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论文范文精选

1新型城镇化及其发展趋势

1.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在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和地方政府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党的十之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其内涵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四化同步、美丽中国、布局协调、以人为本”，具体阐述如下。“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美丽中国”是指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布局协调”是指城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注重城乡统筹，注重城镇化的协调性。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一、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内涵要求

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是指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在发展规划、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体制机制、推进工作等领域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破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市建设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达到城市格局与智慧产业布局有效对接，城镇服务体系与智慧应用体系优化匹配，城市基础设施与智慧设施网络有机结合，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智慧城建设紧密融合，城市化与信息化互为动力，促进两者互动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其内涵要求包括四个层面：其一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国土规划等要与智慧城市建设规划相匹配、相对接；其二是智慧产业发展与城市产业的规划、布局、特色等相互协调；其三是智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功能、发展结构等相融合，两者相互支撑；其四是智慧城市应用系统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统筹谋划与推进。

二、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

宁波深化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必须从完善功能体系、优化空间格局、畅通交通网络、提升品质特色、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城乡一体等方面全面统筹整体推进。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就是要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智慧产业、管理、应用、文化等因子，从而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方面，依托主城区边缘设立智慧产业园区或在远郊打造独立智慧新城，是拉开城市框架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强化在城市建设、管理中智慧基础设施、智慧应用系统的融合，是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的重要路径。

（二）有利于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无论是构建智慧产业园区，还是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着力提升智慧元素，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智慧产业园区作为智慧产业的集聚区，为智慧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为园区内中小企业、创新企业提供场地、技术、资金、孵化等专业支持和服务，从而有利于智慧产业快速发展及相关企业做大做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提升智慧化水平，为智慧产品、服务、应用系统等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商机，对于加快智慧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也十分重要。

（三）有利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一、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解读

(一)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四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却有所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新”，涵盖了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四是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实现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分业的扩大，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物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典型的环境问题为城市的“五色效应”，即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白色的秃斑效应。此外，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差的公共设施往往无能为力。更有人口疏导布局缺失、产业布局不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额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车困难出现的“人与车争地”现象，由此而来的焦虑进一步造成公众的身心伤害。城市生态安全受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发展发面也表现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扩展使城市中的中低产阶级迅速壮大，中低端的医疗教育服务建设难以跟上。城镇人口存在生态健康危机，包括环境病加剧、适应能力降低、心态脆弱与心理亚健康。城市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加剧，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形势极其严峻。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态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目标;以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主要途径，并强调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和“顺应自然”。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对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一、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核心及其金融需求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就必须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及其发展的重点，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金融发展的具体需求。

（一）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核心及其重点

党的十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赋予了城镇化新的内涵和定位，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其内涵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核心在于使城镇化转型发展，就是要改变过去大规模造城、粗放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把重心从“城”转移到“人”上来，实现人的城镇化。重点任务则是有序推进农民的市民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就是要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镇功能完善，提升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适应城镇人口快速增加的需要，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管理手段，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城镇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促进资源循环有效利用，优化城镇生态环境等。

（二）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对金融发展的新需求

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任务繁重，对金融资本的需求量更加庞大，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服务业发展、保障房及商品房建设、居民消费等多个重要领域，再加上产业转型与消费升级，其中蕴含着大量多元化的金融需求。第一，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大。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需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注重城镇的生态基础设施，而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需求将大幅增加，尤其是供水、供电、供气、污水垃圾处理、公共绿地以及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要更多可靠而有力的资金保障。第二，农民市民化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因而更注重实现人口的城镇化。而人口的城镇化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和城镇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根据2013年7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社科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预测，未来中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到2020年前和2030年前全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3.0亿和3.9亿。若按人均15万元计算，至少需要资金60万亿元，因而资金筹集方面的压力很大。因此，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金融既需要加大农业产业化支持，以便有更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也要加大农民到城市就业、创业的支持，促进农民向城市有序转移；同时，还要解决农民“融入”城市后，要享受到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在保障房建设、教育、娱乐文化、生态保护等方面，从而对金融创新服务则提出了更高和更多需求。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发展对金融需求不断增大。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型城镇化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机制，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更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和产业集聚不断加强，对金融的支持与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目前，我国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由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产业区域分布由沿海向内陆转移、产业布局由分散向集聚化发展，产业驱动由简单加工、技术模仿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变。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园区建设、国内产业梯度转移以及技术创新等领域，对金融的需求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在新型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成长型企业，产业转移集聚不断加速等新特点，从而对金融创新发展，提供更多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产品与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总之，要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资金需求来自许多个不同领域，需求量也是非常庞大的。

二、金融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九五”以来，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我国城镇化率在2005年达到42.99%，而截至2013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金融的支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金融机构，一方面，通过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以及促进人口规模扩张和素质提高等渠道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在推进农村地区优化软硬件发展条件，为农村向城镇演进以及培育农村工业产业、积累未来城镇化发展动力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摘 要：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不是形式上的新颖，而是从本质和内涵上的新颖，是以人为本，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但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文化和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如果在城镇化进程中，丧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失落了“乡愁”，那么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城镇化”与“人，自然，社会”的生态和谐。新型城镇化的新应该体现在“人文内核”上。本文主要基于城镇化的视角阐述了乡村文化的现状及分析了乡村文化衰落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乡村文化的措施。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所谓乡村文化，是源于乡土并依存于乡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和乡土性，具体而言是存活于乡村田间地头，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体现村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意识的文化。

（二）乡村文化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照抄城市小区的模式建设新农村，导致乡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流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使得乡村文化以惊人的速度衰落，当代媒体的渗透和经济二元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本以乡村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以及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等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保护乡村文化刻不容缓。

二、乡村文化衰落的原因分析

一、“城市边界”与中国城市发展的地方化转型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提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要求“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城市学对城市边界的划分多种多样，其中两种划分方式影响最大：一是将其分为行政边界（由区域行政区划而进行的划分）与功能边界（由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功能而进行的划分）；二是将其划分为由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边界（有形边界）与由知识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边界（无形边界）③。上述两种划分各有其标准，但又在关于“边界”的基本看法上趋向一致，即都强调了城市边界的防御、隔离意义。这种对城市边界隔离性的强调，意在明确不同城市所据有资源的归属性与不可侵占性，其实正是城市资本扩张属性的表达，其所指向的是“城城”边界。与主张隔离的边界观相对，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对城市空间中的边界进行了新的二元区分，即刚性边界与柔性边界。所谓刚性边界是指以通透性较差的实体结构为界，以防御和隔离为主，不利于人们交流和停留的界限；柔性边界则相反，它强调包容、贯通和内外的交流，吸引人们驻足和交流①。从刚性边界与柔性边界的区分着眼，前述两种二元区分其实都可以归为刚性边界，而柔性边界则提示我们去领悟关于边界的另一种内涵，即因为边界的存在而引起的交流与沟通，扬•盖尔将之称为“边界效应”②。中国新型城镇化决策中的城市边界是隔离性边界还是沟通性边界？作为与资本扩张模式相对立的模式建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关系、超越“城城”关系，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规避区域内城与城之间的资本竞争，促进城市发展与乡土资源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中国新型城镇化决策中城市边界的提出应同时包含隔离与沟通双重意义：一方面，城市边界的提出是对由资本城市所形成的“城城”关系的隔离；另一方面，城市边界的提出又是对城市与乡村强化沟通的促动。城市边界引动的城乡沟通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区域资本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对乡村社会资本权利的确认，遏制城市对乡村资本的无限吞占，以此使城市与乡村在资本对等基础上实现良性流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资本的城市边界问题主要就是农村土地资本流转的问题；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市占地成为其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而新型城镇化决策明显强调土地资本的权利归属，这将为乡土社会拥有与城市资本相抗衡的资本权利提供保障。

第二，在区域社会建设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在区域范围内为“城市人”与“乡下人”共在的社会实现了正名。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结合部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地带而多遭诟病，治安混乱、身份模糊、功能错位是城市管理主体对之常有的指责，但诸般指责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乡民群体而言，城乡结合部恰是其融入城市的自我调适带，这种自我调适带的缺乏将使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无法进行。城乡结合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扬•盖尔指出，人们总是喜欢在边界区域逗留，这主要是因为处于空间的边缘为观察空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③。因此，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身份可自由转变，身份既已明确的“城市人”与“乡下人”可和谐相处、积极交流，呈现为一种可贵的社会共在形态。这种共在形态是几乎所有文明中城市化进程的实然存在，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原先被隐没、污名化的社会存在得以正名。

第三，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区域范围的“廊道空间”呈现出来。空间是城市的首要要素。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间空间仅是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通道，其社会属性、人文传统与地方认同统统被抹平，城乡冲突也正是隐藏在这种城乡间空间的去意义化上。然而，城乡间空间在根本上是无法完全被抹除意义的。城乡间空间是人群流动的空间，城乡间的迁徙不管对“乡下人”还是对“城里人”来说都是典型的社会“脱序”④行为。城乡间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的事实，也是人们在城市往还的社会“脱序”行为中所营造出来的人文空间。这种人文空间因其流动性成为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廊道”⑤；在资本城市的扩张版图中，城乡往还所形成的“廊道空间”是纯然物质性的，只有将其置于城市边界框架中审视时，城乡间人群流动所产生的空间生产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

进而言之，城市边界所引动的城乡间交流还仅只是其表层效应，城乡间交流的活跃化最终引致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本土回归。城乡间活跃的沟通将使城市发展落地生根，“城市”成为人们在城乡间的活跃交流中汇聚其地方性认同的特殊“地方”。所谓“地方”即是承载人们普遍认同感的处所。在人类广泛定居的时代，“地方”认同的前提与结果是人们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进入现代社会，资本的流通本性破坏了人们的“栖居”之地，也同时将人们对“地方”认同的需求空前激发起来。越是在动荡失居的中心，这种“地方”认同意识越强，这使得现代社会中“地方”认同发生最强烈的处所既不是在乡土社会，也不是在社会归属相对稳定的城市中心。“城市作为地方”源于城乡间的活跃交流。这种交流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与村落间的资本交换，以此形成了城乡间相对恒定的空间廊道；在此空间廊道中，人群、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流动产生了本区域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并由此产生了群体的信仰认同。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文化城市”正名

“城市作为地方”，对城市地方性传统的集体自觉构成了文化城市的内涵。“文化城市”或“人文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它强调以文化创造与人文价值导引城市的发展。然而，“文化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自身却包含矛盾，这种矛盾与“文化”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复杂性相关。有学者对“文化城市”进行了界定，指出：“文化城市本质上是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①。论者不仅仅肯定了文化优先，更突出了文化本身的“生产”属性，突出了城市文化的“资本”命题。大卫•哈维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揭示出全球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空间垄断而创造空间资本增殖的“垄断地租”。“垄断地租”的要义在于创造有特色的增殖空间，大卫•哈维指出，在资本运作逻辑中，“文化”是使空间特色化的绝佳方式②。那么，如何真正实现城市整体结构中“文化”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呢？通过“垄断地租”这一强大的空间经济工具，资本城市将发生在城市封闭体系中的一切都转化成了为其供给营养的资源。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与“资本”博弈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打破城市自身的封闭性。这种城市封闭性体现为双重形态，一是城市单体造成的城市封闭，二是城市单体与单体联合而造成的城市封闭（资本城市意义上的“城市群”）。打破城市的封闭性，破除资本城市的“垄断地租”阴谋，不仅要破除单体城市的封闭幻象，更要打破表面开放、实际封闭的城市群封闭体。所以，城市真正的开放，应是城市对乡土社会的开放。

一、珠海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

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在城镇建设的重点地区珠海西部地区，其农业人口占据了珠海市总人口的8%以上。在城镇改造完成后，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会成为剩余的劳动力，需要政府部门为其提供工作岗位，保障其基本生活。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这些剩余的劳动人口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就对政府部门安置城镇改造后的剩余劳动力造成了困难。

（二）新型城镇产业结构建立中的人力资源缺乏问题

在城镇改造完成后，在城镇中新型产业结构的建立中缺乏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源。在珠海新型城镇建设工作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珠海西部生态新城的建设工作中，除了高科技产业人才的应用外，对具有一定职业技术水平和专业工作能力的基层人力资源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如果依靠外聘工作人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话，其工作成本和资源建设投入都会很大。这就对新型城镇产业结构的建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问题

珠海地区的教育发展一直存在着城乡不平均的问题。在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中，教育资源的建设工作的落后会对整体新型城镇的建设工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后，部分新型城镇的学生因为高中教学资源的缺少会面临无学可上的问题，进而造成新型城镇中整体的人员素质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

（四）城乡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稳定问题

一、发展农村老年教育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

（一）“以人为本”：强调农村老年人的发展权

《规划》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考察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现状，一方面，城镇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转移，促使农村人口以逐年2000万的速度递减；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农村中老年人口由于缺乏职业技能和体力优势，只能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上述两方面情形的叠加，导致农村人口中老年人比例陡增，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因此，强调“以人为本”，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多的是指应以老年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核心是要关注老年人的发展权。这是因为，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各类加工企业和服务业等随之涌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各类社会基本保障、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等也日趋城镇化，所有这些，对老年人来说都属新生事物，他们在渴望适应新变化的同时不免心生畏惧。怎样才能在新形势下生存发展，并且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广大老年朋友最揪心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该是“老有所学”，加强和发展农村老年教育。因此，开发和开展适合老年人学习基础、学习能力和身心发展需求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继续就业的能力，也能惠及他们晚年的幸福生活方式，更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二）“统筹城乡”：尊重农村老年人的教育权

首先，农村社区教育经费、软硬件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的缺乏，尤其是文化建设和文化资源方面的不足，致使农村老年人的各种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严重地制约了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官方数据表明，近几年，中国年出版图书17万到19万种，其中有关“三农”的图书还不到4000种；城市发行网点在过去十几年间增逾3倍，而农村却减少了40％。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占人口60％以上的农民享有的文化资源还不足30％。其次，由于我国农村尚未建立和完善基本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老年人的学习时间和教育投入受到了极大制约，他们不能像城里老年人那样有足够的自由支配时间和充裕的教育经费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学习活动之中。其三，由于大多数老年朋友的青少年时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再加上后来从事的传统农业又是一种经验型的生产模式，不需要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创新。这一方面制约了他们对接受再教育的期望，另一方面也难免产生不愿学、不能学的思想。相反，近年来城市老年教育却如火如荼，发展迅速。若长此以往，城乡老年教育的“马太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上述反差，促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适时提出“统筹城乡”，“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等相关规定和原则。这不仅政策上解决了青壮年和留守儿童户籍、住房、用工、教育等问题，而且从法规的高度尊重和保障了农村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

（三）“绿色生态”：关注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权

新型城镇化突出强调了“绿色生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追求空间规模扩张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近年来，其弊端不断暴露。新型城镇化为规避重蹈覆辙，因此特别强调了“绿色生态”，倡导科学生产、文明生活。从生产上看，现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主要是老年农民，他们继承了传统农业中的诸多陈旧观念和做法，如过度开垦、盲目跟风、环境污染等；而传统农业中的优长却无意间被抛弃，如精耕细作，因为需要付出较大的劳动强度而被摒弃，绿色生态的种植方法多被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取而代之。因而，在发展现代农业时，需要进行科学生产知识的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转变观念，更新种养殖方法。从生活上看“，绿色生态”内涵下包括了饮食卫生、环境卫生等，这都需要在饮食安全、养生健体、垃圾科学处理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宣传和教育。无论是“绿色”生产，还是“绿色”生活，说到底是一个关乎老年人有没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生存环境，关联着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能不能得到保障。要消除这些潜在或显存的隐患，行之有效的方法仍然是对老年人开展必要的教育。然而，农村老年人学习能力不足，接受信息的渠道又相对较窄，改变现实生产和生活方式又需要一个阵痛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他们的实际，制定出与他们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将“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理念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四）“文化传承”：凸显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责任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来源

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投入的资金时间长，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点。商业化投资只能针对可见经济效益的项目，对于未能在短时间就见经济效益或只能预期社会效益的项目，主要由政府来投资兴建。政府投资的首要前提是能顺利融资。与我国其他省份相似，过去十几年里，辽宁省城镇化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城司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土地出让金与银行贷款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资金的主要来源。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建设用地指标越来越紧张，国家给予的用地计划指标下降，意味着将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益来源有限。而银行贷款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正得到决策层的关注，银行会随后加强对地方政府扶持项目的放贷审查，惜贷会是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正常反应。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虽然无法从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获得，但王淑梅、邱菊（2004），④杨志安、闫妮（2012）⑤的研究表明，辽宁省政府的显性债务余额与其可支配的财力相比，已超出债务率警戒线。因此，辽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旧债未还又借新债。从政府融通资金的来源看：一是靠政府财政投入；二是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或是取得外国政府贷款；三是从国内政策性银行获得开发性贷款；四是争取国外或国内的专业投资商进行商业股本投资；五是组建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六是通过产业基金、信托、保险等经营机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对于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主要用于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和社会管理费用等，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对于社会效益显著的城镇化基础设施，争取政府财政投入、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或取得外国政府贷款、国内政策性银行贷款都是较为稳妥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来源没有硬性的盈利性需求，贷款利率低，但审批贷款审批的时间较长，申请到审批过程中的程序性事务较为繁琐。对于不仅具有社会效益，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可以吸纳商业化投资和社会闲散资金的投入。即争取专业投资商投资或向社会公众融资。目前，辽宁省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对上述融资方式均有涉及。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种类

从政府角度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的需求需要克服困难予以满足，同时，也应对其风险加以防范。如果从项目角度而言，融资风险的来源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信用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农民市民化的投入都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任何一个部门的缺位或阻碍都可能导致项目搁置、资金成本会剧增。一方面，城镇化基础设施兴建的合作方选择需要优先考虑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卓著的企业，以免项目中途搁置，由政府兜底；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中，养老保险支出是远期支出的项目，而中短期项目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和住房保障等。资金的筹措就需要兼顾中短期支付与长期支付的信用风险。

（二）经营风险经营性城镇化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暖设施投资，需要正确估算市场需求，一旦市场需求结构或数量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投资者需要承担经营性收入不足而导致的投资回收延期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因收入不足而降低服务质量导致供需方矛盾激化，政府不能卸责。因此，在项目投融资决策过程中，政府需要凭借其信息优势，帮助投资方准确估计与研判可能遇到的经营风险。

（三）市场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的大量资金来源可能是多渠道的，因此，各种资金来源的数量与时间配合需要专业化的设计，才能在保证资金充裕的基础上，节约资金成本。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因利率、汇率政策变化或市场管制变化而导致资金链条断裂，进而导致市场风险。政府在项目推动过程中，应会同投资合作方科学预估市场风险并制定预案。

（四）完工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依托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又有赖于精心设计的施工方案。项目实际投资过程中，因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无法完工或不能按期完工、完工后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并不鲜见。完工风险可能导致投资回收不利或延期，从而导致融资成本骤增。政府有职责会同水文、地质、工程专家，合理预期完工风险。

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__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报告

省十次党代会将“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明确为今后五年我省的整体发展战略，提出要“积极培育__城市群，集约发展小城镇，因地制宜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商贸镇、旅游镇和工业镇，高水平规划和建设城市新区、产业新城，坚持成片整体推进新村建设。”对我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目前，我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比较低下，强力推进“两化”进程，既是省、市委提出的既定战略方针，也是在当前历史阶段和市情区情下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个人工作实践，谈一些互动推进__新型城镇化的粗浅认识。

一、把握当前背景下“两化”互动的共性与个性

“两化”互动是共同历史选择。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唐、宋时期，欧洲的蒸汽革命时期，都是城市快速形成发展的的时期。经济越发展，资源聚集度越高，城邦的形成越具有一定可能。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这几百年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规律有两条，一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二是工商业迅速成长，使农业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前，我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要求的时期，基于经济规律、人文关怀和制度选择，政府将必然帮助和鼓励农民迅速融入城市，并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问题，破解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互动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

当前背景下统筹发展的个性之路。理论上讲，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区域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但如果工业化单兵突进，就会出现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思路表征。

因此，在整个经济体系未完全成型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等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更不能坐等城镇化来推动工业化。要同时用好经济火车的牵引车头和推动车头，善于以内生动力加快两化进程，促进其同步演进。内视自身，在省内，__区没有一、二线城市所具有的良好工业基础为城市自然升级作保障，从近阶段的经济数据分析，工业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新型工业对城镇化的牵引能力严重不足，而由于政策推进等因素，新型城镇化在我区“两化”互动中领先于新型工业化，客观上更加大了对工业的反哺和助推作用。从现实选择来看，只有持续增强城市吐纳能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为加快承接沿海转移产业链、甚至发展特色工业和高端工业提供必然条件。

目前，正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佳时机。从历史经验看，国际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__-3000美元期间，就是快速拓展城镇化空间和提升城镇化品质的关键时期。20__年，全市、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处在2300-2400美元期间，未来五年，我区城镇空间拓展、品味提升、产业定位、文化特征都将处于快速发展定型的良好机遇期。

二、对统筹推进全区“两化”互动的理念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