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研究论文范文精选

一、新媒体定义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新媒体”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摘 要：在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文学理论教学现状的基础上，阐释文学和文学理论面临的危机、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并提出文学理论教学的改革路径，应把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使文学理论课程建设向更加专业、深入和实用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文学；理论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1-0022-02

文学理论课程是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核心课程之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同时，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其本身的理性色彩和逻辑性，又使得以感性见长的中文系学生理解起来颇费力气。鉴于此，文学理论课程在教学实践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急需改革，以适应新媒体时代文学理论的教学要求。

一、文学与文学理论面临的危机

首先，文学的危机。文学在当今的新媒体语境下，已然陷入了危机，甚而有学者直接宣称文学死了。认为经济、政治、技术全球化的力量和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的确，随着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时代已然到来，印刷文学曾是其中一种主要途径的过往的经典文学时代已经终结。当下，在全世界，不论是好是坏，越来越多扮演这一文学角色的，变成了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甚而至于有的情况下，人们去阅读书籍，仅仅因为他们先看了已然由文学改编成的电影、电视。虽然印刷的书还会在很长时间内维持其文化力量，但它统治的时代显然正在结束，新媒体时代正在日益取代它。这是一个由新媒体统治的新世界的开始，文学的危机已然出现。

其次，文学理论的危机。面对社会转型后新的媒体环境，文学理论面临着诸多危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今天的社会生活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我们生活其中，说陌生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离惯于生活于书斋中的我们太远，我们未曾遭遇过、经历过。文学理论面对的是活生生的、鲜活的社会生活，是作家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即文学作品。而当下的文学理论显而易见无法驾驭这些，它只是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文艺理论学者的自我与陶醉，既不能对转型后的社会生活予以回答，也不能对转型后的文学实践予以评判，文艺理论陷入深深的危机中。

二、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形态构成交互

论文摘要当今社会已进入数字信息时代，计算机给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历史又一次重现当年包豪斯的情形，一批数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专家、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家、音乐家、心理学家和大众传播专家，又一次紧密合作，他们的研究领域跨越了艺术与科学的界限。而新媒体艺术已日渐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审美价值和时代特色的新的艺术形态。

当今社会已进入数字信息社会，计算机已经给艺术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的普及，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从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向后工业社会的非物质文明转变。从电脑视觉艺术、全息成像、数码音乐、人机界面设计、电子出版、数码娱乐游戏到虚拟设计与制造、网络社区设计，以及未来教育等各个领域。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突破现有技术的限制，以创造性的发明与设计满足人类在信息社会的生活与工作需要。艺术及艺术设计将在信息社会中发挥其重要和特殊的作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包括虚拟现实艺术、声音环境作品、交互影视媒体、回应式表演、数据可视化和游戏以及其他数字形式的作品均属于新媒体艺术。

新媒体艺术的形态构成

我们所提及的新媒体艺术的形态构成是在语言代码作为本源的基础上，以交互为艺术的表现方式和手段，从技术层面、计算机语言层面、表现形态方面等角度进行分析的形态构成，我们所强调的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工具，与计算机结构化编程思想不谋而合。对于艺术设计师、工程师及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这种思维方法和这种工具是必须具备的。

对于新媒体艺术形态构成的研究，我们可以以交互性为核心，从科学实证视角来研究形态构成的技术核心、表现形态、载体、存在方式、艺术语言、构成要素、组合法则等等。它是跨学科、跨领域、文理通融的，需要一大批人来共同研究和推动。

一、技术核心

新媒体艺术作品的创作是艺术设计人员与编程人员及自动化设计人员共同协作来完成的，它体现了学科的交叉性和团队的合作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学科。它的展示与完成最终效果也较为特殊，是通过传感器接收信号，再通过程序处理来完成作品的最终形象的，它与人积极互动才能最后展示作品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要求很高，而且涉及面较广，技术的掌握与表现整合是其根本。信息时代文化的形成更多取决于技术成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艺术作品更多体现高度复杂技术，观念性、个性化的东西已经退隐其后。技术的因素更加突出。新媒体艺术的创作工具、传播载体等是数码化设备如电脑和网络，其形态是数码化的信息流，而其本身是没有实体的意识形态。因此新媒体艺术的创作和展示可以利用更多的科技手段来创造新颖而富感染力的表现形式和效果。

摘要本文从网络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的生态环境入手，针对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整合的发展趋势，探讨了传统媒体新空间的拓展策略。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空间；策略

有“第四媒体”之称的互联网迅速崛起和普及，令全世界新闻信息传播市场格局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早在2000年，Editor＆Pubhsher的研究结果就表明：大约1／3阅读在线电子新闻的用户对传统媒体失去了兴趣，电视收视率下降了35％，广播收听率下降了25％，报纸购买率下降了18％。网络媒体分流了广告、分流了读者、分流了眼球，甚至分流了信息源，那传统媒体的生产和增长空间在哪里?如何寻找到传统媒体新的“生长点”本文拟从传统媒体的新空间拓展方面做些思考。

一、网络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的生态环境

1网络媒体的优势及其对传统媒体的巨大冲击

网络媒体进入传播领域对传统媒体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波，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媒体有着许多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第一、传播内容上，朝着丰富性、高速化、专业化发展。

传统媒体受版面或时间的限制，对新闻信息不得不进行强制性选择，它们所能传送的信息量无疑是有限的。新媒介的信息是海量的，几乎人们能想到的内容都可以不受限制，容纳能力难以估量，同时，网络媒体在信息化工具的支持下，信息更全面、史广泛，能及时，随时史新，并瞬间传遍全球。而且，随着网络服务的成熟，网上信息将逐步专门化，有利于人们查找信息。

摘要本文分析灾难谣言产生缘由，论述了灾难谣言传播的几个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新媒体时代灾难谣言的控制防范对策。

关键词：谣言；灾难谣言；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

卡普费雷在《谣言》一书中认为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通常是通过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虽然这样的传播效果与范围是有限的，但还是能传递信息，树立或毁坏名声。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同样没有消灭谣言，反而使谣言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进行传播。

近年来谣言借着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快速扩散。其影响力不再像先前的口语传播会局限于某一地理区域，它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传播速度更为迅速，传播路径也更为复杂。显然身处新媒体时代的谣言比起前新媒体阶段的谣言来，危害更为严重，控制也更为困难。

一、灾难谣言的定义以及产生缘由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开始系统研究谣言，对各种谣言及其对部队和国内民众士气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G.W.Allport和L.Postman认为，谣言是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在某些区域的人们之间以口语传播的方式进行传播，但却缺乏相关的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R.Knapp则认为，谣言是一种旨在使人相信的宣言，它与当前时事有关，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W.Peterson和N，Gist定义谣言是一种在人民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国内学者胡钰则认为谣言是一种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上诉四种定义较为接近，都涉及到谣言与现实的事或人有关联，都是为了竭力使人信服。

灾难谣言作为谣言在灾难时期的一种形式，是针对灾民对于信息需求而产生的谣言，出现在地震、水旱等天灾人祸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但它并未脱离谣言的基本特点，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时代的灾难谣言的传播方式除了以往人际口头传播外，更加依赖于互联网络、手机等方式，在各个方面上都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增强趋势。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Allport列出了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卡普费雷指出，“谣言永恒的循环再现，证明它是一个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解释系统，通过一个有利的时间而现实化的结果”。

摘 要：安徽民间文化以其独具匠心的“徽风皖韵”“汉风唐韵”而著称，安徽民间文化长期在“文化自觉”的人际传播方式中，实现文化的历史传承。随着新科技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方式出现历史性的变革，传统媒体在保持“以质取胜”的文化传播优势下，“信息量大和传播速度快”的新媒体给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思路，在新媒体的语境下实现对安徽民间文化资源的整合，加强对安徽民间文化的舆论监管，推动安徽民间文化与全球化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新媒体；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文化自觉；文化传播舆论导向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18-04

一、引言

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丰富程度彰显一个地方文化底蕴的深厚与否，安徽是文化资源丰富的文化强省，特别的地域文化造就安徽特有的文化气质，安徽最早的文化历史痕迹可从两百万年前的繁昌县人字洞的人类活动遗址说起，安徽依据独特的地形与环境，在漫长地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三大文化板块：涡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新安文化），以合肥为中心的新的文化圈――环巢湖文化圈逐渐成为安徽省第四文化圈，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安徽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素养，成为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安徽民间文化资源作为安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皖风徽韵最为世人称道，人们总以博大精深赋予安徽民间文化最高端的称谓，但我们看到安徽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与当前安徽发展十分有限的民间文化产业规模、民间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不足、民间文化精品化与成果推广难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局面，除安徽民间文化存在地域分散、文化系统之间管理松弛、民间文化市场难以开拓、安徽民间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等原因造成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在安徽其他地域乃至全国推广受到严重的限制，新媒体在推介安徽民间文化的传播舆论引导途径上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二、安徽民间文化资源整合与文化自觉

地域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空间，长期的风俗习成，它是集地域特色文化之大成。梁启超曾论：“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1]梁启超向我们展示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度影响。安徽民间文化潜伏在安徽四大丰富的文化板块或文化圈中，“文化自觉”作为安徽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深深的根扎安徽地域的“文人墨士”之中，安徽人的“文化自觉”带来安徽民间文化的繁荣，我们能从多个方面看到安徽人的“文化自觉”给安徽民间文化带来发展的契机，实现安徽民间文化的内涵提升，有效整合安徽民间文化资源，增添安徽民间文化的学术价值。

本文作者：张波 单位：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

与手机剧相比，网络剧的发展较为成熟。因为电脑的播放技术已经今非昔比，而且网络剧制作目前已经得到各大影视公司和视频网站的积极参与。以国内视频网站的运营状况看，仅仅依靠网站的广告收入还不能够收回高额的影视版权支出，这使许多网站将目光投向了自制网络剧。当然，网络自制并不意味着放弃购买版权。当前国内代表性的视频网站在运营上基本都是“两条腿走路”，即从原来单一的“买版权”到目前的“买版权”与“卖版权”并重，大多数开展自制剧业务的视频网站已经将赢利方式落脚在了广告植入和版权分销两个方面。其他新媒体剧形式还包括公共视听载体剧等，目前已经成形的主要是地铁剧。以DMG公司制作的《晴天日记》和《背着你跳舞》为例，广告植入频繁却收到了较好的投放效果。

地铁剧在公共交通空间里聚集了较多的人群与注意力，在循环播放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广告效应层面的持续影响。而由于操作上的一定困难和新媒体剧广告投放商的产品定位宣传考虑，特定场所室内视听媒体的新媒体剧尚不多见，而户外大屏幕电视因为过于嘈杂的室外环境，仍未用于新媒体剧的大规模播放。不过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备和视听播放平台资源的优化配置整合，这种情况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网络剧、手机剧、公共视听载体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常常是同步进行，彼此渗透。而内容共享、平台多样、追求扩大影响，正是新媒体剧投放的主要特征。

制作力量多元：分营与交叉

新媒体剧拥有多元化的制作力量，既有视频公司的全程参与，又有来自电视台的竞争合作，还有草根大众的积极介入，网状化的制作生态格局是不可回避的生产态势。

1.两分天下：业界自制与草根自制。新媒体剧产生伊始，其草根特质令人兴奋不已。“无论你是谁，均可参与”，这样的宣传理念正是其大众化、草根化特质的体现。然而在草根参与的同时，业界参与更为稳健有力。综观目前实现广泛影响的网络剧《钱多多嫁人记》、《嘻哈四重奏》、《欢迎爱光临》等，无一不是由业界投资制作完成的。个人参与的障碍不是平台本身（因为Web2.0时代的特质意味着大众尽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博取关注），而是在其他方面：第一，资金的投入。尽管新媒体剧较以往传统电视剧的制作经费投入规模已经大大减少，然而这一趋势并不绝对化。短时长不一定就是低投入。网络剧刚出现的前几年，一集的制作费用仅仅几万元，而现在有很多视频网站自制剧已经开始往几十万元和更高的制作门槛迈进。视频网站拥有自身融资实力、前期广告投入、视频播放收费等多渠道的资金基础，使网络剧实现大制作具备了现实可能。第二，业界的资源整合和同步经营趋势。2010年之前，来自原创层面的竞争相对严重。那些迫切想从购买传统电视剧版权的高额花费中挣脱出来的视频网站，又一头扎进了竞相提高自制剧制作成本赚取宣传噱头的泥潭。目前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像华扬联众这样愿意充当“第三方”的互联网广告公司已经出现，其任务便是整合网络剧制作力量，实现资源共享，由多家视频网站联合投资，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同步发行，共同分成。2012年3月，优酷网和土豆网宣布合并，对无论是经营、营销还是内容定位等层面都高度趋同的两家视频公司而言，合并的确是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

另外，在视频网站创立之初就存在的草根自制网络剧并未消失，它正在被整合进业界制作格局。以网络剧《大学生同居的事儿》为例。最初，大学生周林只是和几个同学制作了用DV拍摄的短片，结果上传网络之后反响火爆。随后，这些年轻人和电视台、网络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始专门从事网络剧制作。近几年，各大视频网站始终处在发掘网络视频制作人才的“猎头”状态之中，关注人气高的网友自制视频，洽谈合作计划。像土豆网“橙色盒子”计划中的“6号仓库”规划便宣称“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在新媒体剧制作层面，草根是被作为创意、人才资源储备来对待的。当草根成为业界的一部分，那些原本远离制作的“散兵游勇”会迅速被整合进影视市场的洪流之中，瓦解掉曾经的身份，为主流的影视制作提供新鲜血液。

2.双向合作：电视台与网络媒体的合作。电视台与网络媒体在新媒体剧生产层面正在深度合作。网络媒体打造自制剧试图逐渐培育自身独立的内容能力，电视台则力图保证自己的收视率，继续吸引大众关注，于是一些“视网联动”的新媒体剧应运而生。如今，许多新媒体剧实现了从新媒体平台逆流到电视平台播放（如凤凰网的《Y.E.A.H》）；或者由电视平台播放转向网络版和手机版的制作（如《爱情公寓》）；也有电视平台和新媒体平台深度合作、联合制作并实现了电视+新媒体多平台播出的情况。2009年，浙江电视台影视娱乐频道与新浪网合作完成新媒体剧《因为•爱》，试图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双赢。2010年，优酷网整合网络剧、网络综艺节目推出“恋爱季”的主题活动，联合安徽卫视和湖南卫视，互为补充，同时推出。以上尝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像《因为•爱》便一举实现平均3.8%的电视收视率和新浪网单日点击量过万的双丰收。2011年5月初，《钱多多嫁人记》登陆数字电视频道，在全国20余家省市电视台播放。同年6月，搜狐视频多部自制剧登陆CMMB，成为手机电视的内容提供商。而土豆网则将合作的目标延伸到了中国台湾地区。2011年9月，土豆网与台北中视传媒签订长期策略合作意向书，其自制偶像剧《爱啊哎呀，我愿意》在开拍时便瞄准了台湾地区的电视播出平台。2011年10月，旅游卫视开办《网剧来了》栏目，开播内容选用《钱多多嫁人记》、《疯狂办公室》等剧集。该栏目的创立代表着电视台求新突破，试图以网络剧内容竞争频道收视率的愿望。电视台和网络拥有各自受众群体，二者之间的合作可以提高节目的覆盖面，聚集拥有不同收视习惯的观众，将节目的多次传播嵌合于多个平台，优化视频资源配置。影视剧集的播放平台并不仅仅是竞争的关系，电视台和新媒体之间既有原来的影视内容买卖，也有目前的平台合作。在未来，电视台和网络、手机、公共视听载体的合作必将进一步深化，有望看到全媒体播放的深度跨界作品。

摘要：

通过对2006年～2011年间发表于《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上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和方法运用不足；以产业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新媒体并未受到太多关注；新闻传播学理论对传媒经济研究影响较小；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为研究主体；研究受到了较多资助。

关键词：

传媒经济学 内容分析 研究回顾

一、研究缘起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媒经济学在较长的时间里受到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忽视。在国外，较早对传媒经济展开研究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如科斯对无线频率分配、广播电视管制的研究等。即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从事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仍然很有限，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方面也较为薄弱。但自20世纪80年代始，传媒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不再是经济学家，而是新闻传播学者。美国学者莱西对1988年到1992年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和《新闻学季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在两家杂志发表的70余篇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中，64篇来自新闻传播学者，只有9篇来自经济学家。同时，传媒经济研究在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方面也有所提升，莱西发现在样本中有3篇文章发展理论、48篇文章检验理论，15篇为前理论，10篇属于评论。

在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传媒集团的组建和传媒市场竞争的加剧，传媒经济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热点研究领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开始对国内传媒经济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如章平对1996年～2005年间的两家新闻传播学期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传媒经济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媒介组织和媒介管理是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传媒经济研究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强月新对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的传媒经济量化研究进行回顾，认为传媒经济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量化研究方法不断增加。丁汉青对1998年～2007年内地传媒经济学术圈进行引文分析，认为这一领域研究既缺乏核心作者群，也缺乏核心信息源，传媒经济学根植于新闻传播学。

尽管以上学者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作出了较好的回顾和总结，但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由于这些研究发表的时间较早，因此大多是对2006年之前的传媒经济研究作回顾，而对近几年传媒经济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尚不多见。另外，随着新媒体在整个传媒市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传媒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新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这些新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摘 要】本文通过对新闻传播学两本专业期刊的内容分析，对10年来我国传媒经济研究做整体上的梳理。研究发现，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构成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主体人员，而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则普遍缺席。传媒经济研究具有突出的应用导向和实践特点，媒介组织经营与管理议题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但遗憾的是，传媒经济研究很少获得社会资助。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研究者大多是独自作战，合作研究自2003年起呈急剧增长态势。报纸媒介仍是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研究对象。

【关键词】传媒经济；研究述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章平（1971-），女，汉族，江苏连云港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生。池见星（1983-），女，汉族，福建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一、研究背景

传媒经济研究已成新闻传播学领域中的显学。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共有40多部中文版的传媒经济学著作问世(陈中原，2005)；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学术期刊纷纷开设了与传媒经济有关的栏目，从多层面展开对大众传播业的经济分析；有关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探讨近年成为研究人员的热点话题，并引发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广泛讨论(潘力剑，2004；郭炜华，2005)，有些研究者则对我国传媒经济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积银，2006；常永新，2006)。

实际上，中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及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传媒经济学界的关注。2006年5月，世界传媒经济学年度盛会――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快速、良性发展，成为一个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这其中，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回顾、梳理、分析、总结，无疑既是必要的。鉴于专业学术期刊是反映本专业研究进展的重要平台，本文选取新闻传播学两家核心期刊，以分析学术论文为窗口，力图从整体上揭示10年来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真实状况，厘清现状，提出问题，为这一研究领域提供参考性资料，从而为推动其发展尽绵薄之力。

二、研究思路

媒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手机、电脑、电视这三块显示屏占据了现代人大部分的注意力，大大小小的屏幕成了人们观察、了解、认识世界的窗口。便利的媒介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它在培养人们信息依赖习惯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意见形成机制，并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变革。媒介化社会是对这种改变的概括。这种人人皆有的生活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媒介化社会的问题。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陆定一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