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论文范文精选

一、引言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使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一引言

2004年底，国际清算银行邀请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行长共同讨论了有关外汇市场干预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中，除了日本外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对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地干预，然而这种干预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一直很普遍这些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主要是因为国内贸易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政府执政的影响但是，发达国家不再进行积极干预也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假如干预对名义汇率没有持久和独立的影响，则对实际汇率和贸易部门的竞争条件改善也没有持久影响力而且，私人金融市场有足够能力去吸收和治理冲击鉴于以上几点，在发达国家中，没有必要来干预汇率

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界限倾向于更少的资产替代性，与私人市场相比，当权者有更大的金融和管制力量相对于市场总收益而言，他们拥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总的来说，外汇市场干预对总收益的影响并不大许多央行认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汇率的波动而不是让汇率达到一个特定水平近几年来各家央行已经提高各自干预技术，他们现在花费更大的资源去了解市场，但是仍然不清楚其结果是否有效，因为市场参与者的复杂性也日益提高而且到底是什么驱使汇率变动的知识仍然存在缺陷，各种干预技术主要还是视情况而定，方法也是在尝试中发展的，这也证实了汇率干预的不确定性

二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目的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经济目标例如，控制通货膨胀，维持金融稳定性等但政策的目的性和对外汇市场干预有哪些影响主要依靠于许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发展的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和一国对各种冲击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对外汇市场干预的操作上所给出的精确定义仍然处于争论当中

对外汇市场干预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响汇率水平，其次是减少汇率波动性或者说给外汇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最后是影响外汇储备量外汇市场的干预由宏观经济目标所驱使的：控制通货膨胀或维持内部平衡，维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资源分配不当或维持竞争和促进增长，预防或处理市场无序或危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央行可以寻求目标来控制汇率和汇率的波动性或影响外汇储备量

干预影响汇率水平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维持钉住或有治理的汇率制度，旨在以汇率水平为目标或在一定幅度内限制波动性货币政策和外汇市场干预支持这些安排如香港阿根廷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的几个经济体维持一篮子钉住政策，都紧紧钉住美元在1994和199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金融危机前，有幅度的贬值是钉住汇率的一个特点但是，汇率变化使智利新加坡在他们特定时期和幅度内经历了升值压力即使再灵活的官方政策也会限制汇率变化的：比如韩国在1990年采用的“市场平均汇率体系”，即天天的汇率变动都限制在一个特定幅度内许多这样的钉住汇率制在1997和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后都崩溃了但有一个例外，钉住制度在中国大陆以及其香港地区仍然维持，而马来西亚在1998年又回到固定汇率制

关于汇率波动对出口所造成的影响，有大量的文献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汇率变动与进出口关系，或研究汇率变动对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不过，这些研究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经验角度，学术界对汇率波动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达成共识，无论是汇率波动阻碍贸易还是相反，都能在理论上得到解释。如Dornbusch与Berg(2003)都指出，在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下，外币币值变动风险较小，交易成本降低从而增加两国贸易；FrankelandRose(2002)的研究发现这种贸易的扩大并没有被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转移所抵消。而相反的观点也明显存在，如Johnson(1970)及Hooper和Kohlhapen(1978)认为，汇率不确定性可在远期外汇市场消除，避免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效应并不明显。Franke(1991)通过理论研究进一步指出，汇率波动使企业能够通过贸易活动达到资产（负债）多元化的目的，满足其资产或负债多元化的考虑。所以汇率波动甚至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如Bacchetta与Wincoop（2000）提出了第三种观点：汇率制度的差异与汇率波动性本身对贸易并无影响。

从经验分析上更是没有形成一致答案。Frankl&Wei(1995,1996)对亚洲国家的考察，Ito(1996)与Rose（2000）对APEC国家的数据支持中期汇率的波动会对贸易产生负影响；Sauer&Bohara(2001)及其Fritz-Krockow&Jurzyk(2004)则选取拉美国家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对出口有着很大程度的负影响。而Nilsson(2000)研究100个发展中国家对美、日与欧的出口，发现贸易量与浮动汇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而Gatour(1985)与Monero(2000)的研究表明，两者没有显著关系，或相关性非常微弱甚至是不确定的。

一、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模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过程中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与进出口结构特点。也就是说，汇率对进出口传导机制对不同产业结构特点的产品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经提到，相关系数和数据都表明，对于货币贬值在产品相对价格上的影响，在工业产品分类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在现实中，发达国家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一定成为其贸易的阻碍，而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国家却更偏爱于汇率的稳定。这与其出口产品结构是极其相关的，不同的出口产品结构的汇率对出口价格传导机制是不同的。这里选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与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弹性出口价格传导公式：

从此公式可知，出口国货币升值（de<0），会使以外币衡量的价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传导是不完全的。这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本币升值时，进口投入成本下降，对于固定的溢价来说，出口价格不需要充分升值；当由于进口投入成本γ变大时，这种效应会更为明显；二是价格弹性与溢价会随着价格改变。如果γ=0，溢价是一个常数，本币的升值对出口价格传导弹性为1。但在这种情况下，本币升值引起溢价下降，汇率传递是部分的。当本币升值时，出口商相对于外国竞争厂商来说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减少市场份额，如（8）式，从而减少了出口商在外国的市场能力与出口者的溢价。

从公式（9）中，可以看到产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汇率传导给本币价格机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与两国产品更激烈的竞争有关。如果两国产品高度替代，竞争性越强，这时本币贬值，出口厂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国市场的份额，为了保护市场份额，出口厂商会降低其溢价，对出口价格传递机制减弱。所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会较低，一是进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况，另一则是与外国产品相似、竞争激烈的产品。这意味着，面临着更少竞争的产品对汇率传导更为敏感：如竞争行业产品比垄断行业产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敏感程度不强，工业体所面临的汇率传导对出口产品反应更大，交通设备等工业品比纺织工业品的汇率传导机制更小等。

二、新兴市场体的出口结构与汇率制度选择

一、理论基础

Krugman（1998）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理论，其核心内容是指：若一国资本完全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固定汇率制不能共存。即一国政府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只能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三个目标中任选其二，却无法三者并存。图1是Krugman（1998）提出的三元悖论三角形，三条边分别代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每个顶点代表相交的两条边的政策目标能得到同时满足，但不可能同时满足三条边。如上方顶点表示一国同时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但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右下方顶点表示一国实施固定汇率制和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但无法实施独立货币政策，该国利率受到世界利率或其他大国的货币政策的制约；左下方顶点表示为满足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完全流动，必须以牺牲固定汇率制为代价。

二、研究设计

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来说，货币政策、外汇政策和资本市场开放是搭建有效的开放经济的三大方面。

（一）独立货币政策独立货币政策表明一国政府可根据本国经济增长现状来实施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自由调节来稳定经济，当经济过热时采用提高存贷款利率，当经济增速变缓时则采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来保证长期内一国经济平稳增长，而不用受制于世界利率r*或其他大国货币政策。Daly（1998）发现中央银行独立的国家采用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方法来使该国保持稳定持久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对外贸易以及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独立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二）固定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可以稳定本币价值和国内物价，降低外汇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及风险担保成本，从而保护和促进外部投资增加和国际贸易发展。但是，固定汇率制的弊端是当开放经济受到外部市场冲击时，政府无法通过汇率浮动来吸收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安辉和黄万阳（2009）运用VAR方法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ML条件成立。邹璇（2010）发现汇率刚性削弱了一国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且当该国资本流动性越强时，受到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消极作用。

（三）资本完全流动资本完全流动是争议很大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一方面，资本完全流动使开放经济暴露在投机性热钱流动中，增加银行体系信用风险（谈世中，2002），干扰正常的资本运转，从而导致一国经济不稳定。这一点在最近20年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证明。但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资本流动性越强，表明一国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转移效率越高，信息不对称性越低，同时对国际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一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参与程度越高越能通过组合多样化来分散市场风险，并进一步降低离岸服务外包收入的波动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3：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增长有积极作用。

（四）离岸服务外包收入波动相比发达国家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市场及资本市场体系和制度仍在完善之中，因此市场效率较发达国家仍然偏低。在货币政策方面，Ajzenman（2008）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由于货币政策维持稳定能够降低经济波动的预期，因此独立货币政策与贸易收入波动性显著负相关。在外汇政策方面，郑重（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新兴市场国家最优外汇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外部冲击的类型，在世界价格的冲击下，固定汇率制平抑投资、产出和消费的波动的效果优于浮动汇率制；但在世界利率的冲击下则刚好相反。在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方面，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远远不如发达国家，因此资本流动性越高，这些国家受到外部投机资本冲击的风险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4：独立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5：固定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消极作用。H6：资本完全流动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收入额波动有积极作用。

一、外资银行：规模增长及国际动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其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的上升,是成熟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银行体系融合的一个表现。在拉丁美洲以及转型经济的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占到了当地银行资产总量的大部分，而在亚洲，尽管外资银行所占比例比上述地区少得多，但是也成为了当地银行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资进入大幅增加，至1999年外资控制率达到了50%以上。90年代上半期中东欧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大大地加速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的步伐。最初出售的银行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但1999年以后，大型的国有储蓄和对外贸易银行也在出售之列。匈牙利在私有化的进程中走在最前列，到了1999年末，银行系统的外资控制率接近了60%。波兰的私有化进程是渐进的，但1999年到2000年有所加快，在1999年中期Pekao银行出售之后，外资控制率也达到了53%。捷克在1998年开始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造，到了2000年初，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有三家被出售，外资控制率将上升至60%。在2001年仅剩的一家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外资控制率达到90%。

在拉美，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历史很长，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数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机构掀起的并购浪潮。在1994年底，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购活动之后，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已经达到了50%。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渗透率一直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资银行控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银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银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资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资银行在其银行体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国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银行资产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资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银行。1997年、1998年两家大型欧洲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该国银行业的格局，并且加剧了竞争，随着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一步的外资收购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外资银行的作用比中欧和拉美国家要小得多，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进入零售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外，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放松了限制。韩国第一银行（KoreaFirstBank）出售给新桥资本（NewbridgeCapital）使得外资银行控制率在韩国有所上升。危机后泰国有四家银行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使外资控制率从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份额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期全球银行业合并整合的大趋势。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使得银行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使得银行业的净利差和利润大幅减少，降低了银行牌照（Franchise）的价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Guarco，和Bauer，2000）。同时，银行业在本质上是信息和计算机密集化的行业，其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成本在近几十年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特别是在银行后台业务运作方面；另一方面扩大了银行业务的范围，特别是银行OTC衍生产品出现和快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规模经济和产品范围扩大的好处，银行之间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利润率，促使大型跨国银行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涉足其他金融领域，并向海外大规模扩张（Canals，1997）。

中欧转型经济国家只有短暂市场经济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向银行系统重新注入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国家的政府认为将国有银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近期，为了加入欧盟并达到OECD的成员国条件，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现象和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国际资本涌入浪潮。IMF的资料显示，1990-1997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年均资本净流入高达1300亿美元，在个别高峰年份（如1996年），这个数字接近19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趋势一度发生了改变，但近一两年来，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量又有显著的回升。与此同时，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的国际储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高达8000亿美元。另外，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所吸收的外国资本至少有50%变成了国际储备。在许多国家，快速增长的国际储备不仅远远超过了传统的3个月进口标准，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债务的规模。

尽管对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全球化时代一国国际储备的合理规模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资本大量流入和国际储备急剧增长同时并存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置疑和批评。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就是最新的例证。在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运作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了控制汇率风险，一方面以较高的成本引进各类外国资本，同时又以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汇储备，这不仅意味着一定的静态损失，还意味着较大的机会成本。此外，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期，还会增大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因此，如何认识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相关的政策，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其次，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顺差能够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汇储备并不会出现过度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以及因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而引起的迅猛增长的国内投资、消费和公共部门支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尽管那个时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过80年代末期开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财政赤字已经大为减少，有的国家（如泰国）甚至还出现了财政盈余。同时，一些国家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减少甚至产生盈余。因此，可以认为，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加强国内货币纪律和维持出口产品竞争能力等方面的考虑，货币当局往往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在90年代，面对资本账户的大量顺差，为了避免本币的过快升值，一些国家的当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市场干预，进而成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还显示，缺乏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资本流入的风险贴水，并在事实上对获取外国贷款的国内企业形成隐含的政府担保，从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并且最终导致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

现象和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国际资本涌入浪潮。IMF的资料显示，1990-1997年间，新兴市场国家的年均资本净流入高达1300亿美元，在个别高峰年份（如1996年），这个数字接近1900亿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趋势一度发生了改变，但近一两年来，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量又有显著的回升。与此同时，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拉美地区国家）的国际储备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高达8000亿美元。另外，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市场国家所吸收的外国资本至少有50%变成了国际储备。在许多国家，快速增长的国际储备不仅远远超过了传统的3个月进口标准，也大大高于同期短期债务的规模。

尽管对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全球化时代一国国际储备的合理规模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对于资本大量流入和国际储备急剧增长同时并存这种现象的合理性，不少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置疑和批评。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一文中所提出的尖锐批评就是最新的例证。在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运作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为了控制汇率风险，一方面以较高的成本引进各类外国资本，同时又以较低的收益水平保持外汇储备，这不仅意味着一定的静态损失，还意味着较大的机会成本。此外，在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期，还会增大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因此，如何认识现有的国际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相关的政策，是一个颇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原因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资本过度流入。虽然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并不一定总会引起资本的大量流入，但是，90年代的实际情形是，一方面，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造成了国际利率水平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实施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使国际投资者相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前景，甚至产生了非理性的过度预期。结果，伴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特别是资本流入限制的大规模解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发生了资本的过度流入。在这些国家，大规模流入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部门所吸收，而是停留在金融体系并且成为相对过剩的资本。从根本上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长，正是货币当局通过市场干预将这部分相对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的结果。值得强调的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资本过剩，是建立在资本过度流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如果资本流入是适度的，那么，这种资本的过剩是本不应发生的。

其次，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从国际收支均衡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的资本账户顺差能够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大致相等，那么，官方外汇储备并不会出现过度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以及因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而引起的迅猛增长的国内投资、消费和公共部门支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因此，尽管那个时期同样是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流入的高峰年代，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未曾出现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然而，90年代的情形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经过80年代末期开始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财政赤字已经大为减少，有的国家（如泰国）甚至还出现了财政盈余。同时，一些国家面对资本大量流入而实行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私人投资和消费。根据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知道，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减少甚至产生盈余。因此，可以认为，在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国内需求的相对不足（至少同70年代的情形相比）是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在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加强国内货币纪律和维持出口产品竞争能力等方面的考虑，货币当局往往倾向于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在90年代，面对资本账户的大量顺差，为了避免本币的过快升值，一些国家的当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市场干预，进而成为外汇储备急剧增长的直接原因。此外，不少研究还显示，缺乏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它形式的固定汇率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短期资本流入的风险贴水，并在事实上对获取外国贷款的国内企业形成隐含的政府担保，从而造成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并且最终导致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

关键词：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

内容摘要：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技术条件不同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而导致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和市场结构形成、演变的独特规律。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模式只是市场结构范式的具体运用。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关键词：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

内容摘要：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技术条件不同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而导致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和市场结构形成、演变的独特规律。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模式只是市场结构范式的具体运用。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市场和其他市场一样，也面临着许多特殊的挑战，其中保险监管制度的调整和与国际接轨问题首当其冲。

应当客观地看待新兴市场国家保险制度的弱点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和制度方面的失灵造成的。这些国家，在进行了重要的结构性转变后，常常会出现高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的情况。就保险业而言，问题首先是由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松懈引起的。由于内部控制不力，出现道德风险，公司所有者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去谨慎行事，并对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监督，这种情况通常会引发制度上的失灵。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可能会在一种与合理的财务惯例不一致的目标指导下行事，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可以避免外部纪律的约束。法律框架不健全，使得管理松懈和公司控制不力等问题变得愈发严重。

按照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观点，要在新兴市场国家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制度，必须首先具备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必须要有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良好的宏观政策，以便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防止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如果整个经济不稳定，银行、信贷和税制等金融与法律基础不健全，保险业就不可能稳健发展。同时，还必须在社会各方面达成共识，支持建立和维持健全的保险市场所必需的措施。新兴市场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只有当达到了国际认可的审慎标准，保险业只有已颇具备竞争性、专业性和透明度时，保险市场才能实现真正的整体稳定。

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急需进行改革，但必须看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险市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保险制度的调整必须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此外，保险监管框架也必须经常进行调整，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观念和市场需求。

应当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

关于治理结构、制约机制和市场竞争。要想取得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要制订适当的经营战略，建立一支有能力、负责任的管理队伍。应当鼓励保险公司建立一种能够加强利益相关者监督作用的所有制结构。为了加强对管理成效的监督，限制不良动机，避免外界对保险机构商业活动的干预，应当在良好的财务状况基础之上，建立股权多元化的保险机构。保险机构要想实现良好的制度管理，必须制订内容广泛的内部控制和决策程序，由经验丰富的人员实施，由管理部门进行监督。在这个过程中，有效的风险管理非常重要，保险机构应当具备衡量、监督和控制不同风险的有效手段和措施。市场化的改革有利于促使保险机构增强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有利于更好地保持供需平衡，以合理价格提高服务质量。在加强谨慎监管的前提下，应当逐步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创造保险市场开放的竞争氛围，允许业绩较好的保险机构展示他们的优势，特别应当在谨慎而非歧视的原则基础之上允许外国保险机构的进入。

关于法律环境。建立良好的保险制度，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在进行保险立法的同时，也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如商法、民法、公司法、税法和银行法等。也就是说，应当培育一种法律环境，通过这些法律、规章和标准的推行，使市场参与者确信，保险市场的规则和做法是可靠的，进而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参与者的信心。参考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制订相关制度尽管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也应当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特殊情况，并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对这些制度加以调整。保险监督当局要持续行使监管职责，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审慎监管规章和标准。这些规章和标准应当客观、统一、透明，以使被监管者和经营者都能够熟练掌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