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征文范文精选

1935年12月9日，一个令人痛心，但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日子。在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了，当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听到下令“绝对不抵抗”后，他们像雄狮一样怒吼起来，把“九·一八”以来郁积在心头的仇恨和对的愤懑都迸发出来，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掀起了“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爱国学生又一次的行动，并得到全国人民响应的运动，至今已整整七十五周年了。今天，我们在此聚会纪念，面对他们“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爱国情操；面对他们“爱祖国高于一切”的爱国热情；面对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我们的心能平静吗？我们能无动于衷？当然不能！我们要学习和发扬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及忧国忧民的光荣传统。

如今，作为我们跨世纪的一代，面对未来祖国前途无限光辉灿烂，我们更应该具有爱国之情和树立报国之心。当远访国外参加演出的同学为了中国的毅然放弃时，我们不禁要对他们的行为肃然起敬；但我们的学生闻听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上街游行以示抗威时，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学生高昂的爱国热情，再一次从他们的身上感到了流淌着的爱国热血；当看到一个个海外归来的游子们，用他们的知识报效我们祖国时，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爱国情操的巨大动力。它才真正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它才真正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它不是与生俱来，但它是厚积薄发；它不是上帝，但它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兴亡；它不是利剑，但它永远是对外最有利的武器。

“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面对中国入世，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和平与发展的当今世界，我们面临的不再是战争的洗礼，而是就业的竞争。我们的报国之举也不再是抛头颅、洒热血，而是学知识、建家乡。其实，无论是战争还是竞争，我们都需要一颗爱国之心，只有高尚的爱国情操才能架起我们心中的一杆利益之称，是“人不为己，天株地灭”呢？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

记得古罗马哲学家维吉尔曾经说过“命运始终厚爱勇敢的人”。让我们在文化学习中，勇做一个敢攀登的人；在业余生活中，敢做时间的主宰者；在社会实践中，争当一个活雷锋。同学们，让我们勇敢地站起来，高举着“弘扬爱国之情，树立报国之志”的旗帜，向着祖国的繁荣，经济的腾飞，民族的振兴而奋勇前进吧！

七十五年的岁月，是短暂还是漫长？他花白了一位老人的须发，却不过是悠悠千年的一次停歇。七十五年的岁月，是忘却还是铭记？他模糊了那些往昔的记忆，却让一个名字，一腔深情，一份生生不息的中华魂更加镌刻于心。一二九，满载着我们最深切的敬仰。

而今，这份历久弥新的中华魂，带着中国人敢比天命的豪情，伴着青藏铁路的车轮轰响微笑在一片青稞丛；而今，这份历久弥新的中华魂，带着中国人追寻嫦娥的浪漫，伴着明月几时有的天籁傲然于茫茫外太空；而今，这分历久弥新的中华魂，深深熔铸在这六个烫金的大字—-民族 理想 荣誉，你能感受这份深沉的分量？

同为青年，前辈们付出的是生命代价，而我们还在抱怨着作业好多课业好重；同为青年，前辈们思考的是民族兴衰，而我们还在惦记着那本青春小说和电视剧的结局；同为青年，莫为那些无谓的小事牵绊，明确方向，我们有更大的理想；同为青年，我们又该如何把握今天的时光，才对得起前辈们的热血头颅？同为青年，或许有人感叹生不逢时，和平的年代我们再也无法把一份对于民族的感怀演绎得如同战火纷飞时那样精彩，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能铭记历史，面向未来，心有他人，胸怀天下，并且时时刻刻都坚守贯彻着，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精彩呢？

摘要：本文从影片《斗牛》的创作和接受角度去考察影片的互文性手法的运用，总结出第六代导演管虎在电影叙事上对以往佳作的继承与革新，《斗牛》与管虎的成功，给当代电影人一个讯号，互文性在运用中将日渐成熟，并成为不可或缺的电影叙事手法。

关键词：斗牛；管虎；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134-01

管虎新作《斗牛》于2009年9月11日上映，上映仅三周票房就已经超过千万，得到了观众、影评界和媒体的一致认可。由于在艺术和商业上都很成功，该片获得台湾金马奖七项提名，草根谐星黄渤也凭此片获得第46届金马影帝。

这部电影虽然在剧本和创作团队上显示出了原创性，剧本由导演管虎亲自操刀，改编自赵冬苓小说《八路牛的故事》，女主角由“中国第一老板娘”闫妮饰演，男主角则请来了喜剧演员黄渤来担任。但是，如很多影评所注意到的，《斗牛》中有很多形象、场景、桥段似曾相识，这就涉及到了电影中的互文现象，我们把这样电影叫做“互文电影”。“互文性”一词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原意为在编织时加以混合，现在是指“根据符号学原理研究电影作品之间的相关性的方法论概念。”很多研究者都充分肯定了互文性在文本中的价值，那么对于我来说，通过分析《斗牛》这部影片与整个电影文本世界的关系即通过互文性来评析电影、把握电影的表述策略，也不失为一种合理方法。

首先是色彩运用上的互文。《斗牛》全片基本以沉重的黑白色为主，全村男女老少基本都身着灰青棉衣，只有女主角九儿身穿一件红色碎花棉袄，她活跃在荒凉破败的村子里，高喊着“妇女解放”，如同黑暗中绽放的鲜艳花朵。这种色彩偏重手法早在1925年的黑白片《战舰波将金号》中就已出现，只不过当初由于电影技术上的限制，使用的是手工上色的方法，让一面红旗出现在银幕上，象征着革命。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另一位大师在电影中运用了类似的手法，那就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他在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同样让一个穿着红色外套小姑娘的点彩镜头出现在黑白片的整体框架中。这可以说是继承和借鉴了爱森斯坦的表意手法和修辞思想，两者都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意识。”管虎借鉴了大师的手法，让身着红色棉袄的角色具有了独特的象征意味。他运用互文手法使得红棉袄小寡妇与《辛德勒名单》中红棉袄小姑娘取得一致的主观精神内涵：其一，两部影片都以黑白片为主，在残酷的战争和屠杀中，泼辣的小寡妇与可爱的小姑娘象征着希望与理想，打破了观影时的沉重的氛围，使得人们获得心理上的舒缓与放松；其二，两个无辜的生命都在屠杀中丧失了生命，无论是法西斯纳粹党，还是日本侵略者，他们都是人类破坏本身的残忍力量，由此揭示了战争的破坏性，表现了反战情绪。

其次形象塑造上的互文。一是黄渤“倒霉蛋”的形象；他延续了“疯狂”系列的“倒霉运”，这次牛二一如《疯狂的石头》中的黑皮、《疯狂的赛车》中的耿浩，总是事与愿违。片中“牛二”带给观众的熟悉感，是基于黄渤饰演的银幕形象已经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关注，并产生较大影响，这就有利于观众接受，降低了影片风险性。

二是“九儿”的形象；只要对张艺谋电影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红高粱》中也有一个“九儿”。两个“九儿”，都是大胆泼辣的农村妇女。作为寡妇，她们都选择了另外的情感归宿，《红高粱》中的九儿钟情余占敖，《斗牛》中的九儿与牛二有了婚约，她们从行动上讽刺了传统社会的贞节牌坊，瓦解了压抑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反传统的层面上体现了广大劳动妇女的果敢与大胆；作为母亲，她们充当了男人的心灵支柱，虽然《斗牛》的九儿没有孩子，但是牛二将哺育人类的奶牛唤作“九儿”，使得九儿与奶牛在精神内核上获得了统一，从而让九儿也具有了母性特征。最后《娘歌》在影片中的出现，使得《斗牛》中奶牛与寡妇共同塑造的“九儿”形象，从牛二所钟情的“九儿”上升为中国男人的“理想”。“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英雄只有一个，就是九儿，喂我们吃奶，给我们喝酒。”《红高粱》中九儿死在日本鬼子的炸弹里，《斗牛》中的九儿死在日寇的扫荡中，她们都是无辜的劳动人民，她们的死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

摘 要：竹文化的积淀使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九江本土对于竹文化有着特有的情感，竹产品已经深入九江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例如，瑞昌的竹编产品已经成为九江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融入了人们的生活，竹产品沉淀了九江人民的情感、观念、思维和理想，是九江人民的生活文化和审美意识的综合文化符号。同时，运用形态语义学设计原理对竹文化进行解构和重构是契合九江本土文化需求的。

关键词：竹文化；形态语义；九江市公共座椅

形态语义是研究产品语言意义的学问，其理论系统深受世界哲学体系影响，给现代主义设计带来灵感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产品设计的发展。九江市公共座椅现阶段主要以购买成品座椅为主要手段，而缺乏对于本土文化的有效诠释。九江及周边地区有着丰富的竹类资源，江西的红土地属于酸性土壤，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特别是毛竹类植物的生长，所以在竹子在九江人民的生活中有着独特且无可比拟的功能和作用。不论从物质还是精神，竹产品已经深入九江人民生活的每个角落。例如，瑞昌的竹编产品作为九江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也在逐步发展和变革，竹产品沉淀了九江人民的情感、观念、思维和理想，是九江人民的生活文化和审美意识的综合文化符号。

1 竹文化在九江本土文化中的地位

从古至今，九江人们利用竹材已经创造出各种艺术产品和生产生活工具。例如，竹编家具、竹编灯具、竹编绘画、竹编雕塑等，九江人民喜爱竹产品也崇尚竹文化，这是九江人民在长期劳动中总结的一种做人的精神风貌，如虚心、气节等。竹子有着不畏逆境、不惧艰辛、中通外直、宁折不屈的品格，这是竹文化赋予竹材质的一种精神财富，也正是竹材质特有的审美价值，竹文化为九江本土文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底蕴。

同时，濂溪文化作为九江本土文化的来源，有着与竹文化相近的文化内涵，濂溪文化来自于北宋时期的思想家濂溪先生――周敦颐，他晚年在九江所作的《爱莲说》表明了他对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赞赏。竹子坚韧挺拔、空心有节等自然属性及文化底蕴与九江地区的濂溪文化在道德意识及审美意识上不谋而合，被赋予了人格化的意义，成为高风亮节、虚怀质朴等的精神象征。这也是竹文化在九江地区被大家认可的原因。

2 竹文化在九江市公共座椅设计中的语义构建

2.1 竹文化在九江市公共座椅设计中的语义解构

[内容摘要] 设计符号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应用由来已久，本文把表达象征意义的抽象设计符号分解成一些具体的艺术元素来加以分析中国建筑的传统文化，从传统建筑的表面形式挖掘其深刻的内涵，旨在为当今对传统建筑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符号；图腾 ；设计 ；传统建筑

设计符号是设计文化有效展现的直接载体。它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简化手段，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和代码系统。通常来说，可以把设计的元素和基本手段看作符号，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加工与整合，实现传情达意的目的。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中使用了大量的设计符号，这种建筑艺术传达出来的种种文化内涵总以某些艺术元素表达出来的。这些元素符号由来已久，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图腾的元素符号

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作为建筑物附属物的图腾常以雕刻、绘画或祭物形式出现在建筑中。人们把图腾、祖先像转形为赐福的祥瑞生命符号。如《礼记・礼运》所称四灵：麟、凤、龟、龙都是由远古图腾崇拜演变而形成的理想动物。

龙为夏民族综合了各氏族的图腾,成为超自然力量化身的符号。在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之下，龙成为皇帝的象征，成为皇家建筑的装饰的突出形象。龙的“九子”也以各种形态参与着建筑的装饰，鸱吻、朝凤、椒图、螭首、金倪等九种神话动物分别用在不同的建筑部位。

龟崇拜由来已久，唐宋时期，宫殿台阶正中央雕有龙和鳖的图像，凡是科举考中的进士要在宫殿台阶下迎榜。按规定第一名状元要站在鳌头那里，因此称考中状元的为“独占鳌头”。麟，熊曰麒，雌曰麟，中国现存最著名的麒麟形象是南京南朝帝陵的麒麟，南朝帝陵镇守瑞兽有多种神兽，但都由麒麟形象演化而来。

凤是远古时代鸟图腾的融合和神化，居百鸟之首五彩斑斓。仪态万方。凤本为雄性，与雌性的凤凰相匹所谓凤求凰，表示男女爱情。后来凤成为龙的雌性配偶，被看作封建皇朝最高贵的女性的代表，与皇帝的象征龙相配。在建筑装饰中，有“凤鸣朝阳”：立于梧桐树旁，对着初升的太阳鸣叫，寓天下太平之吉兆。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谨遵中学《语文》新大纲的要求，编选了大量优秀的古文名篇，在编撰中比较注重文献资料的运用，其中三个方面表现尤显：一是课后注释多首先标明入选文章出自于那部典籍，且所选典籍较为注意版本的精审，以方便学生课后按图索骥的查阅原文及相关资料；又能逐渐加强学生的文献意识，读书当慎选版本，清儒张之洞曾告诫青年学子读书当明于识断，精选版本，“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1]（《轩语・语学・论读书宜有门径》）二是在对字词句意解释时，详尽地占有资料，历求释意的准确。三是课文后的补充资料与专文论述中，亦多引文献典籍，以便学生加强对原文的深入解读。当然，人教版中学《语文》在运用文献时，亦有不妥甚或不确之处，如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第二单元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引用资料即有误。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当注意对文献资料甄别、补充，从而开启学生心智，拓展知识，增强教学效果。

一、考辨正误，品评优劣。“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说，“文”为文章典籍，“献”为贤，贤才也，即博学多识、品德高尚之人[2]；孔子之论，即认为征引文献以证礼乐典章制度，以加强其权威性，故征引文献为历代学者文人所重。文献征引的原则之二是“精”“核”，即征引须典型、准确，不得断章取义。人教版《语文》在文献引用中时有明显错误，在注释中亦有不妥之处，有优劣之分。教师当有质疑精神，不唯上，不唯书，查阅原典，认真阅读，明正误，辨优劣。《迢迢牵牛星》的注释的第（1）条，有两处引文不精审，引刘勰《文心雕龙》评《古诗十九首》语为“五言之冠冕”，误，当为“实五言之冠冕也”[3]；引钟嵘《诗品》评语为“天衣无缝，一字千金”，误，“天衣无缝”当为“无缝天衣”，语出王士祯评语，曰：“《十九首》之妙，如无缝天衣。后之作者，顾求之针缕襞绩之间，非愚则妄。”[4]“一字千金”语出《诗品》，当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5]；二语出于不同作家评语，当征引准确精审，且各自评论的侧重点亦不同，王士祯评《十九首》之诗结构密合无间，起承转合，无为而为，珠连壁合；钟嵘评《古诗十九首》文词温厚婉丽，意蕴悲怆清远，诗文“精警”而富有感染力。又本诗调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特别是叠词的运用，质朴清丽，使这一想象力丰富的浪漫爱情故事真挚感人，凄怨缠绵。人教版教材在课后的“作业”处理要求之一就是需要指导学生体味“六个叠词的艺术表现力”。《迢迢牵牛星》叠词的运用极其“自然”，达到“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6]，即叠词的运用变化多端而又和谐统一，极尽情态，各尽其妙。人教版教材对诗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两句的解释未作“互文见义”处理，于文意未佳，当商榷，首二句互文，且文词不可互换，河汉清浅，一水相隔，但对不能长相厮守的牛郎织女来说，近在咫尺，形同天涯，即为“迢迢”；一年只有一次相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鹊桥仙》），在情人的眼中，对方永远皎皎，明亮美丽。“纤纤”状织女的美态，“札札”写织女织布之声；“盈盈”，据袁行霈先生考释，其意当为状织女之“端丽”，甚确[7]；“脉脉”，相视无语貌；末尾二句则写美丽的织女在清浅的天河边含情相视一水相隔的牵牛，心涌情愫，满目含情，与银河之水交相映照，仿佛二人深情充盈水间，摇曳生姿，美丽动人。

二、旁征博引，追溯源流。文献征引原则之二是“博”“约”，在广博的基础上力求精约、典型。人教版《语文》教材在文献征引时，有不典型或者不全面之憾，甚至有遗漏之处，需要教师追溯源流，掎摭利病，以求引用全面准确，或补充与课文紧密联系的资料。如《迢迢牵牛星》课后的作业处理要求之一是需要学生联系牛郎织女的传说，诵读诗歌，体会“盈盈”二句激发怎样的想象。这就需要查询资料方能解决。追溯源流，牵牛与织女的故事在文学史上经历了一系列演变，关于此的记载，就现有典籍，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8]织女与牵牛为星宿名，织女三星和何鼓（即牵牛）三星分别在天河南北，隔河相望，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于此有翔实的记载。《大东》之诗乃“刺乱也”[8]（《毛诗序》），诗人仰观俯察，天人相系，织女星“终一日历七辰，有西而无东，不成织法报反之文章”；牵牛星，“虽则有牵牛之名，而不曾见其牵牛以用于牝服大车之箱也。”二星皆有名而无成也，以二星为比，“五官司徒见列于朝耳，何曾有用乎？”[8]（孔颖达正义语）在这里，只是拿织女牵牛的形状作比，尚未有将此二星宿作拟人化的描写。汉代班固《两都赋・西都赋》有“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的描写，李善注引《汉宫阙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9]《三辅黄图》卷四“汉昆明池”条引关辅古语亦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10]张衡《二京赋・西京赋》亦云：“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9]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武帝发谪吏穿昆明池，池边立有织女牵牛石人象，两两相对[11]。从以上典籍所载来看，在汉代人们将牵牛织女二星宿作神人看待，且两两相对，关于二者的关系内容尚难确考。在其后的建安文人诗歌中，曹植《洛神赋》有“叹瓠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之句，曹丕《燕歌行》中有“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之句，李善在对二诗文作注时，引曹植《九咏》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9]综上所述，在建安时牵牛织女演变为一对情深意厚的夫妻，其爱情故事凄美而缠绵，至此以后关于此的诗文蔚为大观。马茂元先生认为：“把牵牛和织女说成夫妇，而且给他们之间的爱情染上一层悲剧色彩，使这一故事显得分外的优美动人，则完成于东汉末年，见存历史文献里，这首诗是最早而最完整的纪录。”[12]由此可见《迢迢牵牛星》一诗在牵牛织女故事的演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且本诗想象丰富、优美，构思奇特，具有浪漫色彩，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这一故事演绎的缠绵悱恻，“写无情之星，如人间好合绸缪，语语认真，语语神话。”[13]并且，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文人五言诗的想象，不同于汉乐府民歌想象的质直、粗野、浅近、离奇，既追求意境优美空灵，又力求含蓄深邃，具有很深的文化意蕴，表现出文人精美化特征。

参考文献:

[1]转引：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王士祯.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摘要：光绪朝后期，清政府先后对一些常关进行了整顿。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或厘清吏治，或精简机构，或陋规归公、杜绝贪污，或厘定税则，或增减征税口岸，等等，应该说，一些常关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然而在国家部分丧失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对常关的一系列改革，不可能挽救其彻底衰落的历史命运。虽然总税务司对常关改革有一定成效，但同时也是不断侵蚀清政府直接管理的常关税收的结果。

关键词：清末；常关；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76-06

清代榷关是明代钞关的继承和发展，其稳定有序的征税系统，也将中国榷关制度推向完备，成为清政府征税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国家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鸦片战争后，原属榷关序列中的海关陆续被列强控制下的近代海关所接管，其余榷关改名为常关，仍归清政府管理，并依然在清代财政中占有一席之地。

长期以来，榷关研究特别是晚清常关研究一直是相对沉寂的领域。近年来，对榷关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足，清政府采取了何种措施避免近代常关的衰落?这个问题能否解决，直接涉及到对晚清常关的评价。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研究，用实证的方法，阐述晚清常关的改革，并由此认识当时的一些社会经济实况。

一、清代前期榷关概况

清代前期榷关是清政府对长途商业进行管理和征税的机构，也是近代常关的前身，有户关、工关之分。户关属户部管辖，征收百货税，以资国用。工关则属于工部管辖，征收木税，以资朝廷营缮。

清代前期，国家统一进程的完成，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清代商品流通地域的扩展、商路的延伸、商路网的最终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推动了长途贸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流。建立更多的征收长距离商品流通税的榷关就成为可能。清代榷关经历顺、康、乾三朝的调整，到乾隆朝大致稳定下来。据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年)户关有34个，工关有15个，分布在11个省，主要分布在重要的水、陆、海路等交通要道上。其地理分布是：(1)运河沿岸有崇文门、左翼、右翼关、坐粮厅、临清、河西务、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关等10个榷关。(2)淮河流域有凤阳关。(3)长江沿线有渝关、夔关、荆关、武昌、九江、芜湖、龙江西新关、辰关等8个榷关。 (4)珠江流域有广西的浔关和梧关等2个榷关。(5)在沿海有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天津、山海等6个榷关。 (6)边疆地区的榷关有直隶的张家口、多伦诺尔，山西的杀虎口、归化城，四川的打尖炉等5个榷关。(7)内地关有赣关、太平关等2个榷关。其中比较重要的户部关有24个：崇文门关、左右翼关、坐粮厅关、天津关、山海关、张家口关、杀虎口关、归化城关、临清关、东海关、江海关、浒墅关、淮安关、扬州关、西新关、凤阳关、芜湖关、龙江关、赣关、北新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和太平关，它们是榷关税收中的最主要的部分。

车船使用税自1986年10月1日开征以来，在规范车辆的管理和使用，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诸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各种应税车辆，尤其是农村的各种运输车辆逐年增多，为车船使用税和其他地方税收提供了税源，但是由于农村车辆量多面广，涉及到千家万户，且车辆类型不一，使农村车辆的税收征管成为车辆税收征管的焦点和难点。

近几年，我县地税局对全县农村车辆加强了税收征管，入库税额连年大幅度增长，为该县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征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大量的征纳冲突和问题也接踵而来，致使征收工作越来越难，群众意见越来越多，涉及车辆税收的咨询上访案件接连不断。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看，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既有政策规定问题，又有征管手段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规定不明

山东省财政厅1986年12月在《关于车船使用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拖拉机全年从事农业生产在九个月以上的免税。对全年从事运输业务时间在九个月以上的按全年征税，全年从事运输业务的时间在九个月以下的，可按从事运输业务时间计算征收车船使用税。"这一规定前后矛盾，在具体征管中无法操作，是引起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征收问题上认识相左以致造成农民群众集体上访的直接根源。其一，根据以上规定，如果某农民拥有一辆农用拖拉机，一年之中有九个月用来从事农业生产，其余三个月用来从事运输业务，如果按"全年从事农业生产在九个月以上的拖拉机免税"这一规定，他不用缴纳车船使用税，如果按"全年从事运输业务时间在九个月以下的，可按从事运输业务时间计算征收车船使用税"这一规定，他应当按三个月计算缴纳车船使用税。其二，农民群众抓住"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的拖拉机免税"这一规定，坚持认为自己的拖拉机是干农活的，即使干不满九个月以上，其他时间闲置在家，不搞经营活动，也不应该缴纳车船使用税，更不应该缴纳营业税和其他各税。其三，政策中"九个月以上"、"九个月以下"以及实际"从事运输业务时间"，怎麽来认定，由谁来认定，发生争议由谁来裁决等问题都没有在文件中给予明确规定。

2、执法主体不明

由于农村车辆量大面广，税务征管力量严重不足，为此，税务部门在突出自身执法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按照政府管税、税务部门征税、相关部门协税护税的要求，集中时间、集中领导、集中人力，突击税款征收。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村车辆的税收征管离开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离开各相关部门的配合几乎寸步难行，税款征收的主动权不是掌握在税务部门手里，而是掌握在党委政府，掌握在各职能部门手中，征管工作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款征收工作过度依赖乡镇政府。基本上90以上的农村车辆税收都是由乡镇党委政府强制村委会代征的，不管是税收宣传、税源排查的前期准备工作，还是突击征收的攻坚阶段，都由乡镇政府一手包办，如果乡镇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面，如个别财政状况较好的乡镇拒绝支持集中征收工作，则征管工作就不能开展。另外缺乏必要的、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只要村委会反映税款收齐就盲目确信，而忽视税款的实际情况。二是车辆检查工作过分依赖交警、交通等部门的协助。由于税务部门没有上路查车的权利，若自行上路检查，唯恐给扣上"三乱"的帽子，这大大削弱了税收执法的刚性，造成税款的大量流失。

3、税务处罚难以实施

由于地税机关无权上路检查，有关部门又无法定的配合义务，开展农村车辆税收专项检查难度很大，检查效果也不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有关的处罚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施。从当前的情况看，我们对农村车辆税收征管采取集中征收的方式，大量的车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征足税款，时间有限，一些摆出种种理由拒不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如果再对其进行罚款，困难实在太大，但对一些不从事生产经营的三轮车又没有查封、扣押物品的权利，结果导致要麽对一些偷逃税款的行为无法打击处罚，要麽出现执法简单化的现象，也是致使农村车辆税收征管工作难以到位，造成税款流失，不能征足征齐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 要】班彪的《北征赋》承屈原《九章》而来，屈原在《九章》中的抒情方式，班彪在《北征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其句式及述行式的写作方式，《北征赋》也都继承《九章》的特点。

【关键词】《北征赋》；《九章》；情感；写作方式；继承

两汉交替之际，举国动乱。昔年不可一视的大汉盛世已消失无踪，展现在眼前的是满目疮痍及时事的艰难。年轻的班彪在战乱中饱经伤痛，《北征赋》便是班彪感时伤世的纪行叙情之作，而这种纪行叙情的方式并非班彪独有，其源头还得追溯到屈原的《九章》系列作品。《九章》无可厚非地成为骚体纪行赋之滥觞 [1]，这一系列的作品是随着屈原在流放途中的情感与地点的推移排列而成。刘熙载云：“《九歌》与《九章》不同，《九歌》纯是性灵语，《九章》兼多学问语”。[2] 《九章》不独专以抒情并兼以借古写今、讽喻时事，在此若以屈情原感及游历为线索九篇中《哀郢》《抽丝》《涉江》《怀沙》，最能反映屈原流放经历和情感的变化。班彪的《北征赋》也正是继承了这些特点。

一、情感的共鸣

班彪作《北征》无不受屈原作《九章》情感的感染。屈原所作诸篇在情感上的抒发内在情感的篇章不像《离骚》主于上天下地的求索，在《九章》的《哀郢》《涉江》在抒情的同时以叙述记载所经过的地方。是对流放的路途经过之地及心灵的独白。同时也看到了屈原的路途中的激愤之情。刘勰云：“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3] 《北征赋》在情感上对《九章》的继承即处处流露思归情绪。屈原在《哀郢》中表现出对楚国及怀王的恋恋不舍之情，神思哀郁以至“灵魂之欲归”可奈“故都之日远”以至于“至今九年而不复”对于那日思夜想的国土灵魂都为之颠倒，在《抽丝》中，屈原返归的心情更加迫切，屈原在此已不是“欲归”式的空想，直接化为实际行动，不管是否能到达那苦思不得的故土都要为之一试，开始灵魂先行这孤注一掷的博弈。

沉痛的悲哀中班彪亦感同身受在赋中“日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雁邕邕以群翔兮，鸡鸣以哜哜。”班彪看到的不是美景而是思乡，“游子悲其故乡，心怆以伤怀。纷吾去此旧都兮，迟迟以历兹，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更是以直接抒情的方式表达都故土的深深思念。故国家园固已远去而内心的思念源源不绝，行离愈远思情愈见浓烈。可见，“屈子之辞，沉痛常在转处”。[4] 纵观屈原在情感上流露的悲情与班彪《北征赋》之始所叙之情深深地契合。“不得乎少留”的恋乡悲怆正来自屈子那恋楚之情。“游子悲其故乡，心怆以伤怀”与“去故乡而就远兮”一路的流放一路乡心的显现，留下他们点点斑斑的痕迹，情感的波动让悲愤之情了然于读者的内心激起层层高浪。屈原灵魂的歌唱让班彪的情感找到突破口。精神的合一与认同，正是班彪作此文的感人之处。可见，屈、班虽相隔甚远却是心同此情。

另一个方面，这种独特的抒情方式的继承得益于两人俱有的羁旅之行皆非天命，都是人为。屈原被人为的流放自无需多言。《北征赋》序云：“彪年二十，遭王莽败刘圣公立未定，乃去京师，往天水郡”。可以窥见，班彪因战争“遭世之颠覆”，因而，“旧室灭以丘墟”，才“曾不得乎少留”。在逼迫无赖的情形之下“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文中班彪自叹“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这样的羁旅虽非屈原“见疑愈信，中而被谤”式的流放沉痛，但在经历上却有着某种相似即被人为的驱离故土，在情感上自然会有强烈的共鸣。“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与“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都是对百姓对自己的哀愍，在情感上得以相通。屈原在《哀郢》中灵魂深处的歌哭《北征赋》处处体现着“夫何阴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与屈原“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心境何其相似。情感的相通皆见于此。

此外，《涉江》所到地方不同抒发的情感亦有不同并产生了激烈的情感变化。开篇夸示自己的独特之处，拥有一种高傲而自豪的情绪一路毫不停滞地到达“江湘”一带地区，高歌到“虽僻远之何伤”毫无畏惧，勇往直前。怀着高昂的情绪，往更南方前行时所描写景物趋向于阴郁的冷色调以景寄情，并产生了“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吾所如”的徘徊，迷茫之情，这两种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太史公曰：“悲其志”，[5]大抵如是。这种情感的转变在班彪《北征赋》同样有深刻的表现，起势悲怆“我独罹此百殃？”发乎心发乎情的质问，行进中情绪平复“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用比平和的态度去对待羁旅的劳困，在继续前行中不可抑制的情绪一喷而发，以日暮见牛羊归家的情形倾泄自己的不满与悲伤。景物的展现亦主于冷色调“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雁邕邕以群翔兮，鸡鸣以哜哜”。粗线条勾画萧条之景，孤独、迷惘、不知所归之情，直接应承了屈原《涉江》所表之情。

内容提要：中暹大米贸易，以其独特的实用性和普及性，历来是中暹友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朝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中暹之间大米贸易关系产生，并且在随后兴旺发展，本文就清朝前期中暹大米贸易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

关键词：雍正 乾隆 大米贸易 暹罗 华商

清初，江浙闽粤等地因耕地稀少、人口增加等原因，出现民食不足的现象。迨至康熙末，东南沿海各地“产米不敷民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清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严重的粮食危机，开始向海外进口大米，称之为“洋米”。故时人称“东米不足，西米济之，西米不足，洋米济之。”①而当时“南洋凡三十余国，大抵土旷人稀，各有余米，如暹罗、柬埔寨、港口、旧港、安南、柔佛、六昆、丁家奴等八九国余米尤多。”②其中则以与暹罗的大米贸易最为发达。本文主要综合目前所见大量档案文献资料，拟就雍正、乾隆两朝中暹之间的大米贸易进行论述。

一、中暹大米贸易兴起的缘由

清初中暹大米贸易的兴起，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朝初期，东南沿海出现严重缺粮的现象。自康熙末年，江浙闽粤地方耕地稀少，产米尚不敷民食，多靠商人运米接济，经常“米价腾贵”，尤其是闽粤“逼近海岸，山多田少，民稠土狭，产谷稀少”，③加上当时生齿日繁，人口迅速增加，及不时的涝旱灾，出现“民食不足”的现象。东南沿海米价腾贵，民食不足，是清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内地之米被贩卖外洋，也造成沿海居民米粮紧张。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辨就奏有内地商人贩米往外洋，他奏言：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贩往外洋之故，请申饬海禁，暂撤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④雍正初年，一些商人贩运福建之米，私卖外洋，其地方有司“恐奸徒影射私运外洋”，稽查严密。⑤

再次，传统的调拨米石的措施失去效用。传统的解决粮食短缺，民众口粮不足的措施，主要是依靠邻省或邻区协济解决。但是，这个时期各地年景普遍不景气。广东各府州县虽然

摘 要: 本文以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鉴赏)》第六课《追求生活的真实――欧洲现实主义艺术》为例,探究课文中现实主义单元教学中相关内容的缺失与不妥之处,以为新课改美术教材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 《追求生活的真实――欧洲现实主义艺术》 问题与缺漏 分析与纠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鉴赏)》作为紧扣教育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的实验性教材,在部分省市高中已经推行了数年,我作为一名高中美术教师使用该教材也逾三年。在教学中我发现,该教材在原有老课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的创新与改革,其新颖性与时代性非常明显,有助于学生理解美术文化、形素养、激发创新精神、陶冶审美情操,具有很强的人文学科特征与很好的艺术教育价值。但同时我也发现,该教材作为实验教科书,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欠缺与有待改进的地方,尤其体现在一些艺术观念与艺术发展时期的表述上,似乎还沿袭旧路,与最新研究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这些陈旧的艺术观念的继续存在无益于新课程标准改革的深入推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与我们新课标的课程性质与创新理念不相符合,需要进行一定的修订与调整。我以其中第六课《追求生活的真实――欧洲现实主义艺术》为例,谈谈自己在教学中的思考。

一、标题使用含混,无法体现现实主义艺术的特征

《追求生活的真实――欧洲现实主义艺术》之题粗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因为现实主义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真实,但“追求生活的真实”会导致学生对该运动观念的混淆。因为,虽然真实性是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但并非唯一特征,即使加上“追求生活”也无法完全体现该运动的时代特性。因为欧洲具象艺术从某种程度上讲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真实描绘的基础上,再在其中加入不同时期的宗教、神话寓言等精神层次的深刻内涵。我们不能说荷尔拜因的作品《大使》中没有对当时社会的真实描绘,也不能说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子》不是对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因而,使用这样的术语来概括欧洲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虽没有错,但无疑是欠妥的,因为它没有将欧洲现实主义艺术的诸多主要特征,尤其是时代性特征包含进去。

二、对现实主义与之前艺术运动之间关系的表述落入俗套,泛泛而谈

课文开篇即意图点明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艺术运动的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艺术运动之间的关系,但是表述时主观地将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相对立,导致对艺术运动观念的阐述落入那种永远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陈旧俗套中。这种俗套简单概括来讲就是,认为后继产生的艺术运动是对前期艺术运动的反叛,同时刻意对新艺术运动开创期并行发展的前期艺术运动极力贬低,以此来凸显新艺术运动的革命性。其实,任何新艺术运动的产生必然建立在早期艺术运动的基础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前期所有艺术运动的综合继承,其创新之处并不绝对反叛,其与早期艺术的区别只能看作是与某种新兴观念与社会发展相符合的自然体现。以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运动来讲,其很多观念、作品、内容、风格、技法等无不来源于早期艺术运动,甚至库尔贝在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中也强调其现实主义绘画首先建立在对传统古典艺术的继承之上,其绘画风格是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西班牙荷兰画风的综合,仅仅是所观察的角度与以往不同而已。由此可见,教材对现实主义与之前艺术运动之间关系的表述还需商榷与斟酌。

三、对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描述存在主观偏好与挂一漏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