获得初始测量量表,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对医疗消费者(患者)的预测获得实测量表,并根据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取研究样本的相关数据,最后采用spssl3.0统计软件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有效检测。
(一)量表初测题项的建立
查阅国内外文献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尚未有一套完整用以测量医疗消费者体验消费的测量量表,因而以苏子忻、何雍庆发展的消费体验测量量表为基础,结合对医疗消费者和专家的访谈,初步确定影响消费者选择医院就诊的相关体验因素与指标,得到初始量表。医疗消费体验的初始测量量表由五个维度共25个问题题项构成: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和关联体验,每一维度在问卷中各设计5个相关题项;问卷采取5级李克特(Liken)量表的形式。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上1993-2011年城镇、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分别分析了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城镇居民消费与住房支出和医疗支出呈正相关,但住房支出对其影响较小,并且与教育支出呈负相关;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当期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都呈正相关,但是住房支出对其影响也较小。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结合我国当前的现状,并最终提出合理的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 住房支出 教育支出 医疗支出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然而,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消费在整个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也逐年下降,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4下降到2011年的0.69,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5下降到2011年的0.74。相反,伴随着平均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城乡居民的储蓄却屡创新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医疗、教育、住房的不断改革,逐步实现了市场化。然而,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市场化似乎并没有给国民带来多大的实惠,相反,使得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这些社会保障公共支出逐渐转移到了老百姓自己的身上。再加上市场化改革后,药价、学费和房价不断上涨,且上涨幅度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从消费结构看,1993年开始,娱乐教育文化支出超过家庭设备成为第三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成为第四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而从增长速度来看,1990—2006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增长最快。所以,在老百姓身上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因此,学术界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新的三座大山使得居民不敢消费,反而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不确定性支出,使得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萎靡不振。那么,真的就如大多数学者所说的这样,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Leland(1968)对预防性储蓄进行了理论阐述,后来经过多人的不断改进,形成了目前为大家所认可的消费理论。Kimball(1990)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使得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但国外对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观点。那么,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是否是因为居民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引起的呢?黄继炜(2008)研究教育和医疗价格的变化,发现教育和医疗价格的上升会对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负面的影响。杨水根和雷楚晶(2013)基于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医疗保健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消费支出存在正向相关。骆祚炎(2010)研究了住房支出、住房价格与居民消费的影响,他认为住房支出的比例与居民消费的增长呈负相关。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他们以经验时事观察为基础,利用CHIP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截面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12%,两年混合截面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张乐和雷良海(2010)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研究了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制度变革引起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是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三、实证研究
作者:韩雪 俊雯 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原有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保障都转化为居民未来的自我账户的支出,这无疑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国外学者对预防性储蓄的研究侧重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更多是由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改革不彻底、房地产市场泡沫过剩导致的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因而,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全民医保的推行,中国居民消费应该有增长的潜力。
国内外的研究进展
关于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最早研究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的理论模型是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认为:人们在中年期劳动获得收入并将一部分作为储蓄是为年老提供经济保障,所以社会保障对个人储蓄,进而对当期消费有很大影响,即社会保障能促进当期消费[1]。在生命周期假说理论以及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MiltonFriedman)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预防性储蓄理论。预防性储蓄一般指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消费者超出平常水平的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进行的储蓄,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收益以及支出的波动[1]。居民家庭面临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于这种经济上的风险,可以去储蓄和保险两种方式区规避风险。谨慎的家庭采取增加储蓄的方法自我保险即预防性储蓄[2]。事实上,预防性储蓄理论建立在在理性消费者和消费效用最大化前提下的,它的内涵和消费储蓄生命周期假说是一致的。随后一些关于社会保障是否能刺激消费的实证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完全同预防性储蓄理论一致。支持者如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即资产替代效应(资产替代效应是指社会保障财富作为家庭财富的一种形式,使得人们在退休之后仍然可以获得收入)和退休效应(退休效应是指社会保障激励那些本领愿意工作更长时间的人提前退休,这意味着有收入的时间缩短,因而需要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他利用美国近四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预测了社会保障总给付,进而分析得出社会保障大幅度能降低储蓄额,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反对者如JonathanGruber认为,失业保险福利能够帮助失业者在失业期间平滑其消费。但失业保险福利的这种积极作用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在最初失业期间能够平滑消费,对消费水平没有永久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以上有关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都是侧重对收入不确定性的研究,然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储蓄和消费。而在未来支出中最具不确定性因素的就是医疗费用。所以基于医疗保障体系对消费的刺激效果的研究也很多。比较有影响的研究如kotlikoff于1989在生命周期的基本框架下,基于经典的凯恩斯的消费储蓄理论,分四种情况对不同医疗保险制度影响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当医疗保险制度很完善的条件下,最优消费水平才会提高[3-4]。Shin-YiChou基于1995年台湾出台全国医疗保险(NationalHealthInsurance,简称NHI)制度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NHI能大幅度降低居民对未来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大大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5]。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国恩教授等人针对中国现行的社会医保体系中的三大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URBMI)、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UEBMI)新型农村合作医疗(NRCMI)是否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推行能显著提高居民消费。
研究内容和方法
由于很难获取由家庭收入、医疗费用支出、参保情况、保费支出等变量构成的大容量样本,本文将通过经济学理论假设和效用函数假定模拟政府投资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并进行数据模拟对模型进行进一步阐释。建立消费模型根据建立简单的两期的消费模型:即人们的生命周期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青年时期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收入并按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基本医疗保险金;第二期退休在家,如果生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这是可以享受政府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补贴。该人的第二期(老年期)消费预算约束如下:(式略)根据以上赋值可以计算所得政府对基本医疗保险的支出的增加对居民人均消费的边际影响为492.59。因而,理论上政府对社会医疗保险的投入能有效拉动消费。
结语
(1)效用模型的普遍适用性文中虽然仅用效用模型证明了社会医疗保险对拉动消费的积极作用,事实上生命周期假设和效用模型富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如限定消费发展水平时可以计算出合理的社会医疗保险补偿比例;又如根据不同人群来调整效用函数方程,获得针对某群体的最优缴纳保费比例a*以及适当的补偿比例b;再如利用效用模型预估未来最大限度的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blimit,来应对参保人数上升参保群体老龄化的压力。同时效用模型也有助于分析基本医疗保险对消费的挤出效应。(2)医疗保险体系需要完善本文演绎的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医疗项目中的各种费用,适用于各种疾病种类(尤慢病、高危病)。但是,事实上基本医疗保险只能保障居民基本的卫生医疗需求。因而,只有在商业医疗保险也协同发展的条件下,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进行补充,才能保证医疗保险覆盖人群更广,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医疗保险需求,提高医疗保障的质量,并进而更有效地促进消费。
【摘要】文通过描述我国医疗保健消费的现状,分析影响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主要因素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为合理引导我国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提供相关信息和理论依据,这将有助于居民形成良好的医疗保健消费习惯,避免盲目消费而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关键词】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因素;地区差异
一、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意识开始转变,城乡居民的健康行为有了很大改善,人们开始从传统的寻医问药转向更加注重养生保健,医疗保健消费需求随之扩大,并且向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有调查显示,医疗保健消费已成为我国居民家庭生活消费的热点,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之一。
本文通过描述我国医疗保健消费的现状,分析影响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主要因素和地区之间的差异,为合理引导我国居民的医疗保健消费提供相关信息和理论依据,这将有助于居民形成良好的医疗保健消费习惯,避免盲目消费而造成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二、我国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一)收入
收入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影响医疗保健消费水平,也会对消费结构的改善有显著的作用。同样,医疗保健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也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其医疗保健消费的边际倾向越大,对医疗保健消费的需求也会相应提高,消费水平也会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也会更加合理。但我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加剧了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居民医疗保健水平的差异。有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对整体消费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