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范文精选

翻开人类古代文明史册，我们看到，西域文化处于中国中原文化之西、西方文化之东这样一个枢纽和交汇地带，西域以其宽阔的胸怀，广泛接受了东方文明的影响，经过长期的选择和消化，形成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西域文化。同时它又以极强的反作用力不断对东西文化施加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期间，西域音乐文化因其汇聚了众多民族文化、独特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更迭的宗教文化，加之“丝绸之路”的震荡和辐射，使其在东西方音乐文化碰撞、交融、耗散、整合的背景上，成为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的范本，在整体上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文化特征，形成西域音乐交流史中最动人的乐章。限于篇幅，本人主要论及西域音乐文化的东渐。

西域音乐文化东渐中原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音乐不断涌入中原，如汉乐府中著名的“横吹曲”即出自西域。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座、胡饭、胡箜篌、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胡化”之风成为时尚。西域的龟兹乐等纷纷流入中原。到五帝时，西域乐舞已正式归入汉宫廷乐舞机构“大思乐”中传习。至隋，已有“西国龟兹”、“齐国龟兹”、“土龟兹”三种龟兹乐舞流行长安，风靡朝野。到了唐代，西域乐舞在中原达到极盛时期，唐代燕乐在隋九部乐基础上增加了《高昌乐》。定为十部，西域乐舞竟达十之有七的比例。其中包括《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等，以及以西域乐舞为中介的《天竺乐》。关于此，日本著名史家林谦三在《隋唐燕乐调研究》中曾作出如下结论：“唐代燕乐诸调，除开清商一部外，大抵是用着龟兹乐派生出来的东西。”“以龟兹乐调为唐燕乐的原型或母胎绝不会是不妥当的。”与此同时，许多西域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也源源不断到中原，有效的传播了西域音乐文化。如著名龟兹音乐家白明达，疏勒琵琶演奏家裴兴奴，舞蹈家裴承恩，歌唱家裴大娘，于阒音乐家尉迟青、尉迟章，康国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曹婆罗门、曹僧奴、曹妙达、曹善才、曹刚，安国演奏家安万善，米国歌唱家米嘉荣等。到唐开元、天宝年间，西域乐舞对中原文化的补充和滋养，使其乐舞艺术达到了鼎盛阶段。同时，西域乐理、乐制、乐谱和乐器也传到中原，对汉民族音乐文化产生了革故鼎新的深刻影响。为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我们以《十二木卡姆》为例说明。

维吾尔古典音乐经典《十二木卡姆》是15世纪叶尔羌王朝经王妃阿曼尼沙汗将西域各地民间的“木卡姆”音乐收集、整理并加以规范和系统化，使其成为西域维吾尔民族古典音乐的集大成者。在这以前，木卡姆音乐已经对中原唐宋大曲产生着重要影响。如唐代的大曲大多沿用西域木卡姆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从西汉至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原的大曲，主要是由艳、曲、乱组成的大型歌舞套曲。这种形式与现今新疆莎车和喀什木卡姆中的第一部分琼乃额曼(又称大曲)相同，它由散序、歌曲及歌舞曲组成。作品有《秦王破阵乐》和《春莺啭》等；二是由散序、中序、破组成的大曲，在形式上与哈密木卡姆相同，作品有《武媚娘》、《上元乐》等；三是一种在汉文史籍中未曾记载的多变性多段联想(唐时也称大曲)作品有《苏罗密》、《移都师》等。又如宋词曲调《瑞鹧鸪》，对其音乐形态及特点进行分析，可看出它明显具有西域木卡姆音乐影响的痕迹。《瑞鹧鸪》的旋律大体有56712345结合而成，其中57124处于骨干位置，乐曲以七位结音，这种乐调在现代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中很难见到，而在维吾尔族大型古典套曲《十二木卡姆》中却可觅见踪影。如在第十套“纳瓦木卡姆”的“散板序唱”和“第三达斯坦”中，都可以看到与《瑞鹧鸪》曲调的主音和结音中非常相似的情况。与汉民族传统音乐相比，《瑞鹧鸪》的旋律中各相邻乐音之间的音程联系关系有许多不同。除了大多数汉民族传统音乐中常见的大二度和小三度构成的纯4度音列，即571的旋律和减5度的音乐连接(74)旋律非常具有个性特色。另外，在《瑞鹧鸪》的旋律中，出现了极多的弱拍起句和切分形式等。以上这些在木卡姆的故乡――新疆南部维吾尔民族传统音乐中屡见不鲜。据专家考证，宋词曲调《瑞鹧鸪》也源自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大曲《舞春风》，而该大曲又是源于西域传人中原的龟兹大曲。综上所述的音乐相似之处便豁然而解了。

综上所述。西域音乐文化东渐中原，尤其至隋唐时期造成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上空前繁荣的辉煌局面。这由当时中原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思想所致，也有繁荣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喜爱，游宴音乐之风尚等原因，更有中原与西域诸民族之间在精神和文化上的相通性(不像与西方文化的差别那么悬殊)，从而导致西域中原双方在文化艺术上相融互补，共同提高，乃至达到相互交流的境界。西域乐舞风靡中原，大大丰富了以大唐为代表的善于博采众长的汉民族音乐文化体系。同样，中原文化以恢宏的气度接纳西域文化的同时，也以巨大的辐射力向西域输出它的文化精神、资源与产品，给西域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增添光彩。

1西域文献数字化的必要性

西域文献的数字化本质上主要是指西域文化研究对象的数字化，数字化的这些成果带来了文献检索方式的革命性的变革，将对西域文化的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1.1西域文献数字化的应用，提高了文献学研究的效率，弥补了传统文献检索的不足

传统的文献学家或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者靠的是“皓首穷经”，效率极其低下。他们靠的是手抄、笔记或无数的卡片，这种“獭祭”的功夫，非十年或数十年的功夫才能有所成就。传统文献学研究并不仅仅是版本的考证，图书的编目和使用，书籍的校勘和辨伪，其宗旨，按照章学诚的说法，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一基本宗旨基础上展开的。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宗旨既明，以此为目的的研究都应属于这一范畴，文献数字化的兴起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

1.2西域文献数字化有利于西域文献的应用和传播，使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接触到之前难以看到或不能看到的文献

西域文化研究在这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显著进展，应归功于内外学术探险发掘的结果。过去根据散见中国和西方诸国记录中的史料，关于西域文化的许多学说，或被否定或被肯定，同时对过去未曾涉及的许多历史上重要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成功地揭示了古往西域文化的原貌，为西域文化研究工作带来新的进展。新发现的这些贵重的史料在种类和数量上虽很多，但多为残简断片，而且在典籍和记录中，有的是用现在尚不太明了的语言写成的，这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其研究成果只有待之他日。西域文献数字化则可以给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式与途径，也必将西域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3西域文献数字化有利于促进相关学科建设

边疆民族动态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心，西域文化重大问题都与民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故研究西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民俗学都不偏离民族学这个根基。学科建设上固然主要依托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艺术、文化人类学，但目的在于经世致用。研究手段上，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田野调查为主，辅以文献论证、考古资讯，而核心所聚的田野调查在环塔里木多元文化融合与发展、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抢救与保护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西域文化研究院相继设立了宗教文化、民族民俗、屯垦文化等研究室。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不断发展充实研究生教育，培养研究队伍，建设成西域文化研究重镇、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摘 要】辽西地域文化研究存在着主体薄弱，观念滞后，量少质平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社会影响。要想改变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不尽理想的现状，必须在队伍建设、观念更新和机制创新上下工夫。辽西地域文化由物种发轫奇观及其认知文化、人类发凡文化、中华文明发祥文化、辽西民族民间文化，以及普度众生的佛教文化、不绝如缕的战争文化、生机盎然的湿地文化和大闹天宫的动漫产业文化因子构成，它们为辽西旅游品牌意象构筑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

【关键词】辽西 地域文化 因子 旅游品牌资源

一 辽西地域文化研究现状

关于辽西地域文化研究，国外还没有公开发表的成果，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已积累了一些成果，根据文献检索主要有：魂系“渤海”千古情──医巫闾文化新探（王光等，1997）；举世瞩目的辽西化石文化（曹振印，1997）；论辽西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傅朝等，1998）；辽西区域文化的特征及其意义（王哲，1999）；辽西走廊文化特质探察（邹本涛，2005）；走廊文化与辽西旅游规划开发（曲玉镜，2007）；关于辽西旅游形象定位的思考（邹本涛，2007）；辽宁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品牌建设战略（曹萌，2008）；辽西五市山海历史文化游整合营销研究（谷玉芬，2008）；辽西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刘丹，2008）；辽西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研究（刘丹，2009）；以文化旅游发展动力助推“突破辽西北”——辽西北文化旅游资源考察报告（吕超，2009）；辽西构建“东北亚文化旅游金三角”的资源优势与策略（曹萌，2010）；辽西历史走廊品牌形象塑造（曲玉镜，2011）等等，总计不超过15篇（这里所列举的篇目不包括专业性极强的辽西考古学研究成果）。

二 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研究主体力量偏弱，社会影响力较小

现有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主体主要来自辽宁省内高校及部分科研机构，人数较少，且专门从事此领域研究者则少之又少。依照与辽西地域文化相关联的方式，研究者大至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相关领域如旅游、文化遗产等领域进入到这一领域中来的研究者。其研究重心往往不在辽西地域文化而在其他，因此难免浅尝辄止，甚至有些研究者只把辽西地域文化研究当成“过场戏”，很少在此方面用力，个别研究者往往会省略此环节，直接引用或“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因此，此类研究往往偏而浅，只能流于形式，缺乏建树。第二类是十分专业的辽西史前文化研究者。他们关于辽西地域文化的研究侧重于田野考古，对象和角度严整、专一、科学。但是他们对辽西地域文化的阐发，所关涉的往往是辽西地域文化的基底部分而不是现实层面。因此，此类研究往往专而狭，与对现实的辽西地域文化研究相关度不高。第三类是专门从事辽西地域文化的研究者。他们原本理应担纲辽西地域文化研究的重任，但遗憾的是，由于年龄、思维、求学经历、学科背景及所从事的职业（专业）等的影响，其研究通常呈现为兴之所至的随感式的阐发，因此，此类研究往往浅而散，缺乏系统性和应有的理论深度。

显然，上述三类辽西地域文化研究主体在辽西地域文化研究领域的确很难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摘 要：文学创作与地域文化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取得重大成就且独具魅力的小说脉流无疑是各个时期的地域文化小说，它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属性。西部作家从理论到创作都彰显和实践着西部地域特有的人文景观及自然景观，充分体现着自己独立的话语方式和精神系统。西部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对当代中国文学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关键词：地域文化；西部小说；精神结构；生命形态

abstract：literary writing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egional culture. a view of the 20th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shows that novel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different phases rank obviously among the most accomplished and most original. for example，western writers constantly presented and practiced distinct humanistic and natural worlds in western china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representing their individual discourse pattern and spiritual system. therefore，the properties of regional culture in western novels are of modeling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whole.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western fiction；spiritual system；form of life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就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人的存在”的意义有过经典性的阐述：“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人的肉体关系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马、恩在这个著名的论断中，强调了人是历史性地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存着的，对人的考察必须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地理环境)，以及自然基础“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即人文环境)出发。在此，马、恩之“任何历史记载”的范畴是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而且，马、恩的这个论断也正是我们考察地域文化与西部小说关系的理论基点。

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极具魅力、取得重大成就、生命力最为恒久的小说脉流，无疑是各个时期的地域文化小说。西部作家从理论到创作皆秉承前人衣钵，且不断有新的创作观念、艺术范式上的探索，这也给20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平添了格外沉雄而厚重的篇章。

一、西部的地域文化特征

从来没有一个广阔地域像中国西部这样古老而苍凉，寂然而质朴，历史久远却发展滞缓，饱经沧桑而依然肃穆庄严。

丝路是我国各族人民与世界各大文化交流对话的交通线路和途径。西域是丝路的一个主要地段。西域作为丝绸之路的要道，是东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一波斯文化以及希腊文化等世界几大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地，这就是构成西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主要原因。古代西域是个多民族或族群的地区，这里曾经流行几大宗教（摩尼教、拜火教、佛教、伊斯兰教），土著民族吸收了汉族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希腊文化，将它与本民族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色彩绚丽、面貌一新的地域民族文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西域文化具有多层性和多元性。要研究西域文化的整体面貌或某一个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近，我精读仲高先生的《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一书，从作者的综合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模式得到很大的启发。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涉及面十分广阔，其包括建筑、园林、工艺、设计、书法、绘画、雕刻、摄影、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电影、电视、文学、杂技、曲艺、木偶、皮影等多种艺术形式。丝路主要路段的西域是丝绸之路三东西方文化唯一的交汇处，各种文化艺术形式在此地频繁地出现，并经历了接触、摩擦、交融和兼容的发展演变过程，形成了独特而复杂的艺术文化圈。从科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细致深入地研究是一个难度较高的工作。研究庞杂的艺术形式与艺术现象是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和专业修养。关于这一点，仲高先生在《导言》中做精辟的论述。“因此，首先，研究者必须具备三种知识（东西方文化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乡土文化知识）和两只脚（一只脚在书斋，另一只脚在田野）。其次，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者应该与文化人类学者、民族文化学者、考古学者沟通和互补，以便协调中西与古今。最后，方法论的新变必将引起学术界的新变。”这些研究内容和方法“主要体现在：在时间上，注重联系，超越偏狭的学科界限，把艺术、文化、民俗等看成是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在空间上，跨越民族、地域界限，把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研究放在人类文化的总体格局中。”

作者在著作中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论点。作者巧妙地运用人文地理学、民俗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美学、文学和历史学等主要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大量的物证和实证田野资料的基础之上论证了自己的学术思考和理论观点。在书中两百多张引人注目的插图（自然环境、古代遗址、文物、人物、现代建筑等）足以给我们证明作者的深入而扎实的田野作业实践和丰富的文献资料阅读经验。仲高先生身为《西域研究》杂志的一名资格较老的编审，有幸审阅国内外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关于西域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民俗信仰、宗教艺术等诸方面的学术文章，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综合知识。由于编辑工作需要，他有机会积极联系各学科专家，切磋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扩大学术视野，为学术研究打了良好的基础。在研究方法上，他从跨地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世界性眼光，广泛地采用比较文化学、比较艺术学、结构主义、媒介学、接受美学、传播学和民俗学等诸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述了北疆游牧文化艺术、南疆农耕文化艺术和东疆农耕园林畜牧兼容的文化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和艺术想象。从宗教视角对多元艺术现象进行剖析是作者本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和特色。从阿拉伯、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对西域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形成了西域民族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作者对此分别进行较为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合乎逻辑的论点。作者从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诸角度对西域各民族艺术互相影响和融合与西域艺术对外来文化艺术的借鉴、消化、交融、创新和发展等问题加以了科学地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观点。这是本书的创新之处所在。

丝路要段——西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复杂而神秘的大陆型地域。关于西域的地理范围，历来都是许多学者进行争论的问题。因此，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西域的地理范围就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上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乃至欧洲，狭义上的西域指天山以南，昆化山以北，葱岭以东的‘三十六国’”。这是汉朝时代流行的西域概念。到了唐代，“西域”的地理概念则与汉代有所不同。“唐代广义的西域范围是很大的，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都可以称为西域”，而唐代狭义的“西域”并不是指汉代西域都护所管辖的今新疆地区，而是指葱岭以西到波斯的这一部分中亚地区。日本学者羽田享在《西域文化史》中提出了新的西域概念。他说《我用此名来指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包括广大不同外海的河水流经的诸地方》。他所指的西域的地理范围，大略指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的塔里木（Tarim）河流域的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注入伊塞克（Issih））湖，巴尔喀什（Balkax）湖等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准尔盆地（Jonghar）等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感海的河流流域的地方，南面以昆化（KoraK-orum）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x）山脉为限。西域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域民族众多，种族极为复杂。天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历史上看，西域一直是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及宗教文化的交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各种宗教文化顺着纵横交错的通路滚滚而来。这是由于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的主要地段就是从玉门到成海，里海之间。丝绸之路变成西域文化顺利传播的主要通道。

丝路中段的西域文化艺术因“生态文化环境殊异、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宗教多元、民族和语言多源、东西方文化交汇、成为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地域文化单元。”因此，对西域艺术加以研究，尤其对这个丝绸之路西域中段艺术的产生背景、发展规律、交融创新和传播流传等环节进行系统而科学地研究，进而得出一个恰当的结论是十分庞大的工程。仲高先生单枪匹马圆满地完成这一巨大文化工程是一个值得认可的功劳。作者从西域的人文地理环境、文化起源、文化类型、文化变迁、文化整合等发展规律来阐述了西域各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和各种形态，分别对壁画、工艺、图案、雕刻、建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各种艺术体裁进行了深入而细致地探讨，总结了西域艺术的开放性、多元性、多层性、杂交性和兼容性特点。对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研究对象来说，这一科学归纳是难能可贵的。

读了这本书之后，笔者对丝路中段的西域艺术整体轮廓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与了解。丝路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路线，是一个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平台和窗口。西域文化艺术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是正如仲高先生所说：“是一种双向选择、双向回授关系，它遵循的是纵向流传和横向交融。”这本书科学总结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彩陶、岩画、纹样、石人、西域乐舞、佛教艺术、建筑艺术等文化艺术的产生、演变、传播和发展等规律，为人们提供丝路艺术方面的综合知识和大量信息，开拓他们认识西域整体文化艺术发展途径的学术视野。

[摘要]汉唐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步走向繁荣的时期。佛教的传入初始经由西域, 中原僧人西行求法络绎不绝,经历魏晋到唐代达到鼎盛,出现了法显、玄奘、义净三大著名西向求法高僧,三人都有著作传世,影响深远。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从时间上长达六百年,对汉唐文化艺术在西域的传播、发展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西向求法 西域文化 佛教

汉唐时期中原西向求法当自汉明帝始。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蔡等十八人,西去取经,至西域大月氏国,遇迦叶摩腾,竺法兰,迎归洛阳,白马驮回《四十二章经》。佛门弟子西向求法当以三国时朱士行为第一人。公元260年,朱士行西出长安,终达于阗,在此他获大乘《放光般若经》梵书胡本90章,60余万言。朱士行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首开赴西域取经先河,其后西行求法之风大兴。

东来弘佛法,西行取真经。自魏晋以降,西域高僧人才辈出,东进中原授经僧侣不绝于途,佛教在中原的传播,激发了中原僧人到西域等地取经的愿望和热忱,中原僧人往西域求法络绎不绝。至唐代,西向求法达至鼎盛,求法终点也越过西域至达佛教的发源地天竺。中唐以后,苦于战乱,西向求法渐趋式微。但汉唐时期延续不断六百年的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魏晋时期的西向求法

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进入鼎盛发展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也渐趋频繁。文化的辐射效应以佛学东渐显现。西域各国崇佛礼经,产生了鸠摩罗什、佛图澄等一代佛学大师,佛典翻译远超先前,出现了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佛经翻译大师,中原僧人西向求法源源不断。北魏惠生、宋云于公元519年出使西域,宋云行记载“从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弥城。后人于此像边造丈六像及诸像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幡上隶书,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观其年号是姚兴时幡。” [1]悬幡都有万计,西向求法人员之众可见一斑,这些求法僧人的影响自不待言。兹择名震当时的西行求法僧人备述如次。

支法领,为慧远弟子,东晋孝武中(375―396年),奉慧远之命,西行取经,从于阗取回《华严经》前分三万六千偈。僧表,凉州人,曾于五世纪初,拜谒了赞摩伽蓝中的宝像。智猛,雍州京兆新丰人,后秦弘始六年(404年)与沙门15人结伴自长安出发,出阳关,经于阗,西行至天竺,元嘉元年(424年)返国。昙无竭,即法勇,幽州黄龙人,公元420年,召集沙门25人西行取经,经高昌、龟、疏勒,西行至天竺,最后仅其一人从海路返回。河西沙门昙学、成德等8人于公元424―453年西行求法,在于阗参加般遮于瑟大会,即佛教的五年一次大众集会,求教各国佛学者,学习外国语文,记录各家说教。回到高昌,将在于阗所得编辑成书名为《贤愚经》。慧览,酒泉人,宋太明中(457―464年)他游学西域,在宾国受戒。法献,凉州西海人,宋元徽三年,(475年)为巡礼圣迹,至于阗。路上历时五年。从于阗带回《妙法莲花经提婆达多品》《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原本各一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者多为有学问的僧侣,取经多到于阗,远者足迹遍布西域和佛教发源之地。此外,还有康法朗、竺佛念、法净、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慧达、僧纯、昙充、竺道曼、云篡、竺道嵩、昙朗、沮渠京声、道安、法盛、僧表、道普、道莱、宝暹、道邃等知名人士。道安著《合放赞略解序》载晋成帝咸和中(公元327―334年)“会慧常、进行、慧辩等将如天竺,路经凉州。”三人虽无传,可见有结伴西行之事,这种未留下姓名的求法者当不在少数。

经过多年发展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重要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现代文化已渗透到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个方面，众多来自新疆的艺术家们迫切需要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可以在全世界广为传播。阿依古丽便是其中之一。

知道阿依古丽，是在《妈妈咪呀》节目中阿依古丽和她可爱的女儿阚琳娜为观众带来了一段印度宝莱坞的舞蹈，在舞蹈表演完时，评委张柏芝更是走上舞台与阚琳娜学了一段印度舞，她们给这个舞台带去了很多的活力和快乐，整个现场涌现出一股异域风情。阿依古丽表示，虽然自己是维吾尔族人，但取得的成绩却属于56个民族。如果没有团结、安定的氛围，没有党和国家给予少数民族同志的广阔舞台，自己也无法取得这样的成绩。

舞蹈让人生充满梦想与坚持

阿依古丽说：“‘古丽’在维族语言里代表‘花朵’，阿依古丽就是‘月亮之花’的意思。”在笔者面前，阿依古丽散发着迷人的舞蹈家气质，她的开朗、随和使人如沐春风。“舞蹈给我带来了快乐，跳起舞来，好像永远不会累。”谈及舞蹈，阿依古丽一脸幸福。

今年36岁的阿依古丽出生在素有“塞外江南”美誉的古丝绸之路重镇――新疆阿克苏，早年毕业于新疆艺术学院。因为热爱舞蹈，她放弃了条件优厚的主持人工作，用6年时间学习了新疆舞、印度舞、肚皮舞的编舞和所有教程。此后，本着让更多人了解新疆、了解民族舞蹈的目的，阿依古丽来到北京，成立了北京东方魅舞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亲任教练总监。

阿依古丽是个充满梦想和坚持的女子，人们都亲切地称呼她“古丽老师”。阿依古丽告诉笔者，新疆舞蹈活泼优美，步伐轻快灵巧，身体各部分的运用较为细致，尤其是手腕和舞姿的变化极为丰富；北疆以伊犁为代表，它的赛乃姆舞蹈，吸收了一些其他民族的舞蹈成分，动作潇洒豪放，轻快利落，不时出现戛然静止或幽默风趣的小动作；东疆以哈密为代表，这里的赛乃姆音乐比较缓慢，节奏中保留了不常见的节拍，它的舞蹈动作稳重，手腕的变化不大，基本是半握拳式，在头上左右摆动，单步较多。

看阿依古丽的舞蹈，仿佛是场视觉盛宴。她的舞姿刚柔相济、动静分明，以快速旋转中不断变化造型而见长，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舞蹈，一经她潇洒奔放的舞姿演绎，都变得富有力度，她擅长细腻、生动的面部表情，内心各种复杂的变化，由舞蹈的肢体语言表现得挥洒自如。

阿依古丽能有今天的成功，与她多年的勤奋分不开，多年来，她的生活内容只有演出和练功。经常是瘀血斑斑，双膝的软组织严重损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也没有放弃舞蹈，常常是治疗、练功、演出同步进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她从不间断练功。她以快速旋转的舞技，通过生动细腻的动作和表情，把维吾尔族姑娘的喜悦心情和活泼的个性表现得入木三分。

摘 要：全球化语境背景下，异质文化相互对立、冲突、了解、接纳、和而不同、互敬共生；中国文化属阴性文化，美国文化属阳性文化，世界文化需要阴阳文化的共生共存，才能保持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地方文化具有文化养育性，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互需要、相互滋补；中国地域文化需积极参与全球化，个体意识与集体行动保护与传承地方民族文化， 并保持地域文化特色。

关键词：文化共生；地方文化；文化互敬；民族性格

一、故事梗概

《孙子从美国来》（另一中文名为《当孙悟空遇上蜘蛛侠》，英文名A Grandson from America），反映了中国老年人与美国小男孩之间的跨国代沟、具有浓郁中国地方文化特色。电影演绎着陕西华县皮影戏老艺人杨树德和一个美国的小男孩布鲁克斯之间“中国地方文化遇见美国强势文化的耐人寻味的文化沟通处理”，老杨头崇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孙悟空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鲁克斯则崇拜西洋文化中的蜘蛛侠，是美国文化的代表者。老杨头和布鲁克斯在生活习惯、语言形式、心理文化、思维方式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相互排斥，经过曲折的碰撞和相互之间的磨合、接纳以及人性美好的升华，最终老杨头和布鲁克斯成为老少朋友，体现了中美文化的合璧；布鲁克斯在老杨头的熏陶下，也喜欢中国华县的皮影戏和皮影雕刻，老杨头在布鲁克斯将要返回美国的时候，还特意为布鲁克斯精心雕刻了一个蜘蛛侠模样的皮影，作为礼品赠送。一个孤僻的美国孩子和一个脾气乖戾的中国陕西老爷爷，两个人都为对方而改变，还有对各自国家文化的坚持，体现着文化互敬。

人物对话生活化、演员把握角色心理活动到位、观影有极强新鲜感，小电影带给观影者大感动，简约而不简单。文化内涵丰富，内容新颖、一部出色的小成本国产电影。皮影蜘蛛侠也算中西文化结合的完美体现，昭示着东方遇见西方跨文化交际过程：对立、了解、接纳、包容、换位思考、尊重、和而不同，最后走向文化互敬共生。投资80万的一部小成本电影，没有大牌演员和大制作，没有刻意的说政治，没有宏伟的背景烘托，跨文化冲突解决的精彩体现.

二、文化理论梳理

Antonio Gramsic 提出文化霸权理论，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思想文化价值观存在强加行为，体现着文化强权和文化殖民；Fredric Jameson提出后殖民主义理论，指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占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看作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意识和价值观编码在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后者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使其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致使文化处于边缘地位；Edward W.Said 提出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世界话语权力结构中，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明显二元对立，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Francis Fukuyama 指出文化趋同论：西方文化改变非西方文化，强势文化欺凌弱势文化，以西方为中心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Mike Featherstone 提出文化融合论，强调文化的地方化，主张文化在相遇之后可以相互借鉴；Edward W.Said 文化异质论文化相遇后的冲突与对抗，主要表现为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1]。

三、电影特色推介

摘 要：元代江西文人各地分布不均，赣北、赣南不及赣中，中部最密集，吉安、饶州、抚州、南昌等路形成绝对优势；文人的分布州县也多不均衡，各路中心县多于同路的其他县。

关键词：全元文；江西；文化；地域分布

一、关于《全元文》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经过长时间的经营承担起了《全元文》这套书的编辑重任，由李修生主编，在大规模文献普查基础上于199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历时15载编纂成功，其中收录了大量元人别集中的著作和散篇文章，汇集了诸多不易见的材料。《全元文》共61册，1880卷，收文35000多篇，总字数约2800万，涉及元代作者3200余人，是有元一代全部汉文文章的总汇，在收集过程中对误收和漏收作了大量甄别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以此书为基础，对书中收录的江西人物进行全面的统计与分析，以期从一个侧面深入了解元代的江西文化。

二、《全元文》所收江西文人的地域分布

经过统计，《全元文》所收江西13路人数多寡依次为：吉安路（57人）、饶州路（48人）、抚州路（39人）、龙兴路（36人）、信州路（19人）、临江路（17人）、建昌路（10人）、江州路（9人）、瑞州路（7人）、南康路（4人）、袁州路（3人）、南安路（2人）、赣州路（1人），另有4位永丰人，不明是吉安之永丰，还是信州之永丰，还有3位只注明籍贯江西，具体地望不明。达到10人以上的单个州县有：徽州路婺源州（27人）、饶州路鄱阳县（24人）、吉安路庐陵县（22人）、龙兴路南昌县（22人）、抚州路临川县（14人）和金溪（13人）以及吉安路吉水州（11人）。

三、元代江西文化地域差异分析

作者简介：王冬，男，陕西广播电视台记者。

李慧，女，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文艺美学、文化传播等。

摘要：陕西地区的整体文化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如何保证这些地方文化高质量、高效率地传播，是陕西在建设“文化强省”过程中的必要议题，人文纪录片作为区域文化传播的良好载体，已经开始在文化传播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本文将以陕西人文纪录片的文化传播为例，分析陕西文化如何在纪录片中实现对外传播，以及达到了怎样的言说效果。

关键词：陕西；人文纪录片；文化传播；途径；效果

近年来，区域形象越来越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区域形象建设被看作推动一个地区长效发展的新思路。区域形象的影响力，代表着区域形象所能转化成的其他社会资源，诸如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这些都对区域的发展具有不容小视的影响。

在此我们所说的陕西地方文化传播，着重强调由客观存在的文化本体到主观能动的文化认知这一过程，因此，这里的“传播”不仅指文化在非陕西地区的域外传播，也指文化在陕西本土的域内传播。

一、人文纪录片——地方文化对外传播的良好载体

如下图所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任何一种地方文化的传播过程都要经历如下的几个环节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